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5日，俄罗斯时间正午刚过，美国总统布什给叶利钦打电话询问他的健康状况，并向他提供医疗上的帮助。“我从报纸上得知你可能需要一些医疗照顾。如果你愿意，我很乐意为你提供全华盛顿最好的医疗设施。”布什对电话另一头的叶利钦说。8月和命运作斗争的叶利钦依然疲惫和虚弱，几天前他还觉得胸口有些疼痛。几周前简短的休假并没有缓和他的身体状况，他需要更好的休息。叶利钦在与布什通话结束时表达了谢意。“真是太感谢您了！”他说。

八一九事件后，布什总统与克里姆林宫的两位总统——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都通了电话。“我们都知道，戈尔巴乔夫已经失势，而叶利钦正在强大，布什总统已经开始在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之间左右逢源，”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伯恩斯回忆道，他经常充当布什与莫斯科通话时的电话记录员，“我们致力于同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协调合作，所以每次布什总统与戈尔巴乔夫通话后，通常他都要致电叶利钦。”很明显，叶利钦被这些细致的关心打动了，9月25号在通话结束前他对美国总统说道：“谢谢您，总统先生，非常感谢您个人对我的关心，这份感激之情我真是难以言谢！”两位总统同意不向媒体披露他们的谈话内容，叶利钦说：“这是为了不让某些人太过担心。”

这些天，俄罗斯人民从媒体上了解到的不是叶利钦的健康状况，而是他在北高加索地区取得的外交成就——他与哈萨克斯坦的纳扎尔巴耶夫通过谈判，达成了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的停火协定，而这个地方正是苏联改革时期第一个发生种族冲突的地区。叶利钦在电话里对布什说：“对于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我们面临巨大的挑战，但我们还是让双方坐到了谈判桌前并签署了协议。”叶利钦同时还告诉布什他的另一个短期度假计划。那天，总统发言人沃夏诺夫宣布总统叶利钦将去度假：“不是为了放松，而是为了在宁静的环境下制定长远计划和完成新书。”

放松身心以及接受必要的治疗才是叶利钦总统在不到一个月的短暂时间里又一次离开首都的真正原因。他在索契附近一个名为波查洛夫的政府大宅里度假，那里靠近黑海。他在新书回忆录方面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但是却有足够的时间与纷至沓来的拜访者讨论自己的“长远计划”。他的贴身保镖、侍卫长科尔扎科夫，为他安排网球比赛和俄罗斯桑拿，但在莫斯科却流传着他酗酒的消息。戈尔巴乔夫的发言人切尔尼亚耶夫在他的日记里写道：“人们说他会变成一个酒鬼，镇上唯一的救护车停在宅院旁边随时待命。”

无论传言是真是假（人们不可能期待戈尔巴乔夫的助手能善待叶利钦），叶利钦选择了一个对俄罗斯新政府而言最不恰当的时候离开了莫斯科。“总统的行为就像当年的拿破仑在奥利特利茨击溃奥地利和俄国军队后在里维埃拉度假作诗一样。”俄罗斯议会中一位叶利钦的支持者说道。叶利钦的重要顾问布尔布利斯回忆说：“国家将要毁灭了。”苏联政府混乱不堪，俄罗斯政府又尚未掌控局面，根本没人管事。许多年之后布尔布利斯说道：“要权力没有权力，讲责任没有依据，这种情形绝不会长久。无论如何，一个有效的政府必须尽快建立。但是叶利钦却跑去了索契。”

叶利钦留下三个争夺权力的阵营，一个以戈尔巴乔夫为中心，另两个在他自己的政府中。叶利钦的离开让他们之间的关系开始紧张。叶利钦政府的一派想着手进行激进的政治和经济改革，那就意味着切断与其他共和国的经济联系。另一派想稳扎稳打，与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携手推进改革。对戈尔巴乔夫而言，他想以全新的名义恢复原来的苏联，中央越强大越好。然而中央政府内部混乱不堪，各个共和国不再交税给莫斯科，并利用它们刚得到的权力发行货币，购买俄罗斯的工业品。在俄罗斯的工业中心，食品问题越来越突出。1991年10月是一个决定苏联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关键时期。叶利钦必须作出选择，但是他从容不迫。

9月27日，俄罗斯总理西拉耶夫辞职，自8月末以来，他还兼任苏联过渡政府的领导人，他的辞职使俄罗斯政府内部分裂的事情公之于众了。西拉耶夫发觉自己无法胜任这项工作，既代表中央又代表苏联最大的共和国。其他共和国领导人谴责他亲俄，然而许多俄罗斯政府成员却指责他正在为中央谋取更多的利益。他写了一封信，建议暂停叶利钦签署的多项有关接手苏联财产以及征收俄罗斯关税的法令，这之后来自俄罗斯政府的攻击就愈演愈烈了。西拉耶夫希望8月政变后签署的诸多法令能够暂停，直到与其他共和国协商之后再决定。他的反对者把这封信看作他企图重塑中央的证据。

