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布鲁克斯大学距离我的医院不到两公里，里面有许多快乐而充满活力的大学生。其中有一个学日语的21岁女生去看医生，说自己最近昏厥过几次。她接受一系列初步检查，包括心电图和超声心动图，结果都显示她的心脏正常。但是一天晚上，和几个朋友在校园散步时，她却突然倒在了地上。

在这之前几天，刚刚有一名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球员，在伦敦北部的球场上被紧急抢救回来。这件事在媒体上广为流传。他能够幸存，是因为当时球场里正巧有一位心内科医生为他做了有效的复苏，紧接着又将他送进一家优秀的心脏中心。因为这件事，心肺复苏成了广为人知的技术。

女孩倒下后，她的几个朋友立刻为她做心脏按压，拨打急救电话。附近一家急救中心派出一辆救护车，不到四分钟就开到了她所在的位置。车上的心脏监护仪显示她心室纤颤——心脏的电活动紊乱，心脏不再泵血，只是没有目的地蠕动。那时候的救护车已经自带除颤器了。女孩们继续胸部按压，急救护理则设置除颤器，他们把电极贴在她胸部的正面和侧面，开到90焦耳。呲啦！

除颤在心脏病发作的患者身上往往能够奏效。但是这一次，短暂地显示一阵平线之后，纤颤又开始了。虽然医院离校园只有两分钟车程，里面有大量专科医生，他们却没有送她过去。相反，他们在她气管里塞进一根管子，继续做现场复苏。有这根管子，她至少可以吸进氧气了。那辆救护车上还有一件新玩具：一台“卢卡斯”胸外按压机。手动按压心脏很累人，但机器从不疲倦，它有节奏地按压胸骨的下半部分，迫使血液流出心脏，流遍全身。

几次电击均告失败后，他们把这台机器固定在她的胸口。这下，心脏挤在胸骨和脊柱之间，像要让肉变嫩一样不断被捶打。时间一分分过去，直到她心脏停搏30多分钟后，他们才把她推进医院急诊部。这时她已没有生命气息，全身挂满医疗设备，那台卢卡斯机仍在猛击胸口。她的瞳孔对光线还有反应，说明他们把脑保住了，然而那颗可怜的心脏仍在蠕动，伤痕累累。

之前救活的球员是博尔顿足球俱乐部的法布里斯·穆万巴（Fabrice Muamba），他很幸运，因为球场里正好有一名经验丰富的心内科医生。这个女孩就没那么幸运了，她需要针对病因的专门治疗，得到的却是标准的加强生命支持方法：先用150到200焦耳的电极做多次高能量除颤，如果反复失败、纤颤不止，再用机器做持续心脏按压，往静脉里注射肾上腺素。要是心脏总是收缩，肾上腺素还有可能发挥作用，但在目前的情况下，它只会加剧心脏兴奋性，引起病人连续室颤。

作为补充，他们还使用药物“胺碘酮”，希望能平息这场电风暴——这一步走得好，但在30次电击后，她重新开始室颤。十万火急之际，待命的心内科医生巴希尔大夫（Dr Bashir）赶到了。他仔细查看病人，仅做了一处改动：电极在她胸腔上的位置。他把一个电极放在胸部正面，右心室上方；另一个放到背部，左心室的正后方。

以200焦耳电击一次，心律恢复正常。在体内肾上腺素的作用下，她的血压立刻回升到正常水平以上。这虽然增加了流向受伤心肌的血液，却也加剧了心脏电活动的不稳定性。结果发生反复室颤。反复室颤需要更多电击，还要用大剂量的β阻断剂抵消肾上腺素的作用。一旦电极放到正确的位置，每次电击就都能奏效了。巴希尔大夫不愧是经验丰富的电生理学家，他接着又给女孩开了几种大剂量的强力心律稳定药物。

女孩倒下约两小时后，紊乱的心律开始平稳下来，身体情况也稳定到可以用超声心动图绘出心脏图像了。超声心动图显示的一切都很重要。只有少数疾病会使年轻人猝死，一种可能是遗传的肥厚型心肌病。但是超声心动图很快排除了这个可能，因为她的两侧心室在大小和厚度上都很正常。

