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的季节到了。秋意浓浓，遍地都是茭白、花椒、菱角、芋头、玉米，而松杉依旧青翠，毫无入秋的迹象。南方气候温和，大理的秋收来得早。到了八月初，也就是农历的“立秋”，作物已经长成，可以收割了。

大理白族最盛大的丰收节日在农历六月二十四——火把节，这是除春节之外，大理最隆重的节日，邻近地区乃至四川省的彝族人都会庆祝火把节。在云南，以大理为庆祝中心，火把照亮了每个村镇。

火把节是为了纪念彝族人皮逻阁而设的。他于七三八年建立了南诏国。一天，他邀请其他五诏首领来大理聚会，并为此专门建造了一座木塔。席间，皮逻阁找借口走出了木塔，随后塔门被闩上，木塔燃起了大火。有位首领的夫人白洁在灰烬中找到一个铁手镯，这是她送给丈夫的礼物。皮逻阁看她面容姣好，要娶了她。白洁夫人誓死不从，随后投身洱海，追随亡夫而去。为了纪念，每年夏天，人们都会象征性地烧座高塔——白族以此铭记屠杀，彝族以此纪念南诏国的统一。还有很多其他版本的火把节起源故事，但许多庆祝者都没听过，只把它当作一场纯粹的欢乐节日。

每个村为火把节建的塔都不一样，但都由松木制成，高达十米。黄昏时分，无论刮风下雨，人们都会从塔顶点燃松木塔，在熊熊火焰之下载歌载舞。在镇里大一点的广场上，场面十分热闹。主持人用音箱放着迪斯科音乐，一群人冒着被坠落的余烬烫伤的风险，举着买来的圆木火把围着火塔转圈。穿靛蓝马甲的叔叔奏起民谣，戴白色帽子的阿姨拿着系有流苏的棍子跳舞，围观人群都目不转睛地盯着火塔。总之，火把节的气氛有点像欧洲的五朔节和英国的盖伊·福克斯之夜。

我是在银桥村过的火把节，这里的庆祝活动要安静得多。我们村的松木塔建在山路口佛寺外的草地上，用绳索和支架固定着。塔高五米，中间是空的，里面塞满了清香的松针、串串鞭炮，四周挂着苹果，有一侧还插了纸旗。在暗红色的低矮寺庙和山上落日余晖的映衬下，这座塔着实是一道奇特的风景。

几十个村民聚在庙里煨着的火炉旁，喝着甜香飘溢的麦茶。在邻居杨奶奶的带领下，一群奶奶敲锣打鼓，诵经祈福。八旬老人李观宇也在这里，他堂兄就是春天过世的那位李爷爷。我问他，火把节对他、对白族有怎样的重大意义。他像往常一样，若有所思地停顿了一下，吸了口锡制烟斗。

“那是场很大的火。”他每个字都经过斟酌，咬得很重。他的话一向言简意赅。

天蒙蒙亮，长竹竿上绑了块烧着的破布，三个今年刚当父亲的村民举着竿子点燃了塔顶。火堆燃烧起来，香气飘散开来，他们刚生完孩子的妻子不顾被掉落的树枝砸到的风险，用布带把孩子系在身上，在塔下绕圈，为孩子祈福。塔像冒烟的蜡烛，随着烛芯越烧越低，里面藏着的惊喜喷出。鞭炮噼啪炸开，黄纸钱如纸屑般喷撒出来，苹果和其他水果砰砰落地。插在塔身的升斗落下，一群年轻人争先恐后抢着插在上面的旗子，谁先抢到就说明谁厉害。

升斗在大理的各种庆典上很常见，由三个彩盒堆叠而成，就像宝塔的层层塔身。每侧贴着四字词，如“人寿年丰”“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牲畜兴旺”等等。我问李观宇这是什么意思，他跟我解释了一下。

“火大，收成好。”他咧嘴笑道。

火把节的农业意义比历史传说还要深远。有人说，火是用来驱赶害虫、吓退鸟类的。还有人说，火把节其实象征着亚洲东南部普遍的刀耕火种。其实，火把节本质上就是丰收节：在收获庄稼之前祈求保佑。如果升斗像今年一样，在落下时完好无损，那就是好兆头。

塔烧得只剩基底时，每个人拿起自己手中用绳子绑成提基火炬模样的小松枝，把枝头伸进火中。我们高举着燃烧的松枝火把，如举行异教仪式般，向家走去。我跟在杨阿姨后面，她举着火把回到家里，在院里、房中将火把挥来挥去，依次祈福。隔着竹篱，我在自家院子里也像她那么做了，然后跟其他人家一样，把火把支在门口，让它燃尽，以求庇佑。

家家户户门口的松枝燃尽，余烬渐冷，暮色弥漫，这些点缀村庄的守护灯接二连三熄灭了。没过多久，大家都熄灯安歇。火把节留下的唯一痕迹只有山脚那堆尚有余温的灰烬。

其他村庄还有别的习俗。茶马古道沿线，铺着青石板的凤阳邑村会举办赛马会。道木匠住的绿桃村会向吵吵嚷嚷的孩子们扔点心和包子，有的包子里还塞了钱或糖。绿桃村还给孩子们分发燃烧的火把，他们在人群中舞着火把，离旁观者的鼻子只有几寸远。有人带来一袋袋锯末，扔在火焰上，就成了火球。

街边的商店和餐馆也在店外支起了小火把，祈求生意兴隆。火把节吸引了大量游客，从古城起的鹅卵石路上，许多火把燃烧，路面全是灰烬。大理的学生现在在放暑假，他们开始了一种新的玩法：等这些灰烬冷却下来后，将其涂在自己（还有他们遇见的其他人）脸上，人人顶着无忧无虑的黑脸，在露天电子派对上通宵蹦迪。

对我们每个人来说，火把节有不同的意义。于有些人而言，火把节是有着千年历史的隆重节日。对另一些人来说，火把节则是尽情狂欢的好机会。秋天第一缕气息中，火把节象征着年岁过半，象征着收获之始。火塔焚烧，火光圣洁纯净，带来了新生的希望。大地从灰烬中得以滋养更新；灵魂也如同经历了刀耕火种般得到了洗礼。灰烬中将长出新一轮庄稼。

苏和的家乡没有丰收之景，只有一望无际的羊群。他家在遥远的内蒙古西部——阿拉善，目之所及皆是植被稀少的坚硬土地。他家养了两百只羊，在砖房四周的草地上吃草。阿拉善在西藏的东北方向，阿尔泰山以南，离最近的住宅区也有近两公里的路程，差不多是离中国各大城市最远的地方了。

童年的苏和孤苦无依。父亲在他九岁那年意外去世，苏和在提起那场事故时只说了个“火”字，就潸然泪下。他母亲有几个酗酒成性、动辄施暴的男友，他还记得晚上躲在草丛里，躲一个拿刀砍他们的人的经历。他家养了许多牲畜，生活并不困难。苏和在镇上读了初高中，那里离他家有一天的车程。后来，他被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的大学录取，学的是艺术。他不喜欢草原，也不喜欢城市。草原遍地青草羊粪的味道，城里汽油和香烟的气味也好不到哪儿去。不管在哪儿，他都没有归属感。

缘由之一是，苏和是同性恋。蒙古族文化崇尚男子气概，要证明自己的阳刚之气，谈女朋友是最好不过的了。这种文化教导他，男子要擅长射箭、摔跤、骑马，最重要的是要娶个女人，这才是真男人。苏和对这些不感兴趣。他身材瘦小，像个孩子，一头艺术家般的蓬松的乱发垂下来，盖住了柔和的棕色眼睛。他的穿着打扮与同龄人不同，在学校里，大家都喊他“怪人”。他隐藏自己的性取向，学着融入人群，但不满情绪愈发强烈，越来越想逃离这个容不下他的社会。

我跟苏和在OM山洞的派对上聊了起来。最后，他道：“内蒙古到处都是垃圾。”他英语水平很好，说话有点像他喜欢的山谷女孩，他就是看这些美国电影学的英语。看了那些美国电影，还有《威尔与格蕾丝》这种美剧，他开始慢慢接受同性恋。

二〇一四年的暑假，十九岁的苏和来到了大理。当时他正在云南各地旅行，背着包漫无目的地游荡，跌跌撞撞地走进了山谷，就像之前的其他人一样，他在此发现了桃花源。“我知道，这就是我要找的地方。”他跟我说，他习惯性重读字词，加重语气。几周后，苏和搬进了OM山洞，结识了那位采摘蘑菇的委内瑞拉人，两人在一起了。一个月，两个月，四个月，一年，苏和再也没有回大学，六年后，他仍待在大理。在这里，他终于可以做真正的自己，这里的人不会说三道四。他可以住在山里，可以不用公开自己的性取向。

