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花雪月——按照当地的一种说法，这是大理的“四景”，也是当地一个啤酒品牌的名字。有人从地理上解释大理的风花雪月：南边山风习习，北端鲜花遍地，西面积雪浮云端，东边月映洱海水。也有人说，此地四时分明，春风送暖，夏雨润花，秋雪覆山，冬月皎皎。各种说法不尽相同，但公认的是，冬末春初之际，大理多风。

毫无预兆地，一阵微风就可能变成呼啸的狂风。洱海吹来的冷气逼退了陆上的暖流，刹那间，疾风卷来，飞沙走石，而后又迅速平息，下一次狂风默默酝酿。夜里，风从山中呼啸而下，如同饥饿的狼。即使空气是静止的，它也充满了无声的力量，仿佛在准备，要在季节交替、世界吸进新的气息之时清扫万物。

春风吹散了冬日的阴霾和尘埃。它推动着我们前行，为我们的船鼓起风帆，但有时也具有破坏力，甚至是彻底的破坏力。然而，破旧方能立新——不摒弃旧物，又怎能为新事物腾出空间呢？春风播种，将种子吹向远方，在肥沃新壤处生根发芽。人生的风猛烈地吹向我们，把我们吹得支离破碎。但唯有如此，种子才能发芽生花。

为了新的开始，我在大理找寻属于自己的院子。我在雅玲和柠檬家院子里住的房间太小了，在那空荡荡的四面墙里待久了，我心中也围起了墙，我得找个能舒展身心的新空间。为了在大理四处兜风，我买了辆便宜的二手雪铁龙汽车，给它起名叫“红鲱鱼”。年后第一周，我满怀新开始的喜悦，驾车四处探寻。

在大理，探院是最受欢迎的消遣方式。穿梭于山谷中的各个村庄，可见新房与旧宅交织，它们被摇摇欲坠的石墙隔开。爬上石墙，墙的那边很可能有个杂草丛生的院子，有个久无人居、可供修缮的房子。与逆向移居者相反，乡下人还是想去城市，他们搬去城里后，农村的房子就荒废了。看着这样的房子，你心中已悄然描绘起翻新的图景：放个沙发，养个小猫，搭个书架，想着在下雨天该读哪本书。一天的漫步可能会让你想象出十几种不同的生活可能。然后再去另一条路，另一个村子，想象另一种生活。

如果真有那么一栋房子完全满足你的想象，那修缮之事便提上了日程。你得四处打听，找到房主，谈妥十年或二十年的租约，然后按自己喜好装修这栋残破的农房，成本与在上海市中心买套几平方米的小屋子差不多。修葺工作能耗费一个完美主义者几个月甚至几年时间。但这正是其意义所在：有一个可以忙碌的项目，有一个可以去构建的新生活，从擦洗椽木开始，一步步进行下去。大理的每个村庄，都有新移居者装修过的房屋，他们都在寻找自己的乡村隐居之处。

我的探院之旅就像对大理地理的一次速成学习。第一站是大理古城以南的凤阳邑村。该村落就在下关镇北边，是茶马古道上一个铺着鹅卵石的歇脚点。这里的许多院落正凄美地走向荒芜：泥墙剥落，杂草和竹子从院子的石板间钻了出来，半铺着瓦片的屋顶上枯草摇曳。大自然在恢复原貌。但这些院落里没有厕所，我不想自己费力装厕所，更不想半夜去上公厕，因此不感兴趣，离开此地，前往下一站。

下一站是观音塘，民居大多分布在供奉观音菩萨的庙宇周围。相传八世纪时，唐兵侵扰大理，观音化身老妇，朝唐兵扔去巨石，吓退了他们。那块石头至今仍在寺庙下面。但这里跟三文笔村一样，离大理古城很近，建筑较为密集，餐馆比比皆是，游客络绎不绝。我来大理就是为了远离人群，所以我打算走远一点，去别处看看。

古城以北是通往西藏的柏油干道，车辆渐渐稀少。道路西侧，群山耸立，让人望而生畏。铺好的小路蜿蜒穿过农田，通向山脚下星罗棋布的大小村落。从第一个路口左拐通向无为寺。沿着小路走进森林，不远就能找到这座寺庙，它还为外来游客开设功夫课程。这里的确让我心动，但旁边的村里有个采石场，锯声轰鸣，烟尘飞扬，打破了这份宁静。

再往前，村落逐渐稀少，每个村子的名字都很有意思：双鸳、磻溪、鹤阳、小庆洞。有的村子依山而建，有的坐落湖畔，村与村之间是大片农田。靠近洱海北端，上关镇前面，有个喜洲镇，这里风景如画，适合旅游拍照。镇上民居古朴，有家精品酒店由老房子翻新而成。酒店毗邻一片油菜花田，旁边有几家咖啡店，还有个形状像舌头一样的、探入洱海的半岛。但开车到这里太远了，不符合我的目标。

我从古城往北开了七公里，在一个玫瑰农场拱形入口的对面拐出了主干道，穿过蓝莓田，到了银桥村。我有两个熟人住在这里——澳大利亚华裔夫妇里奥和拉克伦，他们跟其他几个城市逃离者合住一个院子。他俩带我看了附近的一个小院子，本来，他们已经把这个院子翻修了一下，准备给里奥开个裁缝店，但现在他们打算开家面包店，所以用不到这个院子了。

这个院子占地面积一百五十平方米，是个迷人的住处。庭院里有一张用三块石板拼成的茶桌，看起来像一个祭坛。还有一个杂草丛生的花园，里面种了桂花树和迷迭香，角落里积了一堆杂物，堆了用剩的装修材料，还有棵无人问津的盆栽顽强地生长着。屋檐下放了两把舒适的藤椅，正对着院子。院子和邻居家之间隔了道竹篱笆。

房子高两层，由十米高的松木柱子支撑着。当地人将这种房子称为“百年木屋”。这栋房子建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主要以石头、灰泥和粗大的木梁搭建，木梁皆以榫卯相接，没用一颗钉子，带有雕刻装饰，外墙一米多厚，足以抵御地震。这栋房子是白族风格的建筑，飞檐串角，屋脊上放有瓦猫，镇宅驱邪。房子外墙上刷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标语，如今红漆早已褪色，正从灰泥上剥落，文字几乎难以辨认：“××民族××建设××美好生活。”

房子一侧的畜舍改成了玻璃屋顶的小厨房。最关键的是，房里有个室内厕所（是马桶，不是蹲厕！），还有淋浴间，真是豪华无比。屋顶上开了天窗，夜晚，月光就能洒满卧室，楼上的木格窗也换成了玻璃窗，使得室内光线更加充足。楼下是宽敞的工作区，放了张裁缝桌，几架缝纫机，还有些假人模特；楼上是个开放式阁楼，由木梁支撑，天花板很高，墙上壁龛很深，曾用来供奉祖先神位。所有的东西都被杂乱地堆放在一起，上面积满了灰尘，但我已经能想象出把书桌放在这里的样子，我坐在那儿，抬头就是重峦叠嶂，低头则是湖光潋滟。

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隐居之所，我感觉这里可以成为我的家。虽然房子尚待进一步完善，但翻新工程中最艰巨的部分已经完成了。而且，租金也相当低廉，每年仅需大约一万七千元，于是我接手了剩余的七年租约。这个地方还有个名字，叫作山地工作室。

在踏入这扇门之前，我感觉自己像无根的浮萍，怀疑自己当初搬家的决定，不清楚自己能否长久留在此地。这种自我怀疑的阴霾总是笼罩着我的新生。但现在，我已决心放下过去，开启新篇章。我终于有了能发散思维的空间——一个属于自己的院子。我站在房中，今年，这里将成为我的家，一阵风迎面吹来，仿佛在表示赞同。

立春那天，我搬进了新家。中国历法除了月历外，还包含二十四节气，以调和月相变化与地球公转周期。各节气都由两个字命名，如“谷雨”“小暑”“霜降”等，反映时令与农事的关系，故这种历法亦称农历，涵盖冬至、夏至、春分、秋分等。立春是二十四节气的起始，此时气温开始回升。这一年的立春是二月四日，这一天，我驱车前往新居。

空气中弥漫着初春时节的融融暖意，我把车停在银桥村篮球场改造的临时停车场上，旁边是一排室外健身器材，还有一张乒乓球桌。街角便利店外，一位老爷爷正在卖菜，还为孩子们设置了一个转转盘游戏，奖品有糖果、仓鼠等。我花一元钱转了一次，赢了条金鱼，装在一袋水里。我提着金鱼，带着为数不多的家当，踏上土路，走进一个石拱门，经过柴房，来到了新家门口。

山地工作室里乱七八糟，堆满杂物，杂草丛生，满是灰尘和污垢。这里电线老化，不能同时开着电灯和热水器，水压也很小，水流极细。但这是我的家。在新家的第一天，我也只能打开行李收拾一下，试着洗个澡，把床垫上的积灰拍拍，一头倒在床上。我入睡时，月光透过房梁上方的天窗洒了进来。

次日清晨，阳光穿过朝东的窗户射在卧室墙上，我被不明声响吵醒。我迷迷糊糊间，那声音又响起来。外面有什么东西。阳光洒在我朦胧的双眼上，形成斑驳的光影。是树还是鸟雀？我伸手去拿眼镜，终于看清了：那是张人脸，紧紧贴着脏污的窗玻璃，盯着躺在床上的、半裸的我。

我吓得瞬间清醒，扯过床单盖在身上。人脸的鼻子前伸出了一根手指，跟人脸应该来自同一个主人。手指点了点我身后的大门，然后那张脸就消失了。不一会儿，敲门声从那边传来。我匆忙套上几件衣服，还困得迷迷糊糊，甚至都没生起床气，就这么开了门，一个三十多岁的魁梧男人闯了进来，跟我说他是村长。

“垃圾飞。”他说。

“对不起，我没听清。”我答道，大脑还没完全清醒。

“垃圾……是要收费的。”村长一字一句跟我说，就像在跟一个怎么也听不懂话的小孩说话一样。

“对不起，对不起。”我连连道歉，心想如果真的有垃圾到处乱飞，那应该是我的错吧。

“垃圾费。”他又重复了一遍，用手在空中比画，好像在写这三个字，仿佛这样就能让我明白。这次他带着怒气说着这三个字，最后一个音节用汉语第四声重重降了下来——不是我听成的第一声“飞”字——原来他说的是“垃圾费”。

我终于懂了他在说什么，大脑开始清醒了。我知道垃圾和垃圾处理费是什么意思。很显然，这个人想要钱。也许我给他钱，他就会离开。我表达得不是很清楚，但态度非常诚恳，我说，我愿意给钱，非常愿意，不管他要多少垃圾处理费，我都愿意马上给他。就在这里，他说多少我给多少，现金、刷卡、手机支付都可以，怎么快怎么来，只要他能马上离开我家，让我倒床继续睡觉。

李村长见我会说中文，而不是在胡言乱语，显得既惊讶又高兴，他要了一百元，然后在一张粉红色的纸条上慢悠悠、一笔一画地写了张收据。他看似随口问问，问我从哪里来，来这个村子干什么，但我恍然大悟，原来收垃圾费不过是个由头，真正目的是打听这个新来的外国人是谁。在乡下，八卦传得很快，肯定是昨天有人看见我搬过来，就去跟村长打报告了。村长对我的回答很满意，给了我一份收据存根就走了。走之前还提醒我要小心从武汉蔓延的新型病毒，问我要不要在他那儿买点N95口罩，我买了。

我接着睡觉，但两个小时后，又被卧室窗外传来的歌声吵醒，那一听就是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流行情歌。出门一看，原来是一辆垃圾车停在了我家外面，怪不得要收垃圾“飞”。车上的喇叭音质不怎么样，但音量很大。垃圾车后部放下金属梯子，村民正排队上去扔垃圾袋和零散的垃圾，垃圾堆得越来越高，眼看要倒了，司机就一脸不耐烦地把车开走了。

喝了杯咖啡，我想是时候去村里好好走走看看了。村长告诉我，银桥村从北到南绵延一千五百米，共有约一千户人家。村子中央有一座横跨狭窄沟渠的桥，这也是村子名字的由来。十二个世纪前，这个村子里住着修建三座佛教宝塔的工人，他们曾扛着石头和银子在桥上来来往往。古桥塔牌坊依旧矗立在原村庄南门的位置。周围的石墙早已拆毁，只剩南门和西门傲然屹立。

