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望去，杜鹃盛开，把山坡变成了紫色。兰花娇弱的花苞点亮了村庄。更高处，鬼吹箫抬起了骷髅般的花苞。它们追随着阳光。此刻的大理灿烂明媚，一直艳阳高照。夏末时节，季风期到来，会带来降雨。但此时才入夏不久，阳光掠过洱海，水光潋滟。群山生机勃勃，我们悠闲自在的日子也如同这美景一般绚丽绽放。

化用自自英国诗人艾略特的长诗《荒原》。 阳历残酷的四月[化用自自英国诗人艾略特的长诗《荒原》。]末，正是农历四月的开端，不久后就是立夏。“三月街”结束后，“花子会”随之而来，当时三文笔村举行了为期一天的民间庆祝活动，人们在寺庙旁水沟边宰鸡，给到场的乞丐施舍吃食。我已习惯了在大理的日常生活，隔着竹篱笆，邻居杨阿姨每晚都和她的广场舞团一起排练。

我来大理已经三个月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里慢慢给了我一种家的感觉。大理很有特色：亲近自然，气候温和，农产新鲜，物价便宜，还有充满活力的社群。可家并不仅仅是个地方，家意味着一种归属感，是与我们所爱之人的纽带。家是一种选择。我幻想来大理开启新生，选择搬来这里逃避过去的一切。我的生活表面上已经变了，但我的内心尚未改变。我认识了许多新人，但没有老朋友。在这里，我还没有归属感，是我自己选择了孤独。

我选择了孤独吗？也不能这么说。五月初，我收养了一只小白狗，它是一只中华田园犬，当地人称之为“土狗”。它有双忧郁的眼睛，早年在收容所受过创伤，比较内向。它喜欢一圈又一圈，像在轨道上一样地来回跑，我给它取名“月亮”。独自一人的山间散步变成了和它一起跑步，我们一路气喘吁吁地跑到骨灰堂，下山穿过茶园，经过灵泉溪边的水电站，再绕回那片种着蓝莓和甜玉米的田野，回到家中。我情绪低落时，它总会安慰我。有时，我们所需要的，不过是另一个生命的温柔触碰。

一天早上，我被另一种动物的叫声吵醒了，那听起来是猪在号叫。穿好衣服，走出门外，我看到一辆小货车，司机正从后面卸下一头挣扎、哀号的猪。他把这头肥猪推进我对面那户人家，我不禁为这头聪明的生物而难过，它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我也知道这是为什么：明天会有一场婚宴。

大理这边，白族婚礼一般在新娘家举办。中国婚宴与其他的宴会差不多，纯粹是仪式性的，其实新人早在几个月前就已在当地民政局登记结婚，盖好了章。婚宴是为了让父母好好炫耀一番子女成家之喜而办的，也是吃席的好机会。这次婚礼的新娘姓杨，今年二十四岁，新郎来自湖畔另一个村子，也姓杨，二十七岁。两人并没有血缘关系，只是恰巧同姓。差不多一年前，共同好友介绍他俩认识，新郎家出了八万元彩礼，定下这门亲事。我感觉这对新人并不是很熟，跟我在中国农村参加其他婚礼时遇见的新人差不多。

婚宴前一天是专门留出来筹备宴会席面的。猪嗷嗷叫着，被捆起来，由一群叔叔伯伯合力按住。长长的钢刀刺进猪的心脏，猪血流进锅里，凝成块状。死去的猪被抬到外面，一位叔叔拿一个煤气喷灯，有条不紊地把猪熏黑，烧掉毛发。猪皮很厚，洗一洗搓一搓，切成条状，就做成了“生皮”——这是云南的一道特色美食，就是生的猪皮。

他们把猪开膛破肚，用水管把肠子洗干净，把瘦肉、肥肉都放在一边。屋外的柴火灶上架了两口超大的铁锅，叔叔们把猪切成大块，或煮或炸，猪蹄猪肚，猪肠猪脑，从头到尾，从里到外，毫不浪费。阿姨们也没闲着，都在洗菜，刮鱼，切土豆，炸面团。忙到下午，院里的六七张桌子上已摆满了令人垂涎欲滴的菜肴，有咸鸭蛋、小酥肉、清炒时蔬、酸汤鱼、甜糍粑、凉拌生皮。大厨们先饱餐一顿，桌上的菜留到明天再热。炊烟袅袅，像在昭告全村：明日都来吃大餐。

无须事先特意邀请。第二天一早，左邻右舍有想来的直接过来就行，在门口迎客的叔叔拿了本大号礼金簿，记下到场的是哪家，与这家是什么关系，包了多少份子钱。院里挂满了彩旗，在桌子旁，人们轮流就座。那头猪喂饱了大约两百人，红烧猪头则放在了父母所在的主桌，仿佛在居高临下审视全场。我是宴席上唯一的外国人，他们给我安排了猪头左耳那边的座位。

新郎长了张娃娃脸，虽然年轻，但已有了啤酒肚。宴席上，他一桌桌敬酒，亲朋好友劝酒不停，把他灌了个酩酊大醉。新娘却不见踪影。午饭后，我问他新娘怎么不在，他说他们正要去接亲。这是中国传统习俗，一种象征性的礼节仪式：把新娘从娘家接到新家。但我们一开始就在新娘家，而新娘其实先去了下关镇的一家美容院。新郎邀我跟他们一起开车去接新娘。我那辆车的副驾驶上坐了位伴郎，自称“虎哥”。他用香烟点了鞭炮，扔到车外，庆贺朋友新婚。

到了美容院，他们接到了穿着白色婚纱的新娘，不过伴娘们坚持要新郎先分发红包，才肯把新娘交出去。车队开回村子。途中，我们把车停在了三塔下的一座雕像旁，我倒是曾路过这里很多次，但从未停下来。这是尊金翅大鹏，在当地神话传说中，这只神秘巨鸟曾击退兴风作浪的毒龙。金翅大鹏肃然凝视着这座圆形广场。大家停车、下车，嘻嘻哈哈围在新郎身边打趣戏弄他，这是种比较现代的习俗，叫“闹婚”，人们会趁机羞辱新郎以取乐。

虎哥毫不心慈手软，非让新郎小杨脱光衣服，只留了一条红内裤在身上，然后逼他穿上了渔网袜。新娘身着白纱，手里被塞了根绳子，绳子的一端系在鞭炮上，新郎无可奈何，把绳的另一端系在自己最私密的部位上。虎哥饶有趣味地拽了拽绳子，确保绳子系紧之后，就点燃了鞭炮。火花四溅，新娘拉着新郎在广场上走，新郎则又蹦又跳，努力保护自己不丧失生孩子的能力。接下来，伴郎们把新郎官绑在柱子上，用保鲜膜裹起来，然后朝他扔鸡蛋。很显然，这个广场早已历经了多场婚闹，因为我注意到台阶上贴了个红色标语：“抵制糟粕习俗，倡导文明婚礼”。

新郎清洗一番，穿上西装，回到岳父母家，老一辈人还在吃吃喝喝，对刚才的羞辱一无所知。唢呐的声音震天响，在司仪的主持下，新郎新娘开始敬茶，这是中国传统婚礼中不可或缺的仪式。他们依次在双方父母面前磕头，为他们一人敬上一盏茶，改口叫“爸爸”“妈妈”。新郎的西装上还残留着一块蛋黄渍，但他已喝得烂醉如泥，根本顾不上这些了。

之后，我问这对新人，婚礼中哪个环节于他们而言最有意义。新娘回答说：“都没意义。”这时她已换上了中国传统的红色衣服，“婚礼只是办给他们看的，不是为了我们。”

傍晚时分，晚宴散席，桌子也收拾干净了，这时最后一个惊喜出现了。我终于知道邻居杨阿姨整个春天都在练舞是为了什么了。她们舞蹈团的每个人都穿着带有精美刺绣的白色和粉色服装，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戴着传统的白族金花帽：一顶饰有白色须穗的帽子，含风、花、雪、月四大元素。主持人介绍她们是“花姑娘”舞蹈团。她们挥舞着五颜六色的扇子，跳起了舞蹈《美丽中国唱起来》。我已经看她们练了上百次。

楼上，新人已回到了新婚房间。墙上挂着巨幅婚纱照，是两人在湖畔拍的，照片下方铺着崭新的红床单。伴娘们团团围住受了一天折腾的新郎，让他做俯卧撑，把张张百元大钞呈给害羞尴尬的新娘，好让他知道家中谁是老大。他们现在看上去已经筋疲力尽了。但他们熬过了这一天，熬过了新旧交融、汉族和白族传统混杂的习俗。很快，他们就能单独相处，终于可以好好地互相了解一下了。

我走去路对面，回了家。看了一天婚礼，我同样疲惫不堪。婚礼盛大的热闹场面，更让我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对村民们来说，我只是许许多多路过大理的外国人之一，像婚礼上的新奇景点。他们都要来跟我合影，觉得有意思。这里是他们的家，但也会是我的家吗？我又想起了前未婚妻，想起我们计划好却没能举行的婚礼。玫瑰盛开又凋零。但鲜艳花瓣凋谢时，花朵才开始结果。

在此时节，在大理结婚的人很多，而且不只是当地人在此结婚。大理风景如画，中国很多人都来这里拍婚纱照。订婚的新人一般会在登记结婚、举行婚礼之前，穿戴齐整，找个风景优美的地方作为背景，拍照纪念，这就是婚纱照。经济条件较好的情侣会前往一个特别的地方拍摄婚纱照，他们在婚纱照上的花费甚至可能比婚礼本身还要多。

婚纱照服务行业在大理周边迅速兴起，包括摄影、化妆服务，以及婚纱和情侣装出租。就连我们村里也有一家，也就是东北人大新开的“原始客栈”。他告诉我，装修客栈的主要标准就是要“拍照好看”。这家客栈的锦鲤池中间是个下沉式茶桌，后面架着雕花木椽，摆了棵樱桃树，还有个情侣秋千，远处是绵延群山。这些共同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面。客栈里屋放满了蓬蓬的婚纱。大新一般带客人到茶园或湖边拍照。

前几个月，疫情封控限行，但现在已经解封了，山谷里又挤满了游客。中国在国际劳动节放五天假，自五月一日起，大理古城人头攒动，挤得人寸步难行。这时的大理，除了坐拥苍山洱海这种自然风光，还会出现人山人海之景。洱海边全是新娘，身着白纱或红裙，撑着阳伞摆姿势，摄影师们举着反光板指导她们怎么摆动作。

大理在社交媒体上有着超高的热度，其他游客也被吸引过来，开着租来的豪车——比如闪闪发亮的粉色甲壳虫汽车、亮黄色的宝马汽车——环绕洱海驾驶，以群山为背景，在自己买不起的车旁自拍，然后发朋友圈炫耀。田园风光吸引了外地人，也改变了这个山谷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状况。

我开着自己那辆破破的红色雪铁龙汽车在大理转悠，时不时路过一片农田，地里的作物非常奇特。镜面观景平台拔地而起，面朝洱海，三面都能映出洱海的景色。树上挂了仙女灯，吊着情侣秋千。土被堆成了矮矮的山丘，上面有五颜六色的圆门，看上去像霍比特人的家，但那些其实只是假门。田地之中，有只毛茸茸的羊驼被拴在柱子旁，茫然看着一群游客对它拍个不停。一开始，我还以为自己误入了《天线宝宝》的世界。但这其实是一种新兴模式：自拍农场。乡村风情很受欢迎，因此有些农民渐渐发现，与其在田里种农作物，不如把田野装修美化一番，然后收门票钱，这比种地赚钱得多——卖农田作物不如卖拍照场景。