那时的盛夏岁月安逸自在。他们住在OM山洞，天天睡懒觉，一起做饭，一起上山采野菜。他们在桑拿房生火，赤身裸体共蒸桑拿，一边流汗，一边模糊不清地哼着调子，唱着“唵”，然后跳进外面的石池里凉快一下。晚上，他们围着火堆，伴着星星吹起迪吉里杜管或笛子，打着鼓，月亮高悬，他们喝酒跳舞，又爬上山坡，看湖面升起太阳，然后一直睡到下午，又是同样的一天。

“在大理，我可以做回自己，”苏和说，“无须隐藏真正的自己，不用他妈的憋着不说脏话。我太他妈年轻了，太他妈自由了。我想不到中国还有什么其他地方能跟这里一样。”

然而，没有人是孤岛。苏和逃离了他出生的传统社会，却无法改变这个社会，摆脱不了外界的压力。在中国社会，适龄男性，无论是不是同性恋，认不认为自己是男的，都得找个女人结婚。苏和的母亲接受他从大学辍学到大理生活，却对他施压，非要他结婚安家，还威胁说如果他不结婚，就断了他的经济来源。他母亲跟家乡其他朋友亲戚一样，都问他把时间花在哪儿了。她希望儿子能娶个妻子，找份稳定工作。苏和想，如果他真的结婚了，家里人就不用再操心他，他就能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了。

一些同性恋选择用“形婚”来骗过别人。男同性恋娶女同性恋，或娶个想一直单身的异性恋女性，这样，双方的父母都能满意，还会为他们买套婚房。有时，两个男同性恋和两个女同性恋会两两结婚，搬进合租公寓，跟自己真正的伴侣同居，父母来看的时候，他们就互换卧室。

二〇二〇年春天，苏和的男友带他认识了梅兰妮——一个扎着辫子、穿了耳洞、背上纹了条龙的荷兰女人，她刚来到山谷。他们一拍即合，一起出去喝酒。她抱怨自己在中国的签证没多长时间，苏和半开玩笑地说，他们应该结婚。这对他们俩大有作用：给苏和他想得到的尊重，让他能出国旅行甚至移居国外，也让梅兰妮能在中国留下来。第二天清早，他们清醒了，苏和认真和梅兰妮商量他俩的形婚。她答应了。那时，他们相识不过十六小时。

这就是大理，在这里，一切皆有可能。在这里，可以躲避现实。在这里，来自世界其他地方的偏见、不满、侮辱、虐待都找不到苏和的藏身之地。在这里，只要撒个弥天大谎，他就能活回真正的自己。

八月，苏和带着未婚妻回到内蒙古，准备婚礼。梅兰妮头发染成了鲜红色的，打了鼻钉、唇钉，浑身都是文身，她并不是苏和母亲想象中的那种新娘，但外国儿媳让她倍有面子，而且梅兰妮性格开朗，招人喜欢。最重要的是，苏和母亲很满意儿子的顺从。苏和坚信母亲并不知道他俩的关系是假的，但他确实想知道，母亲心里是否知道他是同性恋。他不禁说出口，说也许他带一个女人回家意味着“她以为我改变取向了什么的”。梅兰妮告诉我，回家的第一个晚上，苏和喝得酩酊大醉，突然就号啕大哭。

婚礼前几天，他们去了戈壁沙漠拍婚纱照，穿着蒙古传统服饰，骑着骆驼在沙丘上嬉闹。婚礼在苏和之前上学的镇上举办，酒店的宴会厅被设计成了巨大的蒙古包。他们围着一个假茶炊转圈，举着米酒向每一桌敬酒，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假笑。梅兰妮戴的头饰很重，把眉毛都压低了。叔叔送给苏和两头骆驼，苏和想把它们带回大理，养在OM山洞，但最终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让这两头骆驼跟其他牲畜养在了一起。新婚之夜，儿时的朋友们围着大红婚床打趣戏弄他，他又想起了在学校里因性取向而遭过的白眼。但他醉得太厉害，直接昏倒在大红婚床上，忘了一切。

第二天一早，苏和和梅兰妮开了八小时的车，去了内蒙古最大的城市——包头。这里的政府大楼构造跟一艘宇宙飞船一样复杂。（就像苏和说的：“文件满天飞。”）这里有最近的婚姻登记处，他们来办结婚证。第二天下午，他们启程，开了两天的车，回到了苏和童年所在的牧场。这里有砖房水井，各种牲畜，茫茫草原一望无际。两人在这里待了一周，算是朋友间的度蜜月。他俩帮忙挤羊奶、放羊，并肩睡在星空下，苏和不禁感叹，自己确实离家太久了。

回到大理，他已是已婚人士。他发现，这里与他出生的地方其实很像。他在这里住的院子也是一个带室外厕所的简朴农舍，他也同样睡在点点繁星之下，只不过他望着的不是草原，而是前方一望无际的群山。他逃离了艰苦童年，摆脱了多年的自我压抑，纵跨中国，在另一个极端找到了新的藏身之处。在这里，他可以自由自在，尽情享乐。不过，虽然他回来之后在许多派对上尽情狂欢，但年近三十的已婚男人与十九岁的少年已是不同。他背井离乡，从内蒙古来到大理，可在此，他并无扎根之感。

“有时，”他突然说，“我觉得自己太过自由了。”

苏和和梅兰妮分道扬镳，夫妻二人过上了各自的生活。他和委内瑞拉男友吵架了。他酗酒成性，根本控制不了自己的嗜好。醉酒后，他暴躁易怒，觉得一切都只是徒劳的逃避，无法得到真正的满足。

“我来大理是为了躲开家乡那些该死的人，”苏和跟我说，此时我俩正光着身子坐在OM山洞里漆黑一片的桑拿房里，“我不想像他们那么虚伪，但我好像做不到。”他拨弄着松软刘海，想整理一下，然后笑了起来：“我无法逃避自己。”

虽然在大理很自由，但我始终觉得自己还没扎根。我也掉进了陷阱，以为外界环境变了，内心就能改变。可其实，我自己的杂乱情绪并没有像我期盼的那样很快消逝。听别人的故事只会让我在空虚的夜晚更加孤独。我的情绪还受到天气的影响。雨季的最后几场雨下得很大，我在房里日日郁郁寡欢，陷在无用的混乱思绪之中。

不过，我的内心也有收获，我在春天播下的种子结了果。远离电子产品的做法有了成效，没了那些社交软件，我终于不再愤世嫉俗，自怨自艾。走在漫漫山路上，我心如止水，感觉自己与更强大的力量相连。小狗月亮一直陪在我身边，我没那么孤独了。而且，过去的几个月让我从失恋的伤痛中逐渐恢复。夏日的雨水腐蚀了悲伤的棱角，秋天的落叶掩埋了痛苦。我学会珍惜，懂得感恩。

吃早餐时，我会写下自己感激之物：生命、健康、培根、鸡蛋，尤其是那些我认为曾伤害我，却帮助我成长的人。在治疗师的建议下，我把自己要贯彻的重要价值观写了下来，比如谦逊、宽恕、正直、坦诚等等，在自己做不到的时候提醒自己。我尽力拆解那些我内心编织的叙事，打破思维认同催生的小我，那只是阻挡改变的假我。早上定下目标，晚上刷牙时就看着镜子里的自己，问自己是否做到了。我在刷牙，也在洗刷心灵。

这样的生活，这种与他人相处的模式，让我看到了更大的叙事，我不是以前一直想当的那种故事主角，而只是故事的一小部分。我看到自己的不安全感与舒适圈是如何在童年形成的，意识到幻想和错误的信念左右了我太多的决定，看到自己是如何压制心魔，却让其在背后驱使我的。我审视了自己灵魂的阴暗面，想努力接受这个隐藏的自我。我在刺激与反应之间扯出间隙，不再受制于无意识的“行动-反应”循环，不再像熔融金属般顺着思维的凹槽流入既定的模具。

每天冥想十分钟，帮我减缓了思绪的流转，让头脑冷静下来。这样我就能观察到自己本能的反应，而不会盲目做出行动。放下一种思想，顺应一种感觉。也许，当我们感到那种强烈冲动的时候，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坐下来，冷静下来，不用乱想，直接什么也不做。

音乐能传递我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情感。当我弹奏肖邦的夜曲或巴赫的变奏曲时，那些情感如静脉注射般流遍全身。我也在钻研爵士乐，发现了跟其他音乐人一起演奏的乐趣。一小群人时不时聚在我家，还在山谷附近举行小型演出，我们的乐队叫“消逝之钟”，这既是源于对达利的双关引用，也体现了我们的时间自由。我曾一度以为创造力只能自己一个人发掘，但事实证明，和伙伴待在一起，才能激发创造力。

跑步帮助我扫除了压力的阴霾，用内啡肽替代了多巴胺。打太极拳能疏通我的经络，就像在运动中冥想。我打理花园，做健康的饭菜，每周接受心理治疗，发掘新爱好，比如把箭射向挂在院子另一边的靶子。有些自己做不了的事情，就找别人帮忙，我终于从自尊心的重压下解脱出来。