在俄罗斯与苏联之间，西拉耶夫最终选择了后者。叶利钦帮他做出了决定，他在9月中旬致电西拉耶夫，建议他继续掌管苏联的经济大权。在俄罗斯权力金字塔的顶端，西拉耶夫在官僚斗争中败给了叶利钦的贴身随员——总统从自己的家乡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即叶卡捷琳堡市）带到莫斯科来的那帮人。在和贝克私底下的一次谈话中，纳扎尔巴耶夫称这些人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黑手党”。其中有居于叶利钦之下的俄罗斯第二大有影响力的国务卿布尔布利斯、总统办公厅的首脑和政府第一副手。然而西拉耶夫提倡保守改革，提倡和其他共和国配合协调。布尔布利斯却主张进行激进的改革——“电击疗法”的改革，与之相伴的是迅速实现价格自由化，最初人民的生活水平会急剧下降，但是这项改革在波兰获得了成功。

布尔布利斯和他的支持者们，其中包括俄罗斯外交部长科济列夫和信息部部长米哈伊尔·波尔托拉宁，他们把俄罗斯的利益放在首位，企图从中央攫取更多的权力，并希望能够尽快付诸行动。他们不想为了和共和国保持一致而暂缓俄罗斯的改革，因为这些共和国要么不支持他们的策略，要么还没准备好和他们一起走上快速的经济社会改革之路。布尔布利斯只好把改革的希望寄托在一些年轻的经济学家身上，他们自从8月下旬以来一直忙于分析讨论俄罗斯的经济状况。

经济学家们聚集在政府度假村——阿尔汉格克庄园，8月19日就在这里，叶利钦和他的随员惊闻了发生在莫斯科的政变。35岁前途似锦的学者叶戈尔·盖达尔带领着这群人。盖达尔在改革时期曾供职于苏共两份重要刊物《共产党人》和《真理报》，并担任其经济栏目的编辑。这个圆脸、孩子气的盖达尔出生在苏维埃的特权世界里，他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著名的作家。其中，阿尔卡季·盖达尔是苏联迄今为止最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这个国家的每个青少年都读过他在1940年出版的畅销小说《铁木儿和他的伙伴》，书中描述了主人公铁木儿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处宅邸与一群恶棍搏斗的故事。铁木儿其实是阿尔卡季·盖达尔的儿子，也是叶戈尔·盖达尔父亲的名字，他的父亲后来成为苏维埃高级海军将领，而且还担任过《真理报》的军事记者。叶戈尔·盖达尔在国外度过了他美好的童年和青年，先是在南斯拉夫，然后又去了古巴，那时他父亲是一个记者。

1980年，盖达尔从久负盛名的莫斯科大学毕业，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加入了苏联共产党，随后进入莫斯科的经济研究所和智囊团工作。他先是将研究重心转向了苏联的经济改革，随后以南斯拉夫和匈牙利实施的市场化改革为模型进行研究。俄罗斯的改革进程使得盖达尔有机会在党内一些主要刊物上推广自己的改革理念。他还建立了自己的研究所，并领导了一群年轻的经济学家研究苏联政府的改革方案。据戈尔巴乔夫的经济顾问梅德韦杰夫说，盖达尔“参与许多国情分析，并为政府部门建言献策”。数月来，戈尔巴乔夫一直思考进行经济上的激进改革，他甚至赞成”500天过渡到市场经济的计划”，这项计划是以斯坦尼斯拉夫·沙塔林为首的经济学家在1990年8月提出的。然而后来，他们提出了一项“缩水”的改革版本，既不包括实施机制，也没有操作时间表。

1991年8月政变之后，俄罗斯总统府成为了盖达尔的主要客户。他的主要联系人和资助方是布尔布利斯，两人第一次相识是在俄罗斯白宫被围期间，当时盖达尔前来保卫新生的俄罗斯民主。在8月下旬，盖达尔是最早一批支持俄罗斯政府接管苏联机构的人，因为他觉得那是让苏联继续存在的唯一希望。盖达尔后来描述了自己设想的帝国被拯救的场景：“戈尔巴乔夫立刻放弃了自己的职位，并且把这个职位传给了苏联最大的加盟共和国的总统叶利钦，而叶利钦合法地让联盟的政治体制听命于自己。其运用其作为全俄罗斯人民的领导核心的绝对权威，以保证两个权力中心的合并。”

盖达尔的模式在当时并没有实现，因此他责备俄罗斯政府的举棋不定和被动犹豫。几周后，俄罗斯政府却出其不意地给了盖达尔和他的团队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他们可以检验自己所倡导的经济模式，使他们的经济计划在市场改革领域从理论走向实践。之前的几个月他们一直在努力推进这个计划，但是戈尔巴乔夫政府拖了他们的后腿。现在情况危急，俄罗斯政府不得不实施这项计划。盖达尔和他的团队开始着手改革。他们坚信如果不立即采取措施稳定局势的话，在一两个月之内，经济将不可避免且不可逆转地走向崩溃。

