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莉娅40岁，漂亮，金发，充满活力。她在伦敦有一份忙碌的职业，每到周末还练习马术。她骑马的水平很高，和顶尖高手相差不远，常常和最好的骑手并肩——或者说并辔而行。因此她怀上第一个孩子时年纪已经不小，不过问题不大，因为无论身体还是精神，她都还很健康。她曾在杜伦大学念心理学，上学时就参加了曲棍球队，后来又代表所在的莱斯特郡参加比赛。她还踢足球，玩板球。

然而她身上却有一件怪事：她从来完成不了折返跑测试，总是栽在这上面。她还常常在开会时睡着，严重到去一家私立医院接受睡眠研究。医院怀疑她有发作性睡病，但也没找到什么确切的证据，钱倒是花了不少。

发现验孕棒变成蓝色时，她兴奋得快要疯了。那是2015年4月，离她开始备孕只有两个月的时间。好极了！但接着她就十分疲倦，有点喘不上气，再然后越发严重，光是爬上马背就气喘吁吁。不过她确信这是正常的孕期反应，都是激素变化和滞留的体液导致的。

她决计不被疲倦击倒，于是重新开始跑步，执意要变得强壮起来。第一次，她强迫自己跑了五公里。但是第二个礼拜，她刚跑一条街就喘不上气，喉咙就像着了火，胸口发紧。她的乳房柔软肿胀，她觉得这个状态部分是由于乳房疼痛。看来跑步时要放慢一点速度了，但至少还能骑马。

怀孕第13周时，她在一个周一到医生的诊所里见了助产士。对方建议她吃阿司匹林预防先兆子痫——那是危险的高血压症状，一些妇女在孕期最后阶段会发生。朱莉娅说感觉身体很不好，而且恶化得很快。助产士没有认为她神经过敏，而是建议她去做心肺检查，还保证会和她的医生谈谈。这位助产士做得很对——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决定。

医生尽责地倾听了她的描述。他态度和蔼，使人安心。他对她说：“人体的血量会在怀孕期间增加1/3，这会使人呼吸急促。我先来听听你的胸腔吧。”听了一会儿，他的语气变了，表情也忽然严肃起来。“你的心脏有一点杂音，保险起见，我们应该尽快找人给你看看。”

他很快给梅登黑德镇的温莎诊所打去电话，为她约好周三，也就是后天去看一位心内科医生。朱莉娅忧心忡忡，但还是回去上班了。联合饼干公司需要她，工作也能使她不去想“杂音”那两个字。

温莎诊所有很好的候诊室、干练的接待员和舒服的沙发，不过这些一点也没法安慰朱莉娅。心内科医生在见面之前给她安排了两项重要检查。她脱下时髦的黑色连衣裙，换上医院里随处可见的白色长外衣。她的屁股露了出来，因为系带在背后手够不到的地方。

先是心电图检查。她爬到躺椅上，一位女士叫她把外衣的上半部分脱掉。几个传感器检测了她手腕、脚踝和胸壁的电活动，接着一台心电图仪迅速在一长条粉色的纸上打出一条弯弯曲曲的黑线。这条曲线对医生很重要，虽然外行人完全看不懂，但技术员说看上去还好。多么令人安心的一句话！但实际上，她的情况并不好。

在训练有素的人看来，朱莉娅的心电图显示了我们所说的“左心室肥大”，也就是心肌紧张。接下来她又做了超声心动图，这是对心脏的一种无创性检查，用一只探头拍下超声图片，然后投映到屏幕上。这一次朱莉娅有点脸红，因为给她检查的是个男人，不过他人不错，在她胸口涂抹黏胶时一直在跟她说话——这也是工作的一部分。

屏幕上过了一阵才显示出清晰的图片。他拿着探头在她肿胀的左乳上移动，尽量不弄疼她。他先从心腔开始检查，看了她的左心室和右心室，这在“四腔心”切面看得最清楚。她的左心室比预想的还要厚，右心室、左心房和右心房都很正常。但这时超声波还没抵达关键之处。他把探头放到她的胸骨顶端，然后向下移动。