拍照民宿和自拍农场的兴起源于中国社会的几股新潮流。第一是“复古”，这是一种乡村怀旧情结与对乡土美学的推崇，是中国版“田园美学”（cottagecore）。在上一代的文化中，农村的破败房舍还象征着可耻的贫穷，可现在，这种房子在小红书上风靡一时，“网红”会穿着粗麻衣服，戴着农村的草帽，在他们祖辈辛勤劳作过的田地里四处闲逛，甚至假装收割庄稼，以此作为素材，发到网上吸引粉丝。

第二是民族装扮。许多人在社交平台上发自己的汉服照片，这是中国古代的传统服饰，包括长袍、半身裙、布鞋、腰封、首饰和扇子，色彩多样。还有些人编起辫子，租来白族服装，腰系绣花围腰，戴上带须穗的帽子，拍些照片，就像亚利桑那州的白人游客扮成印第安人拍照那样。洱海边，农田里，到处都是想火的人在抖音上开直播，他们带着环形补光灯，被光环笼罩，看上去很像耶稣。成功走红的人就成了“网红”：拥有大量粉丝的网络红人。粉丝会效仿他们，来最“出片”的地方拍照。

社交平台上这股“归园田居”的潮流，是视频博主李子柒带火的。她于一九九〇年出生在四川，幼时父母离异，父亲早逝，农村的爷爷奶奶把她带大。十四岁时，她辍了学，到附近城市打工，做过服务员，当过歌手。拿着微薄的工资，看不到未来。后来，她又回到四川农村老家，种庄稼、剥玉米、制作传统手工艺品、烹饪乡村菜肴，她把这些过程都拍下来，精心剪辑，发到网上。视频里，她在舒缓的中国古典音乐的弹奏声中，制作荨麻汤，或者用葡萄皮给衣服染色。她抓住了中国城市居民向往简单生活的心理，成功走红全网。到二〇二〇年，她在抖音已有超过三千万的粉丝（第二年，她起诉了自己所在的网红孵化机构，诉其过度商业化自己的品牌，窃取利润）。

我在银桥村的一位新邻居，是位年轻女性，名叫一一，她告诉我，她是受了李子柒的影响才搬到大理的。

“她给了我启发，让我们觉得自己也可以过上她这种生活。”一一说着，推了推总是滑到鼻梁的圆框眼镜。她是家中独生女，所以家里给她起了个小名“一一”。但在大理，她自己取了个新绰号——钱多多。我感觉这个绰号很特别，就问她什么意思，她简单地解释说：“因为我想赚很多钱。”

一一出生于中国东北的哈尔滨市，做了六年市场销售，天天上十个小时的班，一个月就拿两千元工资，她觉得这些普通职业实在太难赚钱了。于是，二十八岁生日那天，她辞去了工作，搬出狭小的公寓，把猫送给了朋友，决定像李子柒回到四川农村那样，去乡村发展事业。最终，她来到了四川旁边的云南，在大理定居下来，想像李子柒那样拍视频走红。

一一的宏伟计划是注册一个视频号，在大理拍视频，最好能像李子柒那么火，然后接广告、卖产品赚钱。一切都规划好了：她找好了拍摄地，请了当地的摄影师和专业制作团队。视频内容没什么特别的，就是爬爬山、种种蔬菜、装修房子，还有去农贸市场买东西。她需要一个与众不同的看点，而她的绝妙主意是找一个外国人，这样就能让她的频道在国内市场中脱颖而出，对那些在乘地铁通勤时观看视频的订阅者来说，这样就多了一些新奇感。她打算把视频号起名为“老外农夫”，又问我愿不愿意当这个外国人，鉴于我的中文水平，她觉得我最合适。

在银桥村和其北面的磻溪村之间，有块农田近一里长，面向西边山坡，黎明时浸在晨辉里，黄昏时沐浴在赭色之中。我和月亮最喜欢在这附近的小路上跑步，一侧是玫瑰园，另一侧是菜地。一一带我参观她的视频拍摄地，我们爬上山坡，穿过一片小茶园，来到一个废弃的木屋，在此可以观赏洱海的风景。木屋十分简陋，屋顶已经朽烂了。这里曾是农民的仓库，里面还遗留着一些农具，屋后放了一排排空蜂箱。这里似乎也是野狗常来的“厕所”。

“这将是你的家。”一一跟我说。

她根本没想过真让“老外农夫”住在这里。这个账号拍的视频中有百分之九十都将是虚构的，我要做的就是假装在田园般的破旧环境中好好生活。我得大早上起床，穿好衣服，费力爬上小路，到这里来，再换回睡衣。太阳从湖面缓缓升起，露珠莹莹，他们会开始拍我起床，开启新的一天。他们还要拍我翻修房子的过程，但我只需要做做样子，实际的修缮工作会由他们来完成。不过，他们也只是把房子外面装修成充满诗情画意的田园风格，视频里的室内场景都会在另一个地方拍，因为那儿有一张真的床。

一一说还要拍别的视频，我需要做各种不用真正去做的事情。比如说，他们要拍摄我在山里摘核桃，但其实他们会把核桃先买好，到时候装满我的篮子。我得戴草帽在田里假装撒种子、收庄稼，而实际场景是借用其他村民的田地来拍的。我需要假装环湖骑行，其实他们会开车带我到各个有景可拍的地点，拍几个我骑车经过的镜头就行了。说着说着，她的计划越来越疯狂。她想为一群兔子打造一个窝，让它们成为我的宠物；为我建个树屋，让我在里面看哲学书；想把路边一辆锈迹斑斑的破公交车改造成咖啡鸡尾酒吧，让我在里面招待朋友——一切都是为了宝贵的点击量。

她说：“是不是真的不重要，只要好看就行。”

营利模式是这样的：每个视频下方都会附上相关产品的购买链接。譬如，采摘核桃的视频下方会附上当地的新鲜核桃的购买链接；收割庄稼的视频则附上竹笠与橡胶农鞋的购买链接；骑行视频下则展示昂贵的公路自行车。若用户通过这些链接购买商品，她的账号便能获得相应佣金。她仔细算了一番，每达到一万次浏览量，账号就能赚到一百元。除此之外还有广告收入。她还兴奋地向我展示李子柒每条视频动辄数千万次的浏览量，眉飞色舞地让我算算看。

我有难以克服的镜头恐惧症，就婉拒了“老外农夫”一角，给她介绍了另一位在大理的外国人，我觉得他可能更有做视频博主的天赋（但后来他因为吸大麻被驱逐出境了）。不过最后，一一放弃了拍视频这个想法，转而计划在这里针对有钱家庭创办一所高端新式学校。

大理的乡村田园生活一边赚着外来者的钱，一边被他们利用来赚钱。淳朴的生活已经被商品化，连价格都定好了。现在，除了真正生活在这里的农民，还有那些专门过来拍照拍视频的人来此定居。他们来体验田园风情，但他们的存在也在改变乡村面貌。我也是其中一员，我在这儿租了房子，抬高了房价。我们把积蓄和城市思维带到了这个山谷，给城里买不到的无形之物明码标价。我们追求正宗、真实的田园生活，却又陷入了矩阵世界——在网上展示自己虚假的幸福生活。

也许这让我感到困扰，是因为我之前也被这种幸福假象迷惑过。还在北京那会儿，我看到炸炸在朋友圈晒的大理的照片，就陷入了逃离城市、迁往乡村的幻想，想象自己也能过上这种生活。但是，当幻想与现实相碰撞时，那层假象便彻底破碎了。和其他来此的城市移居者一样，我搬来这里定居，但目前为止，我所经历的改变仅仅停留在表面，真正的重生并不像翻耕一下土地那么简单。

一些新大理人把关注点转向了内心，以寻找答案。在中国，精神和信仰都很稀缺。在这样一个无神论的主流社会，进步和商业这两尊“大神”占了主导地位。大家活在城市里，生活富裕了，物质需求得到了满足，内心却少了点什么。于是，他们来到大理，寻找一个安静之地，以寻求心灵的满足。

在这个山谷里，有不少灵性导师。跟我住在同一个村子的一个头发稀疏的中年男性自称苏非派教士，他是中国深圳人，原名郑伟，现在叫阿卜杜勒。十年前，他辞去工作，周游世界“寻找真理”。在塞浦路斯，他遇到了自己的灵性导师谢赫·纳齐姆·哈卡尼，他现在这个阿拉伯名也是导师取的。现在，他传授苏非派冥想方法，强调冥想过程中需全神贯注地深呼吸，在心中想“安拉”一词，同时念诵阿拉伯语经文。一节课结束后，这些弟子在他家院子的蹦床上蹦来跳去。阿卜杜勒说，这并非传统做法，但的确能让他们放松身心，扩展呼吸。

银桥村北边隔着两个村庄的地方住了一户由几位年轻中国女性组成的印度教家庭，她们都是印度教教徒，由催眠治疗师小静带领。她们在厨房的白板上写下修行活动的日程：每天早上冥想一小时以打开脉轮；日常举行法会，诵经念咒；一起绘制曼陀罗图案；为小小的克里希那神像缝制衣服；研读《薄伽梵歌》；制定轮流负责做素食餐的轮班表。在楼上，小静给我展示了她们供奉的一位有着三千年历史的印度教古鲁巴巴吉的神龛。她满怀虔诚，真挚地说，巴巴吉依然活着，在看着她们。

在大理，我还遇到了信奉道教、伊斯兰教、琐罗亚斯德教的人，他们都是从城里来此的中国人，想找一片适合让自己专心信教之地。法拉兹是伊朗人，几十年前移居中国，每周三，在大理古城，一群巴哈伊教徒都在他家里聚会，围在一起讨论和祈祷。在嬉皮士聚集地，有很多人自称异教徒或泛灵论者，还有萨满巫师（这似乎意味着他们要戴头饰，手敲羊皮鼓）。有一小群人信奉中国的茶神，用小茶杯小口快速呷茶，这是他们的冥想仪式。正如小静所说：“所走之道各不相同，但追求之物是一样的。当你感受到神的时候，你就会明白。”

我一生都崇尚理性，对宗教不屑一顾。在了解这些信仰团体时，我得努力抑制自己的怀疑态度。受自身成长经历和思想习惯的影响，我这种本能怀疑根深蒂固。但这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态度，或者说，理性上对信仰的否定态度，只会让我痛苦。而我与印度教教徒、基督徒、敲鼓的萨满巫师、在蹦床的苏非教教徒待在一块时，我发现他们一直都很快乐。无论身在何处，他们的信仰都能给灵魂带来所需的安宁。这是一种更深刻的改变，一种直指根源的变化。

迄今为止，与中国其他地方一样，在大理追求信仰的人之中，信仰佛教的最多。在佛教中，虽然宇宙观错综复杂，但没有“上帝”的概念。无论是被当作个人哲学还是有组织的宗教，佛教的信仰习俗、条规准则都是给灵魂提供安宁的。大理有几家佛教餐厅，免费提供素斋，但客人必须安静用餐，而且不得浪费一粒米饭，出口处有人要检查碗中是否有浪费。各种佛教禅修中心都开设为期一周的静修活动。中国自古以来便讲求包容融合，各信仰体系并不相互排斥，比如道木匠，也会听佛讲经。