为了抑制对电子产品的沉迷，我参加了十二步戒瘾计划，它促使我从里到外彻底审视自己的方方面面。在他人的引导下，我挖掘出了内心所有的负面情绪和糟粕，这被称为“无畏且全面的道德自省”。需要挖掘的包括造成内心不安的根本因素：怨恨、恐惧、自己造成的伤害，以及性格上的普遍缺陷。这对我来说是个新概念，我可以直接写出一张清单，列出我怨恨的每个人、我伤害过的每个人、我害怕的每件事，以及我所有的“错误”，然后在阳光下看看这张单子，这时，我会发现自己并不像想象的那样——要么伟大要么渺小，要么邪恶要么善良。我和其他人一样，只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

怨恨清单上的第一个名字，我想都没想就写下来了：前未婚妻。尽管她并不该承受我的怨恨，但在一段感情失败后，我的怨恨就像热汤一样灌满了内心。接下来，我必须想想这种感觉来自何处，对我产生了什么影响——受伤的自尊心，依靠他人寻找自我价值的不安全感，把自己当受害者的倾向，对寂寞和不被爱的恐惧——我在这一切中扮演怎样的角色。随着名字和怨恨不断增加，清单越来越长，我回想以前破裂的关系，一直想到童年的竞争对手，我不得不面对自己。究其核心，我必须面对一个无法逃避的事实：这些压抑的怨恨，并非针对他人，而是针对我自己的。

恐惧清单上的第一项当然是蛇。我从小就怕蛇，住酒店的时候，我都会仔细检查房间抽屉里有没有蛇（以防万一），而且我经常做噩梦，梦见蛇缠着我，咬我的手和脚。大理有蛇，大部分都是无毒游蛇，但也有一些毒蛇，比如蝮蛇。当然，对毒蛇的恐惧是完全合理的：它们客观上确实非常可怕。然而，根据定义，我的恐惧症是非理性的。就像我列出的所有恐惧事项一样，其实背后有更深层的东西。抽丝剥茧，我发现了潜藏在表面之下的原始恐惧：对不确定性的恐惧，对未知的恐惧，对痛苦的恐惧，对死亡的恐惧，对被人遗忘的恐惧，以及对没有上帝、没有意义的恐惧。在柔软的内心深处，我只想被抱、被爱。

这些恐惧和愤怒的背后是不安全感，这种不安让我伤害别人，我发现自己在痛苦中是多么以自我为中心。这些人类特质，这些缺点——傲慢、嫉妒、自私、欲望、贪婪，甚至诸如迟到和拖延这类小毛病——一直将我困在自我世界里，无法自拔，让我做出阴暗之事，又让我感到羞耻，自我怨恨。这种以自我为中心和唯我论归根结底表现为自我：自我带来的痛苦。

像写购物清单一样把这些特征列成清单，是种解脱。最后，看着这一页页的清单，我发现自己与别人并无太大不同。我只是一只大脑近三斤重，有点神经质的“大猩猩”。

如果以自我为中心是问题所在，那解决办法就是相信比我更强的力量。放手，把一切交给更强大的力量，让它带走痛苦——奇迹也好，心理作用也罢，只要它能让我不再困在自我之中就好。我是坚定的无神论者，习惯于把自己当作宇宙中心。要改变这种情况，在更强的力量面前承认自己微不足道，对我来说确实很难。

我想起大学时写过一篇探讨《李尔王》和“灵魂塑造神义论”的文章：人类经受的苦难其实是神的赐福。我们所经历的痛苦是合理的，因为正是苦难磨炼了我们的灵魂，让我们更接近我们信仰的上帝。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经受痛苦，不要与他人比较痛苦，他们的苦难往往更深，同时，也不能轻视他人之苦。我明白，如果没有自尊受创，如果没有自我质疑，我不会审视内心而有所收获。如果我不了解自己，那么也许我也不能那么确定在我之外的事物是什么样的。

为了清除那些阻碍我开拓意识的“垃圾”，我坚持“打扫情绪卫生”，就像给心灵“剔牙”一样。心里涌现什么想法或感觉，我试着将其当成过眼云烟，而不是本质上的自我。我尽量让其自然消逝，直到它再次出现。这种打地鼠一般的游戏没完没了。但当我的思绪像咿呀学语的婴孩一样哭喊着唤起我的注意时，我可以冷静地看着它，就像看着院外隐在秋雾云浪中的山。我的内心也有一层薄雾，遮住了我的内在，掩盖了背后一切。我想起一位邻居教给我的中国格言：

“白云悠悠，青山依旧。”

在银桥村民间神庙对面的山阴处，有个蜜蜂养殖场十分引人注目，它的门口脚柱上支着一个巨大的金色纸塑蜜蜂雕像，守卫上山之路。梯田状的田地上有一百多个木制蜂箱，蜜蜂成群飞来飞去。几十只鸡和鹅毫无畏惧地奔跑其间，放肆地叫着。穿过这片区域，一排排茶园逐渐隐入后方浓密的森林中。

养蜂场里，李叔叔在一个个蜂箱之间穿梭，拿起装满蜂蜜的蜂盘，看看蜂蜜如何。李叔叔是个中年男子，皮肤黝黑，皱纹满面。他不戴任何防护装备，对嗡嗡叫的蜜蜂也毫不在意——虽然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的鼻子被蜜蜂蜇得又红又肿。他用筷子从一个蜂盘上刮下一团黏稠的蜂蜜，递给我尝。苦的。他解释说，这种蜂蜜是中药花蜜，还有别的口味，比如蓝莓蜜、咖啡蜜和一种比较笼统的“百花蜜”——都是蜜蜂在森林里从山花上采来的。我买了罐尚未结晶的蜂蜜，打开一看，一只蜜蜂淹死在流淌的蜜里。

李叔叔是新大理人中的另类。他并非来自城市中产阶级，而是从贵州的一个工业小镇搬来的，他在那里的家具厂工作了很多年。十年前，他三十多岁，离了婚，听说大理的农田租金便宜，就辞去了工作，用一个行李包装上家当，坐上了开往大理的火车。他打打零工，和一个当地女人相爱，结了婚，住进了村里。他在寺庙旁边租了两块地，就在他家院子那边的山上，然后开了家蜜蜂家禽养殖场，卖蜂蜜、蜂巢，还有散养的鸡、鹅和火鸡，但得买回去自己宰杀处理。在家乡，他整天困在工厂里，被锯末呛得喘不过气。现在，他整天待在户外，仰望野花遍地的山坡，花蜜隐藏其间。

“我在这里过得很好，”他说了句，“感谢上帝。”

他说的“上帝”，指的不是“天上的皇帝”，而是基督教的上帝。一年前，李叔叔与前妻生的女儿在大学里信了基督教。起初，他和前妻都以为这不过是三分钟热度。但她一次又一次提到救赎，还经常在微信上给他发《圣经》经文的网页链接。他喜欢基督教的点在于，耶稣以前也是个木匠，跟他一样，用双手劳动。

“其实，基督教很有道理。”一直以来，他总是隐约觉得世上存在着某种神，而基督教这种一神论最能打动他。和中国所有的小学生一样，他接受的是无神论教育，所以他本不信教，但内心深处却总感觉精神空虚。所以，这一年初秋，就在我跟他在养蜂场见面的几周前，他信了教。

他现在还在信教的适应阶段。说“上帝”的时候，好像在熟悉这个词，看看在嘴里说出来的感觉如何。他的妻子是白族人，信奉当地的民间宗教，去对面的寺庙里拜神，对西方的神不感兴趣。他们的女儿觉得她继母的信仰是一种偶像崇拜，所以放弃了劝她皈依基督教，李叔叔也这么认为，但他更为包容。

“也许我们信的都是同一个神。”他说。

中国基督徒数量庞大，其中大部分是新教徒，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法国传教士从殖民地印度支那往北进了云南，云南与天主教结下了不解之缘。云南西北部与西藏交界的村子里还留着这段历史的痕迹，村里有华丽的天主教堂和充满活力的基督教社区，甚至还有一个多世纪前法国人修建的葡萄园。

大理本身就是一个天主教教区。一九二七年，驻扎大理的三名法国传教士主持修建了天主教教堂，教堂至今仍屹立在古城中心，它是白族式样的，由木梁搭建而成，攒尖顶，弧形瓦，顶部还装饰着一个十字架。教堂里面，高高的天花板被漆成蓝色，上面点缀着星星。在金色祭坛上方，“上帝就是爱”几个大字十分醒目。在外面的一面墙上，一幅十米宽的壁画描绘了许多场景，包括夏娃受诱惑，天使降临大理，以及（杜撰的）耶稣在洱海岸边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情景。

神父曾在瑞士进修，他面色红润，鼻子圆鼓鼓的，总给人一种喝醉酒了的感觉。他每周日都会主持弥撒仪式，钟声悠扬，带有天主教的气息，信众也很活跃。古城北边还有一座规模较小的新教教堂。