猛地，他的举止和表情变了。他不再说话，手指摆弄着探头。朱莉娅意识到坏消息就要来了。她的心沉了下去，感觉冰冷空洞，就像肠子刚刚掉出来了似的。

“怎么了？”她忍不住问道。

“主动脉瓣狭窄。”他的回答像是机器自动发出的，“很遗憾，我去告诉医生。”

接着又来了一位女士，带了另一台超声心动仪来为她检查胎儿，这次把黏胶涂在了她的腹部。这是朱莉娅第一次见到胎儿，她担心孩子是否还活着。但是听到后面的对话，她又觉得孩子还是死了好。虽然朱莉娅的前景看来不妙，但胎儿的心脏仍在以每分钟150下左右的正常速度搏动着。

到了该和医生会面的时候了。他是一个年轻聪明的心内科医生，和我一样在国民保健服务的体系下工作。他已经了解朱莉娅的情况，也知道了诊断结果，但他帮不上什么忙。好在这时朱莉娅已经重新穿好衣服，感觉不像刚才那样暴露、那么脆弱了，但在心理上，她却到了崩溃的边缘。她在念本科时了解了许多心理学知识，但这并不能帮她更好地控制情绪。

她先开口了，没有寒暄：“我有麻烦了，是吗？”

“是的，很遗憾。”

又是这该死的字眼。所有医生都这么说，但没一个是说真的。

“你有非常严重的主动脉瓣狭窄。事实上，是先天性的。在你决定怀孕之前，就没人听见你心脏的杂音吗？”

朱莉娅仔细回想。是的，确实有其他医生听过她的胸腔。但是他们没有一个提到心脏杂音的事。

当主动脉瓣变得非常狭窄时，确实很难听出杂音。而现在她的主动脉瓣就十分狭窄，她的症状因为血流量增加才显现出来——心脏必须额外做功才能支持胎盘。

要解释这一切背后的生理学原理，我们必须知道，从妊娠12周到36周的时间里，心脏泵出的血量最多可以达到非妊娠期血量的150%。朱莉娅之所以在16周时情况变差，是因为她左心室出口处的瓣膜严重狭窄。她在锻炼时胸部剧痛是因为冠状动脉血流不畅。她手臂上的血压虽然才100毫米汞柱，左心室的血压却高达250毫米汞柱——岌岌可危。另外，试图进入心脏的血液被拦在肺部，让她的肺变硬。要是再受到任何压力，水肿液就可能充满肺部，造成猝死。而朱莉娅还认为自己很健康呢！

接下来才是致命一击：严重主动脉瓣狭窄患者的预期寿命，在没有怀孕的情况下顶多6到24个月，而以她目前的情况，她只有几周可活了。继续妊娠太危险，心内科医生认为她必须在周末之前安排人工流产。只有在那之后，她才可能接受手术，换掉主动脉瓣。越快手术越好。

然而这和朱莉娅的愿望背道而驰。她之前虽然迟迟不想要孩子，但是经过这三个月的兴奋和期待，她的身体已经和胎儿连在一起。她的心也是。要是她没有机会再次怀孕怎么办？她在什么都不做的时候感觉身体还好。那么她在孩子出生前都不再运动，不就好了吗？这是个简单的道理，也是值得付出的代价。但她想错了。那位心内科医生对一件事坚信不疑：如果不加治疗，朱莉娅和胎儿就会很快死亡，她根本无法等到分娩，就连20周的早产期限都等不到。

朱莉娅的选择很有限。没有一个外科医生会在她怀孕时给她的主动脉瓣开刀。她要是愿意，他明天就在一个跨学科团队会议上讨论她的情况，参会的有心内科、外科和重症监护领域的医生；鉴于她的境况，还会有几位产科医生来。他们会详细研究，考虑不同的治疗选择，推荐最合适的方案。

朱莉娅不是一个畏缩的人。“那我的意见呢？”她坚持说，“我想保住孩子。我不想让一群人聚众对付我。最乐观地估计，我保住孩子的可能性有多大？”