就连在城市的年轻一代中，也流行信佛。过去十年间，“佛系青年”的浪潮兴起——千禧一代中有些人以一种轻松的方式信奉佛教，戴着念珠手串，有些人手腕上还文着“唵”字。他们中比较虔诚的人来到乡里隐居，寻求超越物质层面的意义。这是“躺平”这一大趋势的体现，与流行词“佛系”有些相似。一般认为，“佛系”就是“悠闲自在”“一切随缘”，这与“大理福尼亚”十分契合。

音乐人云龙就是我遇到的一位佛系青年的代表。他在山上果园的一间农舍里过着隐居生活。他剃了光头，刮了眉毛，在眉骨的位置刺了梵文经文。他穿着飘逸的长袍，脚踩一双布鞋，背着装笛子的袋子，像四海为家的吟游诗人。他的后脑文着一条龙，胸前文了“卍”标志，直角开向左边，指的是佛教——而且他坚称自己从未听说过希特勒。但我还是建议，如果他去欧洲的话，一定要把这个字遮起来。

大理有些新移居者几个人共住一个院子。我偶然发现，有些院子是专门为修行而建的，佛教的传统一直以来都非常讲究修行。大多人的修行都是在家中静坐冥想，或和别人一起探讨学习。这些院子跟OM山洞差不多，院名都很有灵性，如“冥想森林”“灵魂花园”等。就这样，初夏某一天黄昏，我叩响了一扇门，这扇门背后的地方或许是我们所有人的终极追求之地：寻静院。

有个村子依山傍水，寻静院就坐落在村里的农田旁，由三位在网络宗教论坛上相识的佛教姊妹一起开办。一年前，寻静院落成，面向所有有意向全天修行（并且能分摊房租）的成员开放。现在寻静院有十几名成员，男女分住。凌晨四点，他们就起床晨练，然后在书房探讨学习。寻静院有间里屋，里面全是电脑及摄像头，下午，他们就在这间房中工作，制作佛教短视频在微信公众号上发布（播放量最高的视频的标题是“以佛法面对死亡”）。晚上，他们开设公开课。出于好奇，想了解更多，我也来听了一堂。

上课地点在书房，坐垫正对着投影幕布，而我是唯一的学生。给我上课的姊妹之前发誓要噤声，所以这节课没有任何开场白。课上放了两段视频。第一段是从草芥至宇宙的逐层扩展动画：草，田野，中国，亚洲，地球，月球，继而土星，木星，太阳及毕宿五，参宿七，参宿四，直至银河系，仙女座星系，乃至宇宙及其边界之外。虽未直接阐述这与佛教的联系，但我明白了大意。

第二个视频是漫威电影《奇异博士》的片段，就两分钟，古一将奇异博士的灵魂推出身体，让他在玄幻的特效中穿梭在其他存在的空间，然后告诉他“忘掉你自以为知道的一切”。这堂课就这样结束了，其目的大概是用漫威宇宙的智慧让我大彻大悟。课上没有问答环节。

之后，我跟寻静院的另一位创办者聊了聊。我们当时一起在天台上吃无花果。她二十多岁，身材矮小，戴着眼镜，说话声音令人感到平静。在大理，她给自己取了法号“空玄”，意为“空而玄妙”。之前，她在上海一家石油公司工作多年，后来去了趟西藏，就决定放下一切，追求精神世界。她上大学时信基督教，现在仍觉得基督教与佛教有联系（她说“耶稣是一位大菩萨”）。她的信仰本质简单，从心理学角度看也令人钦佩，这正是我在内心挣扎时需要上的一课。

“自我修行，”她告诉我，“就是要拂去心中杂念，舍弃个人感知，从而显露真实本性。”

空玄觉得，现代社会阻碍了这个简单道理的传达。“几乎三千多年前，人类就已经找到幸福的真谛，”她说，“但我们忘却了这份答案。在这个现代社会……大家无聊乏味。衣食供应不缺，各种科技神通广大，但人们找不到生活的意义……比如我听说，你们英国经常下雨，所以很多人都患有抑郁症。”

我觉得我应该反驳一下，却无言以对。

“躁动困扰其实都源于自己的内心，”她接着说，“盲目从外在的事物中追寻幸福，每天忙个不停，内心却是一片迷茫空虚。我们想得到幸福，可幸福的感觉仅仅持续几秒，随即消散无踪。其实，我们根本就不应该追求幸福。”

“那应该追求什么？”我问，心中已隐约知道她要说什么。

“平静。”

她用的这个词“平静”，或许仅指“镇静”或“平和”，但也意味着一种平衡。听了她的一番话，我意识到自己之前为寻求内心平静所做的努力过于肤浅。我虽搬来了大理，但内心还是困于自我之中。我追求的是幸福，而非平静。我一直在寻找外在的东西来治愈自己，寻找我明知不存在的香格里拉。我所需要的，我们所有人都在追求的，其实更接近于平静——无论何时何境，都不受干扰。

“他们改变了环境，”空玄提到了新大理人，那些“追求宁静的人”，“但心态没变。他们需要控制自己的情绪，而不是被情绪所左右。所有情绪都只不过是暂时的。”

一些来大理的新移居者并不是为了寻求智慧，他们的理由更简单：来此狂欢。

这里有许多野外狂欢派对活动。很多时候，不知道从哪里就突然冒出一群人，在森林的空地里或湖边休耕的农田里举办派对，白天，他们搭好台子，调试好音响和灯光。黄昏时分，人群从四面八方赶来，像点彩画中的色彩一样散布在田野上。夜幕降临，贝斯吵得地都掀起来了，跳舞的人们跟着节奏使劲跺脚。三更半夜，警方接到投诉，赶到现场，要求组织者调低音量，但警察走后，他们又会把音量调高。到了凌晨，派对到达高潮，月光之下，狂欢者沐浴在极乐之中。天蒙蒙亮，许多人都走了，只剩下一些神魂颠倒的狂热分子。到了中午，他们收好设施装备，捡走烟头酒瓶，各自散去。场地恢复如常，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初夏时节，大理有两个较长的文化节。一是大理心流艺术节，这是一个为期一周的心流艺术狂欢节，由一对法籍华人夫妇主办，活动多样，有行为艺术、杂技表演、耍龙杖等。一是大理狂欢节，这是为期三天的锐舞派对，在山里举行，参与者可以远离大众，尽情狂欢。大理已成了中国迷幻锐舞的发源地，这些人从城市逃离，转而在山间扎营。狂欢节每年举办的地点都不一样，但都在森林深处。帐篷之间早已挂好闪烁的夜灯，令人着迷的贝斯声砰砰直响，一群人迎着癫狂的闪烁灯光摇来扭去。

大理本土的、相对温和的户外派对形式当数白族的各种节日庆典。随着夏天的到来，白族节日越来越多。在探索峡谷之旅中，我碰到什么庆祝活动也会顺便参加。春天寒冷的夜晚被温暖的傍晚所取代，我内心悄然生变。以前我能不出门就不出门，但现在我在外的时间越来越多。虽然偶尔仍感悲伤，但我也在孤独中感受到了一种自由，现在尝到这自由的滋味，我才意识到自己原来一直缺少它。

中国农历每月中旬，会有一天满月。而农历四月的月圆之日，四月十五，是白族的蝴蝶会。这一天会有充满白族歌舞表演的盛会，于蝴蝶泉举行。这是位于山谷北部的一个公园，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爱情电影《五朵金花》以大理为背景，两位主角在蝴蝶泉边相会，蝴蝶泉自此闻名。蝴蝶会与中国民间故事《梁祝》（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超越了生死）也有很大关联。因此，这个节日据说是单身青年寻觅伴侣的好时机。但实际上，来的大多是想为子女牵线的父母。

蝴蝶会之后再过一周左右，就到了为期三天的绕三灵。人们赶集，逛庙会，情歌悠扬，引人驻足。虽然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小庆洞村广场那棵粗壮的绿树下人流有所减少，不过山谷上下各个村子的村民还是聚了过来。叔叔们三五成群，结伴拉二胡、弹龙头琴，阿姨们顶着一头烫过的头发，唱着民间小调。

一首小调的歌词是：“山里唱起了花儿歌，湖上情歌传四方。”官方歌曲集里的另一首小调里面有“文明大家感谢党”“改革开放人人富”这样的歌词。我开始怀疑这些情歌并不是从古代传下来的。

无论是对情人的告白还是对共产党的颂扬，在所有这些爱的表达中，都缺少了一个关键元素：年轻人。大理的大多数节日都是这样：老年人传承传统，而处于工作年龄的成年人要么搬到了城市，要么因为现代社会提供了更多机会而对这些毫无兴趣。我问邻居小刘对白族节日是什么看法。

他漠不关心：“我不关注这些东西，那是老人的事，是他们那一代人的事。”

最常见的就是各种庙会，每个村庄都会举办。这些宗教庆典的出现就像野外狂欢派对一样突然，只是少了打碟台和灯光秀，只有宰杀鸡时发出的声音和悦耳的诵经声。如果有哪座寺庙上方飘起了缕缕青烟，那大概就是在办庙会。香火氤氲，炊烟袅袅。

大理有各种地方宗教。该地区信奉阿吒力教的一个分支。阿吒力教是佛教金刚乘的一个子流派，融合了印度密宗和当地民俗，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南诏国王皈依佛教的时期。大多数寺庙都将不同的宗教传统融合在一起。八母寺坐落在喜洲镇附近的洱海边，寺里各个角落供奉着多种雕像：当地神灵、道教圣贤、地狱魔鬼、佛祖、观音、孔子、齐天大圣等等。既然这些神明都有可能是真的，不如都拜一拜。祈求好成绩，就拜脚踩鳌头的魁星；想要子嗣，就拜子孙娘娘；期盼事业有成，就拜财神送好运；要解决麻烦，就去拜大黑天，这是一位藏传佛教中的地狱之神，他青黑的脸庞、圆睁的怒目以及项上的骷髅念珠可保其信徒不遭灾厄。

不过，大理白族独有的宗教信仰是“本主”崇拜，各地各村都有自己的本主，崇拜对象亦神亦人，多是历史或传说中被神化的人物。有个村子供奉的是白族勇士段赤诚，据说他全副武装，跳进一条四处劫掠的巨蛇口中，从蛇腹杀出一条血路。另一个村子的本主是一位拯救村民免于旱灾的祖先，大家认为他至今仍在保护村子。有些本主是外地人，山谷南边的将军洞中供奉的就是八世纪唐军远征大理时殉国的唐将李宓，他后来被当地人推举为本主。离我最近的一个镇子供奉的本主竟是元朝的开国皇帝——蒙古人忽必烈（神像明显带有汉族特征）。

银桥村的主庙里，当地本主的木制雕像端坐庙中，位于大黑天和财神之间，他的妻儿也在旁边。这位本主是一千多年前南诏军队的一名将军。传说，他与一位南诏公主相爱，但国王不同意这门婚事，后来，将军从巨蛇口中救下公主，才得以娶她为妻。每逢农历每月初一和一年一度的盛会，村中长老都会摆上供品，念诵经文，向这位将军表达敬意。他们摆上猪肉、鸡肉、鸡蛋、水果、油炸虾片，燃香诵经，祈求他继续守护银桥村。