经过长时间的心脏按压和电击，她的右心室明显受损。它出现了扩张，收缩也很差，虽然心脏瓣膜看起来很正常。有几种非常罕见的冠状动脉异常可能导致心室纤颤，但就我所见，她的这些细小血管也很正常。

她得的是原发性心室节律失常吗？也就是说，她那颗经受重击但结构依然正常的心脏，是不是出现了电活动异常？得这种病的人，确实可能在没有可辨认的遗传综合征的情况下，就昏迷或者心源性猝死。这很可能源自心脏本身的电力系统故障，和锻炼或压力都没有关系。它可以表现为短暂脉冲式的电震荡，或者一次全面的“电风暴”。

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就可以用心电标测的方法找到发病点，然后摧毁那个异常兴奋的源头。这是巴希尔的专业，可以在心导管室内完成。治疗可以在电风暴发作时展开，只要能同时保住病人的血液循环就行了。但是这样的治疗在夜间很难组织，因为需要一支训练有素的辅助团队。

我的计划是将她从急诊部转到心脏重症监护病房。重症监护主任已经加入了救治，正努力使她血液中的生化指标在三小时的复苏治疗后恢复正常。他们焦急地表示她正在滑向心力衰竭，关于她是否需要机械循环辅助，他们想听听我的意见。

我在晚上九点半来到急诊部，发现复苏区有一群人正围在她床边，他们大多是看热闹的，什么忙也帮不上。那部心脏按压机还在她胸口，但是谢天谢地，终于关上了，因为她的心律已经恢复正常。我个人并不喜欢这机器。心脏按压确有它的作用，但心脏是一个脆弱的器官，我不喜欢看见它被机器猛烈挤压。这时，重症监护医生已经给她镇静、通气，她的血液生化指标有了改善，因为正常的心律使血流顺畅了许多。那个心内科住院医师在除颤器旁紧张地徘徊着。

我刚到那里三分钟，她又开始室颤。这一次他们没有捶打她的胸部，只用手指按了一下除颤器开关。呲啦！她的心脏恢复了正常的窦性心律。我建议把她送进心内科重症监护病房，远离这个乱哄哄的环境；再把那只大锤子放回救护车，离她断裂的肋骨远点儿。

70次电击后，我们确诊她为特发性心室纤颤。这时，抗心律失常药对她起作用。也许不送她去心导管室更明智，因为我们好像就快赢了。随着电击的频率降低，她的心脏也比刚才更容易除颤了。

在重症监护病房，我们在她床边陪着她。当天夜里，她的父母和男友从英格兰北部长途跋涉赶来医院，在悲痛和焦虑中不知所措。这也是我最难受的部分。我看着护士在远离病床的地方告知他们病人的情况，又目睹他们亲眼见到她连着呼吸机，肤色惨白，嘴唇发紫，脖子、胳膊和手腕上都插着大大的输液针头时的震惊表情。其实重症监护看起来一直如此，但第一次见到总是令人震惊。如果在生死之间徘徊的是你的孩子，那画面就更恐怖了。

接着，我听见他们开始小声责问：怎么会这样？她在布鲁克斯是那么快乐。这病是我们传给她的吗？现在该我问她父母问题了，但我实在无法应付这种场面，于是让主治医代劳，自己躲到了人群中。主治医师问：家族里曾经有人猝死吗？有没有心脏病史？她的心脏以前出过问题吗？每个人都很茫然。

我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所以留了下来，虽然我希望那种情况不会发生。肾上腺素的效力散去后，心肌的电兴奋性降低，血压却开始下降，到凌晨时降到了令人担忧的地步。与此同时，在她遭受重创、而今彻底毁掉的右心室作用下，她的静脉血压却徐徐上升。她的尿量慢慢变少，在这种情况下总会这样；血液中的酸性物质却开始上升，这是肌肉在血流减少后产生的。

她需要再接受几次电击。不幸的是，来不及把她的父母引开了。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冷酷的提醒：女儿就快死了。她的手和腿因为心源性休克而变得冰冷，这不是因为心律失常，而是大量的心脏按压和反复电击所致。用来抵消肾上腺素的大剂量β阻断剂显然也是元凶之一。