这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要保孩子也没有简单直接的方法。那位心内科医生思索片刻，说：“我给你介绍牛津的一个心内科医生，他是专门治疗孕期心脏疾病的。”

关于孕期的伦理原则很简单：医生的首要责任是保护母亲，宁可牺牲胎儿维护母亲的健康，也决不能为了没有出生的孩子置母亲于险境。正常来说，孕育30周后出生的婴儿都能存活，甚至28周也可以。但是仅仅为了保胎，很难让垂死的母亲保住性命。

地区总医院的几位心内科医生看了超声心动图。他们的判断是朱莉娅的主动脉瓣已经太窄，不可能坚持到妊娠30周实施剖宫产的时候。她的激素变化和血量增加已经威胁生命，不可能再活16周了。每个人的意见都一样：朱莉娅应该在几天内中止妊娠，然后尽快置换主动脉瓣。人工流产会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要是你认为心脏外科手术简单的话。

最初的那位心内科医生在周四午后给她打了电话，大致转述了同行们令人沮丧的共识。听到他又说出“很遗憾”三个字时，朱莉娅的五官扭到了一起。好消息是，他为她预约了第二天下午去见牛津的奥利弗·奥默罗德医生（Oliver Ormerod），费用由国民保健服务支付。他强调要尽快治疗，同时告诫她绝对不能再骑马或做其他运动。

赴约本身就是一场噩梦——通往医院的几条干道上塞满汽车，好容易到了医院却没有车位，也没人帮忙。她眼看就要错过一场决定她和孩子生死的会面了，更糟的是，胸部剧痛偏偏又在这时来袭，随后的焦虑更使她动弹不得。就在上周五，她还是兴致勃勃的准妈妈，现在心中却充满末日逼近的恐惧。

但奥利弗使这一切大为改观。他和别的医生截然不同，不穿西装，不系领带，对什么都好像不大在乎。朱莉娅不由想起童年很喜欢的一个人物，大力水手。在那间诊室里，他让朱莉娅感觉她是特别的。

“你想保住孩子是吧？我们来看看怎么帮你保。”他说。

茱莉娅胸口的紧张感消失了，松弛的感觉流遍全身，她的手在不经意间落到小腹上，好像在说：“放心吧！这个医生会照顾我们的。”

那么，要保住茱莉娅的安全和胎儿的生命，可能性有多大呢？奥利弗也同意她的主动脉瓣撑不到28周胎儿发育成熟的时候。必须一边维持妊娠，一边处理主动脉瓣。前面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条是顺势而为，用球囊撑开严重狭窄的瓣口，为母子俩争取一些时间。第二条是直面难题，靠心肺机实施开心脏手术。当时所有的医学知识都反对第二条路。

球囊扩张是在心导管室内、由X光引导完成，胎儿可以免受辐射。球囊放进瓣口后膨胀扩张，以撑开狭窄的部位。如果这能让朱莉娅挺到妊娠的第30周，她就可以先生下孩子再换掉瓣膜了。到那时她将以一个新妈妈的身份，接受安全的心脏外科手术。

我的同事班宁教授是球囊瓣膜介入治疗的专家，奥利弗需要再拍几张详细的超声心动图给他过目。如果他同意，治疗将在下周的前几天进行。这个疗法风险何在？主动脉瓣可能裂开并严重反流，引起急性心力衰竭。所以在介入治疗的同时，必须还有一支外科团队在手术室里待命。另外，球囊也可能无法充分扩张主动脉瓣，使治疗没有效果。无论哪种情况，对母亲和胎儿来说都是重大风险。这种治疗可不简单。

奥利弗决定过了周末就让她住进心内科病房。与此同时，他还要去找一位外科医生谈一谈，只有那个医生曾经给相同处境的患者动过手术。

周五晚上，奥利弗打电话到我家，和我聊了聊之前合作的病例。我们共同治疗的上一位孕妇在妊娠28周时，查出了反常的心脏杂音。我们在她的左心房上发现一只巨大的良性肿瘤，那是一个左房黏液瘤，和安娜的那只一样。我们在医院里仔细观察她四周，等到妊娠32周时，在一间心脏手术室里用剖宫产帮她生下那名婴儿。三天后我摘除了肿瘤。母亲和婴儿都很健康。