正如盖达尔后来回忆的，那时他和他的团队已经明白，“没有政治上的联盟，就无所谓经济上的有效联盟。显然，联盟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他们认为俄罗斯应该单独行动。为了复兴低迷的市场，首先要放开物价，激励国有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重新开始商贸活动。但是，除非大规模削减政府支出，包括食品补贴等，否则这种自由化将不可避免地导致金融体系的崩溃，那将会导致社会动荡。然而年轻的经济学家们觉得不论是他们还是政客们都别无选择——他们必须铤而走险。他们希望这种“休克疗法”能快速激活苏联濒临崩溃的经济，为国有资产私有化以及全面过渡到市场经济开辟出一条道路。

布尔布利斯和其他俄罗斯政府官员一同前去拜访了在阿尔汉格克庄园的盖达尔及其团队，他们一致认为除了“休克疗法”，别无选择。尽管风险很大，但如果叶利钦不付诸实施的话，他的支持率也会像戈尔巴乔夫一样直线下降，爆发的人民革命会把他和他的团队都赶下台。布尔布利斯询问了细节，盖达尔以及那些年轻的经济学家提出了自己的预测和建议。在俄罗斯国务院和他们进行一番讨论之后，布尔布利斯飞往索契，准备向叶利钦本人兜售自己拯救俄罗斯经济和维护总统权力的计划。他带给叶利钦的备忘录以“俄罗斯过渡时期的策略”为题，然而大家通常都称它为“布尔布利斯备忘录”。没人能猜测叶利钦对此作何反应。“正如他们所说，大家都在等待，不是每天而是每小时都期待着将会发生些什么。”布尔布利斯后来回忆道。

布尔布利斯和叶利钦在黑海岸边一直谈论了很久。科尔科扎夫给他们准备了食物。布尔布利斯回忆说：“如果说我们所继承的传统是可怕的，那么，现在的局势其实已经极端紧张，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对此心知肚明。”布尔布利斯坐在躺椅上争辩说，他认为盖达尔的经济计划是他们唯一的希望。

叶利钦的第一反应是断然拒绝：“我不能这样做。你什么意思？”

但是布尔布利斯却要坚持。正如他后来总结的：“盖达尔的计划之所以是好的，就是因为他的观点有与之配套的实施步骤和方法：法律，接着是法令；法令，接着是法律和解决方案。建议和实施步骤均一目了然。”

盖达尔的基本前提之一是俄罗斯无力支援其他共和国：俄罗斯的现有资源要用于克服当前危机，并且在没有引起社会剧变的前提下实现跳跃式地迈入市场经济。于是问题来了——是否需要建立一个经济和政治的联盟中心？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客观地讲，俄罗斯不需要一个经济中心来监督自己，并且分配自己的资源。但是，其他共和国却对这样的一个中心感兴趣。这些共和国已经控制了本国财产，他们还试图利用苏联机构重新分配俄罗斯的财产和资源，从而满足他们自己的利益。假设这样的一个中心在共和国的支持下能够存在，不管机构由哪些官员组成，他们客观上实施的政策一定会违背俄罗斯的利益。”

布尔布利斯问叶利钦：“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其他共和国？”没等对方回答，他就自己说道：“我们应该谨慎地跟他们合作，但是不提供他们吃的和喝的。”

叶利钦后来逐渐倾向于布尔布利斯的建议。“只能这样做吗？没有其他方法了？”他问道。

布尔布利斯坚持道：“没有了。”

叶利钦又问了一遍：“没有其他可能吗？”布尔布利斯说没有。俄罗斯总统最后屈服了：“如果实在没有别的方法，那我们就试试看吧。”

在索契，布尔布利斯遇见了俄罗斯政府中的竞争对手——西拉耶夫一派的成员，他们正设法说服叶利钦采取更为谨慎的策略，但布尔布利斯还是信心满满地飞回了莫斯科。如果叶利钦能够将布尔布利斯备忘录中的计划变成现实，俄罗斯将会开辟出一条史无前例的道路：不是把帝国放在首位，而是在即将到来的洪流中构建属于自己的诺亚方舟。

正如1991年8月所发生的一样，叶利钦出乎意料地离开首都为戈尔巴乔夫创造了一个绝佳的政治机会。戈尔巴乔夫想重返苏联的政治舞台中心，主要办法就是让其他共和国领导者们尽快签署新的联盟条约。

戈尔巴乔夫在政变后与叶利钦和其他共和国领导们的首次会面是在8月23号，他们坚信导致政变发生的旧联盟和旧联盟条约已经失效了。在会后几天里，戈尔巴乔夫致电他的高级顾问沙赫纳扎罗夫，询问是否应该制定一个新的联盟条约。这个问题让沙赫纳扎罗夫大吃一惊：“我从来也没有想过这样做。”他甚至怀疑协商能否恢复。