银桥村的大广场跟大理其他村子的一样，处于大树树荫之下，村里人都叫那棵树“老青树”。据他们说，这棵参天老树与村子同龄。树下有口水井，里面是可以饮用的山泉，水井旁有三个水池，分别用于洗衣、洗菜和洗肉。墙边有张石凳，坐了几个身着蓝衣的老人——奶奶们围着围裙，爷爷们穿着破旧夹克。在这里，他们白天闲聊散闷，晚上则观看广场舞——那是村里的妇女最喜爱的消遣方式。

银桥村的中心地带还设有行政中心，大楼之上红旗飘扬，旁边挂着一排喇叭，用来播放公告。这栋楼紧邻一家卫生院。我家院子在村庄南端，快到另一个村子的边界了。从我家门口沿土路下行，便能看见一家便利店，石凳上也坐满了闲聊的爷爷们。还有个麻将馆，里面不断传来的噼里啪啦声，诉说着牌局中的输赢起伏。从里面再往前走有一堵照壁，它能阻挡邪祟进村扰乱村民们的运气。

村里有三座寺庙，分别位于三条山路的起点。有两座是佛寺，但位于中央的那座寺庙供奉的是当地的本主，每村所奉的本主各不相同，多为神化后的历史人物。这座寺庙香火旺盛，参拜者络绎不绝，旁侧的厨房里，有人正在准备供品。神像形态万千，于袅袅烟雾中若隐若现，如同幻影。三角铁叮叮作响，诵经声此起彼伏，是奶奶们在向保佑家园的神灵虔诚祈祷。

这简直是视听盛宴，我都不敢相信我竟然住在这里。思绪又飘回北京、伦敦、牛津——那些我熟知的城市环境。此刻的我，一半沉醉于这份新鲜感中，另一半却在质疑这份乡村浪漫是否真实。村子里既有古朴别致的老建筑，也有数量不少的丑陋的混凝土建筑，我眼中如画的景象，在别人看来或许是贫困的象征。但村里静谧清净，人能大口呼吸，我所需要的就是这些。

往远处看，是树，是山，是茶田，是松林。山峰峭拔，俯瞰着这座山谷，我的避难之所。住在这里，住在山脚下，人生第一次，我不再想去其他任何地方。

疫情防控开始，我无法再随意走动了。新冠病毒从武汉蔓延，在春节期间传遍全国。二月初，全国上下人心惶惶。恐慌情绪在社交媒体中迅速传播。口罩被抢购一空，不过李村长确实卖给了我一些——尽管价格很高。外来人员不许进村，从城市到农村，家家户户紧闭大门。

还好我几天前搬来了银桥村。我搬进来没几天，村里就实施新政策，全村封控，居民每两天才能外出一次。所有进村道路的路口都有奶奶看管，路口拉了绳子，作为临时路障。有人发给我一张劣质的“村子通行卡”，每次我外出囤货时，奶奶都会先用红外温枪对着我的前额，测量体温，然后在通行卡上面盖个章。

我问其中一位奶奶，对这些防控措施怎么想。

“我们在保卫国家。”她很自豪地说道，脸上洋溢着因做出贡献而露出的喜悦笑容，扣动扳机给我测体温。

在中国的城市里，封控措施更严格。事实上，疫情主要是城市面临的问题，乡下其实还好，所以生活在乡下还是挺不错的。我不用被困在城里的蜗居公寓里，在农村，我自己有个院子，阳光满园，能自由出入村子，屋后就是山间小径。买的菜都是村民自己种的，新鲜无比，自来水更是直接引自山涧清泉。此地远离疫情重灾区，感染风险极低，这是一个熬过危机与灾难的好地方。

我被限制在自己的住所里，于是开始修房子。任务艰巨，要耗费大半个月的时间。我拿着刷子，提着垃圾袋，戴上手套、口罩，播放着《鲁滨逊漂流记》的有声书，开始大干一场。

鲁滨逊遭遇海难时，我已将院中杂木与建筑垃圾清扫一空，摆好茶桌，那棵濒死的盆景树也经我抢救焕发生机。鲁滨逊搭好小屋时，我已把厨房清理干净，能正常使用了，炉灶下面还接上了煤气罐。他在沙地上发现脚印时，我已重新接好电线，补好了厕所漏水的地方，把木制家具擦了个干净，还安了个增压泵改善淋浴的水压。他与叛乱水手作战时，我也正向被褥里的臭虫开战。他离开荒岛之日，我的家也已焕然一新——房中杂物被清理一空，要么被我塞进了储物间，要么直接扔了，天花板上笼罩着一层灰尘，就像冬日雾霾的景象，但很快在我的清扫之下变得一尘不染。

迁居大理，我下定决心要做的改变之一便是精简室内物品。离京前，我扔掉了积攒半辈子的杂物，有些东西我甚至都忘了自己还有。多年积攒下来的杂物装了好几抽屉。一时心血来潮买的沙拉搅拌器和大蒜剥皮器从来没用过。在朋友的送别派对上所得的一堆衣服和小玩意，都在我自己的送别派对中送人了。有些书其实我只扫过书脊，根本没翻开看过。有些东西我买回来准备当装饰品，但摆在家里也从未多看一眼。一大堆囤积的杂物随时预备被扫地出门。

我来大理时，只带了生活必需品。我自己都没想到，满足自己的生活需求竟只需这么少的东西。一张床、一把牙刷、一个厨灶、一口煎锅、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台电脑、一部手机。我有一双好鞋、一件保暖夹克，带了几件换洗衣物。全世界的娱乐内容和文学作品都可找到数字资源。可是，在收拾新家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需要克制在购物网站上买东西来增加自己幸福感的想法：非必需的厨房用品、更舒适的家具、装饰物件、流行的小玩意。如鲁滨逊那般，在满足了生存需求之后，我还想要更多。我过去也总是用物质来填补内心的空虚。

要是我的思绪也能这么容易整理清楚就好了。白天我让自己忙忙碌碌，但一到晚上，我就会被情绪淹没。乱糟糟的思绪如泥沼一般，孤独与悔意在其中翻涌挣扎。思绪像一条咬着自己尾巴的蛇——焦虑循环往复，无休无止。我在这里做什么呢？我的生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偏离了我曾经的设想呢？一切都会好起来吗？封控隔离期间，我被困在这里，与自己相伴。我不想这样。最重要的是，我常常想到她，想到被抛下的往事、断了的关系。第一次哭着入睡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自己竟已麻木到这种地步，多年流不出眼泪。

封控期间，我与世隔绝，只能天天玩手机电脑，从中寻求虚浮的慰藉。和中国大部分农村地区一样，这个村子也有信号和无线网络，我一如往常沉迷于手机之中。我躺在舒适的沙发上，专心致志地刷着新闻，对世界的现状感到绝望。推特上充斥着正义、傲慢、愤怒和嫉妒的声音，各方阵营都坚持自己的立场，根本听不进对方的观点。往往我只想看十分钟Youtube，却不知不觉看了几个小时，陷入了由让人难堪的视频和旨在引发愤怒的算法推荐所构成的陷阱。漫漫长夜，孤独寂寞，我靠看些色情内容来消磨时光。怎样都好，只要能转移我的注意力，别让我胡思乱想。直到有天，我想控制上网时间，才惊觉自己对数字“毒品”的依赖已经如此之深。只要一有闲暇时间，我总想掏出手机，每一次滑动屏幕，都如同吸了一小口。

梦里，我总是心神不宁，惶恐不安，感觉有什么地方不对劲，或者缺了点什么。我会被公鸡的打鸣声或一缕阳光唤醒，先是感到一阵迷茫，然后才慢慢意识到这个陌生的卧室是我的。其实，是我选择了孤身一人。我选择了跟她分手，选择远离尘嚣，选择远离熟人。为了逃避这一切，我选择了自我退缩。这种决定让我觉得自己既懦弱又勇敢。但无论如何，改变势在必行。我渐渐明白，改变居住环境并不能真正改变自我，除非我从内心深处开始转变，否则循环将不断重复。

多数宗教都将独处视为修行必经之道。伊斯兰教苏非派将其称作“哈勒瓦”，意为远离尘世。在道教中，它是隐士居于洞穴。在佛教或基督教中，它是打坐冥想，静思不言。在世俗生活里，它便是“放假”，即在疲惫不堪的生活工作之余，找个时间放空休息。每个人都想逃离，但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内心深处的归隐，暂脱尘世纷扰，明白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在某个时刻，我们都得走进山里，寻找内心的答案。

事实证明，我并非孤身一人。搬进来没几天，我就听到卧室上面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我在这栋房子里有了同伴。说来也巧，正值鼠年，就有一小群老鼠跟我住在一起。它们霸占了木制家具之间的夹缝，在一楼二楼之间的那块天花板夹层间窜来窜去。在寂静的深夜里，我听到它们吱吱作响，不知道是在激烈打斗，还是在开狂欢派对。

我买了许多吃的囤在厨房，它们越来越大胆，离开了夹缝世界，夜深人静之时，溜进储存食物的地方。我用泡沫塑料堵住缝隙，却发现它们啃泡沫塑料啃得津津有味。我把钢丝球塞进去，但无济于事，它们一家子总能找到办法。我放了粘鼠板，但又不忍心实施种族灭绝。老鼠药在村里很常用，但毒死的宠物比害虫还多。最终，我只好加强防御，和那一家子和平共处。它们在它们的世界，我在我的世界，都假装对方不存在。

除动物之外，我也有人类邻居，他们大概也把我看作一种外来的“害虫”。我住的地方本来是五户人家共用的一个较大庭院的一部分，里面有公用厨房、厕所、柴房，我的房子仅占其一隅。后来，在为像我这样的外来移居者翻修时，大院子被竹篱笆一分为二。大院另一侧的白族人家，十年前已拆除了他们的旧农舍，在原地建起了更现代的水泥房，而我住的这边仍保留着昔日大院的模样。

邻居杨家三代同堂，住着八十多岁的杨奶奶、人到中年的杨阿姨、已经成年的外孙小刘。小刘的父亲十五年前因肺癌离世，这种病在农村很常见，毕竟村里很多人天天吞云吐雾。小刘初中就辍学照顾家庭，现在快三十岁了，没有工作，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里看电视。他母亲五十岁就退休了，靠养老金与亡夫抚恤金维持生计。八十二岁的奶奶在一家三口中最有活力——她天天都要去坡下田里干活，那是她自幼耕种的田地。

银桥村的大多数村民都姓杨，不过刘姓和李姓也很常见。为了称呼方便，大家都互相以阿姨、叔叔相称（或姐姐、哥哥、奶奶、爷爷，具体取决于年龄）。大多数劳动适龄人口都去邻近乡镇务工了，村里只剩下老人小孩，成为城市化洪流中的留守缩影。杨奶奶儿时那般大家一起下地干活的日子一去不复返。如今，村里剩下的成年人大多从事建筑工作，种植庄稼只是为了补贴家用，而不再是为了维持生计。

这真是一大可笑之处：农村人涌入城市，城里人搬来村里。每个人都在新环境中寻找在原来的地方所缺失的东西：农村人追求更高的收入，想实现经济自由；城里人在寻找那份宁静平和，逃离城市化浪潮，回归乡村。

我问小刘，对像我这样的城里人搬来农村，他怎么看。

“大理气候宜人啊，”他说，这是他经常重复的一句话，他一脸骄傲，说得斩钉截铁，“全国各地的人都想住在这里。”他长着一张娃娃脸，一边眉毛生得很潦草，像笔误一样，让他看上去总是带着一副疑惑的表情。“我想离开这里。”他又说道，“但我没上过高中，好多工作也做不来，只能留在这里吧。”听起来，他似乎也接受了这个现实。

