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亮初升，冬意渐至。十月的时候，寒露、霜降两个节气来临，但南方的山谷仍沐浴在和煦暖阳之下。此刻，中午还能穿短袖，但夜里有点寒意。到了冬天晚些时候，初雪将会飘落。四季的轮回将继续。风、花、雪、月，循环不息。

农历九月初九，村里在过重阳节，重阳节也叫老人节，大家在佛寺里摆宴敬老祭祖。只有耄耋之年的爷爷奶奶才有资格去吃席，但我顺便逛到那里去，也有人给我拿了吃的。除了李村长，我是在场唯一一个不到六十岁的人。

立冬在十一月初。十一月是大理最为宜人的月份。雨季已歇，山间郁郁葱葱。秋收既过，气候温和。新大理人骑着自行车，在洱海边玩飞盘，去山上攀岩，在瀑布潭里游泳。到了晚上，皎月高悬，我们在月光下吃烧烤，开露天派对。

此时，我就在世外桃源。我每天做饭烧菜，静坐冥想，打打太极，练练钢琴，在网上给远在几千公里外的北京的学生讲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我在自己的“消逝之钟”乐队中演奏爵士乐，还加入了由外籍人士组成的即兴喜剧团。在孤独中挣扎了几个月，我终于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圈子。这种与人的联系——而非最初追求的与世隔绝——让我更快乐。毕竟，我们不是独处的猫，而是群居的猴。

如今，一整天下来，我都不会想起前未婚妻了。我们相隔万里，虽然分手时痛苦万分，但好在一切都断干净了。我的“数字戒毒”的规则之一就是，强迫自己不去关注她的社交动态，过程相当煎熬，不过我挺了过来。也许，我现在已准备好迎接新的感情生活了。

当我跟丽丽开始交往时，我感觉很意外——我觉得自己就像个旁观者。她住在OM山洞，而我家在村子另一边。一开始，我们只是朋友，但雨季结束那会儿，我们的关系超出了友谊范畴。那时，我们一起过夜，要么她穿过村子来我家，要么我去她家。我们开玩笑说这是“走婚”，这是云南北边泸沽湖那边摩梭人的习俗，摩梭女性能决定晚上是否让求爱者进自己的房间。

丽丽身材娇小，脾气火暴，眼睛深邃，顶着波波头。她热情、善变、独立。在烹饪方面，她有天分。我俩一起做饭，她给我做了爆炒牛蛙，我试着做了烤蛋香肠。她看穿了我的伪装，打破了我对恋爱的种种固有观念。月光洒满床榻，我们缠绵悱恻，感受彼此间流淌的能量，如同两块相连的电池。曾经的我为了排解孤独，整日沉迷于手机，但此刻，我体会到了真正的情感连接。丽丽和我，就是彼此的港湾。

如师小时候喜欢看金庸小说，希望自己长大后也能过上小说里那种江湖生活，像小说里的英雄一样，成为武林高手，浪迹江湖，不为责任所累，背个包，带根棍，行走四方。但在他生长的湖北小镇，他可过不上这种生活。离开那里之前，他唯一的“浪迹天涯”就是从一个工业小镇辗转到另一个镇，帮人修汽车，下班回到逼仄的宿舍里，T恤上还沾着车轴油。后来他转行做了电子商务，发现自己在这方面很有天赋，于是他开始在淘宝卖电动工具，赚了几十万——这是数字时代的江湖历险记。

二十多岁时，他已完全忘了儿时的梦想。

“我没日没夜地赚钱，”他说，“我不想要自由，只想发财。”他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工作上，天天坐在电脑前，那块屏幕不断为他带来利润，也助长了他的野心。他贷款，赊购股票，过着入不敷出的生活。债务越积越多，最后欠了几百万的债。后来，生意垮了，他还被客户起诉。二十八岁那年，他从巅峰跌落谷底，宣布破产，然后搬来了大理，因为他听说这是个藏身的好地方。

之后几年，如师开始培养自己流浪智者的气质。他剃了光头，穿长布袍，袍下是运动鞋，还给自己起了这个大理名。如师招收弟子，让他们叫自己师父，把自己传授的哲学称为“流浪的智慧”。这是他自己创立的思想流派，也就是所谓“不在乎主义”。

我们在咖啡馆里聊天，他带着意味深长的笑容，对我说道：“如果你什么都不在乎，那什么都无法伤到你。”这就是字面意思，不要在乎金钱，不要在乎成功，不要在乎家庭，不要在乎朋友，不要在乎责任，不要在乎后果。想做什么就去做。他总结道：“目空一切即自由。”

如师时不时咧嘴大笑，神采奕奕，随时都能蹦起来找到新乐趣。他就像一只蜜獾，在陷阱里摔得头破血流后，他对那个商业世界不屑一顾。

他说：“毫无意义，没完没了。想要这个，想要那个，永不知足。”