戈尔巴乔夫坚持认为：“如果我们缩手缩脚，将会失去一切。他们会让整个国家毁于一旦。”沙赫纳扎罗夫指出，这些共和国希望从中央得到更多好处。戈尔巴乔夫说：“是的，但我们应该告诉他们没有联盟，他们都将不复存在，俄罗斯也一样。这对大家都不好。”

9月10日，贝克也在莫斯科，戈尔巴乔夫再次说服叶利钦加入谈判。叶利钦同意了，但条件是新的联盟条约要建立一种邦联制，一种中央主要处理防务和对外关系的分权制度。这也是乌克兰领导人克拉夫丘克早先坚持的立场，哈萨克斯坦的纳扎尔巴耶夫在政变之后也持同样的立场。尽管戈尔巴乔夫想要建立联邦制而不是邦联制，但他除了接受叶利钦的提议外别无选择。9月下旬，叶利钦不在莫斯科的时候，沙赫纳扎罗夫找到了布尔布利斯和叶利钦的法律顾问谢尔盖·沙赫赖，讨论了新条约的细节。布尔布利斯给戈尔巴乔夫的顾问详细介绍了新政策的优先权：那个“牺牲自我，甘愿替别人堵枪眼，充当苏联‘捐赠者’和救世主的俄罗斯”已经结束了。俄罗斯需要时间“自己照顾自己并积蓄力量”。

布尔布利斯和他身边的人都不相信戈尔巴乔夫企图振兴苏联市场的方式，能够解决苏联面临的经济问题，并且符合俄罗斯的经济利益。共和国借助金融手段用本国无价值的货币榨取俄罗斯的自然资源。“这就是我们为何要拯救俄罗斯并加强自身独立，将我们和其他国家分开来的原因。”布尔布利斯和沙赫赖说。“之后，当邦联制步入正轨，所有人都会支持它，苏联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他们向中央的代表保证。现在俄罗斯想要建立一个邦联政府，而不是一个混乱的联邦。他们还想让俄罗斯成为苏联的法定继承国家，这样俄罗斯在邦联中就会有主导权。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准备与苏联中央走到一起，因为他们把中央视为俄罗斯与其他共和国的调解者。这么做，即使不能保证戈尔巴乔夫掌权，至少也能让他留在政治舞台上。布尔布利斯说：“我们理解，戈尔巴乔夫仍然和以前一样，是一位杰出的改革者，也一直在国际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如果谈判进程能按照俄罗斯的计划进行，我们将需要一个协调组织来制定防务战略，发展外交事务。戈尔巴乔夫是这项工作的不二人选，没有人能比他做得更好。”

简单来说，布尔布利斯的提议内容如下：政变后，用俄罗斯体系完全接管中央的努力失败了。由于共和国领导人和布什采取的立场，叶利钦必须和中央政府合作。他的顾问准备把中央变为一个同盟。如果戈尔巴乔夫配合的话，叶利钦将实现并维持俄罗斯在联盟中的霸主地位。在形式方面，俄罗斯的提议是建立在邦联制基础之上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几周前达成的非正式协定内容是一致的。但那却不是戈尔巴乔夫从即将到来的谈判中想要得到的。他的终极目标是建立一个有着强大中央的联邦国家，而且他准备不惜一切代价来实现它。

当叶利钦在索契休假时，正在奋力一搏的苏联总统出乎意料地得到了两位最忠诚的同盟者的支持：莫斯科市长波波夫和圣彼得堡市长索布恰克。他们数百万的市民只有指望共和国的食物补给才能度过漫长的冬天，因此他们迫切地希望重建联盟。戈尔巴乔夫是他们实现目标的唯一希望。“苏联和共和国对列宁格勒的供给已经停止了，我们已经接受不到来自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的供应了。”10月2日索布恰克在戈尔巴乔夫召开的政治委员会上作报告。“以现在的供给来看，我只能供养10位列宁格勒市民。如果情况没有改变的话，我会禁止向乌克兰供应拖拉机，切断那些不能履行义务的共和国的生产线。”普京当时是索布恰克手下掌管对外事务的副官，他后来回忆起索布恰克对莫斯科局势的愤怒。“他们在做什么？他们为什么要摧毁国家？”索布恰克这样对普京说。

尽管俄罗斯、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领导人，对建立一个新联盟的计划持保留意见，但他们却都需要达成重建共同市场的经济协议。戈尔巴乔夫曾说要在签署政治条约之前，先签署一份经济条约。但就在10月1日讨论经济条约的共和国首脑会议即将召开的前几天，他突然改变了计划，坚持政治条约要在经济条约之前签订。他认为经济上的需求会迫使共和国领导人签署他的联盟条约草案。

这突然改变的立场不仅使共和国领导们惊讶不已，连戈尔巴乔夫自己阵营里的人也感到恐慌。格里戈里·亚夫林斯基，经济协议的主要草拟者，打算辞职了。当他告诉切尔尼亚耶夫那里发生的事情时，这位戈尔巴乔夫忠诚的副官勃然大怒。切尔尼亚耶夫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戈尔巴乔夫在做什么？他是想自我毁灭吗？这样的话就不会有联盟协议！他是疯了么：难道他没有看见俄罗斯正在激怒大家，而且其他共和国也会分道扬镳，到那时候被‘完美孤立’的俄罗斯将会继续向其他国家发号施令，并且绕过戈尔巴乔夫去‘拯救’众人，而他将彻底成为多余的人！！！”