然而，他生活的村子正在发生变化。近几十年来，那些在周边城镇打工的人攒下不少积蓄，足以拆除他们那历经百年风霜的石头老房，在同一块土地上建造起新的混凝土房屋。杨家新盖的平房普普通通，而村里众多小别墅都有两三层高，内部空旷，尚未装修，等着主人退休或儿子结婚后搬进去住。这些房子也是身份地位的象征，代表它们的主人已经成功了。那些还住在平房农舍的，则是穷人。有些房子还通过独特的建筑设计来凸显个性。有栋房子，窗户形状不同，大小各异，有椭圆的、八边形的、菱形的，各具特色；还有栋房子建得又高又窄，活像座瞭望塔，他家的地面面积没那么大，便从高度上想办法，彰显自家的身份地位。随着发展的浪潮席卷云南的乡村，村里的土路也在一条接一条地变成水泥路。

我常坐在书桌旁，观察杨家日常生活。每天黎明时分，杨奶奶就步履蹒跚地走到柴房，装满她那柳条编成的背篓，然后到厨房里劈柴——砰！啪！咚！然后把柴火塞进木炉，开始煮茶。杨阿姨会给她那一排盆栽浇水，扫扫院子，晒晒辣椒和甜玉米。小刘中午才起床，拖着身子去看电视。我和阿姨常常隔着竹篱笆聊天，她总是喊我去她家吃饭。有一次，我撞见她和母亲吵架，一个甩着掸子，一个挥着平底锅，发泄着仿佛是五十年共同生活积攒下来的凶劲。

当然，他们也在观察我这个“外来者”的生活。好多次，我在做家务或者打理花园时，都发现杨奶奶在篱笆那边偷偷盯着我看，不时还笑我，好像我什么都做得不对。她不会说普通话，只以白族方言对我指指点点，我只能微笑点头回应。我安了亚马逊智能音箱后（这是我从城市带来的慰藉），每当智能语音助手亚历克莎说话时，杨奶奶都会猛地起身，用目光把我的院子扫一遍，看看女声是从哪里传出来的。她跟她那些伙伴坐在门外的石凳上，每次我路过时，她们就都突然不吭声了，我觉得她们肯定是在私下议论我。

封控开始一周后，我坐在屋檐下的藤椅上看星星，以前，我从未看过如此清晰的猎户座星空。正当这份宁静被无限放大时，隔壁突然传来大功率音箱的刺耳声音。篱笆那边，杨阿姨和十几个与她差不多大的妇女排成两列，手持红扇子，在跳广场舞。音响里放着欢快的流行歌曲《美丽中国唱起来》，高分贝的音乐打破了我的宁静。

“太阳的歌，大地色彩……如画江山，繁花盛开。”

阿姨们站成两排，手忙脚乱地随歌起舞，听着迪斯科的旋律，换着脚步，像螃蟹一样来回穿梭，变换队形。

“来来来来，我们唱起来，点赞美好的时代！”

她们甩着双臂，扭着屁股，然后围成一个圈，扇子如阳光下的花朵般层层绽放。接着歌曲的间奏部分变成了电子音乐的重击节奏，大家有点手足无措，不知道跳什么了。

“美丽中国嗨嗨嗨，美丽中国唱起来。”

终于到了副歌，她们知道怎么跳了。大家做了一些踢腿动作，转了几圈，又回到了开场位置，摆了个造型收尾。

“厉害了中国辉煌新时代……来来来来，我们唱起来！”

新冠肺炎疫情无疑是“非典”后最为严重的疫情。城市进入封锁状态，大街小巷空无一人。寂静之中，经济发展的步伐也被按下了暂停键。其他国家对这场疫情的态度既关切又冷漠，都相信病毒不会波及自身。

然而，在大理的山区，疫情从未波及我们。仅有十三人被确诊感染新冠病毒，而且病情很快就得到了控制。此地远离城市中心，地处偏远，就像曾经阻挡唐朝军队一样，群山如今也阻挡了病毒。其实，在被迫与世隔绝的那几周里，这里成了名副其实的避世桃源：古城的街道小巷里没了游客的身影，雪峰高耸，映衬着大门紧闭的商铺。画面美得有些诡异，仿佛世界其他地方都不存在了。

到了三月，疫情封锁已经进行了一个月左右，大理终于解封了，居民能自由活动了。而此时，病毒正在席卷全球。路口值守的奶奶解绳放行，又回去下地干活，跟别人拉家常、聊八卦。在我们这里，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是李村长。上级听说他高价出售政府提供的防疫口罩，把他请去“喝茶”了。从便利店老板那儿听说这件事后，我才恍然大悟：怪不得他之前非要让我在他那儿买口罩，怪不得他卖的口罩那么贵。他不仅对我如此，对其他外来者也如此。他保住了自己的职位，但我好几个月都没再听到他的任何消息。

在此历史转折关头，全球正在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无论我们是否愿意，庚子年的魔咒都在逐步成真。对我们这些离开大都市的人来说，自己当初的选择被证明是对的。病毒是城市的问题，与我们无关。城里人满为患。我们这些大理的新移居者，在这里享受新鲜食材、清新空气，心里庆幸自己远离病毒侵扰。至少现在，我们愿意生活在这片小天地之中。

阳历三月之初，正是农历二月。时至惊蛰，绵绵春雨会唤醒蛰虫和其他冬眠的生物。苍蝇和蜜蜂开始在院子里进进出出，嗡嗡之声不绝于耳。在盆栽旁，有只通体鲜黄、体型庞大的黄蜂蜘蛛正在织网。看来，这些生灵都已感知到春日来临的讯息。

解封之后，大家能自由走动了。我也鼓着勇气，走到村子更里面看了看。途中，我碰到了其他结束“冬眠”的居民，有逆向移居者、城市难民，还有来长期度假的人，他们自称“新大理人”。

来到大理的移居者主要有两类：嬉皮士和雅皮士。嬉皮士来得更早些，有些人几十年前就来了。他们远离常规和条条框框，生活简朴，亲近自然，抽烟，天天做自己想做的事，包括——尤其是——什么也不做。雅皮士是近几年才搬来的，这边开发后，许多中产阶级逃离城市，来到此地。他们带着城里攒下的积蓄，或翻新老宅子，或在新建的别墅区里购置房子。嬉皮士和雅皮士相互羡慕对方：雅皮士向往嬉皮士的生活方式，嬉皮士抱怨自己没雅皮士有钱。

银桥村最北边有大理现存最“古老”的被嬉皮士住过的院子。院子是二〇一二年落成的，极具禅意氛围，名叫“OM山洞”。嬉皮士聚集于此，抵御古城加剧的高档化的趋势。院子坐落在铺着鹅卵石的窄巷之中，小巷穿过一片甜玉米地，田里刚播下玉米种。院门口放了辆被弃置的双人自行车，车漆鲜艳亮眼，轮辐间长满了杂草，俨然一个微型花园。蓝色的齐天大圣雕塑端坐于院子石墙上，俯瞰着户外卫生间与淋浴间，旁边有一堆堆肥、一块菜地，两树之间还系了一条松绳。

院里，居民们搭建了一个木制桑拿房，门上挂着牦牛头骨。桑拿房旁边是清可见底的石砌山泉池，他们蒸出汗后就去池子里洗澡。房里有五间卧室，十分简陋，没怎么装修。除此之外，他们还在后院竹林里架起高脚柱，搭了间树屋。厨房看起来快散架了，他们用土和砖砌了个窑，用来烤比萨。正对大门的屋檐下有一张茶桌，茶桌上方挂了一幅字画，上面写着“佛”字。院子中间有一个用石头围起来的火坑，他们整晚聚在这里吃饭，载歌载舞，一直玩到天亮。

OM山洞里住的都是些脱离主流者、放荡不羁的文化人，还有背包客，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他们在这里住几个月乃至几年，然后再离去。这个院子本来是“黯然实验室”的一块用地，那是俄罗斯音乐人彼得和意大利人法布里齐奥在湖滨创建的组织，聚集了早前来此的艺术家们。彼得长得五大三粗，跟熊似的，后来回西伯利亚去了。法布里齐奥去了秘鲁那边的雨林。走之前他曾跟我说，这个地方是一个社会实验场，大家能体验没有规则束缚的生活。目前，OM山洞里住着三位二三十岁的中国女性丽丽、潇潇和华婷，还有个留着长发的年轻男性，阿清。

他们远离主流社会，日复一日地沉浸于创作和冥想。他们在墙上绘制迷幻风格的画作，把垃圾做成塑像。他们亲手制衣、文身、种菜，相互分享；围坐交谈，共同决策；在热气腾腾、一片漆黑的桑拿房里赤身裸体，一同诵经念咒；围着火堆举办氛围梦幻迷离的派对、音乐会、戴面具的仪式。他们从来不锁门，家里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能偷。

十几年前，大理也有跟他们差不多的这种群体。二十一世纪初，一个源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反主流文化团体“彩虹家庭”在大理郁郁葱葱的山坡上举行一年一度的“彩虹集会”。这是一种乌托邦式的集会，参与者拒绝消费文化，推崇自然的生活方式。但当地民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不欢迎数百名留长发、半裸的嬉皮士来到此地，开始严打嬉皮士聚集地。OM山洞是为数不多幸存下来的地方之一。

村子南端，也就是我家附近，有另一个这种院子，建于二〇一三年，叫作“科学之家”。OM山洞里那些人喜欢围坐在火堆边，击鼓奏乐，裸着蒸桑拿，而科学之家这些人则现实理性。他们积累了许多技术知识，翻新房子，铺设管道，架设电线，解决种种困难，把这座破败的石屋改造成了一个家——名副其实的科学之家。他们还着手其他科学项目，建了火箭式加热器，做了耐五百摄氏度以上高温的土烤炉。他们还在屋顶开了天窗，把一个阁楼里没用过的棺材改成了咖啡桌，用砖砌了厨房台面，还在屋后建了个单人间。

科学之家院子里一片野趣：兰花周围长满了草，各种绿色植物肆意生长。院子中间是倒塌的围墙，那里曾被用来圈养牛群。再往后，是废弃浴缸充当的堆肥箱，旁边是一片菜地。有只瘸腿的狗之前被车轧了，没了后腿，竟然还活了下来，大家都喊它“幸运”。它拖着身体在院子里到处跑，像消防水管喷水一样喷洒尿液，宣示着自己的领地，也给植物施肥。

给我介绍房子的那对澳大利亚华裔夫妇里奥和拉克伦就住在科学之家。这里还有其他成员：戴恩，加拿大人，喜欢攀岩，自称撒旦教徒；木静，音乐人，留着齐耳短发，笑声听起来像鬣狗，活脱脱一个假小子。与OM山洞相比，科学之家的人更有朝气。来科学之家住的大多是户外运动爱好者，他们对OM山洞的嬉皮士做派嗤之以鼻，不过一直以来，两伙成员都有互相交往的传统。

如果说这两个院子是村子的阴阳两极，那在它们之间就是雅皮士一派——从中国城市逃离的中产阶级，近五年才搬到大理的新移居者。西面群山巍然，我经常在银桥村到处走，渐渐学会了辨认这些雅皮士的住所。在当地人新建的混凝土房群中，大约每二十栋老房子中就有一栋是翻新过的，瓦顶崭新，带着落地玻璃窗。露台的松木外墙擦得干干净净，金属楼梯明光锃亮，直通屋顶的烧烤架。树上绑了吊床，草坪修剪齐整。这些住所格外引人注目，犹如竖起的大拇指，令人赞叹不已。

其中有些人是提前退休过来的，在农村寻找那份宁静祥和的生活。还有情侣、带小孩的家庭、单亲妈妈、单身汉和刚离婚的人。有时，我在他们打理花园的时候会碰到他们，他们总让我去家里吃晚饭。无须过多介绍，我们总是一见如故，毕竟都是逃离城市，来大理生活的。我花了几周跟这些人打交道，几乎认识了来自中国每个省份的人。但大多数人还是从“北上广”过来的。我问他们为什么搬来这里，他们的回答各不相同，却又大差不差：改变生活方式，远离主流，简单生活，呼吸新鲜空气。

