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上最有势力最有钱的人怎么会是那么个小气又没良心的王八蛋呢？”

艾达·福赛思带着茫然的眼神说出这句话。博斯看不出她在回首过去还是在远眺惨淡的未来。可艾达正是以这种姿态开始了自己的诉说。她说博斯拜访惠特尼·万斯的第二天，这位老迈的亿万富翁告诉她他快要死了。

“他一夜之间就病了，”艾达说，“看上去很可怕，甚至连衣服都没换。中午他穿着睡袍走进办公室，说需要让我写点东西。说话声细微得几乎听不清。他说内里似乎有什么东西关上了，他快要死了，需要写份新的遗嘱。”

“艾达，我告诉过你，我会当你的律师，”哈勒说，“所以没必要对我撒谎，在我面前撒谎的话，我就马上退出。”

“我没在撒谎，”她说，“这都是事实。”

博斯举起手，示意哈勒停止对艾达施压。哈勒半信半疑，但博斯觉得艾达是在讲述事实——至少从她的角度来说，博斯想好好听一听艾达是怎么说的。

“继续往下讲。”博斯说。

“我们单独在办公室里，”她说，“他向我口述了遗嘱的条款，我握着他的手写下遗嘱。之后又告知我遗嘱的处置方法。他把金笔给了我，让我把遗嘱和金笔都寄给你。只是……只是他遗漏了一点东西。”

“关于你的东西。”哈勒说。

“我为他工作了这么多年，”她说，“他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为他费尽了心力。付出这么多年他却什么都没给我留下。”

“于是你又重写了一份遗嘱。”哈勒说。

“笔在我手里，”她说，“我带了些信纸回家，做了正确和应当的事情。重写遗嘱是为了维持公平。相对于全部遗产，我得到的非常微小。在我看……”

艾达的声音渐渐微弱，没能把话说完。博斯认真观察着她。他知道贪婪是相对的。为一个身价六十亿美元的亿万富翁辛辛苦苦地工作了三十五年，想从中拿到一千万遗产算得上贪婪吗？有人或许会将这一千万美元称作九牛一毛，但为了这九牛一毛剥夺老人的最后几个月生命就说不过去了。博斯想起维比亚娜·贝拉克鲁斯在大楼前厅为纪录片张贴的传单。“看看在陷入贪婪的泥沼之前这地方是怎样的！”刹那间，他很想知道艾达在决定把一千万美元作为对自己的犒劳之前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说他收到了你留的言，”艾达似乎开始讲述起事件的另外一条分支，“你说你有了他在寻找的信息。他说这意味着他有个孩子，有了继承财产的后代。他说他会欣然死去，之后就回房去了。我相信了他的话，心想再也见不到他了。”

艾达重新写了份遗嘱，把自己包括进去，依照指令打包寄给博斯。她说之后两天去宅子上班时，她一次也没见到惠特尼。惠特尼待在房间里，只有他的医生和护士才被允许进去。圣拉斐尔路万斯家的宅邸沉浸在肃穆的氛围之中。

“每个人都很悲伤，”她说，“很显然一切都要结束了。他很快就要死了，没多久就要见上帝了。”

博斯偷偷地看了下表。门外的警探再过十分钟就会敲门。他希望他们别操之过急，搅了艾达的自白。

“他却在周日给你打电话。”哈勒试着引导话题的走向。

“打电话叫我的是斯隆，”艾达说，“万斯先生让他打电话叫我过去。我过去的时候，他坐在书桌前，像根本没生病似的。他的声音和平时一样，语气也还是那么公事公办。接着我看见了桌子上放着支笔，他要我用来帮他写信的笔。”

“这支笔是从哪儿来的？”博斯问。

“我问了他，”她说，“他说是从他曾祖父那里继承的。我说这怎么可能？不是已经寄给博斯侦探了吗？他说桌子上这支才是原件，交给我和遗嘱一起寄出的是复制品。是原件还是复制品其实没太大关系，真正起作用的是墨水。从墨水可以断定遗嘱的真伪。他说可以从墨水的原产地来验证遗嘱的真实性。”

艾达不再盯着闪闪发亮的咖啡桌桌面，抬起头直视着博斯。

“他告诉我，他想联系你，废除那份遗嘱，”艾达说，“他说他的情况好了些，想撤回遗嘱，请律师正式进行起草。我知道如果把遗嘱交还给他，他一定会发现我做的改动，那我也就完了。我说不清……不知道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只知道心里有什么破碎了。我拿起坐垫走到他身后……”

说到这里她没再说下去，显然不想重复杀人的细节。像杀手刻意蒙上被害者脸的行为一样，这是种否认。博斯不知道该把她的自白照单全收，还是有所怀疑。艾达可能事先编造了一个让人同情的理由。艾达也可能隐瞒了她的真实目的——找律师重新起草遗嘱意味着一千万美元的遗产就突然打了水漂。