戈尔巴乔夫显然认为他可以应对这个突然的转变，因为就像切尔尼亚耶夫所描述的：俄罗斯总统和共和国领导人都需要他。这些共和国对叶利钦的霸权行为感到不安，希望苏联中央能约束俄罗斯日益膨胀的野心。叶利钦则相反，需要借助中央政府这个媒介来对共和国施加影响。感受到政治形势的转变，戈尔巴乔夫再次使用曾经对于党内干部屡试不爽的伎俩——威胁辞职。“我不会参加苏联的葬礼。”在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动身去索契的前几天，戈尔巴乔夫告诉他。但这个把戏不但没有奏效，反而造成了事与愿违的结果。1991年10月1日召开的经济论坛的主持人纳扎尔巴耶夫拒绝了戈尔巴乔夫把经济条约和政治条约捆绑在一起的建议，他坚持经济条约才是共和国首先需要考虑的内容。戈尔巴乔夫实际上被挡在了此次会议之外，可是会议却取得巨大成功：包括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在内的8位共和国总理，签订了一项旨在恢复共和国之间商业和经济纽带的条约。

戈尔巴乔夫像以往那样拒绝放弃这个想法。他坚持在10月11日召开的国务院会议议程上增加政治条约的内容，届时各个共和国的领导人将齐聚一堂，共同讨论经济合作的议题。他也让其顾问向共和国提交一份新的联盟协议草案。这份协议是由代表叶利钦的沙赫纳扎罗夫和沙赫赖共同起草完成的，草案反映了邦联制的政治构想。但是在草案提交给共和国领导人之前，戈尔巴乔夫还要进一步改动它的内容。他希望用“联盟国家”代替“国家的联盟”，增加了联盟宪法的条款，并且提出应该通过民众投票选出联盟总统，而不是由议会选举产生。沙赫纳扎罗夫反对改动草案，并提醒戈尔巴乔夫他之前已经同意建立邦联国家，也就是一种“国家的联盟”，而不是“联盟国家”。戈尔巴乔夫很是不悦，反驳道：“你在教训我吗？我不需要你告诉我这些，我在大学里学过。关键不在于措辞，而是问题的本质。最好写成‘联盟国家’，我不希望听到任何人反对。”经过戈尔巴乔夫改动的提案提交给了各个共和国。

令戈尔巴乔夫大失所望的是，讨论政治条约的议程已经从10月11日的国务院会议日程中删除了。乌克兰的领导人克拉夫丘克告诉戈尔巴乔夫，直到12月1日乌克兰就独立问题进行公投之前，乌克兰议会已经投票通过，将暂不参加新联盟条约的谈判。戈尔巴乔夫很明显对乌克兰立场的重大改变感到不安。因为克拉夫丘克先前是参加谈判的，前提是如果乌克兰公投没有通过议会投票宣布乌克兰独立的结果，那么乌克兰将加入联盟，也就是克拉夫丘克认可的邦联制国家。现在乌克兰完全退出了谈判。戈尔巴乔夫提议国务院呼吁乌克兰议会终止自己的决定——暂不参加条约的前期谈判。

克拉夫丘克说：“乌克兰议会坚持自己的决定。”

“上帝与你同在，我们都该扪心自问。”这是戈尔巴乔夫的回答。

对政治联盟的讨论已经撤出了日程表，所以经济协议在10月11日召开的国务院会议上变成了中心议题。戈尔巴乔夫的首席经济顾问亚夫林斯基阐述了协议的内容。这是亚夫林斯基第三次试图说服施政者接受其经济转型方案。第一次是在1990年，他提出实现苏联市场经济转型的500天计划。该计划实施不久，就被戈尔巴乔夫在当年秋天终止了。1991年7月，亚夫林斯基与哈佛大学的杰佛瑞·萨克斯一起准备了另一套经济改革的方案，并且在伦敦召开的“七国峰会”上陈述了自己的方案。第一世界的领导人认为这套方案论证得不充分而弃之不理。现在亚夫林斯基提出了一个改良版的计划，以适应岌岌可危的苏联新形势。

切尔尼亚耶夫参加了这次会议，他认为亚夫林斯基向国务院提交的协议草案非常好。他认为亚夫林斯基的陈述“对于无知的共和国领导人来说是一次学识的灌输和文化的启蒙”。切尔尼亚耶夫认识到共和国领导人没有能力掌握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对此他惊讶不已。戈尔巴乔夫的助手在日记中写道：“尚古主义很引人注目。”切尔尼亚耶夫很清楚地认识到，那些在苏联计划经济时代成长、逐级被提拔起来的共和国领导人中，很少有人能对市场经济的原则了如指掌。尽管亚夫林斯基一直努力劝阻他们，但是他们仍然坚持共同管控中央银行，因为他们很清楚共和国的利益以及自己作为国家领导人的利益。