现在，他想要什么，就会直接开口，就算得不到，他也不在乎。为了证明这一点，他直接问坐在我旁边的女人要不要跟他上床。

如师反对只跟一个人谈恋爱，他认为，对人类来说，多偶比把自己束缚在一个人身上更合乎天性。他说：“‘你是我的’这种话，其实代表着一种奴役关系。”

他说起自己的人生哲学，我却感觉他不过是在逃避责任。他有两个孩子，都是前妻生的，也是前妻抚养的，他“不在乎”孩子的成长。他的意思是从情感上疏离，并不是完全对孩子不负责。然而，虽然如师笑得无忧无虑，却让人觉得他冷漠无比。

他强调说：“独处是最自由、最轻松的生活方式。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只会徒增痛苦。”

经历了这么多，大师终究找到了自己的江湖。他想做一件事时，不会思来想去，不会顾虑别人，只遵循本能，活出自我，不受约束。他卖自制的酱油、米酒、豆腐乳来维持生计。大多数时候，他就坐在自家的屋顶上喝茶，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如师在古城附近的一家瑜伽馆里教大家“不在乎主义”，还开办了一系列“生命之觉醒”讲习班。

有节课，如师在身边放了许多健身球，他在垫子上盘腿而坐，劝说形形色色的听众：“放空大脑吧，抛下记忆，丢掉面子。”他还扇自己耳光来佐证自己的观点，“活得像个三岁小孩，把每分钟都当作新的开始，做计划毫无用处。我们只是渺小无比的蚂蚁。不在乎就是自由，不在乎才为智者。”

大理的观众已经习惯了看人自称大师，而这位大师的观众则分成了两派。前排那些人把他的每句话都奉为圭臬，但在后排，一个中年男子听他讲了半个小时后，站了起来，边往外走边嘟囔“真是够了”。

不过，虽然他总是装腔作势，我却很难不喜欢他。他总是咧嘴笑，穿着假僧袍，在房里一刻也不安分，扭着屁股，向我们展示怎么才能摆脱尴尬。我试着不去评判他，况且至少他说的话还是有些道理的。他的世界观糅合了佛教的四大皆空、道家的乐天安命、伊壁鸠鲁主义的简单快乐，以及斯多葛主义对摆脱烦恼以获得精神自由的追求。

新大理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追求如师这种自由，挣脱城市、事业、社会或思想的牢笼，获得自由。对他们来说，自由就是自主选择的能力：可以辞职，可以离开伴侣，可以搬家，可以留下，可以逃离。

然而，我发现，自由过度也并非好事。有人逃到大理，仅仅是为了躲避责任，放弃抱负。但责任和抱负才是推动我们进步的力量。比如如师，他抛下了债务，抛下了妻儿，独自一人过起江湖生活。其他逆向移居者要么已经彻底脱离了原来的生活轨道，难以重新融入，要么只追求享乐，毫无节制。但自我约束也是一种自由，以免我们沦为欲望的俘虏。

我开始看到大理的阴暗面。这里到处都是逃避过去的人。这里是舒适圈，远离更大的世界，也远离了所有的关系与责任，远离了世界的意义所在。但那些束缚我们的东西，其实也让我们变得更强大。束缚之下，也有自由。没有束缚的自由，何尝不是一种枷锁。

进步就在身边。银桥村不断发展，国家愈发富裕，逆向移居者和其他游客涌入山谷——这些人逃离城市来到大理，却让大理变得更像城市。

树与田精品酒店已经开了分店，就建在旁边村子北段的玫瑰田旁。政府在两村之间的农田里架起了木栈道，中间还有个可眺望洱海的平台。木栈道一端的白族人家在破旧的玉米酿酒厂打工，艰难度日；在另一端，一位身着马甲、头戴平顶帽的酒店员工像狄更斯小说里的人物般，站在荷兰纯血马和维多利亚风的马车旁，准备接待客人，引领客人走完最后一段路，到达客房。

有些当地人觉得这些变化是好事，让村里更富裕了。许多石砌农舍被拆除，现代砖房拔地而起。我们又有什么资格要求村子留在过去呢？但其他人，比如八十岁的老人李观宇，仍然在自己简陋的房子里劈柴生炉，他家旁边就是儿子建的三层水泥楼房。李观宇在后半生亲历了中国几十年的飞速发展，他还是很开心的，现在餐餐有肉、烟斗常满。但他不明白，为什么在这个过程中，他儿时所在的村庄的特色非得被破坏掉。

村里许多小径都被改造成了水泥路，虽然这一定程度上牺牲了观赏性，但确实方便了车辆进出。村子最上面那条紧邻群山的小路，也重新修了，但并没修成水泥路，而是铺成了意蕴悠悠的鹅卵石路，供游客骑马游览，新村长喜欢称之为“茶马古道延伸段”。路旁还建了一个崭新的公共厕所，建好后就上锁了，游客到来之前，此处不开放。

这些变化，或者说这些进步，在全国上下的农村地区都在发生。习近平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旨在将发展成果惠及广大农村，实现城乡共享。就在上个月，官媒宣布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胜利”，最后一个贫困县成功摘帽。与此同时，“厕所革命”不断推进，它要求每个村庄的公共厕所数量都要达到一定标准，而银桥村也迎来了这场革命的浪潮。