在那之前，我们还治疗过一名年轻女子，她的人工心脏瓣膜发生感染，因此解体并严重反流。我们在她妊娠33周时带她进手术室，给她做了剖宫产；紧接着，我为她置换了主动脉瓣。手术后母子平安，虽然也有子宫出血的问题。

我又提醒奥利弗说，我还在另一家医院为一个妊娠20周的35岁妇女置换过主动脉瓣。新的瓣膜功能良好，术后我也听见了胎儿的心跳。可是就在当天半夜，她流产了，而且大量出血。差一点母子都没保住。

孕期的心脏外科手术是极少数可能导致两名患者——母亲和胎儿——死亡的疗法。关于这类手术的每一篇公开报道，我都阅读过、分析过，还写过一篇详细的综述。当时全世界只有133个病例，其中仅19例是主动脉瓣置换术。虽然这些手术中的母亲都活了下来，却有7名胎儿死亡。这个数字能叫人放心吗？不能。

这里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那就是外科医生都喜欢报喜不报忧，因此在公开的数字背后，可能还有数百个没有公开的失败病例，其中的胎儿，甚至母亲都可能因手术失败而死去了。但这种事最好别说，对吧？隐瞒失败是人的本性。尽管如此，我们终究有了一些统计数字，可以说给朱莉娅和她的家人听。

奥利弗又问我对球囊术怎么看，我说这个主意不错，但实行起来有困难。大多数先天畸形的主动脉瓣并没有明确的瓣叶分隔，可能无法在球囊的压力下分开，这不像治疗风湿性二尖瓣那样已经有成熟的技术。这实际上是在摸索中治疗：球囊可能摧毁她的主动脉瓣，甚至可能撑破主动脉，引起大出血。我们需要问问班宁他认为成功的把握有多大。但是如果他们决定走瓣膜成形术的路子，我一定全力支援。我们的讨论到此结束。

过了周末，朱莉娅又回到医院做更多检查。这位孕妇的两难处境迅速传开了，周四清晨的先天性心脏病团队会议上来了许多人。除了我和奥利弗，还有南安普顿医院的小儿心内科同行。奥利弗用清晰的心脏影像介绍了这个病例。

朱莉娅的主动脉瓣口呈一条狭缝，正常人有三个瓣尖，她却只有一个，我们称这种结构为“单尖瓣膜”。它看起来仿佛一座岩石构成的火山，厚度近1厘米，看上去很僵硬。瓣口下方的肌肉很厚，一看就不是好兆头，她居然以这样的状态活到了40岁，真让人吃惊。在这里面塞进气囊能有所改善吗？不太可能。能保证安全吗？也不太可能。

接下来是关键，而他们已经做了决定。应该直接给朱莉娅做主动脉瓣置换术，用一种生物人工瓣膜替换她原来的那个。这种瓣膜不需要抗凝，因为抗凝会危害妊娠。这正是朱莉娅的意愿。决定是她做的，而她不喜欢不确定性。她不仅活泼，还很勇敢。这一点会场上没人否认。

我能主刀吗？可以是可以，但手术一定要快，连在心肺机上的时间越短越好。虽然心肺转流术对母亲绝对安全，但它往往会引起胎儿死亡，因为子宫和胎盘一点都不喜欢它。心肺机里的预充液会稀释母亲的血液，而这个稀释效应又会降低孕期激素黄体酮的浓度，从而增加子宫的兴奋性。当子宫在心肺转流期间发生收缩，那就是胎儿死亡的重要征兆。接下来，如果胎盘供血量和血氧含量降低，造成胎儿心率变慢，就可能引起应激反应，造成血压升高，对胎儿发育中的心脏形成压力，常常引发不可逆转的伤害。