有些村子的本主之间有些关系，还有几个村供奉同一个本主的情况。这些村子相互结了对，每年还会举行接本主活动，仪仗队伍把神像从一个村子的本主庙抬到另一个村子，神像会在那里停留几周，赐予祝福后再被送回。

我参加了一次接本主的游行，村民将本村的本主（该地几百年前的一位首领）送到湖畔的另一座庙里。庆祝活动从在庙宇庭院里的一场舞蹈开始，三个当地人身着精美服装，分别扮作《西游记》里的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僧。唢呐吹响，大家把神像抬上小轿，然后，在由乐手、信徒和游客组成的蜿蜒队伍中，我们一路走到了结对的村庄。那个村子的本主被安置在了另一座寺庙，隔着玻璃。因为在外面晒了一天太阳，神像的颜色看起来更加鲜艳了。

这些当地节日也成了游客拍照的素材。这也是吸引他们来到这里的“风情”之一，也深深吸引了我。绕三灵等节日庆典期间，常有一圈游客围着拍照，更有无人机在空中航拍。这种对白族文化异域风情的过度渲染让我有些不适。我不禁想起在昆明参观过的民族村，那里，各民族区域的人穿着传统服饰，表演民族舞蹈，就像在动物园里一样。但这些戴着头饰、身穿靛蓝马甲的歌者、乐手们似乎很享受这种关注。

一位弹龙头琴的乐手告诉我：“这能延续我们的传统文化。本地年轻人对我们这些东西不感兴趣，外来游客却很喜欢。”

有些来大理定居的外地人，尤其是新信徒，对当地的本主崇拜不以为然，觉得这是纯粹的偶像崇拜。寻静院的空玄对大理的阿吒力教及本主嗤之以鼻。她说：“他们并非真的追随佛祖，只是在拜一座雕像，祈求它满足他们的愿望。这些人今天拜佛，明天又求别的神。”

我很羡慕这种虔诚。我的生活中还缺乏这种对伟大力量的信仰，以及由此带来的平静。村里的本主崇拜，还有新大理人所追随的巴哈伊教、苏非派、萨满教，以及那些非正统的、融合的信仰，对我来说都很陌生。我只崇拜知识、进步、获得、拥有。但这不也是一种神明崇拜吗？想到可能还有另一种信仰方式，我便感到些许慰藉。

你所认为的无知迷信，却是他人的虔诚信仰。我们都有自己所信奉的“神明”。

在大理，人们常提起一个圣地，但我还没去过。于是，五月的一个清晨，我驱车绕过洱海，来到东岸，在蜿蜒的乡间小路上往内开了一个小时。终于来到了大理另一座名山（虽然海拔较低）脚下。

这里是鸡足山，与西边的苍山遥相对望，因其陡峭的山峰形状得名：三座山峰向前突出，一座向后，形似鸡爪。步行登山要爬五个小时才能登顶，沿着铺好的山路往上爬，时不时还有胆大包天的猴子过来准备抢食。主峰海拔高达三千二百四十八米。山顶上，金顶寺坐落崖边，从那里，我刚好能看到夕阳西下时洱海波光粼粼的水面。我在寺里的客栈住了一晚，翌日清晨，我看到太阳在晨雾之中缓缓升起。

鸡足山是佛教圣山，作为僧人的静修之地而闻名全国。传说，佛祖的大弟子迦叶曾从印度来此，在山上高处的洞穴中冥想。如今，山上寺院和庵堂遍地，吸引无数佛教朝圣者避开俗世熙攘，来此静修。上山途中，我还经过了很多别的寺庙，每座寺庙都有富有诗意的寺名：虚云禅寺、碧云寺、报恩寺、寂光寺。

放光寺坐落在距山顶五百米处，在此可正面仰观悬崖上方最高处的寺庙，但该寺庙却不在主道上，要从主道拐弯走土路小径才能到。道木匠之前给我介绍了他在大理的老朋友，现在是这里的僧人。寻静院那三位姊妹也在下面的尼姑庵住过一段时间。于是，在那个晨光熠熠的早上，我来到了这里，希望能在此获得他们得到的领悟。

到了之后，我感觉这里看起来不像寺庙，倒像建筑工地。穿过一排活动板房，我看见防水布盖着木材砖瓦，旁边是泥迹斑斑的小卡车，地上零零散散放着建筑工具。原来，放光寺正在建新的宝殿，木构架已经搭好了，殿内放了三尊巨大的金色佛像，几乎有三层楼那么高。殿外，一位身披深红袈裟的僧人正在开着推土机清理瓦砾，与施工队一起干活。施工队是为了赚钱，他则是为了攒功德。这座大殿的建设资金是一些暴发户捐的，他们觉得给寺庙捐钱能积攒功德，净化业障。

寺庙另一侧是生活区，设有会客厅、厨房和老旧僧房，高高的回廊把几处连在一起。二十多个和尚常年住在此处，有些居士偶尔来住一段日子。生活区的下面有个放生池，阿罗汉雕塑环绕四周，我原以为放生池只是装饰用的，后来才发现其别有大用，如果山上发生火灾，直升机可以用桶从这个水池里取水。水池上方，有一扇不知通向何处的大门。大殿那边的题词上提到这扇门是“深省之门”。

放光寺初建于明朝，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狂热的红卫兵洗劫一空并损毁。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慈法法师偶然发现了这座已成废墟的寺庙，在此禅修，他住在一个山洞里，洞里的硬床、书架和孤灯如今仍在那里，旁边是为纪念他而修建的神龛，熠熠生辉。慈法法师是来此修复寺庙的第一人，他将信徒和捐助者聚集起来。他目前常住斐济，准备在那里建一个新的佛教中心。

如诚法师在会客厅接待了我，他就是道木匠的老朋友，也是放光寺的高僧。他五十出头，身着黄褐长袍，脚踩布鞋，带着玩世不恭的笑容迎接我，我不禁怀疑这并不是我要找的人。他眼睛很小，里面透着一种发自内心的笑意，眼窝深陷，脸上爬满了皱纹。我们一起喝茶，他操着浓重的北京口音跟我讲起他的故事。

如诚法师在北京市里长大，离我之前在北京住的地方不远。年轻时，他放荡不羁。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蓬勃发展，如诚整日肆意寻欢，饮酒作乐。那时，他开了家酒吧，与画家、摇滚音乐人这些艺术家交往密切。二〇〇五年，他搬来了大理，那时大理还是游客路经的一个嬉皮士小镇。他在古城开了家名叫“九月”的现场音乐酒吧，这家酒吧至今夜夜开派对，喧闹不停。

“我满足自己的欲望，喝酒，跟人做爱，创作音乐，无非是想找到幸福。”他说。

他夜夜醉酒，每个周末都熬通宵。他与一个比自己年轻的女人结婚，让她帮他打理酒吧。年过三十，仍是少年——这就是他想要的。

物极必反，瓦解崩盘是必然。他喝了太多的酒，熬了太多的夜，就这么到了四十岁。他开始萎靡不振，心灰意懒。用他的话来说，他渐渐明白，自己无法逃避痛苦。他的一生都在追求兴奋刺激，在漫无目的、无边无际的沙漠之中建了片悠闲的绿洲。但他永远觉得不够，这就是问题所在。

“如果你有钱，你还会想要更多的钱，”他说，“如果你有权，你就会想要更大的权。如果你有女人，你就想得到更多的女人。无论你有什么，你都想要多一点，再多一点。”他记得有一天早上躺在床上，忽然明白，在这一切的背后，自己的内心是空虚的。

他原本只是偶尔礼佛，二〇一二年，他在鸡足山游玩时遇到了慈法法师。不过是擦身而过，却让他铭记一生。大师眼神清澈，不掺一丝杂念，眼神之中蕴藏着如诚追求的真正自由。

“我一直以为，自由就是可以随时随地做自己想做的事。但曾经的我不过是个奴隶。”他顿了顿，“真正的自由是无需任何满足。”

他的变化极快，甚至已经不受他自己控制，就像坠入爱河一般。自那次碰到慈法法师，不到一年，他就出家了。他抛下酒吧，放下身外之物，断了所有尘世的关系，取了法号。自此以后，他一直待在寺院里，一晃已是七年。

出家意味着他必须与妻子分开。我问他妻子现在在哪儿，他指了指山下的方向。我以为他是想说她生活在俗世，但后来发现，她就在山坡下方几百米处，就在我们正下方的尼姑庵里。

后来，我去寂照庵拜访他的前妻，她也给我讲了自己的故事。我问她，如诚决定放弃婚姻事业，去山里出家时，她是什么反应。

她模仿当年的语气喊道：“啊啊啊！！！你怎么能这么对我？！你妈的蛋！！！”

但一天天过去，她渐渐接受了这个事实。过了一周，一个月，一年，然后是两年。一个念头在她脑海中挥之不去：前夫出家到底是为了得到什么？他们以前的生活难道缺什么吗？她一直敬重佛教，读过一些相关的书籍，也会进行冥想。前夫出家两年半后，她也出家了。在如诚的建议下，她住进了山坡下的尼姑庵，偶尔他们也能在山路上碰到。但用她的话来说，他们现在是“佛门兄妹”，有时会发发消息，谈论佛法，但绝不会当面单独相处。她的法号“如心”与如诚的法号正是一对。如诚如心，即为诚心。

如诚和如心的作息都很规律，日日如此。凌晨四点半，如诚伴着晨钟起床。洗漱之后，在房中打坐。五点半，去上早课，诵经一小时，跪拜半小时。然后吃早餐，通常是小米粥配土豆或馒头。之后，他帮忙打扫卫生，扫地擦洗，组织寺中事务。午餐是简单的素食：米饭、汤、豆腐和蔬菜。下午，他接待客人，一起喝茶，或者忙着处理寺院的行政事务。寺里没有晚餐，禁止喝酒吃肉，没什么娱乐活动，只能散散步。晚课从晚上六点半上到八点半。晚上九点，准时熄灯，上床睡觉。次日重复这样的生活，日复一日。

“有时我真不敢相信，这竟然是我的生活。”如诚又泡了一壶茶，边喝边感叹道，“如果二十岁的我知道五十岁的我会出家当和尚，过这样的日子，肯定会觉得还不如死了算了。一天只吃两顿，不能喝酒，不能抽烟，没有性生活。我现在每天都是这么过的，天天如此。”他以一句让我大跌眼镜的话收尾：“而且现在我每分每秒都他妈快乐得要死。”

喝到第三壶茶，他话锋一转，问我为什么搬来大理。通常情况下，我更习惯问别人问题，但他那淡然自若的态度，含笑的眼神，让我觉得他是真心关心我的情况。我跟如诚坦露了来大理的初衷，说在我曾经对生活的憧憬破灭之后，我在试图找到某种平静。我想要改变，但不知道自己要怎么做。很多访客都带着类似的困惑来寺庙做客，如诚早已习以为常。他谈了些佛教之道，但并不一定要让我信佛。

“首先，”如诚说，“你要开始改变自己的态度。”

他用了句之前偶然看到的话，觉得可能会对我有帮助。

“你们国家的莎士比亚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心……可以把地狱变成天国，亦可将天国变成地狱。”

我实在不忍心告诉他，这句话其实是弥尔顿说的。

他解释说：“身在何处，拥有什么并不重要。如果你改变态度，那无论在何地，都能活得非常非常快乐。”