也有些人只是来这边玩几天。自OM山洞沿小径而上，至银桥村北端甜玉米地旁，可见一家名为“禅院”的客栈，因客栈后面是座佛寺，所以起了这个名字。不过，这家客栈是十年前开办的，原本是吸毒成瘾的城市居民戒毒康复的地方。走过满是锦鲤的小池，一道瀑布从一尊雕刻的佛像面部倾泻而下，如同佛祖的慈悲之泪，于水面漾开层层涟漪。继而映入眼帘的，是客栈里那片打理得井井有条的草坪，周围是几间简约的木屋，二楼有间宽敞的活动室，铺着榻榻米。现在，活动室用来承办为期一周或一个月的瑜伽静修活动和冥想研习班，这些活动十分火爆，名额屡屡被渴望挣脱心灵枷锁、寻得片刻喘息的城里人预订一空。

村子中央，紧邻养蜂场，坐落着一家名为“树与田”的精品酒店，规模较大。酒店主人是一位来自北京的建筑师，非常有钱。他在这边买了几座四合院，斥资百万元精心装修，把它们打造成了时尚宽敞的山景房，每间均配置有四柱床与镀金浴缸。酒店酒吧前矗立着一尊在林中吃草的独角兽雕塑。在那个必不可少的锦鲤池对面，有一间“私厨”，大厨采用当地有机食材，烹饪现代中式佳肴。酒店最贵的客房每晚价格高达五千元人民币，相当于科学之家一年的租金。

酒店的宾客将宝马车停于路边，村民从他们身边走过，去下地耕作，有些人现在仍靠种田维持生计。这种乡村的贫困状况对游客来说却有着一定的吸引力，他们对当地人的“朴素踏实”赞不绝口，对白族民间宗教和风俗的“民族风情”大加赞赏。先祖历经艰难才走出农村，但现在，他们的子孙，这些新一代有钱人发现了乡村的魅力，他们拍摄农民的照片，而那些农民累了一整天也赚不到他们一顿饭的钱。

然而，新大理人的到来，在改变这种农村风貌。城里人大量涌入大理，当地居民的房子得以出租，从事建筑装修的工人也有活可干，但其实房屋租金和工人工资都很低，城里人的钱大部分还是落入了经营这些生意的富裕阶层的口袋里。而且，逆向移居者越来越多，服务业因势抬价，本地村民几乎消费不起。而我也是这种趋势的一部分。我问邻居杨阿姨怎么看待村里那些城市移居者。

她说：“我觉得银桥村现在有很多有钱人，但我从他们那儿赚不到一分钱……他们过他们的日子，我们有我们的生活。”就像我俩隔着篱笆聊天一样，一道“篱笆”把本地人和外来者隔开了。

新大理人，无论是嬉皮士、雅皮士，还是其他人，都在这里留下了自己的足迹。每个新季节都有新的人到来，越来越多，大家都想避开中国那些人口密集的城市的疫情封控。大理尤其吸引着那些带点小资情调的波希米亚人——他们喜欢做瑜伽和编织饰品，身穿麻衣，只吃素食，还拥有投资组合——也就是西方所谓“波希米亚资产阶级”，简称“波波族”（Bobo）。我遇到的一位新移居者是来自北京的阿梅塔运动教练，虽然她没听说过“波波族”这个词，但她真的叫“波波”。有位邻居自制康普茶和意式脆饼，让人很难相信她身在生活艰苦的农村。这里既不像乡村，也不像城市，更像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地方。

然而，我们都是为同一个目标而来：打破原本不如意的生活。有些人来此休养一下便知足了，有些人则寻求更长久的改变。许多新移居者跟我说，他们本打算只在这里待一个月，结果一待就是好几年。无论大理还是我们，都无法再回到从前了。

果壳出生在山西省阳泉市下辖的一个百万人口小城。他作为纪录片制作人在电视台工作了十余载，那些纪录片画面华丽，一个个慢镜头展示着一座座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中国共产党开国元勋的雕像、各种场合的阅兵盛况，反映出中国的经济增长、科技实力和政治上的成就。

他搬来了大理，住在我家北边，跟我隔了两个村子。我俩坐在他家廊前品茶，他跟我说：“我每天都很累，在内心深处，我觉得自己在这个世上毫无存在的价值。”

过去几十年，他一直在城市打拼，想要闯出一片天地。他的人生轨迹无非学习、工作、通勤、睡觉循环往复，从领工资到买房安家，结婚生子，一切按部就班，终于精疲力竭。

“我感觉自己像行驶在既定的铁轨上，”他接着说，“铁轨只通往父母说我必须去的方向。”他看向自己的未来，看着铁轨在他面前延伸，到老，到死，没有转弯，没有终点，无法偏离。

二〇一六年，果壳的列车脱轨了。他辞去了工作，和妻子一起卖掉了城里的房子及大部分家具，把好不容易才进入城内一所竞争激烈的小学就读的女儿也一同带走，告别朋友和家人，开着传祺汽车，花了三天时间，像他们看过的一部纪录片里那样，从北向南，来到大理。夫妻二人在银桥村以北两公里处的鹤阳村租了房子，屋外便是灵泉溪，潺潺流水从山而来。他俩雇了当地建筑工人，打造民宿，提供住宿和早餐服务。这就是他们的新生活。

夫妻俩开的山间客栈有三层，配备二十间客房供游客使用，每间都坐拥开阔的湖景视野。墙上绘制的壁画和书法作品，以及弧形的屋檐角，都彰显着白族风情。花园宽敞，果壳在里面种了些柿子、枇杷、石榴和芭蕉，还搭了一个葡萄架。一条短滑索通向沙坑，沙坑里是攀爬架和秋千，供女儿果果玩耍。几块石阶横跨在一个浅水池上，一个个踩过，便来到了一扇隐秘的后门，通向溪边的果园。果壳在这里种了梨、柠檬、苹果、杨梅和桃子树，静待开花结果。他用木头打了简易的蜂箱，开启新爱好：养蜂。他已经很多年没有闲心画画了，现在又重拾多年未碰的画笔，在民宿用水墨和水彩画了满墙的抽象风景画。

很多来大理的新移居者都选择开客栈。这样既能有个住处，又能有事情忙，一边保持他们的生活方式，一边赚钱。果壳的妻女都很喜欢这里，他也正在劝自己的父母从城里来这边住。

“现在，天地广阔。”他说。他眼窝深陷，看起来不止三十八岁，乌发中夹杂几缕刺眼的白发。“这让我找到了真正的自己。”他补充道。

我问他妻子为什么想搬来这里，她的回答比果壳更简单：“为了孩子。”许多带着孩子搬来大理的人都这么说。果果现在十岁，他们不想让她继续上公立学校，不想让她在城里长大。果果在山西上小学的时候，才上一年级，就开始为标准化考试做准备了，这让夫妻俩大为震惊。

她说：“那些人培养的孩子就像流水线生产的机器人。现行教育体系注重集体教育，但我们选择自然教育，保留孩子的本性。这样，孩子才能明白自己喜欢什么，知道自己到底是谁。”于是，他们来到了大理，在这里，有不同的教育选择。果果现在就读于银桥村附近一所专门为外来家庭设立的华德福学校，别提有多高兴了。

果壳现在唯一无法逃避的问题就是钱。他把所有积蓄都投入了新客栈的建设之中，还向银行贷了款，到现在都远远没还清。来大理的游客比他预想的要少，他怕没法回本。正值新冠疫情期间，他的客房空空荡荡，无人居住。

“刚搬到大理那阵子，”他说，“我希望自己不用再天天为钱操心。但其实我还是无法摆脱这个问题，还是要为钱发愁。”一切都有代价，即便是简单生活，烦恼也必不可免。“但无论在哪里，我大概都会为钱发愁，”他抿了口茶，想了想，“所以还不如待在这里。”

他还面临另一个挑战：社会关系。家乡所有人都觉得他疯了，竟然放弃了在城里辛辛苦苦打拼来的一切。果壳倒是能接受朋友的不解，但很难与父母的意见和解。在父母眼里，他是在自毁前程。他曾经满足了父母的所有期盼：拥有稳定的“体制内”工作，买了车和房，娶了妻子。果果上了一所好学校，未来可期，说不定长大还能搬到省会城市去。果壳的父母从小生活在山西的农村一隅，目睹了城市的发展在吞没农村，这是大势所趋。现在回农村无异于承认失败。

果壳深知，重塑自我并非易事。他一直在做父母的思想工作，甚至劝他们搬来养老。他努力推广山间客栈以保持盈利。他抛下旧生活，并不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家人。

“生命的意义在于重新开始，”他喝完最后一口茶，开口说道，“开启新生。”

春天里日头渐暖，小虫围着我们发出嗡嗡的声音。听了他这一番话，我才明白，与他相比，我的自我重塑要容易许多。我孤身一人来到中国，搬到大理，重启人生篇章，无须赡养家人，也没有社会期望的压力。只有打包行李这么一件简单的事。我做的是远程工作，拿的是西方标准的工资，做做远程编辑，在网上教授英语文学，经济负担远不及果壳的一半。我以前总是埋怨这里不好那里不好（我最喜欢这么干），但从未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其实有多好。

但我和他搬来这里，都是因为我们无法在生活中获得更深层的满足。我曾坚信，唯有为生活增添新意，才能寻获那份满足。但来到大理，在灼灼烈日下，我觉得做减法才是答案。正如亨利·戴维·梭罗所言，“简化，简化，再简化”。也许我想要的并非更多，而是更少。

回首过去的生活，果壳终于明白，自己所需甚少。一块可以盖房子的土地，一片可以晒太阳的地方，一个能让女儿在其中成长的花园——这些就够了。看着在沙坑里玩耍的女儿，他解释道，女儿名字的“果”字寓意“坚果”。搬到大理后，他不再用自己的真名，给自己起了“果壳”这个新的绰号。“因为果壳能保护坚果。”他说。

他曾被束缚在果壳之中，如今却是无限空间的主宰。

新大理人搬来后，喜欢给自己取新名字。有些人把这些名字叫作他们的“大理名”。许多人的名字都带点嬉皮士味道，透露出一种资产阶级波希米亚的韵味。来到大理的头几个月，我陆陆续续遇到了云、龙、云龙、大山，还有两位燕子，三位叶子（至于他们的名字是取自茶叶还是其他植物，就不得而知了）。

海洋与月光是一对年过半百的夫妇，七年前从新疆搬来银桥村。他们成天种种花草，打打太极，用废旧金属制作乐器，如扬琴、笛子、马头琴、冬不拉等，应有尽有。

大新，曾经的东北酒吧老板，如今在大理开设了一家民宿，就在我家附近。民宿是木屋泥墙构造的，所以取名为“原始客栈”。他跟我解释自己的新名字：“若想改变，就得来个‘大’动作。”

有位移居者一头银发，在这边卖手工木勺和开瓶器，他跟我说自己叫LIGO。我问他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他笑答：“生活真美好！”（Life is good.）我又问那“O”是什么意思。他停顿了片刻，又解释道：“生活真美好……噢！”

我在中国也有一个名字：小凯（意为“小小的成功”）。我刚搬来这里时，一位中国朋友给我取了这个名字，这个名字也代表了异国文化之中的全新自己。说中文的小凯与说英文的我自己有点不同，就好像我在努力变成全新的人。我不禁思索：新名字到底是带来了新的自我，还是掩盖了原本的自我？

变成全新的人有时可能是一种自我逃避。而逃避本身可能就是问题所在，并非解决之道。然而，正如春风总会拂走新枝上的残叶，对新大理人而言，这象征着他们渴望改变的心。我们之间有种默契，那就是不叫彼此的旧名，对彼此的往事也不多问。那些都已是过去了。但城市移居者真正追求的不仅是一个新名字或者新家，更是新的生活方式。

如果大理生活有什么口号的话，那一定是“自然生活”——我听这里的许多人说过，听得耳朵都起茧子了。我问他们这个口号是什么意思，得到的答案除了“亲近自然”之外，最简单的解释就是“顺其自然”了（或者，用“大理福尼亚人”的话来说，就是“随遇而安”）。简而言之，不要让野心过分膨胀，不要过分追求物质财富或成功，一切遵循自然。

于有些人而言，他们这种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源自不切实际的理想。其他一些秉承这种价值观的人的思想根源则更为久远，他们是受到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影响。