为了学习纯粹的真正教义，李叔叔的女儿让父亲参加了一个家庭教会，中国各地私人家里都会举办这种地下聚会。这个家庭教会就在名叫“以勒”（Jireh，源自Jehovah-Jireh，意为“耶和华必预备”）的学生面馆附近。现场气氛安静，有垫子、茶水，还有花生、瓜子等零食。会上，大家诵读《圣经》，向主祷告，一起唱诗。其中一位成员——面馆老板的女儿——因上帝的力量感动流泪。后来，李叔叔跟我说，他在那里感受到了一种归属感，他都不知道自己竟然如此渴望这种归属感。

其实，我们都在大理寻找这样的东西：一个有归属感的聚集之处，一颗信仰的种子，滋润心灵的甘露。李叔叔信奉了基督教，他的妻子则拜当地神灵。其他新移居者中也有信奉佛教、印度教、道教和泛灵论的。还有古城周三的巴哈伊教聚会，寻静院的修行姊妹，鸡足山上的僧人，待在家里自我修行的人。绿桃村的道木匠曾对我说：“每个来到大理的人都在寻找自己的信仰。”

孩提时代，我就有种本能冲动，想接近那个我后来称之为“上帝”的东西。记得在牛津，我从卧室窗户望向外面嘀嗒的雨，感觉雨水在我体内流动。十几岁时，我把这种冲动当作令人难堪的瘤子一样割掉，再也没有回头。理性成了我的信仰，怀疑主义成了我的骄傲。二十年后的今天，我凝视大理的群山，再次感受到了孩提时的那种感觉。这一次，我悉心呵护这种感觉，为它遮风挡雨，每天给它浇水。夏日细雨退去，秋天夕阳柔和洒下，体内生长的东西终于开花结果，我收获了信仰。

我信仰的并不是亚伯拉罕信仰体系中的上帝，但我喜欢用这个词来称呼我的信仰，因为没有比它更合适的词了。我在大自然中最能强烈地感受到它的存在：一种存在于万物背后的精神，流淌在我和周围的一切事物之中；一种物质与非物质的统一，是空间和时间的分子。正如威廉·华兹华斯在诗中所写：“一种动力，一种精神，推动一切有思想的东西，一切思想的对象，穿过一切东西而运行。”这可能是泛神论，万有在神论，也可能是一元论，无论何种术语，都无法捕捉这种精神，人类大脑也无法理解。从定义上讲，我的新信仰是对某种无法证实、深不可测的事物的信仰。落日余晖透过高空云层，洋洋洒下，这种感觉无法抵挡。我听到它在我内心深处说：我一直都在这里。

我不再为新信仰寻找解释，这时，我的信仰仿佛雨水冲刷泥土一般，洗净了我的痛苦。无论心里感受如何，我都能停止胡思乱想，意识到在这一切的背后，万事如常运转——可能发生的事情无论怎样都会发生，我也做不了什么。坐在院里藤椅上，我抬头看着群山，阳光洒下，树影斑驳，我开眉展眼，心中充满了喜悦，这种喜悦如同要从我的肋骨间迸发出来一般。

李叔叔在蜜蜂和鸡群中穿梭，我们聊起了我们刚刚萌芽的信仰。我问他什么是“上帝”。他没指上面，而是指了指周围，只说了三个字：“这一切。”

他挠了挠自己肿起的鼻子，让我徒手从嗡嗡不停的蜂箱中取出蜂盘。我战战兢兢拿起蜂盘，但其实没事。他用手指抹了点黏糊糊的蜂蜜，放嘴里吮了干净。

“蜜蜂会飞到各处去采花，”他说，“花朵不同，味道也不同。但采出来的都是蜂蜜。尝的时候都是甜的。”

秋意渐浓，雨季最后的薄雾笼罩苍山，日落越来越早。九月的阵雨还要断断续续下一个月，不过今年的季风并不猛烈。银桥村的肥沃农田里，地里种的东西已经成熟。坡下烟田里，一捆捆黄色的烟叶被绑在超载的三轮车上，运往加工厂。农民给玉米剥了皮，玉米皮晾在外面，黄澄澄的玉米穗铺了院子满地，玉米棒被挂在木梁上。原本郁郁葱葱的田里如今光秃秃的，不免有些荒凉。

我的生活一切如常：烹饪，写作，山中散步，做些编辑工作，以及在网上授课。和以往一样，我与山里的野生动物一起住在院里。一对赭色冠的戴胜鸟在石墙缝隙中筑巢，我时常看着它们忙忙碌碌飞来飞去。黄蜂蜘蛛在院子角落里结网。老鼠一家在屋檐下窜来窜去，我们之间的拉锯战仍在继续，我把厨房关起来，在里面设陷阱，诱捕它们。小狗月亮睡在楼上，天天早上兴高采烈地跑下来见我。

在隐居之地，我感觉自己与山谷以外的生活越来越脱节。世界其他地方似乎都陷入了混乱的循环。疫情封控已是全球常态。对种族歧视的抗议在美国愈演愈烈。气候危机波及全球，夏季山火和热浪肆虐多地。跨太平洋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分裂中美关系。日常生活、人际关系都在大银幕上上演。就像华兹华斯所说，“我们太沉湎于俗世”。在大理，我远离了这一切。有时，我在不看新闻的时候，会觉得这个山谷就是全世界。

农历七月，也就是今年的阳历八月中旬到九月中旬，是一个适合静修和隐居的特殊时期。据说这个月是鬼月，鬼门会打开，亡灵会回到人间。这段时期，大家要闭门不出，减少社交活动，以免游荡的鬼魂干扰生者。在银桥村，这个月，村里没有上梁宴、满月宴，也没有婚礼、葬礼。不过，新大理人还是照常办这些。

鬼月的阴气最盛的一天是农历七月十五日，又被称作中元节。中元节也叫鬼节或盂兰盆节。那些没有家人祭拜的鬼魂会化作饿鬼，只能在阴间鬼界和阳间人界之间游荡徘徊。中元节晚上及前后几天，大家会给亡灵烧冥币，让逝者在另一个世界维持生计，也能安抚那些饿鬼，让他们不再骚扰活人。直到亡灵离开，鬼门关闭，鬼月结束。

中元节汉族的习俗，源于对祖先的崇拜，但大理白族人也过中元节，不过白族关于该节的信仰和传说不甚清晰。民间传说有多个版本，如阎王爷会在中元节当晚放出鬼魂。而道教认为中元为地官诞辰，地官在此时会赦免世间罪孽。佛教则借此纪念佛祖的弟子目连，他超度亡母脱离饿鬼道，诵经为亡灵消业，让他们得入轮回。这一天，鸡足山的僧人们会托钵出行，接受礼佛之人供给的吃食，这些人希望以此为逝去的亲人攒些福业。

在银桥村，大家在村巷里摆上鸡肉、猪肉、鸡蛋等供品，供鬼魂享用。中元节黄昏时分，家家户户都会在自家门外的小路上画上工整的粉笔圈，在里面燃起火堆。到了晚上，星星点点的火光如萤火虫一般点缀整个村庄。大家都围在火堆旁，为逝者烧冥币，让他们在另一个世界使用。有个阿姨还在自家火堆里烧了一个苹果手机模型，让逝去的祖父用上最新科技产品。

村子最高处有座古老的西拱门，这座厚重的石门静静矗立，望着大山。城墙早已倒塌，立在一旁的是一座信号塔，这是新时代的瞭望塔。穿过拱门，一条笔直的鹅卵石小路通向森林，村民祖先的坟墓林列在山麓斜坡上。这条路被当地人称为“生死之路”。

之前，我在黄昏时分跑步时经常和月亮路过这里，却不知道这条路的名字。现在，中元节暮色降临，我从村里走上去，穿过西拱门，来到山路脚下。一缕炊烟从远方升起，在散发着松香的雾气中随风飘散。一群村民聚在那里，低声喊我。原来，只有那些游荡的灵魂才能走过拱门，他们会像我今晚一样朝着夕阳，向西而行，穿过此门，回到自己所在的世界，我这种活人是不能从这里走的。

大家沿着山路点燃了灵火，为他们指引方向（雨后的森林非常潮湿，所以雨季时，大理会取消禁火令）。装着水果和熟鸡蛋的塑料袋放在山路两旁，就像为那些回家的饿鬼准备的外卖。

烟雾浓浓，日落西山，夜幕降临。村民陆陆续续走了，回到自己家中，紧闭大门，等待黎明破晓。我沿着小路走了一小段，穿过了余烬卷起的烟雾。

我寒毛直竖，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来这里。周围一片寂静，这里不属于我。周围坟茔累累，野鬼飘荡，享受活人的供奉，我不禁有种身处地府边缘的感觉。

小路向上延伸，消失在黑暗中，被高山吞噬。

我打道回府，打开了所有的灯。

一周后，也就是鬼月月末，我开车去了鸡足山，再次拜访放光寺的僧人，新修的大殿已经差不多完工了。这次，我应邀在此住了两晚，像僧人那般生活，就住在大殿旁边的活动板房宿舍里。