这就是无需任何外物的自由，这就是空玄所说的平静：面对无常情绪，内心始终平静。如诚说，他已拥有了自己所需的一切，其余皆已放下。他告诉我，只要内心肯改变，一切皆有可能。他还说，如果僧人的修行足够深厚，他们甚至能够学会飞行。

“这是比喻吗？”我问。

“不，不是比喻。是真的可以飞起来，就像迦叶飞来鸡足山一样。”

“感觉挺难的。”我说。

“其实很容易，”他笑着说，“比做其他事还要容易。”

“那什么事比会飞更难？”

“改变你的心。”

立夏过了约两周，我们迎来了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八个节气——小满，这些节气构成了农耕生产的时序体系。下一个节气叫“芒种”，与大理很相称。银桥村附近的农田里，农作物正在茁壮成长：甜玉米、紫萝卜、红薯、香椿。我在大理的时间越来越长，看到地里的农作物越长越高，心里有种满足感。

今年鼠年是闰年。为了让农历与回归年保持协调，农历四月之后又多出一个闰四月。我感觉时间几乎停滞了，在季风来临之前，我们又多了一个月的光阴。

夏日的阳光炙烤大地，大理的新移居者正欣然接受着“躺平”的生活方式。不过，也有工作要做。道木匠现在在建小木屋，忙得不行。他已经装好了支撑梁、木板地、顶梁柱，天天汗如雨下，晚上会踢踢毽子或者读上几句《庄子》。果壳在山间客栈后面的果园里摘桃子，还跟其他家长一起为孩子们组织了新的家庭学校，轮流在各家院子里上课。OM山洞的嬉皮士们正在重建桑拿房，科学之家的实验员们则开了一家酵母面包店。

每隔那么几周，就会有一些由新大理人自发组织的，也面向新大理人的户外集市。我会在集市上遇到这些新大理人，这些“波希米亚资产阶级”风格的集市，与当地农贸市场相竞争。这些集市往往开在湖畔或山间的草地上，一般都是在某位新移居者的生态农场里举行，摊位上出售的都是这些人在自家屋里制作的东西。有腌菜、腌肉、味道浓烈的康普茶、自家泡的酒、窑烤面包、简陋的麻布衣服、自制陶器、手工首饰、疗愈水晶、精心彩绘的扇子、银色的小机器人摆件等。LIGO笑眯眯地推销他自制的木勺和开瓶器。另一位城市移居者在卖自家做的豆腐，牌子叫“功夫豆腐”。甚至还有人做了各种欧式奶酪：流心布里奶酪、蓝纹奶酪、刺鼻的塔米埃修道院奶酪。他的摊位旁围满了客人——由于进口的原版奶酪因霉菌超标而被禁止进入中国，这些奶酪垄断了市场。

各种城市移居者都会聚集在这些山野集市里：嬉皮士、雅皮士、孩子父母、退休人员、狂欢者、修行之人……在大理过着各种各样的生活的人都来了。集市上还有家快闪咖啡店，出售在面包车里制作的手工咖啡。我遇到过一位留着长发、四海为家的咖啡师，他就住在自己的面包车里，准备开去西藏，沿途开这种快闪咖啡店，卖同样的滴滤咖啡。还有人非常有创业头脑，在草地上铺上毯子，摆上酒瓶，把马提尼酒杯、高脚杯、鸡尾酒杯摆在前面，这是专门为白天喝酒的人设计的简易鸡尾酒吧。

五月下旬，正是农历闰四月初，我在一个山野集市上遇到了三文笔村的老熟人雅玲。她仍在上瑜伽课“折磨”学生，还学起了冬不拉。我还碰到了炸炸，就是我在北京认识的摄影师朋友，我就是看了他的朋友圈才想来大理的。他刚从北京度周末兼出差回来，赚了些钱，够在这里用几个月。每次见到他们，我都会问他们有没有什么新鲜事，想听听他们的生活有什么进展。但我很快就发现，在大理，大家天天不过做做家务，打理花园，随便玩玩，没什么大事发生。而这正是在这里生活的真谛。

集市上有一个塔罗牌占卜摊位，这也是大理的一大特色。摊主叫云，是一位三十出头的中国女性，她穿着破旧的粗麻衣服，外面系着皮质束身衣，上面缝满了各色补丁。我压下心中的怀疑，花钱做了一次占卜，抽到了圣杯骑士，这张牌象征着改变和内心的讯息。我还抽了《易经》的签，因为她很想把中西方占卜结合起来。我抽到了第五十二卦：艮，即静止之意，卦象是两座山重叠。“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冥想、隐居——这正是大理之梦。

云告诉我，她是在加利福尼亚学的塔罗牌占卜，在那里，她在尤里卡附近的一个农场打工。她也曾遍游印度，但她以后再也不想离开中国了。

“中国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她那用睫毛膏修饰过的眼睛盯着我看，眼神流露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我从没想到会在一个大理嬉皮士身上看到这种情绪，“我们是唯一战胜新冠疫情的国家。”她说了许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优点，最重要的是中国犯罪率很低。而且，作为女性，她觉得与印度或美国相比，走在中国的街上会安全得多。“这才是真正的自由，”她最后说，“有安全感。”

她说，她在大理的客人大多是刚搬来的中产阶级中年女性。我觉得，无论是嬉皮士、雅皮士还是来此的移居者或游客，都会喜欢她的塔罗牌占卜。她需要这些客人来花钱占卜，让她赚钱，实现自由生活；而这些客人也希望她这种自由精神能感染自己。

“她们来这里是为了寻找某种不同。”她拉长了语调，“她们想要自由的感觉，自由——”她用手比画着，指向天空来强调这个词，“所以抽到什么牌并不重要，我知道怎么解说牌面能让她们感觉到自己生活中的自由。”

集市过去几天后，我们又迎来了当地的栽秧会。这是一个白族的传统仪式，人们会把秧苗移植到稻田里，等待秋天的丰收。我骑着自行车去洱海边参加插秧仪式，一片水田里，一排阿姨正在辛辛苦苦地插秧，她们身着刺绣礼服上衣，戴着刺绣帽子，穿着防水靴、防水裤，弯腰插秧，缓缓移动，她们排列成行，色彩鲜艳。开始插秧前，她们还跳了祈求丰收的舞蹈。稻田间泥泞的田埂上，一排摄影师架着三脚架，记录插秧场面。另一群人坐在三个大箱子旁边。

阿姨们插好秧后，他们打开了箱子，三个年轻人拿出控制器，跟玩游戏似的，将无人机嗡嗡升到空中，调整队形，让它们整齐划一地向前飞，洒下有机农药与化肥，宛如下起一场细雨。无人机是深圳的无人机公司大疆提供的，该公司与当地政府签了合同，试点新农业技术，推动大理的现代化进程。无人机嗡嗡作响，相机咔嚓咔嚓闪个不停——这是一次大型宣传活动，旨在推广科技农业。阿姨们蹲在稻田边，共用一个保温杯，一起喝茶，饶有兴趣地看着这一切。

我已经习惯了大理的这些反差。这里不仅是城乡交汇之处，更是社会实验的试点地和个人重塑的试验场。我们都是被移植至此的秧苗，被移植到田园生活中，也被移植到现代社会里。所有人都在努力寻找属于自己的“小满”，无论自己种的是什么“庄稼”。

美丽最喜欢自然的颜色：甜菜根的红色，菠菜的绿色，柠檬的黄色，报春花的蓝色，还有各种田野的颜色，花儿的颜色。

而北京常常是灰色的。

十年前，美丽辞去了城里时装设计师的工作，搬到了大理。她在古城和洱海之间租了一大片农田，种了五颜六色的有机作物：草莓、藜麦、山药、野生报春花，坚决不用化肥和农药。她特意留了块地没种东西，专门用来举办山野集市和其他活动，还搭了个木制舞台，用以开派对和野外狂欢。她建了宾馆和厨房，招待朋友客人，做饭用的都是自家种的食材。美丽为自己的“伊甸园”取了个名字：彩虹农场。

美丽的皮肤被晒成了棕褐色，她黑发如瀑，脸上洋溢着夏日般明媚的笑容。一条小溪淌过她的花园，在溪边帐篷的阴凉下，我们边喝茶边嗑瓜子，她给我讲了自己的经历。宠物鸡“笑笑”笨拙地站在她的肩膀上。

“邻居都觉得我是疯子，”她说，“因为我种了蔬菜却不卖。但如果种这些东西是为了卖钱的话，那我就只是个普通农民了。我挣不了多少钱，还要一直干活，跟在北京没什么两样。但如果我种菜是为了给自己吃，是为了给别人做饭，那我不用花很多钱就能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谁不想这样呢？”

这种大理新移居者开的有机农场在大理遍地开花。有些是“从农场到餐桌”模式的企业，把田园风光与城市口味相结合。柴米农场、寻光农场、红豆农场、彩虹农场、天堂农场、云朵农场……各种农庄数不胜数，甚至都分不清名字。这些农场会举办露天集市、啤酒节、面包烘焙大赛、比萨派对等，农场里有船可划，还有专门给孩子玩的小马。古城的餐厅里售卖价格不菲的云南火腿蘑菇拼盘，精心摆盘的夏季蔬菜，还有散养鸡肉搭配无亚硫酸盐的天然葡萄酒。菜单上的所有菜品都标了“有机”，尽管对于“有机”的定义，大家的理解各不相同。

定居大理的城市移居者几乎都有强烈的环保主义倾向，我遇到的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菜地，他们喜欢种有机作物，热衷于生态保护。有几个人跟我谈起蕾切尔·卡逊于一九六二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一书，这本书反对打农药。还有人提到俄罗斯的《阿纳丝塔夏》，这是一本关于在西伯利亚针叶林找到另一种自然生活方式的回忆录，他们说是这本书促使他们搬来大理。英国农学家约翰·西摩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出版的《自给自足生活简明指南》在新大理人之中也很受欢迎。

这是对现代化和城市化的抵制，对那些让民众与农耕生活方式脱节的社会和自然工程的反对。后工业化时代的西方国家经历了回归自然运动，中国在当前阶段也正在经历类似的事情。

然而，那些真正在农村出生的人却不明白这样做的意义。我经常看见邻居杨阿姨从地里回来，背着一个铁皮箱子，上面挂着手持软管，就像在演《捉鬼敢死队》。大理这边都在用这种喷药器，当地农贸市场上卖的大部分蔬菜也都被喷过这种农药。政府出台了新的有机农业鼓励措施，我家附近的一家蓝莓农场就参与了政府计划，该计划为他们提供新的有机农药混合物（以及两架大疆农业无人机）的补贴。但最省钱的方法还是用化学农药，不过这些化学药剂会破坏土壤的养分循环。

素食之城是大理最早的有机农场之一，十几年前为抗议农业现代化发展而成立。在这里，一箱箱堆肥堆在田野果树旁，一桶桶天然杀虫剂堆在棚子里。他们开设了关于自然农耕技术的夜校课程和为期一周的研讨会。农场后面的田里有匹马，有只羊拴在柱子上，兔子自由自在地跳来跳去，这里仿佛英国童话作家碧雅翠丝·波特的书中世界。每天中午，这些农场都会准备素食自助餐，菜品有自家种植的水果、蔬菜，还有麻辣豆腐、米线等，应有尽有。