对我们这些从城市搬到农村的逆向移居者而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发展“福音”正是我们要逃离的。然而，在抵制它的过程中，我们也在逆流而行。我们憧憬田园诗般的完美乡村生活，但我们带来的资金流却正在把这里变成另外一番模样。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寻找属于自己的改变，可当村子开始改变时，我们退缩了。其实，在中国，一切都在不断变化，没有人能够抵挡。

外面的世界似乎更糟。冬季，第二波新冠病毒开始肆虐。美国大选争议不断，民主根基备受质疑。英国保守党丑闻频出，虚伪行径令人心寒。澳大利亚山火熊熊，印度洪水肆虐，地球在抗议人类的恶劣破坏。有时我在想，我离外界这么远，也许情况没那么糟糕，只不过被媒体过度渲染了。现在，我更想隐居山中，避开一切纷扰。

就连星空也预示着一些事情。今年从天文角度来看也是忙碌的一年：刚刚发生了一次月食，不久前还有一场流星雨，照亮夜幕。冬至当晚，土星和木星将在夜空中重合，在亚洲地区看上去就像一颗格外明亮的星星。新大理人中的占星师深信，这预示着麻烦与变革。依照中国黄道十二宫，这是庚子年又一个不祥的预兆。每六十年一轮回的庚子年必有大乱，但蜕变的契机也在其中。

归根结底，周围变化不断，我们唯一能掌控的就是自身行为，唯一重要的空间只有我们的内心世界。对我来说，改变自身之路仍在继续，虽然缓慢得令人痛苦，却也有所进展。我躁动的内心渐趋平和，能够乖乖听话了。新习惯悄然生根，旧习至少也有部分有所改变。在自己的信仰中，我找到了喧嚣尘世中的一片宁静。若内心安宁，即便外界动荡，我也能泰然处之。

仲冬来临之际，在列出道德清单、挖出性格缺陷后，我的十二步计划进行到了下一阶段：弥补。现在我觉得，此计划的意义不仅限于戒瘾，这是一门自我帮助的课程，任何人都能从中受益。我列出了每个我曾以某种方式或多或少伤害过的人，随后制定了尚不完美的弥补方案——当然，前提是不会在弥补过程中进一步伤害他们。有些计划十分容易，比如简单道个歉，或承认过错，或还债，或表明自己愿意通过行动改正错误。但大部分的计划，都是暗自下决心，绝不重蹈覆辙，今后对他们更好。直面这一切并不好受，但这正是意义所在，要让我放下骄傲。

圣诞节前一周，在自我宽恕的殷切期望中，我烧掉了那张清单。我打电话，发信息，还钱，直接道歉，或用别的方式弥补。这简直是一份苦差事，就像我刚搬进院子时一样，让人难受，只想快点结束。但我“打扫”得很彻底，最后，“房子”焕然一新，“水管”中的“污垢”都清理了，“院子”也清扫干净了。至于他人有什么反应或感想，与我无关，那是他们自己的事。但我确实发现，想到别人，想到他们受到的伤害，我不仅更感同身受，也更开心了。我不再后悔，而是接受这些。一切结束，我自由了。

冬至那晚，我炖了羊肉带到OM山洞，和丽丽在里屋围炉煮茶，相依取暖。深夜，我仰望苍穹，只见空中绽放新的亮光：木星和土星重合，西南方有一颗璀璨明星。有人说，两千年前正是这两颗行星交汇成了伯利恒之星，引领三位贤者寻至耶稣诞生的马厩。它的亮度不逊于上弦月，指引我回到了港湾。

我在大理的第一年，天体运行轨迹成了我的时间坐标：月亮的盈亏、太阳的至点。渺小的我被置于宇宙之中，对它而言，我的存在还不足一毫秒，这种想法让我有种莫名的解放之感。宇宙的恒定不变让我用正确的视角去看待周围一切变化。也许我认为至关重要之物，其实微不足道。这也是一种自由。在一年中最漫长的黑夜过后，夜晚开始渐渐变短了。

大理的冬日气候只是看似温和。这里的纬度与卡塔尔接近，十二月，也就是农历十一月，白天气温宜人，但此处海拔较高，夜晚空气仍然寒冷刺骨。

大理没有供暖，大家只能自己取暖。我们在床上铺上电热毯，家家户户冬天都烧炉子。科学之家有自制的火箭炉加热器：内外两个钢桶将热量输送到一张能暖屁股的长凳里。OM山洞有个藏式火炉，上面煨着水或汤。我们很多人都在自己院子里生火，晚上围在一起。我发现了一口被丢弃的烧焦的铁锅，把它捡回来支在石头上，自己做了个火塘，在隔壁柴房砍柴火来烧锅。