我要求再做一次超声心动图，这次借助食道里的探头。摄像头就在心脏后方，因此画质比前一次好得多。看起来她的病情正在急剧恶化，左右心室的收缩现在都很差了。这种时候，人难免会想到很多“假如”：假如除颤器的电极一开始就摆在正确的位置，这一切还会发生吗？假如他们直接把她送到医院，早点让能够诊断继而确定药物疗法的医生同事治疗，情况还会坏到这个地步吗？她当初需要的是专家意见和药物，而不是一把机械大锤。

但这些“假如”对心脏外科没有好处——因为它们于事无补。我们要做的是动手治疗眼前的疾病。我知道她现在需要什么。她那颗挣扎的心脏还可能复原，但是需要循环辅助。我们能立即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插入一个动脉内球囊泵。我们很清楚这对休克的病人没什么用，但还是动手做了。监护仪上的血压稍微改善了一些。但她还需要更大的血流，球囊并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只好给她注射血管加压药去甲肾上腺素，让她的血压维持在70毫米汞柱以上，然而这很快又引发了几轮室颤。

我说她需要循环辅助，是指她需要一台心室辅助装置来接管血液循环，也就是我们在经费用光之前有过的那种血泵。针对这个病例，我们需要一台体外膜肺氧合器，简称“ECMO”[ECMO（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国内又称“人工肺”“叶克膜”。]。ECMO由一台离心泵和一部氧合器组成，功能与心肺机里的氧合器类似，不同在于它可以长期使用，连续运行几天或几周，直到病人的心脏好转。我们之所以需要这部机器，是因为她的左右心室都发生了衰竭，两侧肺部也因休克而恶化。问题是我们没有这么一部机器。在英国，只有少数医疗单位才有充足的经费使用ECMO，主要用来治疗有严重肺部疾病的年轻患者。

望着病床边绝望的父母，我的血液沸腾起来。这时，水灵灵的春日阳光透过地平线照出来，正常健康的人们正在开始新一天的生活，就像昨天早晨在布鲁克斯的她一样。

那么，英国国家卫生与临床优化研究所（NICE）的最新指南对急性心力衰竭有什么建议？它建议“向一家拥有循环辅助设备的医院咨询”。我们照做了。几个由我培训出来的外科同行都说她需要ECMO。但是，要把一个不时室颤的垂死女孩安全送到那家医院，成功的希望又有多大？她被电击了70次，心脏像烤过一样。把她安全送到另一家医疗中心的几率微乎其微。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考虑到我们之前的创新纪录，同行们都惊叹我们居然没有ECMO，他们都说我应该尽快叫那家公司的代表把设备送到牛津来。我们一直到早上八点半才找到供应商，这时她的血压已经再度下沉，静脉压却再次上升。这导致组织灌注量不足，重要器官的血流严重短缺，血液中的酸含量开始攀升。

我仔细考虑是否要将她送进手术室，给她连上一台传统的心肺机。然而这样做可能会引发灾难，原因有几个：这会进一步损伤她的肺，破坏血液凝结能力。在使用ECMO时，出血是最常见的威胁生命的并发症，而在长时间施行标准的心肺转流术之后，风险会变得更高。

还有一个选项可以为我们争取一点时间：有一种强大的心力衰竭药物叫“左西孟旦”（Levosimendan），我们以前也用过。它能促使钙和肌肉分子结合，使肌肉收缩更加有力，同时又不会增加组织摄氧量或心室兴奋性。我要重症监护病房的医生为她注射，他们却告诉我，医院里已经不备这种药，因为价格太贵。我们所有的药都只能收缩血管，使心脏更加不稳定；要不就是鞭策心脏，让情况更糟。

这就是丑陋的真相：我们拼命想保住少女的性命，手上却没有她急需的设备和药物。这是个紧张而悲戚的清晨，我们眼巴巴地看时针嘀嗒而过，还要安慰那对可怜的父母，说我们正在竭尽所能。我们一边等待ECMO送到，一边用一小瓶一小瓶的碳酸氢钠中和她血液里的酸，同时密切观察她的瞳孔。它们对光还有反应吗？她的脑部还有足够的氧气吗？大剂量的动脉收缩药物能暂时提高她的血压，希望也能增加流向她脑部的血流——但这样一来，四肢和肠道又会供血不足。她的手和腿发冷发白，血流量极低，缺氧的肌肉往她的循环系统倾倒了大量的酸。