每年这个时候，放光寺都会开办“短期出家活动”，相当于给想出家之人三个月的试验期，让他们体验僧人的生活，再决定是否真的要出家。我和一位叫殊同的弟子睡上下铺，他是西安人，三十岁出头，留着长发扎成马尾，穿着时髦的运动鞋。他曾是广告业的平面设计师，在两年前辞职。

“我感觉自己在骗人，”他解释自己为什么辞职，“我做的广告在骗他们，这不道德。”

殊同讨厌“内卷”，四处旅行了一年多。他一直对佛教很感兴趣，说自己的旅程是“寻找乌托邦之旅”。他去了位于尼泊尔帕尔丙、印度麦克劳德根杰的各种修行之地。他在拉卜楞寺钻研佛经，也了解了其他宗教，比如苏非派，还有特里莎修女的思想。由于疫情蔓延，他没法去国外，于是放弃了寻找，发愿披上袈裟，皈依佛教，遵循佛法。现在，他在选去哪个寺院出家。

殊同说：“无须真的找到乌托邦，保持内心平和便足矣。”

宿舍十分简陋，我们坐在上下铺，一直聊到很晚。鸡足山高耸入云，冷得出奇。寺里鸦雀无声，黑灯瞎火，只剩我们的一盏灯还亮着。我们也关了灯，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想起了如诚的话。如诚就是那位之前在大理开酒吧，七年前看破红尘，来了放光寺，遁入空门的大师。他说，比飞更难的是改变你的心。

翌日清晨四点半，晨钟敲响，我们起床，洗去睡意，然后盘腿而坐，念经两小时，到了黎明才吃早餐。我们和其他弟子一起打扫厨房，帮忙洗菜，准备午餐，之后参加慈法大师的线上课。他是寺院创始人，现在定居于斐济。这节课他讲的是“放下执念”。吃午饭前，还得念十分钟经，等到能吃饭的时候，碗里的蔬菜、豆腐、米粉都已经凉了。第一天的寺院生活才过去七小时，我已觉得自己受不了这种日子。

下午，我又和如诚喝茶聊天。看到他眼中善意的微笑，我感觉出家似乎也没那么糟了。他问我今天过得如何，对我的抱怨一笑了之。我只要小喝一口茶，他就会马上给我续上。我问他上次说的“改变你的心”是什么意思。

他说：“以前，我的心是本能驱动的。无论发生什么，我的反应都是被动的……但真正的自由是，无论什么情况，我们都有主动作为的能力。就算身处监狱，失去人身自由，但内心仍然可以是自由的……人无法靠身外之物获得幸福，真正的幸福在于人生态度。”他端起杯子呷了口茶，又把杯子斟满，“你可以自己选择赋予人生何种意义，也可以选择没有意义。这就是自由。”

一个三十五六岁的僧人加入了我们的聊天，他叫新讷，曾是中国西部一所大学英语专业的教授，听说有英国人来访，他想练练自己的口语，就过来了。新讷身材瘦削，戴着金丝圆框眼镜，牙有些龅，身着黑色长袍，颇有霍格沃茨魔法学校魔咒学教授的风范。我们谈论佛教时，他时不时引用电影来解释佛教概念，用《黑客帝国》来解释人类的感官是如何被蒙上虚幻的面纱的，用《搏击俱乐部》阐述了不为物质财富所困的道德观，不过他也说，《搏击俱乐部》并不符合佛教慈悲为怀、不用暴力的清规。

如诚和新讷都喜欢音乐，他们一起写了首虔心之歌，还问我怎么把歌词翻译成英文，然后一起唱了这首歌。如诚打着拍子，用京腔娓娓唱来：

安宁平等之心，

打破虚幻，彰显真理。

看破幻境，

追溯太初。

只是心中一梦，人人皆有佛性。

韵律声声，音乐是他们通往平和之心的钥匙。我们所感知的世界是由内心构建而成的。如果说，脑中所想、切身体验都是虚幻的，那看透这一切，人便能成佛——或者就算没有开悟，起码能达到某种平静。

长路漫漫，换乘多次才能抵达目的地。放光寺属大乘佛教净土宗的南方传承。该宗派信奉阿弥陀佛，认为人可往生至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世界：无有众苦，但受诸乐的极乐净土。这并非涅槃，新讷跟我解释，这是“一所大学”，从大学毕业的人会脱离六道轮回。他把极乐世界描述成一个花园，鲜花遍地盛放，清溪不受重力控制，肆意流淌。神鸟栖息，桃林茂盛。在我听来，这就像《桃花源记》，是香格里拉式的、关于隐秘的乌托邦的神话。但他强调，这不是编的——净土真的存在，在虚幻人世之后，是死后的世界。阿修罗法界、饿鬼法界、地狱法界等其他境界也是真正存在的。

净土宗宗旨之一是，今生念佛行业，以盼来世到达往生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这并非简单的念佛，而要时刻保持佛心，即平和、平等之心。结果，放光寺的僧人时时刻刻都在说“阿弥陀佛”，自己打坐也要说“阿弥陀佛”，早上打招呼也用“阿弥陀佛”，有人帮忙开门时，要表达感谢也说“阿弥陀佛”，道别也说“阿弥陀佛”，道晚安也说“阿弥陀佛”。有人跟你说“阿弥陀佛”，那你也要回一句“阿弥陀佛”。有一次，有一个僧人急着去晨诵，不小心踩了我的脚，连忙道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短短一天，我自己也养成了这个习惯。就像英国人动不动谈论天气一样，“阿弥陀佛”成了说话时不自觉从嘴里蹦出来的词。

放光寺还有一种特有的修行方式——闭关。大殿往后是条通往森林的小路，路边建了几间木屋，专门供人闭关。小屋四四方方，七米长，地上铺了软垫，没有窗户，桌上放了一壶水。除此之外，屋内仅有一根绳子从一侧墙壁绷紧挂到另一侧墙壁，高度齐腰。

闭关时长通常是一天或两天整。木屋里的僧人独自一人顺着绳子来回踱步，念诵成千上万遍“阿弥陀佛”，还要集中精力来回行走。在此期间不能进食，只能喝点水，不能休息，只能上厕所。这是寺里所有刚出家的僧人的必修之课，偶尔也有老僧人在木屋中闭关修行。新讷跟我说，他从没做过这么难的事。

我十分感慨。这些僧人从全国各地来鸡足山避开俗世，与世隔绝，这是逆向移居的一种极端形式。大家都在滋养平和之心，追求思想改变，寻找另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新的价值观。有些人通过务农、狂欢或者过简单的生活来实现这些，放光寺的僧人则切断了外界一切干扰，只在内心世界中寻求新生。

这并非易事。新讷说，他现在还在努力适应寺内戒律，挣扎着早起。他带我看了他那间破旧房间，还给我看了自己藏小说的角落。令人惊讶的是，他跟许多僧人一样，也有智能手机。最近，他经常熬夜狂看日本动漫《进击的巨人》。白天，新讷虔心礼佛，保持清醒。他做菩萨纸雕，在网上看视频学插花，还会用在特殊宗教节日里信徒们送给寺院的鲜花摆出精美的花饰。后来，新讷牙疼难忍，要做牙冠修复，他说在剧痛中冥想非常有用。

我嫉妒他的沉着、泰然。我自己心里就算再平静，这种心态也不过像鸡蛋一样脆弱，一旦新的刺激打破平衡，它就碎了。就像九头蛇，我砍掉一个“情绪困扰之头”，却发现又冒出来两个新的。与僧人们一起久坐冥想，只让我发现平息心中风浪难如登天。也许出家对我有点好处，但我知道，出家并不适合我，如诚也明白。如果说我这几日学到了什么，那就是，我还是无法脱离俗世。

我准备走了，这时，一阵夏风吹进山里。这是夏日季风的临终之声。转瞬间雷声大作，大雨如注，寺庙一片茫茫水雾，除了眼前，什么也看不见。

“记住我说过的话，”临别之时，我和如诚站在屋檐下，看着屋外，他说，“其他的都不重要，你只需记得，心灵可是天国，也可是地狱……”

我们二人静静站着，看着滂沱大雨，谁也没有说话。过了片刻，他又轻声对我，更是对他自己说：“毕竟，人生不过大梦一场。”

梦隐士小时候最喜欢开飞船。梦里的飞船有个玻璃罩，精致小巧，就像《杰森一家》里的飞船。他会绕着行星飞速遨游，在不同的星系之间穿梭，徜徉在星云中。他跟外星人交谈，看见敌人就发射激光束，经历了许多惊险刺激的冒险。

二十多岁时，他又在梦里开着他的旧飞船出去转了一圈。飞船虽然有点挤，但还没坏。他驶向遥远的宇宙边缘，探索那些无人知晓的恒星系，路过气体巨星、黑洞和万年孤寂的系外行星。他飘浮在无垠星际之中，看见一头太空鲸，这是他能想象到的最大的生物，眼睛有月亮那么大。那只眼睛看向他，盯着他那渺小的飞船，扫过他那凡人之躯，他感到了宇宙的蔑视。他体会到了宇宙的冰冷——对他那微不足道探索之旅的不屑一顾，那片冷漠的浩瀚会在真空中吞噬他的意识，让他因自身的微不足道而陷入疯狂。