在大理，很多人崇尚“道”。“道”既是一种宗教，即道教，也是一种哲学学派，即道家。不同人心中的道各不相同，从神鬼之说到自我提升的智慧都有涉及。银桥村有位二十多岁的新移居者“梦梦”（即“做梦”之意），他离开家乡后曾是一名正规的道士，如今在大理给人看风水、除邪驱魔，以此谋生。那家禅院客栈，先是变成戒毒所，后又改成了瑜伽静修场所。客栈老板也有道士资质。他自称“道长”，在里屋供奉三清神像，三清之一便是人称“太上老君”的老子。

其实，大理大多数人只将道家思想当作一种生活哲学。许多人都在床头柜上放了本《庄子》，经常翻翻，书角都卷了边。庄子是公元前四世纪的道家圣贤，其著作《庄子》以《逍遥游》为开篇。“逍遥游”是新大理人的另一句标语，自然生活哲学正是源自“逍遥游”。

有位来此久居的新移居者，于二十年前从四川搬来了大理。在这里，他给自己起了个名字“道”。他人到中年，穿着破烂寒酸的麻布衣服，皮肤黝黑，留着一撮山羊胡子，黑发及肩，确实有种道家圣人的感觉。他看着总是醉醺醺的，不知这种状态是强化还是削弱了这种道家气质。他以前做过木匠，也教过中国哲学课，但后来放弃了一切，来此隐居。他喜欢爬苍山，沿洱海散步，在家里干活。

“我想摆脱过去的生活方式，寻找新的。”他告诉我。他刚来那会儿，这里还是个偏僻的嬉皮士小镇。他来此追求自己的所谓“非物质生活”——不求物质满足，放下物质追求。

每次我去看他时，他总在敲敲打打，把锯末和泥土弄得满身都是。他住在三塔北面绿桃村的一处屋舍，我从没见过那么破的房子。其实房子的主体结构早就修好了，现在他正在屋后空地上建一栋木屋。小木屋才出雏形，地面上竖着一排作为支柱的木桩，横梁搭在上面，以后这里会是抬高的地板。这边有许多房子都被拆了，取而代之的是混凝土建筑，所以许多拆下来的上好松木都没人要，他就捡了些废木料，在心中打样，规划每块木料的用途，为顶梁搭起支柱。

我问他这个新木屋作什么用。

“喝茶，”他回道，好像我的问题很蠢，“看看风景，随便想想，什么也不干。”

这就是新大理人最想做的事。这个木屋的用途对他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创造小屋的过程——创造带来的纯粹乐趣。“我想用自己的双手创造自己的生活，”他说，“而不是出售我的劳动价值。”

他不做木工活的时候，就喊朋友来家中院子里踢毽子，大家围成一圈，用脚和膝盖把毽子踢到空中，有点像玩颠球游戏。他们一踢就是几个小时，全神贯注，然后一起回他房中喝啤酒。

道木匠喜欢一边喝酒一边发表自己奇奇怪怪的哲学大论，滔滔不绝，让人很难跟上他的思路。他总是在思考现实的本质，谈论中国古典哲学，还会突然扯到如何拓展人类意识之类的话题上。他崇拜庄子，自喻为《庄子》中的“涂龟”：不为地位财富、世人赞誉所累，淡泊名利，活出自己的精彩。

他吸了口烟，又说：“儒家思想适合那些锐意进取、追求功成名就的人。道家哲学则是为那些不视此为通往幸福坦途的个体准备的。”

说到这里，他指了指后花园他那木屋雏形旁边的多瘤的大树。这棵古树长得歪七扭八，树根隆起，树干歪斜，树枝向四处胡乱伸展着。“你看，”道吸了口烟，“一无是处的东西。”

我琢磨着他这没头没脑的话，不禁替老树感到不平。

他这番话让我想起一则故事：庄子行走山中，看到一棵大树，于是思考起这棵树的价值来。树形扭曲，不足以做屋柱；树干多节，不足以做棺材；树皮太毒，不足以做药材。然而，这棵树之所以长得如此高大，能够为他提供如此舒适的树荫，正是因为它太无用了，不能砍伐。庄子叹道：“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

从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到道家先贤的故事，从佛门隐修到李白、苏轼的醉酒诗……中国自古以来便有隐居避世的传统。如他们那般，道木匠来到了大理，在此隐居。他说：“我也不是非得做个有用的人。如果你有用，人们就会对你有所求。”

他痛恨社会对成功的传统定义：高薪、房产、保险、养老金、家人、虚幻的声誉。以这些定义作为标准，那他是个失败者，不过他也并不在意。

他总结道：“太多人追求金钱，却不明白，金钱并不能带给他们快乐。他们得到了钱，又想要更多的钱，没完没了……大家常常认为痛苦源自不足，但我觉得，痛苦源自拥有太多。”

我在想，为什么过去这些年里，我一直感到不满足。当然，我也在追逐这些目标——成功、地位、里程碑，仅仅为了得到这些。但在此过程中，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不快乐，直到我内心不知什么东西崩塌了。即使是此时，我听他讲着这个有趣的理论，不时点点头，像个观察员，但其实我根本无法想象这个理论会适用于我，适用于其他人。

“中国的问题，”他像是突然想到，又补充了一句，“在于发展太快。”

我愣了。发展难道不好吗？数百万人脱贫难道不好吗？

“如果你忘了自己是谁，”他继续说，“如果你忘了什么是最重要的，那发展就不是好事了。中国开始发展，大家都搬去城市，不平等现象越来越严重。发展打造了一个精致的鸟笼，在笼里，大家也不知道自己并不自由。他们只知道追逐金钱，早已忘了顺其自然的生活。”

顺应自然——外界、内心，皆要如此。说着说着，他觉得没意思了，又拿起锤子，继续建造他的小木屋。

新大理人找到了很多方式来对抗主流文化，选择不遵循常规。关于逃离“体制内”，在“体制外”生活的讨论无处不在。有些人住在嬉皮士聚集地，有些人选择道家的生活方式。而中产家庭迁居此地，往往是因为排斥主流的教育体系，他们的关注点在于大理这边兴起的新式教育。

我对果壳的经历很感兴趣，于是去他女儿就读的华德福学校看了看。过去几十年，创新教育模式在中国涌现，十五年前，全国还没有一所华德福学校，而如今已经有了两百多所。大理已成为家庭教育和其他新型教育模式的聚集地，家长们将这些统称为“自然教育”。

学校分为幼儿园和小学阶段，设在一个新建不久的四合院里，周围是芦笋地，伴着潺潺流淌的小溪。白墙上是水墨画，画中有鹳鸟和其他图案。操场上有一棵大芭蕉树，绿荫如盖。两边各有一班级活动室，里面陈列的都是孩子们的画作、彩泥雕塑。每个孩子都有本剪贴簿，或写或画，记下每天学到的东西。孩子们每天都在阳光下的田野里肆意玩耍。华德福的课程体现着一种全面的教育理念：不培养学生特定的技能，而去激发学生自己的创造力、想象力。

我在那里遇到的家长跟果果父母差不多，都对中国的公立学校制度有着同样的不满，这让他们逃离城市，来到这里。

“那些学校跟工厂似的，生产的产品一模一样。”一位姓李的家长说，“最大的问题是考试，孩子们刚上小学就要开始考试。老师只教他们考试技巧，别的什么都不教。”这就是所谓填鸭式教育。所以他们把孩子从应试流水线上解救出来，搬来了大理，宁愿放弃城里的高薪工作，也要呵护孩子成长。

不过，新式学校仍然是少数。这所华德福学校只有二十多名学生。

一些家长——包括果壳——认为如果不能在大自然中接受教育，那自然教育就没有意义。这些家长正在商量开办他们自己的家庭学校，还挖来了一位华德福教师。

介于公立学校与家庭学校这两个极端之间的，是大理的农场学校。这些早期学校以幼儿园为主。它们如雨后春笋般在大理各处涌现，主要是新移居者为了满足有小孩家庭的需求而开办的。

竹和田学校是农场学校的先驱，创办于二〇一一年。创始人萧望野是早期大理移居者，她长发飘飘，笑容灿烂，是自然教育的推广人。她指出，有两条路摆在面前，父母必须为孩子选择其中之一：一条是科技城市之路，一条是自然乡村之路。她想给孩子们一个选择第二条路的机会，不希望他们亦步亦趋地就去了第一条路。她说：“我们关注的是一个人的人生轨迹与发展过程，而非单纯的知识累积。给予孩子充足的爱与自由，他们会自然而然地成为真正的自己，而不是社会所期望的模样。”

我问她这种教育模式会不会影响孩子以后的升学和求职生涯，毕竟，为了取得进步，遵循体制内的规则似乎是必要的。她认为这种想法是缺乏理想主义的表现，但也让我放心，说这种教育模式仅限于幼儿园阶段，他们确实设立了一个小学水平的小班，但这些农场学校都不开设初中课程，所以孩子们小学毕业后仍可进入体制内学校学习。不过，有些家长坚决不让孩子进入公立学校，而是申请不怎么看中国考试成绩的外国学校。他们认为，接受体制内教育弊大于利。

萧女士邀请我去学校参加春分庆典。她结合农历与二十四节气，策划了一套以四季更迭为脉络的学年课程体系。她非常注重中国的传统节日，对中国诸多学校的西化嗤之以鼻。她想教孩子们了解自己的文化传统，想传授一年的自然变迁。这个庆典就是为了展现春回大地之际万物的新生。

竹和田学校位于靠近洱海的一片农田中央。其实学校是由农场改建而成的——一排三间的木屋改成了教室，旁边是一个砖砌的厨房，常春藤爬满了厨房外壁，使那里看上去像童话中的场景。学校里有沙坑、木制的舞台，还有一片空旷田野中央的一座圆顶温室，旁边有块精心打理的菜地和一个兔笼，后面还有两只山羊在吃草。远处群山耸立，山顶积雪正在消融，十几个学龄前儿童在学校里奔跑嬉戏。

竹和田学校没有班级之分，课程教学紧密结合自然环境，全体学生一起上课。为了学习数学，孩子们会数菜园里的小白菜的棵数，然后采摘几棵，既可以练习减法运算，又可以准备午餐食材。为了学习写作，孩子们给田里的花朵浇水，用蜡笔画下来，再在旁边写一段话描述此情此景。情感表达课上，他们或是画水彩画，或是在摆满乐器的教室里聊天、演奏乐曲。

学校有三位老师，有位叫燕子的老师，用道家经典《道德经》中的一段话跟我解释了她的教学理念。她刚好要把这句话教给学生，就顺便写在了黑板上：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在这里，我们不教孩子现成的东西和算好的数据，”她跟我说，好像把我当成学校的新生，“孩子们会知道，一粒种子会长成一棵植物，这棵植物会变成两棵，变成三棵，长成一片……获取知识并不是唯一的学习方式。生活即学习，经历即学习。相比在书里、学校里学到的知识，孩子们对生活中学到的东西会有更透彻的理解。”

我们是上一辈教育方式的产物，是我们所接受的价值观的产物。我接受了卓越的教育，但压力很大，那是典型的精英教育，以目标为导向。看着孩子们在户外肆意奔跑，双手沾满了新鲜泥土，我嫉妒他们的童年，嫉妒他们接受了这样的教育：除了幸福，别无所求。

突然，草地上飘起一阵悠扬的笛声。竹和田学校的十几个学龄前儿童闻声排成整齐的队伍。他们穿着自己动手制作的绿色服装。他们的一位老师也穿着绿衣，站在温室旁新耕的土地中间。孩子们在他周围围成一圈，小心翼翼地走着。在这块耕耘过的土地四周，其他种子刚刚发芽，绿油油的小脑袋探出了土壤。

在老师的带领下，孩子们在泥土上来回踩，效仿中国神话里的雷公。相传，雷公会打雷震动大地，让庄稼生长，惊醒春虫。大家舞动手指，模仿下雨，这是春雨滋润新苗之意。然后他们弯腰蹲下，模仿发芽的蓓蕾，向阳生长。最后，他们发出“咯咯”的声音（植物生长的声音），仿佛这样能帮助他们种下的花快快长大。孩子们或许并不理解，但老师明白其中的深意。他们也加入了：“咯咯，咯咯，咯咯。”

笛声又悠悠响起，老师绿衣飘袂，吹着笛子带着学生向湖岸走去。有那么一瞬间，我把他想象成了邪恶的魔笛手，觉得他要诱导孩子跳进湖中，献祭春天。但这只是我的想象而已。事实上，他只是从一棵垂柳上剪下柳枝，编成花环，像精灵王国的加冕一般，戴到孩子头上。