农场的创始人小吴来自湖南，身材瘦小，我们一起走在地里，他跟我解释了农场的理念。

“这里种的东西都是纯天然的，”他说，“大约五十年前，人类才开始大肆使用化学药剂来种作物。然而，农药剥夺了自然的韵味……就像番茄，本来不应该长得那么大。”

小吴觉得，总有一天人类会为此付出代价。其实，大自然已经开始算账了。

他说：“倘若危害人类的疾病源自人类对自然的破坏，那这就是因果报应。”自然界已经开始反抗人类世。但在这个农村，小吴不用忍受城市发展的紧密鼓点，可以缓缓聆听四季变换的自然节奏。他俯下身，从开花的藤蔓上摘下一些湿软的果实，然后递给我一个小小圆圆的深红色果实，它触感柔软，汁液饱满。

我咬了一口。他说：“对，这才是番茄原本的样子。”

在中国，素食主义者和纯素食主义者少之又少，占总人口不到百分之五。但在大理，在素食之城之类的地方，素食和纯素食已是主流。这里甚至成立了大理纯素食协会，华金·菲尼克斯和简·古道尔还为此录了视频，警告道“人类的欲望已经超出地球的承受能力”。该协会与一家嬉皮士素食餐厅关系紧密。餐厅由古城里的一座钟楼改建而成，名叫“小馆大碗”，由一位在都柏林接受过培训的中国厨师掌厨，菜品有素食馄饨、味噌代肉汉堡等。还有一群新大理人定期进行十天的水果清肠活动。间歇性禁食也十分流行。

这些有机农场都注重发展永续农业，尝试建立自给自足的农业生态系统。微岛建在峡谷激流中的小岛之上，是一个“自然社区”，离北部不远，为想学习相关经验的人开设了永续农业设计课程。课程内容有碳农业、氮磷钾养分循环、用天然材料建造房屋、畜牧业及社会民主的公共决策等。其目的是创建一个“闭环系统”，在此系统中，人类所需资源能完全由农场产出满足——产量与消耗量相当，甚至更多。

正如一位英国导师萨姆所说，他们希望“以生态系统为模型，围绕其设计人类体系”。他补充道：“动植物的生活系统很简单，但人类的却复杂得要命。”

这些实验带有一种生存主义倾向。微岛希望在大理重现英国的过渡运动，建立一个群体网络，为世界耗尽廉价能源、不得不回归传统生活方式那一天做准备。

“中国是发展永续农业的绝佳之地，”萨姆说，“因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快、时间短，所以时至今日中国有很多人还是知道怎么种田的。”周磊是微岛创始人。他是一位喜欢攀岩的中国人，留着脏辫。对日益逼近的社会崩盘前景，他直言不讳，直接宣称他办的公社能实现末日之后的自给自足，是“人类未来的解决方案”。

大理的另一个环保组织是名为“生态屋”的庭院式社团，他们提倡“零浪费”生活，倡导用天然材料替代日常用品。他们卖擦碗用的茶籽粉、加水煮制后能代替洗衣液的无患子、椰子油洗发水、丝瓜瓤厨房刷、竹制牙刷、细绳编织袋。生态屋会回收所有东西，把天然垃圾制成堆肥，自己发酵酵素用来清洗东西，还组织登山捡垃圾。他们与塑料不共戴天，对塑料的回收几近狂热。但他们特别说明，唯一可以丢弃的合成产品是避孕套。

我从未留意环保，只是对环保事业有模糊的认同。我一直生活在城里，没办法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个人行为不过是在热气腾腾的大堆垃圾上盖了块遮羞布。然而在这里，离人类正在破坏的生态系统更近，我更深刻地意识到了我们的自然资源在日益减少，也更清楚地认识到人类需要有一个更可持续的未来。在这里，我可以真正实现低碳生活，不用每次去超市回来都要制造出一大堆被丢弃的塑料包装垃圾。我买当地种植的蔬菜，吃土鸡肉，喝山泉水，几乎不会产生塑料垃圾。我在花园制堆肥，把产生的肥料再放入堆肥之中，如此循环。我买了一袋茶籽粉洗碗，还买了一个耐用的购物袋。这对人类世的大环境来说或许微不足道，于我而言却意义非凡。

可持续性是大理这些试验的核心目标。这不仅包括更宏观层面的可持续发展，还包括在我们自身所处的微观生态系统中实现自给自足，对自己负责，在自己身上建立闭环系统。没人可以完全依靠自己，但自给自足是一个努力的方向。我们投入什么，就会得到什么。

“一切都是循环，”农场主美丽说，“如果你吃得好、活得好，循环就开始了。你做的事会带来因果报应，而这又决定了你接下来能做什么。”

到了夏至那天，我来大理已经五个月了，我又去了彩虹农场，美丽和其他新大理人正在举办露天狂欢舞蹈派对，庆祝夏至的到来。打碟台已经搭好，正对着一片草地，旁边花团锦簇。大家跳起狂欢舞，在完全清醒的情况下放开手脚，尽情舞动呐喊，尽可能忘记旁边还有别人，像野兽一样跳来跳去、尖叫不停。看起来有点像精神错乱，但这样做能发泄内心压抑的情绪。

我内心积压的东西太多。站在草地上，音乐声震耳欲聋，在这种可以尽情释放情绪的氛围下，我一直压抑着的所有情绪又都涌上心头。昨晚我刚跟前未婚妻打过电话，现在，与爱人分离的疼痛伤疤再次裂开，在大理适应新生活的恐惧与茫然冲上大脑，对他人、对自己的愤怒与怨气像锁链一样拖拽着我。这些情绪从内心深处翻涌而出，穿过动脉，升到我的喉咙口，卡在那里，在我还来不及阻止时就爆发了。我发出最原始的尖叫，把脚下的草踏成泥，双手乱舞，跺脚不停。我把衬衫脱了，踩出的泥浆溅满身上，甚至溅到其他狂欢分子那里。我跪倒在地，失去所有力气，和人群一起嚎叫，驱散体内的“毒”。要它消散，必先让其释放。

夏至过后，大雨来临。大理地处亚洲东南部的西北山脊上，离印度次大陆足够近，因而会有夏季季风。当低气压前锋阴云密布地在丘陵地带上空升起，然后在苍山上方消散时，季雨就会降下。雨季一般在端午节（农历五月初五，这一年在阳历六月下旬）前后开始，大约持续三个月，直到中秋。凉爽的雨水驱散了大理的暑热，来得正是时候。

有些天，雨从破晓下到深夜，倾盆如注。有些天，只有午后阵雨，或是太阳雨。有时连续几天都是倾盆大雨，好几周都见不到太阳。也有天气晴朗的时候，我们甚至都忘了这是雨季，把这当成英国的夏天了。林间小道变得湿滑，野草丛生。村里经常能看到青蛙，偶尔还能看到蛇。我被雨困在院子里，抬头仰望山腰。山顶笼罩在翻滚的云雾之中，山谷中传来阵阵雷声。

大理的雨季是蛰伏的好时机，这是夏天中的冬天，是宜于居家的时光。坐在屋檐下，看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看着泡菜和康普茶慢慢发酵，练太极拳，深入冥想，学习新乐器，掸去画架画布上的灰尘，读书，写小说，学杂耍、日本剑玉，学陶艺、烘焙。可以想睡就睡，随便消磨时光。停下一切，静静待着。

对我来说，这是回归自我、总结过去的时机。我整天待在家里，阅读，写作，沉思冥想，弹弹钢琴，演奏曲子，慢慢琢磨肖邦的指法和爵士乐的和弦变化，在院子的一面墙上挂了个箭靶，还特意买了把蒙古式弓箭。我做炖菜、烤香蕉面包，天天练习气功和太极拳——站桩、云手、天地合、仙人指路。我坐禅冥想，每次都尽量坚持更长时间。这是大理的“静”字诀。

我还思考了空玄姊妹说的情绪无常，还有如诚说的“心灵可将地狱变成天国”。我在这里找到了新的生活，但还没有找到新的自己。乌云密布，我待在家里，发现自己又陷入了烦躁的情绪中。我的思绪、情感纠缠在一起，孤独、愤怒、自怜、恐惧交织堵塞，流不出去。我淹没在悔恨的海洋中，思绪在胡思乱想中漂浮打转：如果这样，如果那样；那会这样，那会那样。过去是一片雷区，未来是一片荒原。我已找到了肉体上的宁静，精神上的宁静却更难得到。我知道，我必须行动了。要么驱除心魔，要么学会与心魔共处。

我在视频治疗中倾诉了这些。我遵循十二步戒瘾计划，寻找比自我更强大的力量，接受真诚关系的脆弱性，这可以填补我的内心空洞，让我不再依赖玩手机产生的多巴胺。我拼命戒掉手机瘾，也开始渐渐明白，我每次拿起手机，都是为了分散注意力，让自己不去面对那些我不喜欢的自身的问题，躲避自己的感觉，麻痹自己的精神状态。我来大理是为了逃离城市，但不能逃避自己的内心。

如诚说过，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少些欲求，而不是追求更多。要放下自我。认可源自内心而非外界。我们要自己创造幸福。我试着运用我学到的东西：感受自己的某种感觉，像科学家一样给这种感觉取名字，等待这种感觉消逝，再重新思考这种感觉，然后再等它消逝。黄昏时分，我带着月亮沿着村里湿滑的小径跑步，小路两旁杂草丛生，苔藓遍布。我坐在自家院子里，保持大脑空白，凝视被云雾笼罩的群山，它们巍峨而神秘。

来大理疗伤的失意都市人不只我一个。我遇到过很多失恋后搬到这里的人，以至于“心灰意冷的隐居者”简直成了大理人的刻板印象。雅玲是我刚搬来这里时认识的瑜伽教练，每次听见有人提到失恋，她都会翻白眼。雅玲的哥哥柠檬终于拿到了离婚证，还办了一场离婚派对来庆祝自己成功离婚。这里到处都是经历生活变故后试图“找到自我”的新大理人。

和全中国一样，大理上下掀起了一股心理治疗热潮，帮这些人解决心理问题。银桥村最北端刚搬来一位来自上海的心理医生兼生活指导——菲菲。她跟有些客户进行线上交流。这些客户住在城里，因为疫情封控，只能待在家里，压力很大。她告诉我：“焦虑才是当前中国真正的疫情。”还有些客户已经搬到了大理，逃避竞争激烈的社会带来的压力。她说：“他们已经活成了社会期望中的成功人士……但内心非常痛苦。”

其他新大理人则通过保持身体健康来追求心灵健康。这里的瑜伽老师多得数都数不清。从卡波耶拉到生酮饮食法，各种课程应有尽有，广告满天飞。我住的村子附近有一个减肥营，英文名为大理福尼亚（Dalifornia），商标上的D是个挺着大肚子的漫画人物形象。有些精品酒店直接打出“疗养中心”的旗号。无为寺附近正在建设的一家疗养院规模巨大，周围种满了茶树，岩石和水池点缀其间。创始人是一名退役军人，名叫边江。他将疗养院形容为“大理的魔山”，灵感来源于托马斯·曼的小说《魔山》。他们会为客人提供一系列疗愈服务，包括现场瑜伽、水疗、心理咨询，以及院内“康复科学家”提供的“细胞疗法”，据说能降低血压。