共和国领导人的立场不会给共同金融领域带来什么好结果，这也让切尔尼亚耶夫和潘金坐立不安。潘金是苏联外交部长，同时也是莫斯科自由主义的拥护者。他们两人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之后潘金在回忆录中说，他在目睹了国务院的争论后感到无比震惊，曾经无所不能的中央“现在被挤到一个小房间，一半的代表是独立的共和国的领导人”。潘金恐惧地看着这些新领导人，他们决定着国家一切人事的命运。“国务院中这些陌生的新人是谁？这些来自苏联边远地区的新可汗又是谁？”他回忆道。

潘金说克拉夫丘克让他想起果戈理塑造的一个人物——即一个“有着强烈的自我满足和妄自尊大”的“胖”男人。阿塞拜疆的领导人穆塔利博夫让潘金想起一段话：“一个年轻的街头恶棍，长大以后和他的坏伙伴失去联系，但他从来不能改掉自己的坏习惯。”土库曼斯坦的领导尼亚佐夫就像是一位“一流的集体农场的场主”。吉尔吉斯斯坦的阿卡耶夫则像”20世纪20年代地方上的教育工作者”。实际上，46岁的阿卡耶夫是苏联著名的光学专家，以前担任过吉尔吉斯斯坦科学院的领导。他是中亚领导人中唯一反对政变的总统。对于潘金而言，所有的共和国总统都有一个共同特征：他们都是乡巴佬，不知道如何管理一个大国。

潘金和切尔尼亚耶夫都感到沮丧，几十年来，他们这些受过良好教育、思想开明的党政干部不得不服务于由各地方高层派驻到莫斯科的党内大佬。在戈尔巴乔夫身上，他们最终找到了一个能根据他们的标准，乐于学习并改变自己以及自己的国家的乡下人。但是戈尔巴乔夫现在迅速失势，就像他所热爱的国家一样濒临瓦解。摆在他们眼前的是，权力转移到了一群殖民管理者那里，他们发现这些人比以前的高层更不开化，以前的高层因为在莫斯科待了数年，已经了解了帝国的错综复杂。野蛮人正在接管苏联。

刚从索契度假回到莫斯科的叶利钦，在国务院会议中大部分时间里都沉默地坐在一旁。“六个小时的国务院会议中，愠怒的叶利钦就像回到了以前他常常参加的政治局会议，不怎么开口说话。”切尔尼亚耶夫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俄罗斯总统的态度很好理解。尽管他曾私下支持布尔布利斯的方案，这套改革方案将使俄罗斯走上经济改革的快速路，但同时置其他共和国的想法和经济需求于不顾。从政治上讲，他无权反对当前讨论的这份经济协议，尽管此协议将使共和国有权自行发行货币，而且正如布尔布利斯所言，这份协议将冲击俄罗斯的市场，使卢布贬值，并且掏空俄罗斯的资源。叶利钦沉默的另一个原因是，他的政府在经济改革的问题上仍有很大分歧。此外，他曾答应过戈尔巴乔夫支持经济协议，这也是他向布什做出的许诺。

布什在10月8日晚上出人意料地给正在索契度假的叶利钦打去了电话，两天后叶利钦返回莫斯科。布什重申了之前给叶利钦的承诺，即如果需要的话，这位俄罗斯领导人可以去美国进行治疗。但是这并非布什打电话的主要目的。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通知白宫，俄罗斯政府正打算不再继续支持经济协议，白宫方面对此消息十分紧张。“很明显这是苏联内部的事情，与我并没多大关系，”布什说道，“但是我仅仅希望与您分享一些我的观点。自愿结成经济联盟是明晰产权、确定权责的重要步骤，这样做有助于推动人道主义援助，以及后续即将提供的经济投资。”布什想要以此劝诱俄罗斯总统加入经济联盟。

叶利钦向布什承认，自己的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确实存在分歧，但是他作出保证，会尽量签署这份经济协议。布什明摆着是站在戈尔巴乔夫这边的，叶利钦甚至怀疑布什的做法可能代表着苏联总统，叶利钦强调他会和戈尔巴乔夫一起工作。叶利钦告诉布什：“我打电话给戈尔巴乔夫总统，我们约定于10月11日在莫斯科会面，听取报告，随后俄罗斯将签署协议。”

叶利钦表现出一副俄罗斯利益真的被牺牲了的样子。“我知道我们所得最少，事实上我们甚至会失去一些东西。”他告诉布什，“但是我们还是会为了挽救联盟这一更为宏伟的政治目标而签署协议。尽管最高苏维埃很难通过这份协议，但是作为总统我确实有这个权力。”