一群学生在木制的舞台上演了出短剧，他们拿着空水罐，假装里面有水，倒到同学头上，那些同学则瞬间挺立，就像嫩芽长大。午餐是孩子们自己做的春卷。吃完饭，他们和燕子老师一起写诗，照着固定的句式，写了首七言绝句：

万里晴空映翠绮，

新雨轻拂地微鸣。

春风习习轻拂面，

回暖大地遍林青。

群山愈发葱郁，大理春意盎然。春分过后，白天气温可达二十摄氏度以上。村路两旁，樱花开得正盛，粉色花蕊娇艳欲滴。樱花树上方的山坡也焕发出勃勃生机，新长出的枝叶呈现出更为浅淡的青柠色，取代了往日浓郁的深绿。

云南海拔较高，炽热的阳光穿透湛蓝的天空，一直照耀到很晚。我们所处的位置明显在北京的西边，但中国统一用一个时区计时，所以这里的日出日落要比北京晚两个小时——早上八点日出，晚上八点日落，如此漫长的日照时间，让我们拥有了大把的闲暇时光。此时，白昼已经比黑夜更长了。

如今，我在这个山谷里住得越来越自在。夜晚不再那么漆黑难挨，白天也不再那么孤单。我慢慢习惯了我的新家，认识了来大理的新移居者，结交了新朋友。但我来这里也是为了远离一切，包括人群。于是，我开始探索银桥村上方的山坡，山坡一直延伸到两千米高的山顶。

这些山峰都有着富有诗意的名字。我正上方是三阳峰，向南望去，雪人峰、应乐峰等绵延不绝，直至苍山之巅——海拔四千一百二十二米的马龙峰。山脊线蜿蜒伸展，直至斜阳峰畔，遥遥可见山下的下关镇。当地传说，这连绵的山脉是一条沉睡巨龙的脊背化成的，巨龙融入山体，脊背上的鳞片化作山峰。

十八条冰川槽谷将十九座山峰分隔开，每条峡谷都由一条溪流冲刷而成。溪流各有名称，如龙溪、绿玉溪。玉带云游路南起清碧溪附近，沿途穿过自然公园。一路飞瀑跌滑，水潭氤氲。七龙女池便在这条路上，相传，七位龙女曾于月光之下在此沐浴，起码坐缆车观光的游客听说的都是这个版本。

前年，我第一次在此乘坐缆车，有些游客一看就是从钢筋水泥丛林里过来的，从未见过这样的绿意盎然之景。我和一个来自深圳的三口之家同坐一节车厢，七岁的女儿把鼻子贴在车窗上，睁大眼睛看着葱郁森林，问道：“爸爸，这就是大自然吗？”她生来就住在高楼大厦之中，唯一见过的绿植就是小区公园里的树。我走在山间小径上，不禁感叹，人类生来就不应该生活在城市里。

由于疫情封控，城市居民来不了大理，这意味着我们这些新大理人可以独享大自然的一切。我走在玉带云游路上，半山腰独我一人。我买了一顶单人帐篷，在山里的林间空地露营，头顶是一望无际的星空。我沿着各个小径爬上山坡，在脑中（也在全球卫星定位系统上）勾勒出这些小径的各个分支，有些蜿蜒至尽头，有些通往茶田。

白石溪和灵泉溪从山顶沿着峡谷蜿蜒而下，银桥村便坐落其间。白石溪河床宽阔，底部多分布页岩，因被冲下来的白垩和大理岩而得名。冰河时期，这里曾是冰川，冰川下游有一块片岩巨石，高达二十米，且裂成了两半，仿佛是被巨人从天上扔下来的。当地相传，这块巨石是唐代道教八仙之一放在此处的。岩壁上凿了神龛，在一幅八仙过海的画像下摆放着水果和糖果等供品。科学之家的戴恩经获准，在峭壁上规划了许多攀岩路线。他在那里教我攀岩，白石溪在下方潺潺流淌。

山腰曾有人开采大理石，或者说过去一直在开采。大理因这一资源闻名于世，中文里“大理石”一词，字面意思就是“大理的石头”。当地暴发户常用大理石铺设地板，除此之外，也可将大理石切成一片片石材，装裱出售。石面花纹如雾气缭绕的山峦般连绵起伏，犹如中国山水画。但由于开采过度，现已被禁止。小径路口立起大型红色告示牌，警告当地人不要“收集石头”，山上的一个大理石采石场也关门了。

有一次，我沿着白石溪边的一条小路往上走，路过一个攀岩点时，碰到了三位从山顶下来的花甲老人，额上缠着头巾，都背着重达三十斤的大理石板，沿狭窄山路小心翼翼地往下走。他们停下来歇息了一会儿，跟我聊了几句，让我不要跟任何人提起在此见过他们。我看离日落还有几个小时，就问他们从这条路能不能走到山顶，要走多久。

“你明天就能到山顶了，”其中一个人回答道，眼里闪烁着光芒，“前提是你能熬过今晚。”山路很危险，他说，每年都有人死在半山腰。大多数人都是“外地人”，他们以为四千米海拔处的气温跟两千米处差不多。他们死因各异，或是因为在山顶露宿，夜里气温急剧下降，致使他们丧命；或是出了意外，困在山里，得不到救援，最后遇难。我有个朋友给我讲过一个故事：他的一个熟人在夜里下山途中划伤了腿，失血过多而死。第二天早上人们才发现他的尸体。我的这位朋友是名加拿大登山者，对这座山非常熟悉，他曾偶然进入山里的一个洞穴，里面有三具骸骨——两个孩子，一个成年人，他们掉进洞穴，再也没能爬出来。

我打算择日再登山顶，掉头战战兢兢地回了家。

苍山能让人断送性命，亦能滋养村民生计。我所住村子上方的山坡上，茶田遍布，一排排低矮的茶树整齐而立，每块茶田分属一户人家。银桥村的叔叔阿姨们已在采摘春茶嫩芽，他们轻轻捻下芽尖上的三片叶子，仔仔细细地放进柳条筐中，以备晾晒和揉捻。山坡上有家茶厂，砖砌的炉子上放着大锅，工人们在锅里翻炒新采的茶叶，随后将其移至阳光下，根据茶叶种类的不同，进行不同程度的干燥处理。云南的山茶在城里售价很高，每千克可以卖一千元。

其他村民，像我之前碰到的那三位老人那样，会采集大理石到城里卖，一块大概能卖一百元，人们会把这些大理石切开，露出里面的纹理。有些人把山坡上的杜鹃花树连根拔起，背下山卖给新移居者，这些新移居者再把杜鹃花树种在院里，作为一处景观。有一次，我经过一条溪流，看见一群本地人在河里淘贵金属。这些饱含矿物质的溪水从山里流过来，被直接引入了我们的家中。大理市场上卖的许多草药也都是从山里林间采摘的。

随着天气逐渐转暖，在小径上散步成了人们喜欢的活动。有些路挖得很深，比较宽阔，足以让驴子上下运送物资。另一些崎岖不平，蜿蜒曲折，通向茶田。还有些杂草丛生，偏僻隐蔽，尽头荆棘遍生。每条小径都通往松林深处，走着走着，偶尔会有一片开阔的草地映入眼帘。从草地可看见绵延山脊之上，雪线正在后退，露出山岩灌木。

山上也是供奉神灵之地。几乎每条山路的入口处都有祭祀山神的神龛。我家附近的山路上，有个矮矮的水泥神龛，里面供奉着三尊神像：山神、湖神和白须飘飘的太上老君。正值农历三月初三，每年这个时候，附近有座寺庙都会庆祝上巳节，以纪念一位当地女子。相传，她在山林中邂逅了南诏国王子，两人相爱。我踏上一座座山，它们的历史传说，以及曾经覆盖其上的冰川，都深深地沉淀在这片土地之中。

我慢慢了解到，这片森林其实才种不久。在“大跃进”时代，这里的许多树木都被砍了，用作土法炼钢的燃料，云南其他大片森林也遭此劫难。这就是当时的立场：大自然为人类服务。大理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重新植树造林，经过多年的过度开发，当地政府如今正不遗余力地守护这片土地的森林资源。不知山神是否会降罪人类。

天气渐热，山谷中空气干燥，正处于火灾的高发时节。苍山每年都会发生森林火灾，火势从村里蔓延到山坡上的森林，春风之下，野火肆虐。政府派护林员看守山路口，检查徒步旅行者是否携带打火机，还在村里用大喇叭播报禁忌事项。但苍山太大，总有疏漏，难以控制。护林员说，火源通常是烟头，当然，放烟花，孩子们玩火，或阳光以某种角度照射到废弃的玻璃瓶上，都有可能引发火灾。

后来，我目睹了一场火灾。银桥村以北五公里的山坡处火光冲天，我从家里能看见森林上方黑烟腾腾，一边蜿蜒升起一边缓缓消散。从这个距离望去，只能看到一点点红色的火光。数百名护林员聚在一起灭火，几十辆消防车载着消防队员从应急消防部赶过来。一架直升机也在帮忙，它在湖面上空盘旋，将悬挂在机架上的巨型水桶浸入水中，然后飞起，将水倾倒在火焰上，来来回回重复这个过程。消防员们有人指挥，有人灭火，协力阻止火灾肆虐。

大火燃了整整一夜，黎明时分终于被扑灭。大家阻挡火势向周边屋舍蔓延，没有村民伤亡。但直升机在最后一次贴近湖面取水时，不幸失去控制，坠入水中，四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有关部门调查火灾起因，但并无任何结果。我问护林员，若纵火犯最终落网，会面临怎样的结果，他回答得斩钉截铁：“坐牢。”

这些护林员都是临时工，从当地村庄应征而来，住在林中简陋的棚屋里。他们每次轮岗要待上五天，直到下一位来接替。听其中一个人说，他们工资微薄，一个月只有两百元。这些人大多是老人，只会种地。棚屋里没有电，但有煤气罐和炉子，还有些蔬菜。有一次，我看到他们中的两个人在剥树枝上的树皮，然后浸泡煮沸，把树皮煮软到能下口的程度。他们跟我说“只是觉得好玩”。当地以前闹饥荒的时候，人们就这么吃，现在他们以此打发时间，还能丰富饮食。

当我抬头望向群山时，心中涌起了一种新的敬意。几千年来，大山养活了大理人，给了他们木柴、食物、水源，成为人们朝拜的圣地，也带来了财富。大山滋养生命，也带来死亡。现在，大山呼唤着我们这代渴望自然的外来者——唤醒我们灵魂深处亲近大地母亲的渴望。我们仿佛被大山之力吸引，搬来这里。也许，如果我们回应大山，大山会以春日森林万物复苏般的生机，赐予我们新生。

我很喜欢中国的一个成语：落叶归根。短短四字道出了自然与生命的轮回。春种秋收，秋叶归尘，化为肥料，滋养来年播下的种子。不过，它最常用来形容那些在人生暮年回到家乡的老人。

李观宇就是其中之一。他今年八十岁，生在银桥村，长在银桥村，结婚后到云南另一个镇上务农、打工。二十年前，他感受到自己出生地的召唤，于是搬回家乡养老。他儿子在下关镇开了家建筑公司，在家乡老房原址上建了栋三层的水泥房，就在我家附近。但李观宇就是不搬进去，水泥房也就空置了。他把隔壁残破不堪的柴房改成了自己的养老小屋，和妻子住在那里，用木炉生火做饭，睡在高高的硬板床上，这是他一直以来的习惯。

观宇意为“观看宇宙”。每次我路过时，他总是吸着塞满烟草的长烟斗，表情木然，像在思考谜题。他经常敲响我家大门，如果门开着，他就会不打招呼直接进来，和我拉家常。我自己也备了些英国烟丝，晚上在屋檐下抽，他总是径直走向我放烟丝的地方，边跟我聊天边把他的烟斗塞得满满当当。李观宇给我讲了他的童年旧事，那时村里各家都很穷，他家一年只能吃一次肉。现在，市场上可以买到新鲜猪肉，他们每天都能吃到肉了。