中医也很受欢迎。有几位中医在大理隐居，为在此定居的中产阶级看病，这些人都有腰酸背痛和长期看屏幕导致的颈部问题。我也深受同样的姿势问题困扰，后来我报名参加了一位医生的疗程，他住在我北边，和我隔一个村子。他的老师曾在中南海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看病。在十六个疗程中，我接受了近乎酷刑的穴位按摩，他在我不想扎的地方全扎上了针，我体验了电击按摩垫、颈部和背部正骨，还有滚烫的艾灸。不像中医治疗，倒像在用刑。

其实，新大理人把放松当作一种自我保养。雨季加剧了我们原本就有的一种倾向，那就是“宅”。这是“躺平”的极致体现。

客栈老板果壳整天在屋里画画。道木匠在他的小木屋上盖了层防水油布，以防木头被水泡坏，然后天天抽烟打发时光。退休的陈医生和周老师在照料花园，数着玫瑰。修行的佛教徒，比如寻静院里的空玄，一天打坐的时间更长了。就连那些“迷幻僵尸”也从狂欢中缓过神来。

雨季非常适合我们这些新大理人，适合想要远离俗世的隐士。这是反思的季节，是治愈身心和进行自我提升的季节。窗外大雨滂沱，如我们所愿，像帘子一样隔开我们与世界其他地方，让我们进一步了解自己。这是神圣的水，是能洗净一切的雨。有几天，我会站在院中，任凭雨水落在身上。

雨天也适合睡觉，这也是新大理人的另一大爱好。瓢泼大雨敲着院中石头，银桥村尽头的嬉皮士院子OM山洞里的人从早到晚就躺在暖洋洋的床上。住在这里的两个中国女子已经离开了——一个骑摩托车去了西藏，另一个搬到了小路对面一栋更现代的楼房里。但OM山洞这个合住院子的人员流动很快，没过多久，就又有人搬进来了。

其中一位新成员是来自杭州的年轻艺术家，她刷到了一篇火遍全网的文章，是介绍OM山洞的，这篇文章让OM山洞在网上迅速走红。她来到银桥村找OM山洞，逢人就问OM山洞在哪儿，然后就不请自来地出现在院子门口，问自己能不能住进来。她敲门时没人在家，在雨中等了一个多小时才进了门。当时刚好有个空房间，他们就让她搬了进去。现在，她成了OM山洞的一员，每天都在画画，学习文身技术。有人问她在大理要给自己取什么绰号，她说直接叫“大理”好了。

丽丽是最早住进OM山洞的一批人之一，也是最年长的成员，夏天，她一天能睡十四个小时。她坚称这不是懒，而是修行，这对她的健康有益，让她心中平静，能降低皮质醇。更重要的是，这并不是无意识地浪费时间，因为她在做清醒梦。

做清醒梦就是意识到自己在做梦。人处于睡眠状态，但完全清醒，或有部分意识，可以控制梦中发生的一切，梦里有无限可能。大理的一些新移居者特别喜欢练这种技能：他们既喜欢奇幻体验，又喜欢睡懒觉，清醒梦刚好能把两者结合起来。清醒梦能拓展思维，提供新视角，将意识与潜意识相连。这让他们在大理的逃离之旅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在现实中进步，在梦里也更进一步。

我做过几次清醒梦，但都是偶然，并非刻意为之。第一次是十几岁的时候，那时我刚看了理查德·林克莱特的电影《半梦半醒的人生》。看完电影，我意识到自己可以在梦中让任何事情发生，于是我马上幻想出一个美女，和她发生了关系。从那以后，我也做过别的清醒梦，梦里，我最喜欢的就是飞翔——一开始飞得摇摇晃晃，然后被吓得惊醒，但后来就能在天空中翱翔了。听丽丽讲她的梦境经历（主要是去她遗愿清单上那些充满异国情调的地方旅行），我又想起了那种飞翔的感觉，那种纯粹的、无拘无束的自由，我在现实世界中尚未拥有的自由。

另一个喜欢做清醒梦的是个英国人，他在家乡面临袭击指控，在保释期间逃来了中国。他泡特殊的茶让自己控梦，茶里放了蓝莲花、天门冬、人参根，他说这种茶大有奇效。他是人体改造师，皮肤上到处都是文身：一只眼睛上方文了个生命之符；胸前文了耶和华之名，还有梅塔特隆立方体；一条胳膊上文了特殊数字，另一条胳膊上有利希滕贝格图（一种闪电状烙印）；他还自己在阴茎上文了一只邪眼。他的左手没有小指，那时他在梦中指挥蒙古大军，有个声音告诉他，用钳子把小指剪掉。他照做了。

毕竟，我们来此就是为了打开思维。所以当丽丽提到她正跟住在大山另一边的一位“梦隐士”学做清醒梦时，我忍不住去拜访了梦隐士。

漾濞县位于大理古城的西方，直线距离约二十公里（要穿过苍山），因秋季核桃节而闻名。从我所在的村子可以直接走到那里，但是要爬上爬下，辛苦跋涉。但我还没那个胆量爬上山脊，而且雨季路滑，这样很危险。所以，我打算绕个远路：开车向南驶到下关镇，顺山谷之间蜿蜒的西洱河沿岸向西行驶，再沿一条支流向北行驶。

到了漾濞县后再向西开一个小时，沿陡峭、蜿蜒的土路上山，就到了梦隐士的住所。这里与大理只有一谷之隔，地理位置很不错，在此能看到苍山较为平缓的西坡全景，而在银桥村，我抬头只能看到险峻的东坡。正如梭罗所写：“有人一直住在山的东侧，向西看山，当他绕到山的西侧，向东看山时，便迎来一个重大时刻。”

丽丽上的学校就在山顶。这里曾是一个农舍，周围是一大片果园，占地约一百三十三亩，种了桃树、樱桃树、苹果树、核桃树、酸橙树、枇杷树、杏树、梨树和酸木瓜树，还有各种浆果灌木。学校本身不过是一排水泥房，简陋的宿舍里挤了双层床，另一边是厨房，一个猪圈被改成了教室，坡下有一个户外厕所，旁边是鸡舍、蜂箱。这里的主要特色就是床，到处都是床单、羽绒被、枕头。除了睡觉，几乎没别的事情可做。

这位自称“梦隐士”的男人站在校门口等我。他站在垂着百香果藤的拱门下，门上刻的校名很有诗人博尔赫斯的风格：偶梦谷。我觉得梦隐士应该是白胡子圣人那种形象，长着长眉，盘坐山顶之上。但我看见他时才明白，那不过都是我的想象。傍晚时分，迎接我的其实是个四十出头，戴着圆框眼镜的圆脸男人，顶着鸡窝头，穿着蓝色毛绒睡衣。他打了个哈欠，说自己刚睡醒。

他出生于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古都洛阳。七年前，他来到漾濞县的山上定居。他说：“只要有地可睡、食可果腹就行，别的什么都不用。”他独自一人生活，妻儿住在相对舒适的下关镇。学生在学校里来来去去，每次过来住上几天或几个月，他们交学费，做义工，这一切维持着学校和周围果园的运转。

梦隐士小时候非常害怕睡觉。他常常会在夜里突然惊醒，喘不过气来。他患有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夜晚是他的恐惧源泉。他不仅会因为窒息而惊醒，还饱受噩梦和睡眠麻痹的折磨。在中国，睡眠麻痹就是俗称的“鬼压床”。鬼压床时，人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却无法动弹，拼尽全力想睁开眼睛，却无能为力，还会觉得房里有别的东西存在，甚至感觉有东西压在胸口。人处在半梦半醒的迷糊状态，很容易把这种东西当成鬼。

困在半梦半醒间的暗黑空隙中，曾是梦隐士每晚的遭遇。但如果他不强迫自己清醒，而是放松下来，无视房间里鬼怪的存在，就可以渐渐回到正常的梦境状态。这是唯一有效的做法。他还发现，他清醒时的意识也会延续到梦境之中。他仍是清醒的，只不过现在他不是在床上动弹不得，而是活在梦境中，意识到梦的假象，也就意味着他可以控制梦境。

在梦中，他是超级英雄。他能穿墙，能隐身，拥有念力。他能冻结时间，喷出火焰，能变得像星球一样巨大，也能像原子一样小。他能变成飞禽走兽，在空中翱翔，于林中游荡，完全忘了自己是人类。他像神一样创造世界，每晚回到那里，继续工作，醒来反而打断了这些。在有个梦里，他是道教神仙，在洞中度过了三百年。他俯视一潭清泉，透过澄水观看凡间。所有这些梦里，他都是清醒的。他知道自己睡着了，由于意识是完全清醒的，他可以用想象力控制梦境走向，也能单纯享受梦境之旅。他不再做噩梦，不再窒息，不再有“鬼压床”的症状。在此过程中，他对生活的看法被完全颠覆了。

我们一边吃着清炒蔬菜，一边聊了起来。蔬菜有些是他在菜园里种的，有些是他的朋友和学生带来的。我提到庄子的名言：“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梦隐士认为这是无稽之谈，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是谁，什么时候在做梦，什么时候醒着——比大多数人都清楚，因为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自己做梦时的状态。但现在，睡觉与清醒这两种状态的区分对他来说已经没有什么意义。这两种状态都是他的生活，是同一个意识的两面。两者可以都是假的，也可以都是真的。

“你数学怎么样？”他冷不丁问了我一句。

我说自己数学很差。

“那你知道等号是什么意思吗？”他还不死心。这我还是知道的。

“你怎么知道你的存在是真实的？”他换了个方向，又问道。

我想了想，说自身的感官知觉以及对以往感官知觉的记忆，让我觉得自己的存在是真实的。

“没错，”他说，他的肯定鼓励了我，“现实是由经历和记忆组成的。那你怎么知道你的梦是真实的呢？”

我说，这也是因为我梦中的经历，和醒来之后对梦的记忆。

“所以，如果所谓现实是经历加记忆，而你的梦也是经历加记忆，那么y=x，z=x，所以y=z……也就是说，你的梦也是现实。”

我怀疑这里面存在逻辑谬误，这让我想起了关于天鹅、鸟类和白色的某些逻辑问题，但我明白他的意思。他的梦境与现实的性质是一样的，对他来说，这两者相互交融，功能相同。清醒梦境和“所谓现实”（他最喜欢的口头禅）之间的区别对他来说毫无意义。他穿着毛茸茸的睡衣，坐在小木椅上，喝着用自家果园春季收获的樱桃酿的啤酒，笑着看我。

“大家认为梦反映的是现实，”他轻声说，“但他们最应该明白的是，永远不要对任何事物的真实性过于确信。”

我问他怎么知道自己现在是不是在做梦，他说这很简单，只要把中指往后弯，看看能弯到哪儿。我试了一下，勉强弯过指关节。我开了很长时间的车来到这里，又跟他聊了三个小时，现在实在困了，说我想睡觉，他指了指一间宿舍。我盖了床羽绒被，沉沉睡去。

夜里，我醒了。从床上起身，站在陌生的水泥房里。玻璃窗脏脏的，窗外，月亮已从山坡上升起。我能感觉到自己苏醒的身体知觉，还有赤脚踩在冰凉的地板上的感觉，肺部呼吸的感觉，T恤贴在皮肤上的拉扯感。我还记得与梦隐士的谈话，记得他跟我说的奇特经历。为了迎合他，我把中指往后弯，现在我的中指就像果冻一样，软塌塌地垂到了手腕。