我向大家解释如何在孕妇身上开展心肺转流术。我们要把血压和血流都调得比平时更高，还要防止血液冷却，使胎盘的血管不至于收缩。快速手术是关键。朱莉娅增厚的心肌按说要用心脏停搏液保护，但这种液体富含钾，而胎儿的心脏又对钾的增加非常敏感。母亲如果摄入太多心脏停搏液，胎儿的心跳也可能停止。

因此我们必须监测胎儿的心率和子宫收缩情况，如果检测到收缩，可以注入孕期激素黄体酮来抑制这些反应。我们还可以在胎儿心率下降时，调高心肺机的血流量。只要每个人都清楚手术中可能出现的情况，我们就有很大把握能让孩子活下来。

到这时，医生的心情已经从中止妊娠转变成保住这个小家庭。但我们还需要一支后备团队。万一胎儿在术后的夜里死亡或自然流产，就需要一队妇科医生及时出手相助，他们可能要为一个刚刚接受过心脏外科手术的病人治疗子宫出血。这两个科室分布在两栋楼里，但至少还在同一个院区。

第二天是周五，并不是做手术的好日子，因为周末只有值班的医生和护士负责看护。而我需要召集一支最好的团队，又鉴于朱莉娅的情况十分稳定，我决定等到周一上午再做手术。不用着急。这只是又一台主动脉瓣置换术，而且有谨慎的计划和恰当的后备团队。

怎样才算是一个麻利的外科医生？不是指动作匆忙或手速飞快。实际恰恰相反：一个麻利的外科医生必须很有条理，不能有不必要的动作，只在需要的地方缝针，不做任何重复劳动。因此，一个麻利的外科医生动作未必很快，但大脑和手指一定默契配合。这是天生的本领，不管受多少训练都于事无补。

现在我要和朱莉娅见面了。奥利弗带我去她的心内科病房。早晨还没有家属探视，她一个人在病房里。她果然像他们说的那样活泼而好奇，但也对我可能说出的话忐忑不安。她很紧张，因为其他人曾反复劝说她中止妊娠。

她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是：“我想保住孩子。”我回答说我也想保住孩子。就这样，一种积极的关系在我们之间建立起来。

那么手术什么时候做呢？我告诉她：周一上午。接着我向她描述了将要植入的人工瓣膜类型，还告诉她我们不会使用抗凝剂。这一点显然对怀孕后期及分娩相当重要。我告诉她这片人工瓣膜会慢慢磨损，15年后还要再植入一次，也许不到15年。然而朱莉娅还没想那么远。她现在只想把这场可怕的动乱从她有秩序的生活中清理出去。

她问我：“周末我能回家一趟吗？”她急着安排一些事情，还要把自己的情况告诉同事。

“可以，但是不准骑马，不准用力。什么花力气的事都不准做！不过现在你还不能走，我们要先给你配血型，麻醉医生也要见见你。”

奥利弗也认为最好放她回家一次，把她强留在医院没有意义。周一的麻醉医生是伊莱恩，我打电话向她解释了情况的复杂性，她立刻赶来了。就在伊莱恩和朱莉娅交谈时，我去提醒灌注师，给他们看了些文献，告诉他们怎么配合，还特别指出这次手术关系到两条生命的安危。

我再次见到朱莉娅时，已是周一早晨7点。她看起来平静极了。她要求我不要扔掉那片畸形的瓣膜，因为那是她的东西，她想保存起来。她的全部家人都到了病房：丈夫，姐姐和年迈的双亲，都来给她精神上的支持。我说我过一会儿再来和他们谈话。

我们先在局部麻醉下放进了动脉和静脉监测插管。我真的不想监测胎儿的心率。以前有过这个经验：胎儿的心率一下降，我就忍不住焦虑分心，而我们事先已经做了适当的防范，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让它回升。伊莱恩小心翼翼地在麻醉诱导期维持她的血压和血氧含量。把朱莉娅推进手术室前，我们检查了胎儿的心率——很正常，每分钟140跳，是母亲的两倍。我们把超声探头沿食道塞进朱莉娅的胃部，准备观察她的心脏。我们在手术开始前始终为她盖着毯子，防止她血液变冷，到最后一刻才去掉她所有的装束。她微微隆起的腹部时刻提醒我们要集中注意。