之前，我按中国历法和节气过节，记录四季变迁，如今终于到西方的圣诞节了，我非常兴奋。如果是在平时，我会回牛津老家与家人共度佳节，有熟悉的圣诞装饰，有火鸡和肉饼，会玩大富翁游戏。但今年，疫情肆虐，航班停飞，我回不去，正好和新大理人中的其他外国人一起，在云南农村共庆圣诞。

虽然大理奇趣无穷，但我还是容易想家。我交了些新朋友，但除了炸炸之外，其他人与我相识都还没满一年。如今科技发展，我只需按几个键，就能见到朋友家人，可关掉手机，我却觉得离他们更远了。我和丽丽在一起了，可夜里，我还是会想起前未婚妻，想起我们在北京和国外共度的时光，想起去年我们回家过的圣诞节。

平安夜那天早上，我应邀在一所新式学校扮成圣诞老人，因为他们希望由白人来扮演这个角色。我在淘宝上买了一套便宜的圣诞老人服装，“呵呵呵”地进了学校，一进门，一群孩子就围住了我。他们一下子把我撞倒在地，扯我肚子下面的垫子，声嘶力竭地揭穿我是个冒牌货。我向他们扔了一大把糖果，分散注意力。之后，被打败的圣诞老人唱了几首颂歌，给他们上了一堂简短的英语课，随后退场。

那晚，我在家里设宴招待客人，这是我搬来之后第一次在家开派对。我的母亲是波兰人，在平安夜守夜是家里的传统：第一颗星星现于夜空的时候，我们要吃鱼，配上罗宋汤。次日的圣诞午餐，我得带上烤肉去朋友家里，也就是说，从中午到傍晚，我都得忙个不停。

第一件事完全是狄更斯会写的事情——杀一只鹅。养蜂人李叔叔在自家农场里养了几只鹅。我穿着山寨圣诞老人的服装，跑来跑去抓住一只，把它拎回我家院子。这是我第一次宰杀家禽，我在谷歌上搜了许多杀鹅方法，最后决定用磨得锋利的木斧迅速砍杀。成功杀鹅之后，我把它焯了水，拔了毛，院里溅上了喜庆的深红色。这是我的战利品——一只卤上一夜的鹅。

多亏网购送货——这少了些狄更斯的味道，我买了挪威熏三文鱼放在冰箱里，用于制作守夜餐。不过，我还需要一种关键的新鲜食材：甜菜根。幸运的是，银桥村附近有个名叫“追寻天堂”的移居者农场种了一茬甜菜，我去采了点，顺便拔了点有机小土豆，还有带着泥土的胡萝卜。我把甜菜根去皮切碎放进汤锅，我这个圣诞老人看着就像谋杀犯罪嫌疑人，手里拿着带血的斧头作为罪证。烤箱里烤着蔬菜，锅里煮着罗宋汤，院里石桌上摆好了三文鱼，我刚准备好，朋友们就陆续来了。

盛宴开始之前，我必须遵守的最后一个波兰习俗是掰圣诞白饼，也就是天主教的圣饼。但我没买到这种圣饼，只好用在村里便利店里买的便宜的杏仁饼干代替。我们互相掰着饼干，试着用波兰语说“圣诞快乐”——Wesołych Świąt，这是母亲教我的。抬头仰望，暮色苍茫，第一颗星星终于闪烁——该吃饭了。大家喝着葡萄酒，边吃边聊，聊到很晚。然后，我们在院子的火堆旁边取暖边烤棉花糖，在摇曳的火光中，我趁大家没注意，用脚把一串鹅肠踢到了看不见的地方。

圣诞节早上，我去大理的天主教堂参加传统弥撒，途中路过耶稣在洱海边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壁画。弥撒由一位面色红润的神父主持，仪式中要诵读《圣经》，用普通话演唱圣诞颂歌《平安夜》，领圣餐的时候甚至还有圣饼，我大为懊恼，自己竟然没想到来教堂买一些。我坐在长椅上，旁边绘有耶稣诞生的场景，虽然画中的马利亚和约瑟夫看起来明显是中国人，但我还是放下了对这个教堂几乎所有的质疑，想象自己回到了家乡。在教堂会众中，我是唯一的外国人。

仪式结束，我匆匆赶回家，从冰箱里拿出卤好的鹅，用花园里的香草擦了擦，然后把它放进烤箱。丽丽也过来帮忙做饭，我们准备了一桌丰盛的菜肴。下午三点左右，我们穿上圣诞老人的衣服（上面的鹅血已经洗掉了），把烤好的鹅送去我们的朋友艾米丽家。她是波士顿人，在大理开了一家进口食品店。我们十几个形形色色的人一起坐在露天长桌旁，沐浴在云南的阳光之下，桌上摆着我送来的鹅肉，还有一只火鸡，三种土豆泥，一盘盘时令蔬菜。这是场感官盛宴。夜幕降临，“圣诞老人”不得不躺在楼上，陷入“饭困”。