我站在外面，站在山坡突出来的木台上，面朝西边的苍山。所以我是在做梦，我可以做任何事情。我想飞，但眼前这片无尽的夜空如此黑暗，似要将我湮没。我不敢飞，这样的黑暗实在让我害怕，但我想到了别的办法：把黑夜变成白天。我举起双手，做出召唤的动作，把太阳从沉睡中唤醒。我又缓慢打了个手势，于是太阳火球从山后升起，金灿灿的球体冲出山脊线，整个山谷沐浴在光辉之中。太阳温暖了我的皮肤，耀眼光芒炫人眼目。我的黑暗世界也如同迎来了黎明。

夏日雨水滋润森林土壤，蘑菇都冒出头来。一种肥硕的蘑菇从灌木中钻了出来，肉质鲜美，质地像牛肝，中国人将其命名为“牛肝菌”。有一种被称为“鸡枞”的白蚁伞菌，菌身更细，味道更甜，常常被晒干后跟时令蔬菜一起吃。树干上长的是“木耳”，有黑的有银的。最珍贵的是松茸，可以蘸芥末和酱油生吃，每斤售价高达一千元。山上到处都是找蘑菇赚钱的当地人，还有找牛肝菌回家炒菜的新大理人。

当然，采蘑菇时一定要小心谨慎。云南目前有八百多种已知可食用的蘑菇，但还有很多毒蘑菇，每年都有人因误食蘑菇而丧生。二十年前，大理曾发生连环死亡事件，当时人心惶惶，把这叫作“云南猝死综合征”，后来查明死者系菌中毒死亡。农贸市场现在仍在卖一种蓝色蘑菇，至少要煮五分钟才能完全消毒。还有一种蘑菇叫见手青，因为用指尖来回摸其菌褶，其颜色就会由黄色变成靛蓝色。古城里到处都贴了警告，提醒大家不要误将毒蘑菇当成美食。有些菌汤火锅店，为避免顾客出事承担责任，会在蘑菇煮熟后留存一份汤汁。

与宗教信徒、清醒梦体验者一样，一些嬉皮士来到这个山谷也是为了浇灌心灵之花。他们的目标不是享乐，而是发现自我：解放自我意识，超越普通感知。新大理人有各种方式发现新视角。有些人像佛教徒那样，爬上花岗岩山坡，打坐冥想，不服用任何药物。有些人则用一些捷径，以获得短暂的领悟，作为改变思维的另一条途径。不管怎样，大家的目的都是一样的：窥见隐藏在内心深处的东西。

在一个潮湿的夏日，雨暂时停了，我走去村子以南几公里的无为寺，寺庙上方有条小路通往原始森林。

大理的阿吒力佛像本身就充满奇幻色彩，甚至有些令人恐惧。无为寺入口处有两尊巨大的木制神像，按照藏传佛教风格被漆成了红色和青色。寺庙里面，墙壁上排列着菩萨的雕像，持物属性各不相同，有的雕像手持金刚杵，有的雕像手臂足有五米长，手可摘日。往后是尊巨大的大黑天神像。大黑天是婆罗门教湿婆的化身，为冥府神，梵文中字面意思为“大黑”。他脖子上挂着骷髅念珠，大腿上缠着盘曲的蛇，眼睛凸出来，怒气冲冲地瞪着，无情地盯着我，威胁我，审判我，仿佛在蔑视我的渺小，但还是让我通过了。

寺庙后面是陡峭的山路，山路两旁摆了许多阿罗汉雕像。有的手持宝剑，有的端坐莲叶之上，有的带着灵兽。他们长长的脸庞从左右两边俯视着我，石雕的脸似在移动、变形，与我同行。路上，视野和时间都在扭曲。山路似乎没有尽头，因为阿罗汉雕像在我上方一直延伸。我觉得自己仿佛一直都在这里。大黑天的凝视似乎已是很久之前的事。坐在山路两旁的阿罗汉的脚下，没有过去，没有未来，无他，无我。

我走过所有阿罗汉像，再往回看，才发现山路其实并不长。穿过这条路，庙顶又出现在眼前，我又找回了正常的意识，知道自己在哪儿了。我慢慢穿过白石溪，花了很长时间，回到银桥村。在山路上那种精神游离的状态下，我感受到了自我的丧失。一直以来，我的萎靡不振就是因为我被困在自我世界：太过自我，又因此产生种种不满。现在我才明白，如果真想改变，光离开城市是没用的，我得离开自己的大脑。逃离自我，这才是开始。

头顶上方，树冠遮日，树叶窸窸窣窣，这是大自然的喃喃细语。我还是强烈感觉有什么在与我同行。在刚下过雨的潮湿森林里，我感到一股黑暗力量围绕着我，这力量来自树丛深处，来自地下深层。各种复杂情绪随之升起：我所有的失败、遗憾、恐惧、愤怒、自怜，还有我浪费的时间、造成的伤害、失恋的悲伤。这一切的核心，是一种挥之不去的孤独，一种因寂寞和不被爱而产生的生存恐惧，它被虚无召唤着。我湮没在这种力量之中。它像大黑天一样暗黑，如此强大，大到我无法独自对抗，它将我往下拖拽。我被吸了进去。

抬头看天，阳光透过云层缝隙，照了进来。我内心出乎意料地升起一股强烈爱意。我想起了家人、朋友、前女友们，还有她。心中没有了怨恨，只有对所有人的爱意。我想，如果我能爱、原谅、感激生命中出现的所有人，那也许我也能这样对待自己。我跌坐在林间的地上哭了起来。我再也感觉不到那股黑暗力量了。光抚我以暖意，这就是最强大的力量。

如果一支小小的蜡烛就能驱散黑暗，那么光明与黑暗从来都不是对等的。

大暑已至，我在大理的头一年已经过半。雨过天晴，接连一周都是艳阳高照。在一个新大理人的送别派对上，我买了辆青绿色的二手山地自行车，轮子很宽。趁着阳光明媚，我去完成了在大理的一项人生必经之事：环洱海骑行。

晨曦初现，我从银桥村辗转而下，穿过蓝莓地，经过绵延的甜玉米穗。坡底有座狭窄石桥，白石溪在此汇入洱海。洱海边有一条柏油小路，仍在分段铺设，穿过沼泽遍布的绿地。我沿着这条路向北骑去，经过了扎根岸边的垂柳，路过了村里的寺庙和观音像，看见身着飘逸白纱的新娘在波光粼粼的湖水前拍婚纱照。洱海一望无际，阳光透过纤云倾泻而下，在湖面上闪耀。绕湖一圈全程约一百三十公里。

这个山谷曾是我逃避现实和探索自我的地方。这里是避开“内卷”的老鼠洞，是远离城市生活、重担压力和世俗束缚的地方。在这里隐居，也许至少能让我从疲惫的心灵和受伤的情感中得到解脱。逃来山里后，我改变了环境，也在努力改变自己的心态。但有时，我还是怀疑，这是不是一种冠冕堂皇的躲避，并非真正的改变。毕竟，逃避自己是为了不去面对自己。在我们尝试不同生活方式的过程中，这种转变究竟能有多深刻呢？

继续往北骑了二十公里，我经过了喜洲镇，飞驰穿过了海舌半岛。过了半岛，聚居点渐渐稀少，柏油小路变成了土路，然后与向北通往丽江、香格里拉，最终与通往西藏的主干道汇合。到了上关镇后，我向东拐去，顺着洱海北岸蜿蜒的路线骑行，这里是围湖造田形成的土地，夏季繁花似锦，远近闻名。鲜花点亮田野，五光十色，宛如画家的梦境。

在这里待了半年，我遇到了很多和我追求一样的城市移居者，但还没有真正建立起任何有意义的人际关系。我宁愿自己一个人待着，默默疗伤。我一直都独自爬山散步，这次骑行也是一个人。大理的反主流文化中潜藏着一股暗流，体现在派对中也好，在清醒梦爱好者和网络主播身上也罢，它可能让你脱离现实，而非与现实建立联系。也许这正是我们所追求的。

洱海东岸人烟稀少，只有一条窄路紧贴湖岸，穿过星星点点的房舍。我在双廊镇停下来吃午饭，这里曾是个古老的渔村，五年前被改建，成了与大理古城相媲美的第二个旅游胜地。这里有许多商店，卖卖奶茶、扎染围巾之类。有艘渡船来往南诏风情岛接送游客，岛上南诏行宫的遗迹已被开发成旅游景点，还设置了旋转栅门。再往南是挖色镇，正对风景如画的小普陀岛，岛很小，不过是水面上的一个点，岛上有座供奉观音菩萨的楼阁。现在，我已经绕湖骑行了一半，向洱海望去，远处是我住的银桥村，苍山在它上方若隐若现。

我的内心在发生变化，我还不知道那是什么。但在大理，我的呼吸变得顺畅许多，走在大自然之中更是如此。焦虑悔恨、忧思惆怅消失得无影无踪，树木、泥土、湖水和风，都有着治愈的力量。人类发展进化几千年，一直与这些元素为伴，直到过去几百年，人类抛下它们，大力发展钢筋混凝土，又在过去几十年一头扎进数字世界。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失去了一些东西，我也是如此。在这里，我骑着车，风在身后推着我，我感觉自己需要的就是回归自然。

我哼哧哼哧地骑上斜坡，一路骑到山顶的天镜阁，天镜阁俯瞰着古城对面的一个半岛，这里是洱海最狭窄的地方。顺坡而下，便是这边最大的海东镇。金梭岛状如织梭，卧在湖湾之中，一条细长的地峡连接岛屿的两部分。东部的山丘比西边的苍山平缓，但在资源开采方面受到的保护也更少——山体被开采活动分割得支离破碎，那里有许多开采煤炭和铜矿的大矿场。

我们这些大理移居者也在“挖掘”。有人冥想，有人控梦，有人打理花园，有人回归自然，大家通过各种方式，开垦我们灵魂的土地，翻耕，施肥。我们在心里的洞中种下一粒种子，尽自己所能照料它、浇灌它。只需坚信它会长大，静待开花结果。

洱海浩浩荡荡，下关镇尘土飞扬，高楼耸立。现在风向变了，我正顶着逆风上坡。我已经骑了九十公里，下午的时光变得如此漫长。最艰难的时刻来了，早先的热情已经消退，汗如雨下。我也想过放弃，直接叫辆面包车，把自行车装上去，晚饭前就能回家，这多容易啊。

但挑战自我也是我来这里的目的。其实在大理生活，大多时候都很轻松。不用操心事业，不用肩负养家重担，不用承担社会期望，不用担心生活成本。但有时，我们很难完全脱离过去的生活习惯。毕竟，只有经历痛苦，才会真正改变。

我大汗淋漓，终于骑完全程，经受住了这场考验，而我的努力也得到了回报。我沿着南岸，穿过街道交错的下关镇，又拐去北边，准备回家。之前折腾我的逆风，如今在背后推我前行。

黄昏的第一抹红晕显现天边，霞光轻柔，山腰处的云层被染上一片红粉。我朝着大理古城的方向，沿着湖边小路匆匆往回赶，想趁天黑之前回到家。最终，我回到了白石溪的桥头，也就是出发之地。我成功环湖骑行了一周。暮色霭霭，我骑车回到了银桥村，回到了我现在称之为家的村庄。

清风吹过，鲜花盛开。夏日已过，春天播下的种子日渐成熟。该是收获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