我们很快用消毒液在她身上做了标记，然后给她盖上蓝色手术巾，只在双乳之间留出一道狭长的空隙。我们把电刀、除颤器和心肺机的几根管子挂到手术台边，然后开始手术。

我用手术刀切开皮肤。因为她的血液循环现在格外活跃，切口出血超出了常规。接着，电刀又切开薄薄一层脂肪，直抵骨头。然后，锯开胸骨中央。伴随着使学生们反胃昏厥的“嗡嗡”声，骨髓渗了出来。接下来，再用电刀切开余下的胸腺，切开心包。伊莱恩给她注射了肝素，准备开始心肺转流术。

我们将插管插入主动脉和右心房，另一头连接机器。接着，停止给肺通气，让心肺机接手。我们没有给她降温，反而用热交换器为她保暖，同时保持高流量泵速。这都是为了保护她的子宫和胎盘。我用一把钳子夹住主动脉，然后注入心脏停搏液，直到心脏死死不动为止。它并没有真死，只是变得弛缓而冰冷，暂停新陈代谢是对它的保护。

我用手术刀割开主动脉，暴露了造成这一切的主动脉瓣。它已经看不出瓣膜的样子。就像超声心动图显示的那样，它是一座坚如磐石的火山，中间仅一道狭缝而已。我换了一把尖刀将它整个挖出，然后轻轻放在一瓶保存液里；这是我送给朱莉娅的礼物。接着我缝了间断的十二针，把新的生物人工瓣膜缝了上去。这是用牛的心包精心制作的，现在由一只缝合环挂在一个塑料架上。我把它缝在旧瓣膜曾经的位置。这台手术常见且并不复杂，却能一次造福两位病人——一个现在的，一个将来的。到此一切顺利。

我们缝好主动脉，然后松开钳子，温热的血液一下子涌入冠状动脉。得到这股生命之血，心脏重新活了过来。它先是室颤着扭了几下，接着突然自动除颤。它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我用手指捅一下，它就开始收缩、射血。我又捅一下，正常心律出现了。通过超声探头，我看见人工瓣膜一开一闭。从左心室通向主动脉的道路几十年来首次贯通，数千个小气泡纷纷冲向排气针。这场景司空见惯，并不令人兴奋，但正是我们需要的。

我叫伊莱恩开始给肺部通气，检查血气，准备脱离心肺机。伊莱恩将气体有节律地泵入朱莉娅的气管，原本萎陷的肺部充气后开始扩张，从刚才的又软又空，变得鼓胀、粉红而自豪。它们围绕在心脏两侧，和以前一样，日日夜夜，永远如此。通过谨慎的冒险，我们让生命暂停又重启，大大改善了她的健康。

脉搏波回到了动脉血压描记线上，规则而有力。但我没看屏幕，而是盯着心脏，它还在吐出残余的气泡。它们向上漂浮，直入并堵住了右冠状动脉。这让右心室失去血液供应，肿胀了一会儿。但问题不大。我们增加了泵流和血压，把空气推了出去。右心室再次收缩，一切正常。

现在我想尽快关掉心肺机。我让灌注师慢慢把心肺机调低，让朱莉娅这颗疏通了管道的心脏接过泵血任务。我们一共只在心肺机上连了49分钟。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维持了高流量和正常体温，竭力照顾子宫和里面珍贵的货物。我听见灌注师说“停止转流”。我们拔掉插管，用鱼精蛋白中和了肝素的抗凝作用。

切口仍在流血，血量超出以往。我的多动症又犯了，膀胱也鼓胀起来，我觉得最好还是把收尾的工作留给穆罕默德——用电刀凝住出血点，把引流管和起搏电线装好，确保她的安全。我们一方面想尽可能避免输血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又不想使氧输送因为红细胞太少而打折扣。最后我们还是不得不为她输了两个单位的供体血，以及携带凝血因子的新鲜冰冻血浆，接着又输了血小板，也就是能够堵住小孔的黏性细胞。不到一个小时，流血就得到了控制，可以送去重症监护病房了。