到中午，我再也看不下去了。我走进手术室，告诉他们必须给她做心肺转流术，希望只要持续一小段时间，ECMO设备就能送到医院。接着有人问了不可回避的问题：谁来支付ECMO的费用？谁在夜里监督它运行？出了问题怎么办？

我又累又急，忍不住发作：他们算老几，凭什么质疑我们挽救这个21岁年轻人的努力？我们不是移植中心，那又怎么了？她不需要心脏移植。她的心脏只需要休息一阵，好从过去24小时遭受的重击中恢复过来。为什么这个被称为“优秀中心”的地方不能挽救医院外不到两公里的地方倒下的孩子？显然不是因为医务人员不够努力。

就在我快要彻底失控的时候，有人说设备送到了。我们的病人已经在送往手术室的路上，于是我去和那家公司的代表碰了个面，他费了很大力气来帮助我们。其实他一个多小时前就到牛津了，但是车子塞在路上，怎么也到不了医院，到了医院又一圈圈地找停车位。这一路上，他越来越沮丧、焦虑。拖得越久，病人生存几率越低。他知道这一点，所以气得火冒三丈。

东西备妥之后，我们只用几分钟就通过病人两侧腹股沟的血管建立了ECMO回路。超声波影像显示她的股动脉狭窄，于是我用手术方法暴露了它，在它的侧面接了一根人工血管，这样就能确保这条腿还能接受足够的血流。对侧腹股沟的股静脉，则直接用针头和导丝做了插管。长长的插管伸进右心房，然后借助她食道里的超声探头小心翼翼地安放到位。

血泵启动后，她的血压立即升到110/70毫米汞柱，静脉压则从25毫米汞柱下降到了5毫米汞柱。虽然我们在她颈部插了一根肾脏透析插管，排尿还是因为血流增加而有所改善。短短几分钟内，ECMO系统就改变了她：她的肤色变好，生化指标也改善了，现在的她已经换了一个人。我很高兴，她的父母也终于放松下来。

最初几个小时，她的瞳孔始终对光线有反应。然而下午晚些时候，虽然心脏大幅改善，瞳孔却突然扩散开来，对光线也没了反应。完全是噩梦般的场景：病人的身体好转，脑却坏了。因为缺乏血液和氧气，她的脑部发生了肿胀。这导致颅骨内压力上升，脑干脱垂到下方的椎管里——这是医生的行话，意思是他妈的要不行了。

这时，我躺在办公室的沙发上，盼望这场战斗最后的结束。我的秘书苏下班回家前，在我门上试探地敲了两下。她说重症监护病房要我再去一趟。听到这话我总会心里一沉。没人会打电话报告好消息——从来都是麻烦。我预期是出血或者什么我能解决的问题。但是等我赶到病床边，发现帘子已经完全合上了。

她的父母正坐在病床两侧，一人握着她的一只手。如今，他们已身心交瘁。在打扰他们之前，我要先知道问题出在哪儿。负责照看她的护士心烦意乱地走出来，说病人的瞳孔扩散得很快。我说我要马上知道原因——是因为肝素的抗凝作用引起脑内出血，还是因为缺氧导致脑肿胀？

如果是第一种情况，那或许还可以找一位脑外科医生帮忙去掉脑子里的血块。若是第二种情况，我们的努力就很可能宣告无效，要知道我们才刚刚击退了室颤。距离她上一次休克已经过去四个小时，现在我们需要尽快为她做脑部扫描。我亲自去做了安排，又请了一位脑外科同事一起查看扫描结果。

脑部扫描结果一张张出来，呈现着一个个灰质和白质扭结的截面。解剖结构复杂而清晰，其中每一个区域都负责我们生命的一个方面，有的区域同其他相比尤其重要。颅骨是一个坚硬的盒子，当脑部发生肿胀，有些东西就必须排出。流体空间受到压缩，继而消失，脆弱的脑组织和神经被扭曲，最后脑干的一些部分也挤到颅骨外面，于是瞳孔对光线失去反应。而当脑干的反应消失，病人就死了。

扫描过程在几分钟内完成，接着经过运算的图片组合出整个器官的三维形象。它说出了一个我不愿听到的故事。“严重脑肿胀，脑干经枕骨大孔突出”，这是放射科医生的正式报告。我想劝说脑外科医生摘除她的颅骨顶部，解除脑的压力。他们很同情病人，但都说现在太迟了，很遗憾。却不像我那样遗憾。