乍看起来，叶利钦对布什信守了承诺。但是10月18日晚上，这位俄罗斯总统与其他共和国领导人到克里姆林宫签署了一份协议，宣布建立“独立国家”的经济共同体。其中，对中央银行的控制和货币发行的问题上，各方都有所妥协，苏联银行将由中央银行代表和共和国银行代表共同组成的委员会进行管理，但是共和国银行必须接受货币发行数量上的限制。然而，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叶利钦想要支持这项协议，他立刻说俄罗斯将不会批准这项协议，除非对俄罗斯很重要的、针对特定领域的30个附加协议也能得以签署。

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曾发表演讲，矛头直指试图恢复前苏联的做法。他宣布俄罗斯正在削减大部分苏联部委的经费，他指出“要尽快把整个帝国的体系清除干净，然后建立起耗资较少的共和国体制”。9月，俄罗斯将国内油气公司国有化，并且接管了曾经上缴给苏联的税收。通过扩充俄罗斯国库，并使苏联破产，俄罗斯领导人获得了对抗中央的强大武器。在10月中旬，俄罗斯议会投票宣布，包括戈尔巴乔夫的国务院在内的苏联机构都和俄联邦没有任何关系。叶利钦对国家计划委员会也颁布了类似政令，国家计划委员会是苏联的经济规划机构。布什的电话虽然让叶利钦签署了经济协议，但是美国总统无法确保叶利钦能够真正尊重协议，或使他不再做出进一步削弱苏联的行为。

盖达尔原本受鹿特丹大学的邀请正在荷兰访问，突然接到叶利钦的紧急电话，让他返回俄罗斯，因为叶利钦要见他。盖达尔知道这通电话意味着什么，即他作为学术顾问的舒适生活要结束了，他要进行俄罗斯历史上最不受欢迎和最痛苦的改革。尽管盖达尔并没有期望可以监督改革的实施，但他也不打算拒绝改革。当他告诉父亲等待他的将是什么的时候，这位曾经作为苏联战地记者去过古巴和阿富汗的老人，没能掩饰住自己的担忧，但是他仍然祝福盖达尔说：“如果你确定这是唯一的选择，就按你能想到的最好方法去做。”

盖达尔认为，他们的计划是唯一能够阻止经济崩溃的方法，布尔布利斯及其团队也是这么想的。他还坚信叶利钦是唯一一个敢于冒险实施改革的政治家。盖达尔记下了从阿姆斯特丹回来之后，自己和俄罗斯领导人会面的直接感受：“作为一个政治家，叶利钦对经济的理解很到位，对于国家的情况有基本认识，他知道发起改革意味着要承受巨大的风险，他还知道如果一味被动地等待机遇，将给国家带来多大的伤害。”盖达尔的朋友相信，盖达尔已经为叶利钦的个人魅力所折服，而且可能会持续很多年。

叶利钦也被这位年轻人折服了。他认为盖达尔是俄罗斯知识分子的代表，“不像政府机构里沉闷的官僚，那些人总是隐藏自己的观点，但会不顾一切地捍卫自己的利益”。叶利钦欣赏盖达尔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他能用简单的话语说清楚复杂的经济问题。叶利钦写道：“听他讲话，你可以清楚地明白我们所采取的路线。”他还有一个别人之前从未提出的计划，这个计划反应迅速，一针见血，一年之内就能见成效。已经有人打算支持该计划了。而且，盖达尔还让叶利钦相信，如果他不对经济做出重大调整的话，他将会走向与戈尔巴乔夫同样的命运，因为戈尔巴乔夫也一直承诺改革，但是从不行动，如今他被迫出局了。

为叶利钦引荐盖达尔的布尔布利斯，相信两人在文化上也能建立亲密关系。同他那一代的大多数苏联人一样，叶利钦从小就熟知和崇拜盖达尔的祖父——阿尔卡季·盖达尔的作品，而且就像其他乌拉尔人一样，叶利钦一直以来对盖达尔外祖父巴维尔·巴若夫的著作抱有最高的敬意，巴若夫曾将乌拉尔民间文学整理成一本名为《孔雀石箱》的故事集。当布尔布利斯回忆起叶利钦与盖达尔第一次见面的场景时，这样说道：“这是一个奇妙的组合，大家都是突然意识到，我们来自同一片土地，发源于同一个火山口，我们同根相连。”逐渐壮大的克里姆林宫“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黑手党”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聚合了。

布尔布利斯所指的同根相连，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也是指思想上的。盖达尔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忠实的布尔什维克，曾参加过1917年的革命。布尔布利斯相信盖达尔和叶利钦都对早期布尔什维克主义有着特殊的历史和文化感情。“那个人有一点乌托邦气质，一种神奇的布尔什维克式的勇气，忠诚于理想。”布尔布利斯这样评价盖达尔，“而且他身上既有历史和文化的积淀，也有社会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情怀。”盖达尔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曾镇压过反抗社会主义的农民起义，现在他们的孙子选择引领国家回到旧时代，回到那个造反的农民捍卫私有财产的时代。但是过程都是极其痛苦。当年布尔什维克对资本主义大力抨击，如今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也面临着同样的抨击。但这次盖达尔不会囚禁反对者。