自此，这位探险家再也没有开飞船出去过。之后十几年，在清醒梦中，他渐渐不再探索、冒险。从飞行到穿墙而过，他都已经做了个遍，实在没必要解锁新技能，继续疯狂冒险了。三十多岁时，他搬到了大理，创办了偶梦谷，从此对他来说，清醒和睡觉时的生活都差不多——简单，没有什么宏大的志向。白天醒着，漫步山路，打理果园，做点农家杂活。晚上睡觉，他还是在山上散步，照看果园，围着农舍做家务。那种从山顶一跃而下，在空中变成老鹰的冲动一去不复返了。如今，他对自己，对所在之地，都非常满意。

核桃丰收的秋日，我又去看了梦隐士。这时，苍山西面的漾濞县正在办远近闻名的核桃节。核桃被装进厚麻袋里，按袋出售，桌上也摆了核桃，供人试吃。放眼望去，全是剥好的核桃仁，颜色从浅栗色到深红褐色不等，让人垂涎欲滴。漾濞县往后的山顶上，梦隐士走在果园里，拿着根长木杆敲打核桃树，核桃掉下来，他就用布袋装起来。打到的核桃太多了，根本吃不完。他卖掉一些，把剩下的榨成汁。偶梦谷入口处的核桃树最为古老，枝干粗壮，他的小狗醒醒在此看守此树。

现在偶梦谷里也有个学生，刚跟梦隐士学习一个月。他叫红尘，年近三十岁，身材瘦削，头发剪得很短。他全身上下散发着内敛而强烈的气场，仿佛在思考某个悖论。红尘辞去了在一家知名电信公司的工作，完全断网，仪式般地把自己的手机扔进了西湖。现在，他住在山上，学做清醒梦，每天睡十二个小时。这是打工人的终极梦想——躺平。

偶梦谷吸引了各种各样像他这样的学生。有些人是在寻找爱好，拓展思维；有些人则想尽可能丰富自己对生活的有意识体验。对梦隐士来说，做清醒梦既是事业，也是爱好。他有位私人客户是上海的股票交易员，特意让他飞去上海给自己上课，希望能在睡觉的时候从梦中获得对股市的全新见解。还有位客户是身患乳腺癌的中年妇女，她想在梦中环游世界，白天接受化疗，晚上在梦中去巴黎和罗马度假。梦隐士甚至开设了伴侣心理治疗课程，让双方不再当面争吵，学着在睡梦中表达对对方的厌恶，发泄压抑的怒火。

“这就像训练情绪，”梦隐士解释说，“你可以尝试一切方法来解决生活中的问题，但必须改变自己的态度，问题才会真正被解决……如果老板让你生气，那在梦中，你就打他，看看感觉如何。然后你的心情就会有变化，第二天上班也就不用真的打老板了。”红尘后来也跟我说过同样的打老板的例子。显然，这是中国累成“牛马”的年轻人的共同愿望。

梦隐士说的话让我想起了鸡足山上的如诚大师。他们都认为感官知觉是虚幻的，都把控制情绪作为寻求平静之道。藏传佛教密宗甚至特意修炼清醒梦，以在开悟之道的迷宫中穿过幻觉。如诚曾把人生比作大梦一场，但对梦隐士来说，这不是比喻，生活就是梦，这是实实在在的。

日薄西山，核桃林中光线微弱，我们走在林间，他问我：“你做过的梦，还记得多少？”

我估计只有百分之一。

他又追问：“那你的现实生活，你还记得多少？”

肯定不止百分之一，我说。

“那好，上周的这天，你晚上吃了什么？”

我说不出来。在记忆里寻找具体细节，却只能回忆起散落的碎片，只有点印象。越往前回忆，画面就越模糊，只有一些时刻像方尖碑一样，在记忆的沙漠中格外醒目。

“这些记忆可能也不准确，”他又说，“我们的生活就是记忆中从不断开的连续故事，这种说法是错的……我知道我现在就在这里，和你走在一起，但下周，这段记忆就会像一场梦一样。”

那天晚上，梦隐士带我和红尘去学校下面的牛棚，他把牛棚改成了一个简陋的电影院。他说，要让人意识到现实的虚幻本质，看电影是个不错的选择。他登上自己的爱奇艺账号，翻了翻收藏夹，选择了《盗梦空间》，在大屏幕播放（之后我又来拜访，他放了电影《香草天空》和《异次元骇客》）。我们坐在小学生用的椅子上，他给我们每人都发了纸和笔，让我们做笔记，看完电影后再讨论。影片的主要启示是，主人公无法确定他所处的现实是不是梦，那些我们认为是真实事件的情节，其实也有可能是主人公的梦。

交卷之前，梦隐士告诉我们，如果发现自己身处的环境奇奇怪怪，就要质疑这是不是现实。他还教了我们一些方法来判断我们是否在做梦，比如把中指向后弯，或者捏住鼻子看看自己是否还能呼吸。清醒梦的技巧在于保持一种平衡：既不要因意识到自己在做梦而惊慌（往往会吓醒），也不要太习惯梦境，以至于很快又陷入无意识的梦境中。我们需控制好自己做梦的习惯。他觉得这并不难，就像学习其他技能一样，只需勤加练习。写梦境日记也很有用，记录能让我们在清醒状态下意识到梦境世界存在的事物。

我一整天都在核桃林里，实在太累了，晚上睡觉，几分钟就进入了梦乡。夜里，我醒了，发现自己在电梯里，周围都是来杀我的刺客。这确实是奇怪的处境。我捏住鼻子，发现自己还能呼吸。刺客消失了，我继续坐电梯上楼。到了顶层，我想：为什么要停在这里呢？这时，电梯变成了玻璃材质的，我飞上了天空，冲破大气层，进入宇宙，飞过土星环，遨游在亿万颗恒星之中。这是我第一次进入太空。

黎明时分，我又醒了，站在偶梦谷吱嘎作响的木平台上，从这里可以俯瞰西边的群山。朝霞呈现出柔粉色，云雾落在下方山谷里，在脚下铺展而开，汇成云海——中国古诗中的云海。梦隐士已经起床了，拿着热风枪，在铺从厨房通往牛棚的水管。我跟他描述了自己的梦境，还问他做了什么梦。他说，在梦里，他做的事和现在一样，铺水管，感受晨风拂面，跟我聊天。

秋分是一年中的又一个重要节点，就像潮水转向的瞬间，秋分当天，昼夜平分，此后，黑夜开始渐渐变长，夕阳尚未落下，弦月已高悬天上。

雨季告终，鬼月闭幕，新一轮的节日开始为生活增添亮色。农历八月初八是耍海会，庆祝活动以划船比赛为特色。五天后，邻近村落又迎来了黄龙节，纪念心地善良的黄龙。在当地传说中，黄龙力挫引水淹村的恶龙，拯救了山谷。接下来是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这是汉族人庆祝一年丰收的节日，白族人也过这个节。

中秋夜的大餐是节日重点——餐桌上一般都有鱼，饭后甜点是月饼。这是种很紧实的糕点，里面填了豆沙和蛋黄，让人很难咽下去。大家一般都把月饼当礼物送人，而不是真当吃的。夜晚，灯笼亮起，家家团聚。

中秋之夜，我在村里遛狗，家家户户大门都开着。我带了袋月饼，走进几家院子打招呼。篱笆那边的杨阿姨十分客气地接过我的礼物，放在一边，然后把其他邻居送来的月饼分给了我，她给我的月饼比我给她的还要多。他们邀请我共进晚餐，我在杨奶奶和小刘之间坐着，一边吃着多刺的鱼，一边和他们聊村里的八卦。我在这里生活了九个月，今晚终于头一次感觉自己是村里的一员。

吃完饭，我顺便拜访了山路口佛寺旁的那户人家。半年前，李爷爷的葬礼就是在这儿办的。那位三十多岁，当时赶回来参加葬礼的孙女——李大姐，现在就坐在院子里。我问她，东部沿海那边的工厂那么忙，她是怎么抽出时间回来的。她举起左手给我看，手上缠着绷带，很不自然地扭曲着。她说，自己在流水线上出了事故，左手受伤严重，所以得了赔偿和休养假，可以回到女儿身边了。她女儿不过几岁，在村里长大。李大姐现在也没想好还回不回去工作。他们一家在门廊那边共享中秋大餐，还喊我一起吃。

这一年的中秋节是十月一日，恰逢国庆节，也就是纪念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节日。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一岁了。在李大姐家前厅，晚间新闻正在重播当天早上北京升旗仪式的场面，前厅的一面墙上挂着习近平的大幅画像——在中国农村，习近平一直很受崇敬。我问李大姐，中秋节和国庆节，哪个节日对她更有意义。

“国庆节。”她毫不犹豫。我问为什么，她说：“国为大家，我们是小家。”