我们将她推回重症监护病房。因为她全身携带着设备——ECMO回路、呼吸机、球囊泵和监护仪，整个过程颇费功夫。再加上我们悲伤的心情，行进速度就更慢了。

她现在状况如何？所有其他器官都在复原。皮肤温暖粉红，机器把富含氧气的血液注满全身。肾脏正产生尿液，肠道在吸收食物，肝脏在排毒。这些器官都需要血和氧气，而ECMO这项简单而廉价的技术，对这两样都能充足供应。然而对于脑，它来得太迟了。我们没能挽救的脑细胞，正是所有细胞中最重要的。

我痛心疾首。整个英国，没有一支团队像我们这样拥有丰富的经验，在实验室里付出那么多辛苦，做出过那些重要的发现。然而这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不是一家移植中心，所以没有资格获得经费。重要的是节约成本。而节约的结果就是死亡。

我无法亲自把结果告诉她的父母。我选择懦夫的方式，面色铁黑地回到办公室。几个重症监护医生仍在尽力用药物治疗脑肿胀，但于事无补。结果已经注定。我们在48小时后撤掉了ECMO，因为病人已经脑死亡。我亲自为她拔了管。此时她的心脏运转很好：血压稳定，心律正常，没有室颤。至少这场战役我们打赢了。

正式检验脑干死亡之后，我们向那对万念俱灰的父母提出器官捐献的建议。女孩以前表示过，如果夭折希望能捐出器官，父母答应了她的愿望。捐献之前，我趁她父母还在，去见了她一面。那位帮助我们抢救的护士也在床边，想守到最后，确保顺利交接，也给这对父母以情感上的支持。真是少见的情操。这么做是需要道德决心和勇气的。

到了这一刻，我还能说什么呢？我真的很伤心。我的儿子也是布鲁克斯的学生，差不多同样的年纪。如果我是这对父母，我会是什么感受？我不必思索这个问题——我见过太多失去孩子的父母，已经知道答案。我对他们说：我为他们痛失爱女而深感难过。由于形势严峻，经验丰富的主任医师团队日夜奋战，努力挽回局面。我所有的同事都为这个结果十分伤心。我们感谢他们捐出器官的善举。这一举动会改变其他人的命运。

最后她捐出了肝脏和两侧肾脏，三名患者因此受益。这三个器官的功能依然正常，也证明了ECMO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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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几天工夫，我们就又用到了这部设备。这次，病人是一位年轻女性，她刚刚分娩，羊水栓塞了肺部。我只好建议将她直接送进一家ECMO中心，我十分清楚转诊路上的拖延会要了她的命。不幸的是，我猜对了。

接着，又来了一个原本可以用ECMO救活的病人。她40岁，在我们的重症监护病房里意外发生空气栓塞、心脏停搏，最后死了。冒险故事就这样绵延不绝。

年轻女孩的死使她在布鲁克斯的师友们悲痛不已。于是，我给这所学校的副校长写了封信。我说她的朋友们在她倒下后勇敢相助，但我们终究还是没能救她回来，我为此深深遗憾。几个月后，我收到一封大学毕业典礼的邀请函。他们打算在她身后授予她一个学位，问我能不能和她的父母一道出席。

典礼上，我和她的爸爸妈妈及男友一起坐在第一排。我们看着年轻亮丽的男男女女走上讲台，领取各自的奖励。接着，校长沙米·查克拉巴提（Shami Chakrabarti）介绍了一个特殊奖项，感谢外科医生挽救学生的英勇举动。得有人上去领证书。她妈妈去了。爸爸在哀伤中一动不动，男友也悲痛地坐着。我喉咙哽咽，说不出话来，总算帮着那位可怜的女士蹒跚走上台阶。事情本不该如此，她的大学生涯不该就这么结束。她所有的朋友和老师都围过来。家人见到他们很高兴，还勇敢地参加了招待会。

但我心如刀绞。离开时我已经垮掉了，好像整个世界都压在肩头。执业几十年，那是我最伤心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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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记住爱丽丝·亨特（Alice Hunter），为了其他人能够得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