圣克拉丽塔山谷是绵延于圣加布里埃尔山脉和圣苏萨娜山脉之间的豁口的一处谷地。圣克拉丽塔山谷在洛杉矶以北，由于两条山脉的保护，没有受到城市及其弊病的影响。洛杉矶不断有家庭南迁来此，希望住更便宜的房子，上更好的学校，有更多的绿地，他们希望能在此享受到良好的治安。这些特征同时也吸引了几百位警察。据说圣克拉丽塔之所以这么安全是因为每个街区几乎都住着一位警务人员。

但即便有群山遮挡，有警察威慑，城市的痼疾还是不可避免地从山口迁移到这里的社区和公园。乔纳森·丹伯里就能证实这一点。他告诉博斯和贝拉，他那把价值三十美元的钛边刀是从车里的工具箱被盗走的，被盗时车就停在羽星大街他家的车道上。更恶劣的是，作案现场就在一个警察家的对面。

这里是中产及以上的阶层居住的高级街区，住宅区后面是一条名叫哈斯克尔的天然水渠。丹伯里穿着T恤衫、滑板裤和人字拖来应门。他说他在家做旅行代理，妻子做圣克拉丽塔山谷索格斯区的房地产。丹伯里说要不是看见博斯出示的证据袋里的刀，他早就把丢刀的事忘到九霄云外了。

“我从没想过还能见到这把刀。”他说。

“六年前你向钛边公司报告了丢刀的事情，”博斯说，“那时你向县警察局报案了吗？”

圣克拉丽塔没有设警察局，建城伊始这里的治安就由洛杉矶治安办公室负责。

“我给他们打了电话，”丹伯里说，“事实上，住在我家对面的蒂尔曼警官来看过现场，也写了报告。但之后就没下文了。”

“警方向你通报过后续情况吗？”博斯问。

“我记得接到过一通电话，但警方似乎不是很热心。我觉得可能是附近哪个孩子干的。在我看来，这个贼可真够大胆的。”

丹伯里指着街对面讲述当时的情况。

“当时我的车在这儿，对面停着辆警车，两者只隔了二十英尺。那些胆大妄为的家伙竟敢在离警车这么近的地方进我的车把刀偷走。”

“打碎车窗的时候没触发报警装置吗？”

“没有。警察说我没锁车门，好像错在我身上似的。但我肯定锁了。我从没忘记过锁车门。那些家伙肯定是用香肠之类的东西撬门的。”

“就你所知，警方没有逮捕什么人吗？”

“即便逮捕过谁，他们也没通知过我。”

“先生，你这里保存了当时的警察写的案情报告吗？”贝拉问。

“应该有，但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丹伯里说，“现在我在家上班，还有了三个孩子。家里总是一团乱，所以我都没请你们进门。要在一团乱中找那份报告得费上一番劲。”

他说完笑了。博斯没笑。贝拉只是点了点头。

丹伯里指着证据袋。

“上面没看到血，”他说，“别告诉我有人被这把刀捅了之类的事情。”

“没人被这把刀捅过。”博斯告诉他。

“你们远道而来，事情应该不小吧。”

“事情是很严重，但我们无权告诉你。”

博斯把手伸进外套内袋，似乎没找到他想要找的东西。接着他拍了拍外套的另两个口袋。

“丹伯里先生，能借根烟抽吗？”他问。

“抱歉，”丹伯里说，“我不抽烟。”

他指着博斯手里的刀。

“能把刀拿回来吗？”他问，“这把刀可能比买的时候更贵了。有人专门收藏这种刀。”

“我听说了，”博斯说，“贝拉警官会给你张名片。过几周你可以找她拿回你的刀。能问你件事吗？当初你为何要买这把刀？”

“老实跟你们说，我有个姐夫是退役军人，他平时爱收藏这类东西。买刀的确有防身的作用，但买刀的主要目的是想取悦于他。买了刀以后，我起先把它放在床头柜里。但之后我意识到这样做很蠢。把刀放家里也许会伤到孩子。因此我把它放进车里的工具箱。之后我就把它给忘了。直到有天上车看见工具箱开着我才发现有人偷了那把刀。”

“丢了别的东西吗？”贝拉问。

“只有那把刀，”丹伯里说，“车上只有刀值点钱。”

博斯点点头，然后转身看着街对面的那幢房子。

“街对面的警察搬到哪儿了？”博斯问。

“我不知道。”丹伯里说，“我们不算朋友。我想他也许搬到西米谷市去了。”

博斯点点头。他们已经从丹伯里那里收集到了关于这把刀的尽可能多的证据，丹伯里显然不像嫌疑人那样是个烟民。博斯决定问个会激怒对方的问题——会导致自愿问询走向争议结局的问题。

“介意告诉我们昨天午饭时你在哪儿吗？”博斯问。

丹伯里不安地看着他们一会儿，然后尴尬地笑了。

“嘿，这是怎么了？”他问，“把我当成哪个案子的嫌疑人了吗？”