一晚吃两顿饭，我实在撑了。于是我找了个借口走了，继续送月饼。除了吃食，我还喝了几小杯辛辣的玉米酒，有点醉了。其他院子里，当地的白族家庭和新来的大理移居者都在庆祝中秋，科学之家和OM山洞都摆满了自酿的水果甜酒。午夜时分，我确定自己看见天上有两个圆月。

但中秋夜还远没结束。我喝得酩酊大醉，跌跌撞撞向北走了三公里，穿过村庄之间的休耕地，走到一个露天迷幻派对现场。现场有个对着草地的打碟台，上面放了一排荧光灯，旁边是废弃面包车改成的自助酒吧。草地边上有张桌子，摆满了祭月供品，有苹果，有烈酒。有人蹦迪累了，就到桌子前叩拜月神嫦娥。据说嫦娥和玉兔住在月亮上，玉兔正用铁杵捣药。

炸炸、内蒙古人苏和、占卜师云、身上文着梵文的音乐人云龙都在这里。这些来到大理的移居者组成了我的社区，我是他们中的一员。我沉浸在一种从未有过的归属感中。此时此刻，我在外面呼吸着新鲜空气，而不是宅在房里上网，这种感觉真好。

第二天早上，我们都能睡个懒觉。国庆节的七天假是中国的公休日，也被称为“黄金周”。大多数城里人都在黄金周出去旅游度假。国内的旅游限制基本解除了（但国际旅游仍有限制），来大理的游客络绎不绝。他们租着锃亮的轿车环游洱海，坐缆车游览苍山，在自拍农场里拍照。大理古城再次成了摩肩接踵的“战场”，到处都是人山人海。

有些游客来体验远离尘世的生活。黄金周期间，这里专门为他们开设了一门特殊课程，名为“大理隐居生活”，在村里各个人家轮流举办。组织者是“蓝子宫”，这是一个由新大理人安琪成立的女性团体。安琪年纪尚轻，梳着麻花辫，背上文了太极图。她专门给那些想“嬉皮”一点的雅皮士们按摩，还提供健康咨询。这些从城里来的人只需花上几千元，就能享受一周的全套服务，广告说这种服务是“寻求自然生活方式”的关键。

第一天晚上的课程内容是水晶疗愈和打坐冥想，地点在小庆洞村的安琪家楼上，八位中年妇女，身着飘逸长袍，围坐在木地板上，中间点了支蜡烛，蜡烛四周摆了安琪收藏的水晶，尖角参差不齐，指向她们。我来时，大家沐浴在月光之下，像正准备施法下咒的女巫集会。八人一个个自我介绍。她们来自中国各地：北京、上海、昆明、成都等等。有些人提到了离婚，有些人的孩子不在家，有些人只是单纯想离开城市。大家都来到这里，想改变生活。深夜的寂静之中，她们闭目静坐，安琪带领她们冥想，让她们想象水晶的力量。

接下来四天，她们参加了宣传册上所说的各种“大理活动”。在OM山洞，丽丽带大家上了裁缝课，让大家自己设计、裁剪、缝制手包。大家在花园里摘蔬菜，从山上采野菜，然后一起在院里的石砌厨房做饭。安琪的男友是个法国人，长得很像凡·高，他上了一节尼泊尔唱碗课。布米是荷兰人，戴着银锁，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加入过拉杰尼什公社。大家来到位于半山腰的他家里，他办了场茶禅仪式，大家一起焚香。除此之外，这些人还跟银桥村的苏非派引路人一起吟唱，参加了狂欢舞蹈派对，徒步登山，用树叶和羽毛做王冠戴在头上摆姿势，“凡·高”给他们拍照，让他们在社交媒体上有东西可发。

在大理隐居的最后一晚，大家吃完烧烤，回到安琪家里，我和一位名叫凯西的学员聊了起来。她是昆明人，四十多岁，有点腼腆，眼中有种难以掩盖的哀伤。我问她为什么来参加这个课程，她只吐出两字：“心痛。”

凯西结婚二十五年，儿子已经上大学了。她抱怨城里的交通、噪声和污染问题，这些我听得耳朵都快起茧子了，但月上中天，更深人静，她谈起了更深层次的问题，她的抱怨越来越深：咳嗽久治不愈，晚上磨牙不停，时常焦虑万分，思维混乱不清，孩子不在身边，心中万千烦扰，而且，她早已不爱自己的丈夫。

“我觉得，他从未真正理解过我，”她低声承认，“我们结婚的时候还很年轻，我感觉他不知道女人需要什么。”三年前，她爱上了另一个男人，但那个男人并不爱她，她决定和丈夫继续维持婚姻。她只想得到关注，却被困在生活中。“我被关在二十一层高的金笼里，还被这个锁住……”她敲了敲自己的结婚戒指。

早上，蓝子宫观光团走了，回到了城里继续生活。

“我不能永远逃避。”离别之际，凯西说。她将回到牢笼中，继续工作，维持没有爱的婚姻。这里不过是她暂避风雨的地方。人们来来往往，大理并非他们永恒的避风港。在这里，他们得以窥见别样的生活，留下照片作为回忆。但住在大理需要花费，而他们自身也背负着责任。此刻，真正的隐居成了不切实际的奢望，这正是束缚我们的现实纽带。

游客在大理度过了黄金周的自由时光。大理欢迎游客重返自己的怀抱。大理旅游业的齿轮在国内生产总值的大盘上转动不停。个人梦想渺小，国家之梦宏大。

二〇一五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来大理考察。他探访了大理的滨水地带，站在湖畔村子里，远眺洱海，随后对一同前往的干部群众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将深远影响洱海流域的发展。

“一定要把洱海保护好。”

他针对的是水污染问题，特别是洱海的藻类暴发性繁殖问题，这是此行的主要议程之一，理论上来说，也是个不错的倡议。随着大理旅游业的蓬勃发展，所有新建客栈的污水都排入了洱海。在云南省会昆明，滇池已经被一层发臭的蓝藻覆盖。习近平希望洱海不要遭此厄运，并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新理念下推行更为严格的环境法规。

我第一次骑自行车环游，这里仍在进行改造。据报道，中央财政出资超过十亿元，对洱海进行保护治理，用大批挖掘机挖出连绵土丘、浅塘清波。已经完工的那块地，绿草如茵，中间有蜿蜒的小路，看上去与其说像原始湿地，不如说像托尔金笔下的夏尔。

习近平视察五年后，洱海水质得到了净化，藻类退去，苍鹭和白鹭盘旋。景色优美的岸边人行道旁，原本是当地人的住宅，现在开了民宿和咖啡店。中产阶级与环境保护的市场力量合二为一。

据媒体报道，村民很期待习近平总书记再来古生村。他们想让总书记看到这些年来这里的变化。

“……洱海越来越清，村子越来越整洁，大家的生活越来越好。”

在其他大大小小、或好或坏的方面，国家的长臂已经伸进了山里。山腰受到保护，禁止过度开采，但管制也越来越严格，当地干部有时会阻止人徒步登山。红字横幅在银桥村拉起，上面写着无微不至的国家叮嘱，与全国其他地方所差无几：

“坚守使命，不忘初心。”

“扫黑除恶。”

“勿忘党恩。”

在同一面墙上，还能看到旧时的政治标语：

“少生孩子多植树。”

“知恩、守礼、诚信、和谐。”

“建设文明大理。”

银桥村最近翻修过的政府办公楼墙上，印着鲜红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十二词，富强、爱国、民主、自由等，一应俱全。我最喜欢的标语是停车场后墙上隐约可见的一句话：

“等待徒劳无益，行动方见希望。”

大理居民的私人生活受到了商业上的侵扰，这在大理古城体现得最为明显。过去十几年，许多私人住宅和庭院式酒吧都已被淘汰。坏猴子酒吧里的争吵声、鸟吧里的嬉皮士、蜥蜴酒吧里安安静静的瘾君子都不见了——这些古老的小酒馆如今要么关了门，要么进行了商业开发，取而代之的是卖珠宝、小吃、民族披肩的旅游商店。政府颁布了新法令，规定所有商店的招牌都要统一采用毫无新意的黑匾金字，模仿丽江和香格里拉的旅游风格。古城的魅力渐渐被同质化，商业也受到监管。

地方层面，一些政策遭到了反对。在银桥村，村民和干部之间的争论是关于水的。从我那些邻居记事起，村里的自来水管就直接接入山泉水。泉水充足，也不要钱，可通过煮沸或紫外线消毒。两年前，水源换成了从外面管道输送进来的水，水经过了处理，含大量氯胺，口感不好，煮沸后还有白色渣滓。村民们怨声载道，纷纷去老青树旁边的井里打水，去寺庙旁的山泉水管装水。最终，当地政府屈服了，接回了山泉水。

土地管理更为棘手。大理的白族村落的土地不能卖给外地人，只能长期出租，当地人没法将其价值转化为资本。留在村里种田的农民越来越少，政府把许多农田租给了大型农业公司，大多是蓝莓产业公司。