如此，我们既不用太思念家乡，又能过上圣诞节。在国外，成功举办圣诞节总是令人愉快的事。与城市居民不同，银桥村的一些村民根本不知道这个西方节日是什么，隔壁的杨奶奶也是如此，她迷茫困惑地看着我穿着毛茸茸的红衣服跑来跑去。但在几千公里之外重现家乡风俗并不容易，这里毕竟不是家乡。我已经很久没和家人拥抱了。

圣诞节和新年之间的一周是时间停滞的无人之域。这一年暂停了，重启新的一年之前，是自我审视的时机。地球环绕太阳一圈，一年过去，变化太大。一年前，如果我问自己现在会在做什么，我怎么也不可能想到，自己会扮成圣诞老人，在云南的村子里杀鹅。但这恰恰说明我多么无知——预测未来毫无意义，未来的轨迹高深莫测，无法预料。

元旦夜晚，新大理人举行了一场野外狂欢。之前的组织者走了，从成都来了一批新成员，接替了他们的位置。现场有一个火坑，一个劲舞区，还有一件宇航服，像怪诞的稻草人一样竖在场地中央。有人计划好，在派对上用火点亮大字“嫁给我”，最终求婚成功。午夜倒计时开始，满月皎洁，气氛高涨。

我并没参加。今年我参加的派对够多了，所以提前走了。回到寂静村庄，我敲开了OM山洞的门，丽丽让我进了屋。头顶苍穹，星斗徐移，薄云缭绕，月色倾洒在庭院。至少，月仍是家乡月。

阳历二〇二〇年已成过去，但农历的二〇二〇年还剩一个半月。到了阳历一月中旬，农历二〇二〇年终于迎来了最后一个月：腊月，因古代祭祀仪式而得名。腊月的第一个字也是腊肉的“腊”，人们都在这个月用盐腌猪肉，这样在春节结束时就能吃上腊肉了。当地每家餐馆的梁上都挂着这种云南特色火腿。我自己也试着用盐腌了块猪肩肉，用绳子把它挂在院里梁上，腌肉慢慢滴着汁水，小狗月亮在下面垂涎欲滴。

之后，初雪降在山上，却未至山谷，山峰白雪皑皑，山谷只有薄雾。李观宇叼着烟斗，跟我说，过去，苍山一年有半年时间都被积雪覆盖，但近几年，雪下得越来越迟，初春雪化得越来越早，有些年份甚至没下雪。有本图书把探险家约瑟夫·洛克于一个世纪前拍摄的照片与近期的照片进行了对比，可以看出雪线后退十分严重。我穿着靴子踏进初雪覆盖的山峰，细雪齐膝，我很是享受。

新大理人又开始冬眠了。我发现，他们在村里的时间越长，出门的次数就越少。有位名叫书宁的妇女是十年前搬来这里的，她自己一个人住，很少出门，在里屋里忙着调制香皂精油。

她说：“我就喜欢有时间做自己的事情。”每年此时，她都会清理手机里的联系人列表，删除去年没见面或没联系的人。她微信有七十九个好友，而我有两千九百三十六个，但其中大部分人我都不认识。“世界上人太多了，”书宁说，“有时，我觉得离他们越远越好。”

过去一年，我结识的每一位新大理人都有自己的发现，找到了新的生活方式。每个人都出于自身原因来到大理，寻找私人空间，逃离现代化城市，在云南的阳光下，在自己的那块草地上躺平。

最初吸引我来大理的摄影师炸炸还住在三文笔村，他在村心小庙旁租了一小块地，开了咖啡馆和鸡尾酒吧，我们坐在外面的长椅上，抬头看着古代国王所建的三塔，他就给我们倒酸酒。他有时还是回北京工作，回来后跟我们说，北京的文化艺术日渐式微，夜生活越来越少，而这些正是曾吸引他前往北京的因素。

客栈老板果壳卖了城里的房子，搬到大理，再也不回去了。

他跟我说：“我的人生已经翻页了。”果果在这里很开心，每天都在外面玩。他和其他家长一起，按计划创办了新式学校。他们把农田改造成了一个户外教室，里面有沙坑、蹦床、攀岩墙、鸡舍，学校里音乐舞蹈等活动应有尽有。果壳家在灵泉溪畔，他整日画画，打理果园，修补这座静谧的府邸。

退休的周老师和陈医生照料花园，浇灌玫瑰，收割庄稼，准备迎接漫漫冬日。银桥村其他地方也在开始新的生活。OM山洞的前住客乔莉在银桥村开设了嬉皮庭院，面向城市游客，开办有偿静修活动，包括萨满鼓圈、佛教密宗等课程，还让孕妇到她的院子里自然分娩，不用任何药物。我在附近散步时听到尖叫声，这才发现了这点。

想效仿李子柒在大理拍视频走红的视频博主一一在发布有关新式学校的照片和视频，这是她自己创办的学校。彩虹农场的美丽看着这些创业者来来去去也不甚在意，看见自己的冬豆长成，就心满意足了。李叔叔的蜂蜜丰收，塔罗占卜师云在古城街道上开起了小店，满身文身的佛教青年云龙只想安安静静地在山上吹笛子。