“这是个例行要问的问题，”博斯说，“这把刀是昨天中午在一起入室行窃案的案发现场找到的。如果你能告诉我们当时你人在哪儿，我们可以省下不少时间。这样我上司就不会在报告中看到你的名字，派我们再来叨扰你了。”

丹伯里收回手，把手放在门球上。眼看他就要结束谈话，对他们摔门了。

“昨天我整天都在家，”他草草地说，“十一点时我把两个生病的孩子接回家，带他们去了医院。这事很容易查证。还有别的事吗？”

“先生，没别的事了，”博斯说，“谢谢你帮忙。”

贝拉递给丹伯里一张名片，和博斯一起走下门前的台阶，听见门砰的一声在他们身后关上了。

贝拉把车朝高速公路的方向开，途中在一家免下车的速食店买了点快餐，好让博斯在南行的时候吃点东西。贝拉说她吃过了，现在不想吃东西。博斯和贝拉没有谈找丹伯里问话的事，博斯想在谈论前思索一下和丹伯里的谈话。上了5号高速公路以后，博斯主动开启了这个话题。

“你对丹伯里有何想法？”博斯问。

贝拉关上车窗。

“说不好，”贝拉说，“我原本希望他知道是谁拿走了这把刀。现在我们只能去调当时的警方报告，看看他们有没有怀疑过谁了。”

“你不觉得丹伯里是拿报失当幌子吗？”

“报失两年之后才在圣费尔南多开始强奸吗？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不大。”贝拉说。

“只能说‘报了案’的强奸是两年后开始的。我们可以从昨晚打来的电话中发现，也许还有别的案子，可能发生得更早。”

“没错。但我不认为会是丹伯里干的。他没有前科，不符合侧写的形象。他不抽烟，已婚，还有好几个孩子。”

“你不是说侧写不一定都对嘛，”博斯提醒贝拉，“他在家里做自由职业，午饭时孩子们都在学校。”

“可昨天不一样。他给了我们一个很容易查验的不在场证明，学校和医院都能做证。哈里，我们要找的人不是他。”

博斯点点头。他同意贝拉的意见。但为了避免单一性思考，他觉得唱唱反调是有益的。

“当你想到它的时候还是很奇怪的。”贝拉说。

“怎么奇怪啦？”博斯问她。

“在圣克拉丽塔被盗的刀会被一个戴着面具的男人用来在圣费尔南多追逐拉丁裔妇女，是不是很诡异？”

“是啊。我们在谈这起系列案件的种族因素。现在我们也许还得深挖下去。”

“怎么深挖下去？”

“到洛杉矶警察局去挖。米森分局和山麓分局也许保留了强奸案嫌疑人或强奸案罪犯的档案。兴许能从中找到些名字呢！”

“这主意不错，交给我吧。”

“周一再说，明天你得休息。”

“原本就安排休息的。”

博斯知道，贝拉之所以主动提出去分局调取文件是因为一些分局对博斯抱有敌意。贝拉希望很快能拿到那些文件，不想因为同行对博斯的敌意而被拒绝。

“贝拉，你住在哪儿？”

“查茨沃思，”她说，“我们在温内特卡有幢房子。”

“很不错啊。”

“我们很喜欢那儿。但和别的地方一样，挑那儿主要考虑的是学校，那边有几所好学校。”

从钉在隔板墙上的照片能看出，罗德里戈应该还不到三岁。贝拉已经在为他的将来着想了。

“我家孩子十九岁，”他说，“是女孩。她经历过一些坎坷。很小便失去了母亲。但她都扛过来了。只要家人给予正确的引导，他们就能创造出奇迹。”

贝拉点点头。博斯觉得自己像个强行给人提再明白不过的建议的傻瓜。

“罗德里戈是纽约道奇队的球迷吗？”

“他年纪还小，但以后会是的。”她说。

“看来你也是个球迷啊。你刚才说到比阿特丽斯像阿德里安·冈萨雷斯一样挥舞着笤帚。”

他是球迷最喜欢的球星，在拉美人中颇具人气。

“是啊，我们常去查韦斯山谷球场看他打球。”

博斯点点头，把话题转回到工作上。

“今早的电话还是没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吗？”

“没错，啥都没有。现在，那家伙知道我们查出一点眉目了，但其实也并没有什么作用。为什么老在原地打转呢？”

“我的那沓还没看，也许会碰到惊喜呢！”

回到警察局后，博斯终于有时间处理桌子上的那沓电话记录了。之后的六小时，他给这些来电人回电，询问各种问题。但和贝拉一样，博斯一点有价值的东西都没问出来。这些电话使他深信，如果时机对了，许多人都会拉低自己的下限。人们会根据侧写试着把系列强奸犯演变成一个杀人犯，利用这个大好时机把自己的仇家打入万劫不复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