改变自己。有时，清晨阳光正好，照在我身上，我似乎感受到了改变——我在大理找到了自己追求的改变，我们都在以不同的方式改变自己。有时，我觉得自己还是老样子。想起多年前，我在柏林火车站看到有个女人穿的T恤，T恤背后写着“人永远不会变”。这句话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我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认不认同这句话。

一年来，我一直努力改变自己的生活。搬来大理九个月，我终见成效。刚搬来那会儿，我在逃避旧事。现在，我在寻求新生。有时，回过头来看看五年前的自己，我甚至都认不出来那是我自己。那时，我觉得自己在不断变化，无论想不想改变，改变的速度都超出我的预料。但我的内核始终没有动摇。

山峦恒久不移，其变迁唯岁月可知。群山一直傲然矗立在我头顶，在村子后方陡然隆起，宛如给人类的挑战。很多时候，我在院里的藤椅上，在家里的书桌前看着它，做着爬上山顶的白日梦。我好几个朋友都爬到过山顶，就像环湖一样，这是大理的一种仪式。他们说，爬上两千米高的山顶要花六到八个小时，之后还得花三四个小时下山。春天的时候我就想爬到山顶，但一直拖着没动身，后来到了雨季，山路太滑，危险重重，我就没敢爬山。如今，曾经雾气笼罩的森林已全然干燥，我决定接受大山的挑战，在冬天来临之前登顶。

虽然可以用一天的时间上山下山，但我还是想在山顶多留一会儿。于是，我收拾好帐篷、睡袋、羽绒服、煤气炉，准备了晚餐，打算晚上在山顶旁边的峡谷露营，次日继续向南走十公里，然后再下山。

吃完早餐，我背着近四十斤的装备出发了。我先走到离家不远的佛寺，寺里香烟缭绕，我转身走上山路。眼前群峦绵延起伏，我开始登山。

村子正上方是一片梯田，十字路口旁有一排墓碑。我之前和小狗月亮一起跑步时来过这里。这一次，我没有转弯，而是径直向前，穿过坟地，走进繁茂的森林。这条路很好走，是一条深入山中的小道，村民走此道挖大理石，采杜鹃花，砍竹子，割草回去做饲料。山路陡峭，但阳光明媚，微风徐徐，沁人心脾，而我活力满满。

一条小溪穿过小道，我在溪边停下休息，吃了个三明治，给水壶加满了水。这次登山过程中，水不是问题，安全起见，我还带了紫外线消毒灯。整个下午，我都在茂密的松林中艰难前进，小道岔口很多，我用GPS查看自己的进度，还走错了一个岔路，在荆棘丛里摸索了一个小时才走出来。现在，我已经开始后悔自己打包晚餐的决定了——为了放纵自己，我带了半只鸡和一瓶红酒，打算在山顶享用——但我还是坚持了下来。

下午两三点，我到了海拔三千二百米的山峰，这是第一道假地平线。这里，松树逐渐稀疏，我能清楚地看到三阳峰，也就是银桥村正上方的那个山顶，我此行要去的地方。我向下走，又穿过一条小溪，然后往上爬，经过一个废弃的大理石采石场，白色石头层层叠叠摆在坡上。我还遇到了一对来此旅游的中国夫妇，我在这条路上只遇到了他们两人。他们正在拍摄脚下的绵延山谷。因为没时间在天黑前登顶然后下山，所以我继续前进时，他们折返下山了。

最后一段路尤为难走，要穿过一片竹林。茂林深篁，小道狭窄，与其说我在走，不如说在爬。双腿渐渐不听使唤，我暗骂自己负重太多。两个小时后，我有些绝望了，担心天色渐暗，不知道自己到底能否走到山顶。就在这时，仿佛我无意进入了秘境般，小道突然平坦，眼前豁然开朗，广阔水潭在眼前展开，旁边是郁郁葱葱的银杉。我到达了这一天的目的地。

山脊离我还有两百米，我打算在山脊笼罩下的湖畔过夜。我所在的黑龙潭是位置最低的。过了黑龙潭就是双龙潭——那是两个相连的湖泊，中间有一条树木成荫的狭窄地带，我就在此扎营。树林上方更高处，是黄龙潭。据传，这些水潭是龙的巢穴，有些龙作恶多端，有些龙保护山谷，不同的人说的版本各不相同。水从这里流出后汇入山溪，而山溪的水最终会流到下方很远的银桥村，成为我们饮用的水源。

我支好帐篷，生起炉子，天已渐渐黑了。我把带的鸡肉热了热，打开酒瓶，开始享用单人盛宴。头顶，星星颗颗亮起，满天繁星点点，我从未见过这么多星星。气温越来越低，但红酒暖了我的身子，我能感受到疲惫带来的宁静。

晚上实在难以入睡。山顶的气候跟山谷完全不同。夜晚，山顶气温急剧下降，寒风阵阵，当晚气温降到了零下十摄氏度。我把能穿的衣服都穿上了，外面还套了棉衣，然后再爬进睡袋，但还是很冷。我想起春天遇到的村民给我的警告：每年都有徒步爬山的人，没做好充足的过夜准备，活活冻死在山上。帐篷外没有任何声音，这么高的地方，连动物都没有，只有风声呼啸，冷气刺骨。我睡得很不安稳，天还没亮就起来了，这几乎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一夜。

我热了热甜豆罐头，冲了一杯咖啡作为早餐，黎明的曙光照在峭壁上，山峰沐浴在澄澄晨光之中，气温回暖。我从未如此感谢阳光。收好帐篷，我赶紧爬上自己仰望过千万遍的山脊。周围只剩低矮的灌木，脚下是片针叶林。我绕过黄龙潭，登上海拔四千零三十四米的三阳峰。

在此俯瞰，我第一次目睹了大理山谷的壮丽全景。洱海南北长约四十公里，自下关镇延伸至上关镇，大理古城便在其中，村落农田星星点点。隔水东望，山峦巍峨，鸡足山于其后若隐若现。北眺远方，云雾弥漫之中，丽江旁的玉龙雪山隐约可见，距我约二百公里。立于高山之巅，我的内心满是喜悦，回忆起对这一刻的无数次幻想。可最终登上山顶时，一股悲凉却悄然涌上心头。我在此也并没有顿悟，只看到了之前期待过的风景。站在这里，我的第一个念头是：是时候动身下山了。

从三阳峰出发，一条岩石小径一直延伸到邻峰兰峰。我沿着山脊线向南走，经过雪人峰和应乐峰，来到中和峰。这里有座建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电视塔，走过电视塔，山脉南边的景色映入眼帘。此处有玉局峰与洗马潭，据说忽必烈曾率领大军在洗马潭饮马。再过去就是马龙峰，这是苍山的最高峰，但山势陡峭，无法徒步攀登。过了马龙峰，苍山就开始往下延伸，直到山谷。

我周围是岩石堆、灌木丛——严格来说，应该是高山草甸，稀稀疏疏，被风吹扫。这里有我从未见过的蓝色兰花，还有刮伤我小腿的蓟草。这条路是几十年前在山脊上开辟出来的，因几起意外死亡事故，现已禁止游客踏足。这段山路并不难走，但我还是出现了高原反应：头痛、眩晕、恶心，前一晚喝酒也没起到什么好作用。不过一回到针叶林处，这些症状就消退了。

其实下山的路比较平缓，如果我膝盖没那么酸的话，走起来还是比较轻松的。我走了一段上坡，穿过雾蒙蒙的竹林，仿佛身处精灵王国。小鸟叽叽喳喳，松鼠吱吱叫唤，除此之外，几乎看不到动物的踪迹。我有些在大理待了很久的朋友，看到过野猪和小熊猫，在附近的山上还遇到过麂子和黑熊。下到海拔两千六百米高的地方，穿过玉带云游路，我碰到了孤身一人来观鸟的女子，她包里放着仿鸟鸣的哨子，脖子上挂着相机。我们悄声聊了几句，她给我看自己拍的白腹锦鸡。然后，她示意我继续赶路，担心我们在这里会制造噪声，打扰鸟类。

我沿小路往前走，大脑处于放空状态。猛然间，一只硕大的黄色鸟儿掠过小路，遁入我身边的树丛中歇息。我只瞥见了它金黄的羽毛和锈红的腹部，它的身体足有一米长。我脑海中瞬间闪过念头：这莫非就是传说中涅槃重生的凤凰？不过后来我确认，这应是难得一见的中国“特产”：红腹锦鸡。

黄昏时分，我回到了家。背酸腿痛，心里却很充实。我成功登顶而归。现在，我坐在院中仰望连绵山峦，对大山有了新的认识。最初，苍山的神秘吸引我来到大理，我一直梦想着站在山巅，想象自己脱胎换骨。现在我已经做到了，无须再寻觅那虚无缥缈的避世桃源。

皓月缓缓升起，于夜空中画出一道弧线，我回想着搬来大理后的点点滴滴。目光紧随月亮，见它越过幽暗林海，攀上暗淡山峰。然而，我寻找的答案并不在云里。我想要的，只在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