伊莱恩和穆罕默德把朱莉娅护送到手术区外面。一切进展顺利，他们很高兴。然而，虽然他们做了充分的准备，前来接手的却是一个缺乏经验的护士。重症监护病房已经像其他部门一样接到预先提醒——其实也很难怪罪那个可怜的护士——伊莱恩还是发火了。她问：照顾胎儿的计划是什么？胎儿最可能在什么时候死亡？朱莉娅要是下身大出血要怎么做？迎接她的是茫然的面孔，瞪大眼睛的护士，还有不知所措的初级医生。伊莱恩要他们找一支经验丰富的团队来合作，专心护理。我当时对这一切并不知情，但伊莱恩说得对：在危险的境况中，经验尤其重要；而在这个病例中，处境危急的是两条生命。

朱莉娅的血压还偏低。她血管比一般病人扩张得更严重，因为我们不循常规地在心肺机上为她保持了较高体温。但是我们不能给她使用一般的升压药物，因为它们会收缩通向子宫和胎盘的血管。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让她的平均血压低于70毫米汞柱。应对方法都写在指南里了，每个人手上都有。问题是，重症监护病房里的人都读了吗？现在说这些没什么意义，不然会有人投诉的。

我回来后，让穆罕默德去陪她。奥利弗用一台超声仪显示胎儿的心脏，它仍在以每分钟140跳左右的速度搏动着。目前为止，胎儿活着，子宫也没有收缩。于是我让他们唤醒她，关掉呼吸机，撤掉镇静药物。之后，她的血压自会上升。离开去为下一个病人手术前，我说了一句：“你们现在照看的是两个人，不光是你们能看见的这一个。”

朱莉娅很快醒了，气管里的管子也终于拔了出来。据她描述，醒来后发现喉咙里插着管子是整个体验中最难受的部分。我第二天早晨7点和奥利弗碰面，一起看胎心成像，它仍在以每分钟140跳的速度搏动着。不仅如此，胎儿还在子宫里翻起了跟斗。朱莉娅那颗置换了新瓣膜的心脏运行良好：她的两只脚暖暖的，导尿袋里也有了不少尿液。把尿当作好事来庆祝，就只有医学这一行了吧。不过我的心还是没完全放下，因为她的血压仍然偏低。我们对孕期心脏外科手术的理解还谈不上完善，也就是说，我们还不知道低血压在这个阶段是否有害，但我们还是不想用药物为她升压，那样会干扰胎盘的供血。

醒来时，朱莉娅的第一个问题是孩子怎么样了。我们安慰她说现在看来情况不错，但我们希望能在24小时后看到更强的心跳。我感觉到那时候，危险期应该过去了。到接近中午的时候，我们从她胸口拔出引流管。她急着想回到单人病房，但我还想对她的血压和血氧含量再监测24小时。我们把她转移到一个安静的隔离病房，那在平时是给败血症病人住的。

到了第二天，胎儿还是老样子，身子动着，心率也正常。但朱莉娅不舒服。手术后的第二天总是最难熬。第一天是幸存的狂喜，第二天就只剩下疼痛了。不幸的是，为了胎儿的健康，我们不能给她使用大剂量镇痛药。

我们是在周一做的手术。到周五，朱莉娅已经没有了不适感，她觉得住院无聊，执意要回家，我们谁也拦不住。奥利弗还是很担心她，在接下去的一周每天给她电话，还定期在门诊部看她。超声波扫描显示胎儿的发育和活动都很正常。五个月后，也就是2016年1月，她生下一个4公斤多的健康男孩——她的奇迹之子。他本来注定要成为不锈钢托盘上的一堆碎肉，现在却顺利来到人间。我们，奥利弗和我，改变了这一切。欢迎来到世上，参孙。真是个强壮的小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