对这些新大理人来说，农历最后一个月是回顾过去、计划未来之时，是总结在新家园的变化经历之时。

但道木匠的房子被吹倒了。那是阳历一月底，夜里狂风阵阵——这是深冬的第一场风。这位木匠兼哲学家花了近一年的时间修建木屋，马上就要入住了。屋顶和墙都已搭好，脚柱很稳，上面的平台很安全。但在底下，夏雨的湿气腐蚀了脚柱木梁。只要狂风肆虐而过，整个建筑就垮了，无法挽救。

道木匠从梦中醒来，面前满目疮痍，但他并没太大感觉。房子倒了，他还会再建。过了不久，我去看他，他已在收集废料，准备重建，还要建得更好。

他说：“其实，我并不在乎有没有个房间……只是想找点事做。”他喝了口茶，又开玩笑说：“就算没被吹倒，也许我也会把它拆掉，这样我就又能建木屋了。”他在乎的不是达成目标，而是过程中的快乐——这就是道木匠的道。

一周后，我去看他，他不在家，原来是去了鸡足山，做了居士。他和如诚大师是老朋友，两人是以前在大理一起泡吧的时候认识的，道木匠现在正在放光寺旁边的森林里露营，体验僧人生活，但还没想好是否要出家。如诚给我发短信，说他知道道木匠放不下俗世生活。（“他太喜欢喝酒了，喝得太多。”）但道木匠想要的只是开启新生的空间，寻求平静之心。有时候，我们也需离开自己的隐居之处，寻求真正的改变所在。

鼠年的最后几周，很多新大理人都在讨论离开大理，有些人走了几个月又回来了，这些人就是“候鸟”。也有些人说要离开大理，再也不回来了，但始终没有行动。还有些人则完全放弃了隐居之梦，夹着尾巴回了城市。

刚开始，我还很惊讶，想不通那些冲劲满满逃离城市的人怎么突然要回去了，但我渐渐明白，这也是大理自然更迭的一环。刚搬来大理时，人们满怀憧憬，觉得这会是自己的归宿——一个可供扎根栖息的世外桃源。可人心总是向往新奇，厌倦平淡。当光环褪去，人们渐渐对其祛魅，发现眼前现实与心中的愿景大相径庭，幻想破灭。又或生活的重压逼近——农村生活也需花费，但在此赚钱却很难。这种不安情绪让逆向移居者涌向大理，但也是这种情绪，最终让他们重返城市。我在大理的日子渐长，参加的送别派对也越来越多。

刚假结婚不久的苏和就是其中之一。婚礼结束，他离开了家，只觉得更焦躁不安。他和男友分了手，搬去了无为寺下面的一个合租院子“大理林”里。这是个派对之家，有滑板坡道、临时游泳池、柔术道场、画着科幻巨龙的迷幻壁画，还有个火坑，他们每晚都围着火坑喝酒抽烟，唱曲哼歌，直到凌晨。过去几年，苏和搬来搬去，但都住在这样的院子里，可现在他觉得自己漫无目的。他日日酗酒，之前对在大理的自由生活的兴奋已然消退。

苏和说：“在大理的生活如同烟花绽放，现在，烟花正在消逝。”他刚过完二十七岁生日，突然觉得自己在这里的存在很幼稚。他审视自己的生活，发现其与自己成长的大草原一样，空荡一片。他日日酗酒，夜夜上床，聚会狂欢，填满时间，可思绪仍在脑中纷扰不休，这是他自食其果。是时候寻求新生活了。

“大理就像个黑洞，把你吸进来，难以自拔。在这里，你察觉不到自己在原地踏步……它就像虚幻的泡沫，”他换了个比喻继续说，“让你变得脆弱不堪。”

他在这里待得够久了，看着新大理人来来去去，更替不息。正如他所说：“一千人葬身大理。”但这次，他实在太想搬走了。

他打算回内蒙古的阿拉善，婚礼上叔叔送的两头骆驼就在那里等着他。他想骑上骆驼，想和同学们一起喝酒，想找一份工作，挣点钱。这意味着他要回到主流社会。他已经编好了词，就说“妻子”梅兰妮回了荷兰。以后，他想彻底离开中国，搬去欧洲。其实，他只想重新来过，追求新生。

“大理如梦，终有醒时。”最后，他说。

大理成了中产阶级逃离城市的目的地后，这种来来去去只是寻常。早在二〇一三年，就有一对北京夫妇辞去工作，搬到大理，在博客上写了自己搬家的文章，红遍全网。

文章中写道：“我们只想在一个依山傍水的地方隐居起来，去讨一个清静的日子、一口新鲜的空气、一壶雪水泡的香茶、一顿天然食材的饭菜。”

两年后，他们的书《离开北京去大理：和喜欢的人，做喜欢的事》在中国出版。但那时，他们已经回北京了。北京有个工作机会，所以他们在大理只待了一年出头就搬了回去。

她的博客粉丝量多达十万，为了向粉丝解释，她在博客写了一篇文章：“……生活仍在继续，无论在哪儿，都还是要好好过下去的。再见了，我亲爱的大理……有时间回来看你。”