“变化挺大的，”他边说边吸烟斗，“但环境没变。”我问他为何在迟暮之年感受到大理的召唤。“因为这里是我家，”他说话向来言简意赅，“不错的家。”

其他的退休老人也有同样的感受，而且不只是那些在这里出生的人。这里的新移居者中，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有，其中很多都是银发老人。他们搬来这里，目的和李观宇一样，想在山村中寻觅静谧平和。正是“落叶”之际，他们在寻找自己的“根”，即便大理不是他们的祖籍地，他们也想在此安度晚年。

在中国，退休年龄相对较早——男性六十岁，女性五十岁或五十五岁。大理气候温和，生活成本低，因此成了人们安度漫长晚年的理想之地。一些退休老人翻修了乡里的老屋，另一些人则搬进了山谷中新建的别墅式住宅，这些住宅多以“山水之间”“大理小院”等为名，掀起一股房地产热潮，在此投资买房的人赚得盆满钵满。果壳这样的移居人士开玩笑说，他们三十多岁就提前退休过来了。而那些真正退休的人，则来此度过余生，再不离开。

在银桥村，我经常路过周老师家，她是位刚退休的小学教师，丈夫没满六十岁，还在广州工作，她在此打理自家院子的花园，等着丈夫退休过来。她戴着金丝眼镜，脸上总是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周老师爱穿飘逸的长袍，在修剪整齐的草坪上来来回回地踱步，修剪藤蔓，或给仙人掌浇水。去年开始，周老师远离都市喧嚣，隐居在此，通过描绘乡村生活场景来学习国画。其中一幅画的是一群奶奶经过我家的情景，配的文字是“外国作家的家”。

我又去拜访了客栈老板果壳。他父母终于来大理看他了。我刚到，就见到了他的父亲，历经人生六十夏，这位老人的皮肤变得黝黑而粗糙。他正在巡察菜地，而果壳的母亲坐在一旁和儿媳喝茶，用缺口的门牙嗑瓜子。父母二人都不赞成果壳搬来这里生活的选择，指着客栈那些空荡荡的客房嘟哝抱怨。但一盏茶后，果壳的父亲躺在走廊的折叠椅上，在云南的灿烂阳光下舒展身子，看着孙女在沙坑里玩耍，不禁自言自语道：“倒是个养老的好地方。”

后来，我遇到了另一对老年夫妇，他们退休后甚至把自己的户口迁到了大理。户口相当于中国的国内护照，根据公民的出生地赋予他们当地的一些权益。长期以来，户口一直是那些想从农村迁往城市的人的桎梏。搬去城里住倒是容易，直接坐车去就行了，但这些没有城市户口的外来务工人员，总是受到农村户口的限制，不能在城里买房，没办法让孩子上好学校。他们的梦想就是把户口转到城里来（一线城市户口最难），以此作为他们在城市取得成功的标志。把城市户口转回农村实在是不可思议，甚至没有清晰的程序规定，毕竟几乎没人这么干。

但陈医生夫妇这么做了。陈医生来自中国的繁华大都市——重庆，之前是妇产科医生。二〇一四年，她和丈夫搬到了大理的鹤阳村，也就是果壳住的村子，那里是政府批准城市户口转为农村户口的试点区。把户口转到这里后，他们就能直接买四合院，还可直接租用农田。来此居住的逆向移居者如果没有当地户口，是做不了这些事的。经过三十年的城市化进程，农村人口放弃田地，挤进城里，而来到农村的城里人却想换成农村户口，想大口呼吸清新空气，在大自然中舒缓身心，不受任何阻碍。

陈医生夫妇在山下租了六亩地。他们雇人撑起脚柱，搭了一个“临时小屋”（农田里不允许建长期建筑）。小屋横跨小溪，溪流淌向旁边一个大池塘。他们种了玫瑰、荷花和水稻，用山泉水浇灌田地。竹林幽幽，夫妻二人每日做饭、招待客人，或者干脆整天坐着喝茶（这是大理人最喜欢的消遣方式），静赏春风吹拂池中泊船。

陈医生说：“我们迫不及待地想离开重庆。我们讨厌重庆的天气，讨厌雾霾，讨厌交通堵塞。人和人彼此都不认识，左邻右舍跟陌生人似的。”相比之下，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她的朋友。“就像回到了小时候，”她回忆道，还很多次提到“与大地的联系”。她称这里为“好地”：美好的土地。这个词在中国有特别含义，能唤起人们对土地的本能的眷恋，毕竟那是养育了他们祖先的土地。在城里，陈医生接生了一代又一代与土地无缘的人，但她仍记得小时候的那片好地。那时重庆郊区的山地还是一片荒野，混凝土还没侵蚀这片翠绿。所以，她退休后，趁自己还有力气种地，回到了大地母亲的怀抱。

也许，这正是我们所追求的：一个可以思考和感受的空间；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在阳光洒满大地的时刻，悠然漫步其中；亲手照料庄稼；停下脚步，简单生活；最后，放松休息。

有天早上，我在院里喝着当地咖啡，看着天上云卷云舒。云南的云是那么的美，这里不愧是“彩云之南”。而大理的云总给我一种脱俗出尘之感，或在山间翻涌成浪，或凝聚成高耸之状，有蓬松的积云、悬浮的荚状云、纤细的卷云，不同时段，阳光穿过云朵，给它们染上了彩虹般的色彩。我能花上几个小时看天上云朵变幻，放空思绪，仿佛置身于一个远离尘世的世界。

门外鞭炮噼里啪啦，把我拉回现实世界。在中国农村，在婚礼上或其他特殊日子，人们都会放鞭炮。我走出家门，看到一队人经过我家门口——约二十个村民穿着统一的衣服，抬着轿子，队前有人高举一面纸幡，还有位乐手吹着唢呐。但整队人都毫无喜气：每个人都身着白衣，轿里空荡荡的，只有一张照片、一个盒子，一位妇女跟在队伍后面泣不成声。这不是婚礼，是葬礼。

这是李爷爷的丧事。他是李观宇的堂兄，住在村头最后面那所房子里，就在山间步道起点处的佛寺旁边。他家是矮矮的砖砌院子，里面养了三只鸡，是院子的守护神，像小型（或者说家禽版）地狱看门犬，会在院门口对我又叫又啄。

李爷爷在银桥村种了一辈子田，此前已经病了几个月，最终在几天前的晚上与世长辞（当地说法叫“老了”），享年八十二岁，但也有人非说是八十三岁。守灵守了一天一夜，之后是火化。今天要将他的骨灰送上山安葬。

送葬队伍在村里绕了一圈，每走二十米就停下来放次鞭炮，摆上祭品，供奉引导李爷爷灵魂的神灵。送葬队行过，地上留下一串烧痕，他们缓缓爬上山坡，走向最后的供奉之地——山神庙。他们烧了引魂幡，唢呐吹起最后一首哀歌。我问那位一直大哭的中年妇女，李爷爷是她什么人。

“我不是他的亲戚。”她毫无感情地说道，然后继续悲痛欲绝地哀号李爷爷的名字。原来，她是一名职业哭丧人。这在中国并不鲜见，有些人家会雇哭丧人来为葬礼增添悲伤的氛围。

送丧队渐渐散去，只剩李爷爷的三位直系亲属带着他的照片和骨灰继续上山。我跟在他们后面，一直走到一个骨灰堂，一排排简陋柜子里放着一个个装饰华丽的骨灰盒。他们把李爷爷的骨灰安放在墙上一个带有编号的镀金盒子里锁起来，在盒子前的地上放了橘子做祭品。最后，我们回到他家院子，院里已摆上了宴席，用以感谢送葬的各位。大家把酒言欢，缅怀李老的一生。

他的孙女李大姐也来送葬了，还有她放在婴儿车里的孩子。小宝宝咿咿呀呀地，像在和外曾祖父道别。她的外曾祖父那代人经历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时代，而这个时代对小宝宝即将面对的世界来说是难以想象的。李大姐在几年前就离开了大理，和丈夫一起在中国东部沿海的一家机械零件厂上班，已经一年多没回家了。她坐了长途火车赶回来看望弥留之际的祖父，想给李爷爷看看自己的孩子，看看李家最小的一代。然而，在最后一程，列车晚点了，再加上为了疫情防控而设置的种种出行限制，她没赶上从车站开往村子的第一班车。她含泪告诉我，她赶到时，祖父已经在两小时前过世了。

山上遍布安息之人。散步时，我时不时会遇到茶田中的一块坟地，里面分布着几座低矮的石墓，大理石墓碑上竖刻着逝者之名，旁边还刻了家谱。我对此倒是很熟悉，邻居杨奶奶自己的墓碑就立在我家大门口的柴房旁边，她每次过来捡柴，墓碑就如死亡提醒一般，等待着她生命终结的那一天。

一直以来，苍山是大理白族人的安息之地。他们来自苍山，也将回到苍山。然而，最近出台的新规定禁止在苍山上安葬逝者，因为苍山的空间所剩不多，除此之外，还要控制传统坟墓的修建。政府建了骨灰堂，用以安置骨灰。所以，杨奶奶的墓碑派不上用场了。她女儿杨阿姨还在抱怨，说事先就把墓碑刻好真是浪费钱。

李爷爷的丧事后不久，便到了四月四日，这一天是清明节，清明也是二十四节气的第五个节气。“清明”，即“气清景明”。按照传统，每逢这一时节，人们要祭拜祖先，扫墓除草，表示敬意。在大理，大多数老坟都葬在深山老林，因此，清明也是一家老小共去山林踏青的好时机。

清明祭祖的一个重要习俗便是焚烧冥币，供养彼岸世界的先祖，还要为逝者点燃香烛。这一天对防火管理员来说是特别具有挑战性的一天，他们要禁止这一古老习俗，以防山火。为防火灾，山间墓地遍布塑料水罐，以备不时之需，旁边还拉了红色横幅，上面写着“毁林有罪法必究”。尽管如此，仍有个别家庭冒着风险点火燃香。他们更怕因不孝而遭到报应。

过世不久的逝者的骨灰如果放在骨灰堂的柜子里，他们的家人就无墓可扫了。但即便如此，家人还是会徒步上山去骨灰堂，在自家的骨灰盒下面放点水果、糖果，用抹布擦去盒上灰尘。骨灰堂后面是个消防护林站，后面的山坡遍地坟墓。村里的其他人家带着小孩，带了餐食，陆陆续续来此踏青，祭拜祖宗。

在这里，我碰到了隔壁邻居杨阿姨和杨奶奶，两人的丈夫都葬在这座山上。小刘提着水泥和泥刀跟在后面，修整父亲和外祖父的墓基。修好后，三人摆上水果祭品，在两座墓前分别放一杯高粱酒，两侧支起未燃的香烛。没有哭喊，没有作声，没有拖拉，干脆利落。我问杨阿姨，为英年早逝的丈夫扫墓是什么感受。杨阿姨只是简单答了句：“应该的。”逝者已逝，生者还要继续生活。

这一年清明节也是全国哀悼日，以缅怀在新冠疫情初期不幸离世的人。在国外，疫情全面暴发，而中国进行了严格的城市封锁，到此时几乎不再出现新病例。这场世界性的危机给千千万万的人带来伤痛，但在大理，人们很容易觉得与之不相干。我们在此几乎与世隔绝，因而躲过了最糟的情况，就像藏进了山里的老鼠洞。远离人群，这正是我们来此的目的。

后来，西方国家开始疫情封控，中国边境封闭，我困在了这里。对此我并不在意——这是我自己的选择。但远离故土，我不禁也有些想念家乡。站在那些坟地中间，周围是不属于我自己文化背景的先人的坟墓，我脑中又闪过疑问：我为什么在这里？我是在学习一种新的文化，还是仅仅在逃避自己的文化？我的思绪飘向了远方的父母，不知他们是否安康，又因想到与他们隔着大约五千英里而痛苦。我想起了前未婚妻——这是种别样的哀悼。站在这些逝者之间，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要扫的墓。

我走下山去，继续观云。蓝天之上，一缕孤零零的卷云被风吹过，消散于无形。

来此定居第一年的农历三月，我感觉自己的新生活扎根更深了。大理正是春盛之际，风渐渐退却，天气渐热，阳光朦胧刺眼。天气正好，我和其他新移居者一样，有了新的消遣：打理花园。