惠特尼死在书桌前使她仍然有机会拿到一千万。

“他死后你为何把笔拿走了？”博斯问。

这是他百思不得其解的一处细节。

“我只希望一支笔存在，”她说，“我想如果有两支笔，你所上交的那份遗嘱一定会引发很多争议。因此等人们都走以后，我就潜入办公室拿走了那支笔。”

“那支笔现在在哪儿？”博斯问。

“在我的保险箱里。”她说。

一阵难耐的沉默。博斯希望帕萨迪纳警察局警探的到来能打破这段沉默。他们该过来敲门了。但这时艾达却更像是自言自语地说话了。

“我没想杀他，”她说，“我为他服务了三十五年，他也很照顾我。我不是去杀人……”

哈勒看着博斯点点头，示意接下去的事情由他接手。

“艾达，”哈勒说，“我喜欢跟人做交易。我可以用你刚才说的这些到法庭上去做交易。我们合作，到法庭以过失杀人为名进行抗辩，然后以你的年龄和理由赢得法官的同情。”

“我不能当庭承认我杀了他。”艾达说。

“你刚刚就承认了，”哈勒说，“但从程序上讲在法庭上你只需做无罪请求——对所有罪名都说‘不做抗辩’。其他法子应该都行不通。”

“说暂时性精神失常怎么样？”艾达问，“我意识到他会发现我做了什么的时候失去了理智。就说当时我的脑子一片空白。”

艾达的语调里有股探讨的意味。但哈勒摇了摇头。

“这不管用，”他坦率地说，“重写遗嘱又拿走金笔——疯子不会做这些事。担心惠特尼会发现你做了什么而突然心智失常，你觉得有人会信吗？法庭上的确什么都能说，但陪审团不是什么都会信。”

他停顿了一会儿，看有没有让艾达听明白，然后进一步向她施压。

“我们要认清现状，”他说，“在你这个年龄，我们要尽力使你坐牢的年份变得最少，无罪请求便能达到这个目的。但如何选择就要看你了。你想在接受审问时说自己暂时性精神失常，那我们就这样做。但这么做不对。”

哈勒的话没说完，街上传来两声车门关上的声音。普瓦德拉和弗兰克斯下车过来了。

“警察朝这里过来了。”博斯说。

“艾达，你想怎么办？”哈勒问。

艾达慢慢站起身。哈勒同时站了起来。

“请他们进来。”艾达说。

二十分钟后，博斯和哈勒站在阿罗约道旁，看着普瓦德拉和弗兰克斯驾车离开，艾达坐在警车的后座上。

“无功受禄还挑三拣四的，”哈勒说，“我们帮他们破了案，他们却像是受到了屈辱似的，这两个忘恩负义的王八蛋。”

“他们从一开始就慢了半拍，”博斯说，“他们脸色这么难看，是因为在新闻发布会上，他们得向人解释，嫌疑人自首的时候，他们还不知道她就是嫌疑人。”

“他们会自圆其说，”哈勒说，“这毫无疑问。”

博斯点头表示同意。

“又有件好事情。”哈勒说。

“怎么了？”博斯问。

“在艾达家的时候，我收到了洛娜发来的短信。”

博斯知道洛娜是哈勒的专案经理。

“加利福尼亚解码实验室有进一步的消息了吗？”

“没，她收到了塞莱特实验室打来的电话。他们说惠特尼·万斯和维比亚娜·贝拉克鲁斯在基因上是匹配的。维比亚娜是惠特尼的后代，如果她想要，就能得到一大笔钱。”

博斯点了点头。

“我会告诉她，”他说，“看看她想怎么办。”

“换了我，我很清楚自己该怎么做。”哈勒说。

博斯笑了。

“我知道你会怎么做。”他说。

“告诉她我们会在材料上把她写成无名氏，”哈勒说，“最终我们必须在法庭和对方当事人面前揭示她的身份，但开始我们可以隐去她的名字。”

“我会这样告诉她。”

“你还有一条路可以走，去找公司的法律顾问，向他展示我们的发现——DNA证据和你找到的血缘关系链，告诉他如果必须打官司，我们将拿到全部遗产。之后我们可以和对方协商一个友好的解决方案，让他们定夺如何分配钱和公司。”

“这是条路，在我看来是条明路。老哥，我看你真能把冰块卖给因纽特人呢！”

“当然能。董事会成员会马上接受这个提案。你快去跟她说，我再对这个方案做一番仔细的考量。”

穿过马路走向各自的车之前，两人看了看街道两边。

“这么说，你愿意和我一起为艾达辩护了？”哈勒问。

“你没说‘为我，’而是说‘和我一起’，听上去真让人舒服，但这点恐怕做不到了，”博斯说，“我想我已经不再是这个案子的私人侦探了，我刚在圣费尔南多警察局接受了一份全职工作。”

“你确定吗？”

“是的，我非常确定。”

“我同父异母的兄弟，那我们在其他事情上保持联系吧。”

“没问题。”

两人在路中间分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