离开的新大理人，有许多回了城市，但也有一些人逃进了更深的山。大理的商业化程度越来越高，最初来大理的嬉皮士们找到了更偏僻的藏身之处。他们去了沙溪，那里山峦起伏，溪水潺潺，是茶马古道往北的下一站。也有人在丽江附近，在玉龙雪山脚下的村庄租了院子，植物学家约瑟夫·洛克就在那里酝酿出了香格里拉的神话。OM山洞前租客阿洛奇在长江上游的第一道弯附近建了自己的隐居之处，她在高山上搭了个木屋，没通路，没信号，只有风沙沙作响，房梁吱吱嘎嘎。在此，她能安心冥想。

有些人想走，却又走不了，比如丽丽。她习惯来来回回，离开大理一段时间再回来，像候鸟一样。她想再次踏上旅程，背包周游印度、尼泊尔、马格里布，或拉丁美洲。但行程被疫情所限。有时，大理如同美丽的牢笼，群山便是牢壁，将她困住。但有时，她又不想去其他地方。

我在科学之家的邻居说他们明年要搬走，这简直是一个时代的结束。我的院子就是从这对澳大利亚华裔夫妇手上租的，后来他们开了面包店。他们想搬去只属于他们自己的家，所以打算从这座杂草丛生的破旧院子搬走——多年来，这里曾住过许多人，也承载了无数回忆。但他们并未走远，只是翻修了旁边村里的一间牛棚，装了扇大落地窗，群山美景尽收眼底。

后来，我见到了一个由雅皮士变成嬉皮士的中国家庭，他们将搬来科学之家。阿钟来自中国大城市重庆，曾做过日内交易员，当过经纪人。他刚满四十岁，长发用头巾束起，面色红润，如孩童一般。二三十岁的时候，他一直在中国股市的起起落落、变幻无常中谋生。他破产过三次。结了婚，又离了婚。

他用英语跟我说：“我意识到，我得彻彻底底重新思考人生，想想对我来说，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有一年，阿钟在泰国旅行，结识了一位中国女子，两人坠入爱河。现在，他们带着他头婚生的六岁女儿哟哟搬到了大理。他不再整日研究股票，转而在木制工作台上工作，学习芳香疗法，在山上采野菜，找树枝，然后晾干，煮沸，蒸馏成精油，他做出过柏树、雪松、艾草、桉树、茴香、迷迭香、茉莉、檀香、丁香、柠檬草制成的精油。这些昂贵的精油可以滴在铺枕头的丝巾上，涂在皮肤上，放在房里或车里挥发，“把森林带进车里”。

阿钟是新大理人的典型代表——他不是二十多岁偶然闯入香格里拉的背包客，而是四十多岁、有家有业的“波希米亚资产阶级”的代表。

他说：“没有责任感的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嬉皮士只顾自己狂欢，这并不好。真正的自由是养活自己和家人。”

大理的中产阶级也在循环更迭。面向新大理人的时髦咖啡店和餐馆如雨后春笋般在大理涌现。这里的网民越来越多，他们一起创办了名叫大理汇的共享办公空间，还有专门的远程工作博客。那些加密货币爱好者也来了大理，还定期举行聚会，他们之前甚至打算办一场Web3研讨会，但失败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会议最终分散到了不同的地点举行。大理曾遍地都是嬉皮士，如今他们正被咖啡师和加密货币从业者所取代。

欣慰的是，即使我们中的一些人离开，也会有其他人来填补他们的位置。越来越多的人涌入大理，每当城市封控稍有松动时，那些不堪疫情及其防控重负的人纷纷选择迁居至此。

离别与抵达的轮回，恰似季节更迭。对有些人而言，大理是永居之地，而对另一些人而言，大理只是旅途中的一站。旧友渐渐离去，新人接踵而至。恰如冬天过去，人们终将再次迎来春天。

春节是中国的农历新年，这一年是阳历二月十二日。为与太阳年相协调，上一年多了个闰月，所以这一年春节比上一年提前了。我搬到大理以来，已经过了十三个月，年轮又多了一圈。

时间的流逝总是让人产生错觉。刚来这里的几个月，日子过得无比漫长，痛苦如同苦修者身上的粗毛衬衣一般包裹着我。后来，我渐渐把心思放在对大理的探索之旅中，几周的时光又像数日般飞逝。以前我听过记忆的新鲜度会影响对时间的感知，所以有时觉得它飞快，有时觉得它很漫长。过去四季中的某些时刻，在我的记忆中仿佛是一段持续很久的经历。

不知不觉中，鼠年已到了最后一天。午夜时分，鼠把接力棒传给牛，在生肖排行的比赛中，鼠正是搭上了牛的背，才夺得第一。

牛年是我的本命年，这是一个充满挑战、机遇、成长的年份。十二生肖有十二种动物，所以本命年会在一个人十二岁、二十四岁、三十六岁等时候到来，形成一个循环。我生于一九八六年一月，正是“牛尾”，所以本命年在我满三十五周岁过后不久就到来了。上个牛年，也就二〇〇九年，我在中国度过了第一个农历新年，当时我还是个初出茅庐的毕业生，在北京大学学习中文。