尽管叶利钦在索契的海滩上对布尔布利斯备忘录给予了肯定，但是直到他与盖达尔会面之前，他都没有将其公之于众，而且也没有作出最后决定。但是一旦他下定决心之后，事情就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叶利钦计划在10月28日俄罗斯国会代表会议（即俄罗斯最高议会）上阐述自己的改革计划，并且请求授予总统特权，保证该计划的实施。在会议即将召开的前几天，关于改革的内容以及叶利钦将要进行的演讲传到了戈尔巴乔夫同僚那里。10月22日，戈尔巴乔夫的副官梅德韦杰夫在他的日记中写道：“看来将会宣布全面放开物价，但是，不会提到任何关于在货币流通或控制财政赤字等问题上加强银行管控的问题……接下来的几天将说明事情的走向，但是俄罗斯领导层显然倾向于走极端路线——共和国的完全独立。”

戈尔巴乔夫本人对即将到来的叶利钦的演讲一无所知。叶利钦在10月25日打电话给布什，告诉他俄罗斯政策将迎来重大转变。“根据我们在重大问题上进行讨论的传统，”他说，“我将宣布有实质内容的经济计划和规划，而且我们将迅速放开物价，同时，进行私有化、金融和土地的配套改革。这一切会在接下来的四五个月内完成，也可能是六个月。这项工作将使我们一劳永逸。尽管会增加通货膨胀，降低人民生活质量，但是我有人民的授权，我们已做好准备了。明年就可以看到结果了。”叶利钦说可以派外交部长科济列夫到华盛顿来，解释俄罗斯的改革计划。布什也表达了与其见面的兴趣。布什说道：“听起来像是一个野心勃勃的规划。我恭喜您做出了艰难的决定。”他们像老朋友一样结束了对话，最后叶利钦告知布什，他在两个星期的假期中收获颇多。“我现在充满能量，能打网球，我的心脏也很好，”他向布什保证道，“我身体很好。”

1991年10月25日，布什与叶利钦进行了交谈。3天后的10月28日，俄罗斯总统在议会上发言，这可能是俄罗斯议会短暂的历史中，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次演讲。“在这俄罗斯历史上最重要的时刻，我需要大家的帮助。”叶利钦的演讲是这样开场的。这场名为《给俄罗斯人民和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的呼吁书》的演讲持续了近一个小时，“此时此刻，我们将要决定俄罗斯未来几年和几十年的命运，将要决定这一代和下一代的俄罗斯人将如何生活。我坚定地请求议会无保留地开启全面改革之路，希望改革能获得各阶层群众的支持”。叶利钦宣布政府正在计划放开物价，削减开支，包括减少食物补贴。

改革的第一阶段最为艰难。人民的生活水平将会有所下降，但是，不确定因素会减少，前途将更加明朗。最重要的是，我们不是空喊口号，而是付诸行动，最终我们将摆脱困境，跳出流沙，它已使我们愈陷愈深。如果我们今天踏上改革之路，秋天我们就能收获果实。如果我们不抓住切实的机遇，逆转不利局面的话，我们将沦为赤贫，而我们已有数百年历史的国家将走向毁灭。

在谈及苏联中央和共和国的关系时，叶利钦继续说道：“俄罗斯的改革是朝着民主的方向，而非帝国的方向。”叶利钦宣布11月1日之后，也就是演讲后的3天，俄罗斯将不再资助苏联大部分部委。共和国间的机构仅仅负责协调各共和国之间的关系，俄罗斯不允许恢复旧时代的、无所不能的中央。但是叶利钦并没有完全放弃联盟。乌克兰的领导层拒绝签署经济协议，叶利钦鼓励乌克兰加入经济联盟，并且威胁说任何共和国只要“人为”采取同俄罗斯割裂的政策，俄罗斯就会要求按照国际价格支付其购买的能源。他希望前苏联共和国也能够签署一个政治协议。在没有这种协议的情况下，叶利钦说，俄罗斯将会宣布其对苏联的合法继承，而且接管苏联机构和财产。俄罗斯此举遭到了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领导人的反对。

第二天，叶利钦请求议会授予他一年的特别权力。不管经济转型的结果如何，1992年都不举行总统大选。他本人将领导俄罗斯政府，并且保证承担改革的全部责任。他所有的请求都被批准了。“这个最受欢迎的总统最终准备实施最不受欢迎的措施。叶利钦担任神风突击队的指挥。”《独立报》中的一篇重要文章这样写道。

其他共和国对此事的反应，至多算是谨慎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说：“乌兹别克斯坦60%的物资来自境外，其中大部分来自俄罗斯，因此俄罗斯价格的自由化会影响到乌兹别克斯坦，我们不得不采取防御性措施。”这听起来好像不仅是对旧苏联的终结，还是对维护共同市场的经济协议的终结。

俄罗斯的方舟正在远离苏联的码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