刚搬来那时，院里花园杂草丛生，光是拔草就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拽起深植土中的根系，扯下墙上黏糊糊的藤蔓，然后用锄头翻土，直至土壤平整松散。我把厨余垃圾当作肥料，又到处找蚯蚓，把这些一起堆到土里。厨房有玻璃屋顶，我就把厨房当成温室，在冰箱顶上放个托盘培育种子，把长出来的幼苗移栽到花园里。我搭了个棚架，移植了一株从市集上买来的西番莲幼藤。我还在村边的小路上发现了一株被折断丢弃的仙人掌，便把它插在角落里的泥土里，希望它尚存生机。邻居送了我一株山上摘的芦荟，当我在户外待得太久被晒伤时，它那黏糊糊的汁液就成了我的晒伤药膏。

几个月后，看着自己的努力有了成果，我打心底觉得高兴。种子发了芽，不知不觉中慢慢长成了番茄、茄子、西葫芦、莴苣。那株仙人掌顶端生出了小仙人掌，百香果藤以惊人的速度爬满了棚架。那盆无人在意的盆景也长得茁壮茂盛。桂花树又长出了一层新叶，而且开始开花了。我收获了第一批小番茄和绿叶蔬菜，配上自制的面包和拉布尼酱，吃上了自己种的东西。这样一件简单平常的事，却让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

三十四岁这年，我终于开始学习做饭了。以前，我一直生活在城里——其中十年在中国度过。在中国，在外吃饭既便宜又方便，我只会做意大利面，炒点菜，从未学过怎么做其他饭菜。疫情期间我搬到农村，才发现自己多么依赖餐馆、外卖、瓶装食材、预制酱料、微波食品。在便利经济时代，我几乎无法独立照顾自己。我在大理生活这场“实验”的一个目标就是自己照顾自己，喂饱自己似乎是个不错的开始。

厨房外屋里放了各种香料、糖、醋、油和淀粉，就像一个实验室。我这个菜鸟开始做普通的中式菜肴，研究世界各地的菜。新移居者都很喜欢钻研厨艺。我向丽丽讨教怎么做饭，她就住在OM山洞，是我新交的朋友。她教我切菜时要用手抵着刀，教我用筷子和瓷盘搭蒸锅蒸东西，教我用纱布过滤酸奶干酪，教我给鱼刮鳞、去肠，裹面糊放锅里煎。我学会了发酵康普茶，学会了烤面包和比萨，学会了自己腌菜、做果酱。我还买了灌香肠的工具和肠衣，自己动手做香肠。一位本地老奶奶养了一头奶牛，我从她那儿买来鲜牛奶，试着撇去奶皮，把牛奶搅拌、过滤成黄油和奶酪，但失败了。不过，我在牛奶里加了点酵母，慢慢加热，做成了美味可口的酸奶，我每天早上都把自烤的谷物麦片拌进酸奶吃。

村里的农产品新鲜多样。每天早上，一位大叔都会在麻将馆旁的铁桌上卖凌晨现宰的猪肉。隔壁便利店会售卖当地农场送来的新鲜鸡蛋。农历每月的初三、十一、十八和二十六都有集可赶，不过现在只有老人才用农历记日子，年轻人还得查查对应的是哪天。集市的货物铺满了我家门外的小巷，慢慢占满了篮球场，烤罗非鱼和烤豆腐的香味飘满集市，村民在这里卖自家种的水果、蔬菜、薯类，还有一些云南特色美食，如大米煎饼、酥炸蝗虫、腌制火腿，还有各种各样的根茎和花卉食材，之前我都不知道这些也能吃。有机食材琳琅满目，看不到一点塑料包装。

大理每个村子都有这种市集，但最盛大的还是一年一度的“三月街民族节”——农历三月十五（大概在阳历四月初）开始，在古城山门斜坡上的鹅卵石路上举行。节日的起源可追溯到大理最早的那批商人，他们多是从东南亚或西藏过来的，聚在这个南方丝绸之路的枢纽地带。现在，每逢三月街，大理古城既有市集，也有各种精彩演出。有当地白族的歌舞表演，还有在山上的赛马比赛。不过这一年由于疫情封控，大家只能线上观看比赛的直播。

在大理的农贸市场，你能买到各种之前从来不知道自己想要的东西，从山野蜂蜜到缅甸玉石应有尽有。在这里还能算命、采耳。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集市上买不到的。这里还卖各种药材，从山上采来的野生根茶也在其中，还有一个牌子上写着“蛇粉”补品，听起来很吓人。你可以在浅水池走一圈，买条活鱼带回家，也可以选个在笼里关着的活禽，让卖家给你现杀、拔毛。银桥集市里有个固定摊位，摆着一排排假牙，一个叼着香烟的男人可以当场帮你拔牙、补牙。

偶尔，我也会在集市上碰到其他城市移居者，他们在摊位之间逛来逛去，把蔬菜装满柳条筐，背在背上拿回家切。现在跟新认识的人打交道，我学会了不要问他们在大理“干什么”。这种问题会让人觉得我是新来的，这是种城市思维，由此打听对方的身份定位，就像口头上的打量。我第一次问道木匠（就是那位正在建木屋的木匠兼哲学家）这个问题时，他不屑地看了我一眼，回答：“我活着。”

在大理，我们衡量人的标准不是看我们做了什么，而是看我们做得多么少。当地人起早贪黑辛苦劳作，而我们却在这里研究厨艺，打理花园，自己做各种东西，去别人院子里喝茶消磨时光。人们对乡村的“简单生活”有一种浪漫的想象，但我们过的是一种享有特权的简单生活。这些逆向移居者之中，雅皮士有远程工作，或靠自己的积蓄度日，嬉皮士则在街头卖艺，摆摊卖点手工做的首饰、衣服、熏香和香皂。这两类人都同样被阳光照耀下漫长而慵懒的午后时光所吸引。大理给了我们新的生活，却也埋葬了我们的干劲和抱负。

事业有成只是被新大理人重新审视的众多传统的成功标准之一。他们还看不上对财富和物质的积累，不喜欢买各种流水线产品，拒绝过度依赖现代科技。正如道木匠所说：“你最好问问自己，你的生活方式是真的让你快乐，还是只是你以为它能带给你快乐。”他提到了《黑客帝国》，说我们都得逃离那样的世界。他说：“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活在矩阵世界里。”

这种对主流的蔑视有时让我觉得有点烦，就好像只有他们像电影里的男主人公尼奥一样，有那么高的觉悟。但我又想，我之所以这么恼火，是因为这也切中了我的要害。我自己对成功的定义就是事业有成，达到一个个人生里程碑。有些里程碑达到了，有些没有（比如我三十多岁还没有结婚或买房）。但不管达没达到，我总是不满意。即便登上了其中一座“山峰”，也只会发现这不过是虚幻的地平线，越过这个地平线，我总是渴望更多，渴望登上更高的山峰，或者担心已经拥有的东西被人夺走。

实际上，虽然有了新爱好，身处田园诗般的地方，但我还是不快乐。更深层的不安依然存在，这是内心深处的疾病，灵魂上的疾病。很明显，光靠搬家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想起了花园里的那些杂草，它们的根深深地扎进了土里。我的内心也是如此，我正视内心，看到自己童年的行为与思维模式生成的根系和藤蔓，在内心扎根疯长，缠绕纵横，我甚至都无法看清它们，更不用说彻底拔除了。我只想快乐，而一想到要清理内心那些杂草藤蔓，我就望而却步。我已经搬了家，但只有外界改变还不够，还需要内心的改变，这正是我要攀登的最高峰。

矩阵世界的影响在我身上最明显的体现，就是通过手机控制我的时间。闲暇时，手机漆黑的屏幕引诱着我，就像在说能给我刺激，让我能逃离当下的情绪。手机像一种麻醉剂，又像一条带来慰藉的毛毯。我沉迷忘我地刷新闻，在YouTube上看“重大糗事”集锦，在抖音上刷各种搞笑视频，在社交软件里刷朋友发的动态，因看到他们的成功而心生嫉妒。我沉迷于幻想之中，成了通知的奴隶，看见小红点就兴奋。我想少玩一会儿手机，却发现自己根本做不到。我的大脑渴望刺激，一旦没有了手机这个“毒品”，我就没法满足自己。

早在互联网出现之前，梭罗就曾在《瓦尔登湖》中嘲讽过这种冲动：“请告诉我发生在这地球之上任何地方、任何人身上的新鲜事。”这位报迷说，那时他还不知道自己陷入了这个“黑暗深不可测的庞大洞穴”里。于是他来到湖畔，“如大自然一般自然地过”。《瓦尔登湖》也是另一本深受新大理人喜爱的书，在书架上与《庄子》放在一起。

受他们的启发，我开始戒网。晚上把手机关机，锁进盒子里，用电脑也很少联网。我开始做一些不用联网的活动：跑步、冥想、打太极、弹钢琴。我不再刷视频，转而埋进书海。没有网络处处不便，但我打理花园或做饭时，想的都是怎么种花做菜，两只手都忙不过来，我发现自己并不像想象中那样离不开网络这种“药物”。

我开始通过Zoom进行谈话治疗，学习了一些调节情绪的方法和技巧。几十年来，我一直相信，解决痛苦要依靠大脑思考：只要我对一个问题思考得足够深入，那总能想出办法，解决问题，治愈自己。但其实我总会困在某种想法或情绪里，就像鱼儿咬住了钩无法挣脱。现在，我学会了在情绪中舒展自身，任其自然存在，停止思考，让它们随风而去。如果我能放下未决的忧虑，使其如浮云般掠过，转而去做下一件确凿之事，我就能找到一点自由的感觉。

我养成的冥想习惯也很有裨益。大理的新移居者都很喜欢冥想，他们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甚至参加长达一周的静修，追求正念状态，就像那些濒临崩溃的西方人做的那样。前一年夏天，我在泰国北部参加了为期十天的静坐冥想，学习内观修行，但回到家后，我自己每天最多只能坚持冥想十分钟。时间不长，但短时间的静坐也能降低我的皮质醇水平，消除焦虑，净化我的身心。我越是不想做冥想，就越会觉得有必要让心里那只上蹿下跳、抓心挠肝的猴子安静下来。

我没法靠自己戒掉网瘾，一天天沉浸在屏幕里的世界，我不想这样，索性放下骄傲，参加了一个十二步戒瘾计划。在这里，我学到了一个简单的智慧：自我意志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而是问题所在。在放下自我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谦卑接受自己的本来面貌：不是天才，也不是废物，而是和其他人一样，只是不完美的普通人。然而，这一“智慧”的核心是一个巨大的悖论，我暂时还理解不了：当我们承认自己无法掌控一切时，解决办法竟然是放弃对掌控的追求，转而相信有一种比我们更强大的力量。

我开始慢慢拔除心中的杂草。当被负面想法或冲动困扰时，我就抬头看看院子上方的群山——那样巍峨，历经千秋万代，仍岿然挺立。如果真有什么更强大的力量，那这就是了。我沿着这些小路爬上山，感觉心灵得以喘息。一人独行是疗愈心灵的一剂良药。在大自然中，我得到了平静。松树荫下，新的嫩芽正在生长。我一步一步向前走着，什么也不用想，仿佛重新认识了自己——或者说，也许这是我第一次真正认识自己。

我想起来，在我对大理的幻想中，它的吸引力在于它的孤独感。我想逃离城市和社会，想营造一种浪漫而受伤的自我形象——一个在城市雾霾之上漂泊的流浪者。然而，孤独是一种内心的感受。在高楼大厦中、派对中、一段感情关系中，我都有过这种感觉。尽管它带来了心碎和自我怜悯，但其中也有一种慰藉。在绿树成荫的山中，我感受到了孤独如何升华为独处的宁静：爱自己，而不依赖别人来爱自己。我们在绿色自然中得到治愈。

旧树叶已经凋零，往昔的伤痕被封存在新长出的一圈圈年轮之中。拉金于诗中写道：“然而这些不安的城堡仍然在每年五月饱满厚实地打谷。去年已死，它们似乎在说，重新，重新，重新开始吧。”

春风已经播撒下了种子。是时候让新的花朵绽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