十二年前的那个春节，二〇〇九年，我在青海省的藏区山村度过了寒假。二〇〇七年的夏天，我第一次来中国。我当时的女朋友是乌克兰人，也在北京学中文，她送了我一条自己绣的红腰带作为新年礼物。她解释说，按照中国习俗，本命年要穿红，趋吉避凶。我们爬上村后高高的山脊，在风中接吻，长发纷飞，缠绕交织。那是我的初恋。

十二年后，我从衣柜里掏出那条红腰带系在腰间，准备迎接又一个牛年，我想起了她。我想起她浅金色的发丝拂在我的脸上，想起她脸颊的红晕，她凌厉的眼神，她说话的音调。我们谈了三年恋爱，直到二〇一二年的闰日，我们在伦敦分了手。那年年底，我回了中国，四季更替轮回，过了很久，我才走出来。但现在，我把腰带系好，回想那段感情，只感到喜悦，起码，我们共度了一段时光。

现在，十二生肖再次轮回，又是一个本命年。我再次坠入情网，第二段恋爱，第二次心伤。我忆起前未婚妻的面容——她的欢声笑语，她的好奇灵动，这再度勾起我失去她的痛苦。但那些初时的伤痛已经结疤，我释怀了。我心中升起一丝希望，期盼自己变得完整，重新去爱。再过十年，也许我会想起和她在一起的岁月，就像如今回想起和初恋的时光一般。时间既能扭曲，亦会治愈。

而且，还有事情要做，要扫院子、倒垃圾、剪头发。我打量着我的院子，这间山地工作室，一股暖意涌上心头。我发现，经过一年的改造翻新，这儿已是我理想的家。

最后一个月的最后一天，按习俗，我们得撕下褪色的对联，在自家大门两侧贴上新的对联。邻里已纷纷换上了金墨书就、字迹娟秀的新联。这些对联皆出自村中一位书法大家之手，他自己制墨。我前去拜访，他刚好在家，是位胡子花白的白族爷爷。我想试试自己写对联，他给了我几张红纸，及一杯调和了汽油，易于晕染的金墨。

回到家中，我把毛笔蘸上墨汁，落笔书写，笔锋随心意转折，压力微妙变化，让字迹充满勃勃生机。在一位中国朋友的帮助下，我选定了两个五字佳句作为对联：

高山升灵气

沉水下静心

待墨迹干透，我把这两幅竖着写的对联贴在了大门两侧。在对联中间还倒贴着一个“福”字，这样一来，我的院子就为迎接新一轮四季更迭做好了准备。

该出门了。隔壁的科学之家正在举办新年晚会，这也是他们对院子的告别之宴。他们所贴的对联更加直白，且带几分讽刺意味：“日渐富足，随心所欲。”此时，窑火已旺，大家已经开始动手制作比萨了。丽丽和OM山洞其他住户也在这里，合租院子的人都聚在一起。我躺在他们家的破旧沙发上，看着瘸腿狗幸运在我们中间拖着腿兴奋地来回穿梭。就这样躺平，无所事事，只和朋友待在一起，真好。

夜幕降临，我去了三塔那边的三文笔村，刚搬来大理的时候，我就住在这里。瑜伽老师雅玲，她的哥哥柠檬，还有我的朋友炸炸都在三文笔村。我们一起包饺子，把猪肉韭菜馅填进饺子皮，折皮捏边，把饺子捏成月牙状摆好，就如一排排小月亮，然后倒入锅中，煮至熟透。

他们还叫了别的朋友，我们一起尽情吃喝：有炖肉、蒸鱼、汁水饱满的饺子、鲜嫩的蔬菜，还有烈酒助兴。午夜时分，我们在院中放了一箱烟花，然后点燃引线，跑上屋顶。烟花呼啸着从我们眼前飞过，在三座古塔那边的天际线上方绽放。今夜无月，但塔后洱海闪着光芒，映照着千家万户点燃的烟花光华。湖后，朦胧群山沉着淡然，静静看着人类这转瞬即逝的烟花盛宴。

我想起一年前的烟火，那是在去年冬天。那时，我的生活需要一场“爆炸”。一年是一个小圆，而今，我又来到了终点——也是起点。蓦然间，我感觉生命中的每个瞬间都在这一刻交汇融合：过去、现在、未来共存。在这个时间与空间交织成的统一体中，所有的点到我所站的中心位置的距离都是相等的。

这场烟花，这一刻，这一年，也将成为回忆。总有一天，整个大理都将化作回忆。身在此处，我仿佛被怀旧的浪潮席卷，如同未来的我在看着此刻的自己感受这一切。无论如何，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未来留下回忆，为即将到来的新时光创造回忆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