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供职于波士顿郊外的塔夫斯大学,在那里讲授日本文学课。美国的大学有种叫“Office Hour”的制度，每周一次。在这段时间里，学生可以自由地拜访老师，随意畅谈。不同国籍的学生在Office Hour期间来到我的办公室，喝着咖啡啃着甜甜圈，海阔天空地闲聊。

一天，一位女生跑来说：“请您帮忙看看我写的小说。”我回答“行呀”，便看了。我一般不做这种麻烦事，可因为是Office Hour，差不多的事也只得慷慨允诺。尽管是用英文写的，好在并不长，也不是詹姆斯·乔伊斯那般讲究的文体，很容易读。她是为Creative Writing（创意写作专业课）的作业而写的。

作品从整体上来说，虽然难说是佳作，但也有几处出色的地方。用于说明的部分稍嫌冗长，但其他内容很生动。这样的作品容易评论，我可以说“这个地方写得很好，这地方不好，所以这里这么修改就行啦”。但如果整体上很平均，看起来“还算凑合”的话，那可就让人犯难了，因为无法提出忠告。

听我这么评价之后，她露出困惑的表情，说：“可是，村上先生，我们班的老师说的完全相反。”

就是说关于她的作品，我赞美的部分，恰恰被那位女教师批评；而我批评的部分，反倒被女教师赞美。她这么一说，我便尴尬了。我又不能批评她的导师，于是含糊其词地蒙混过关了事。后来的事情我就不清楚了。

我在这里想说的是，创作就是这么回事。这固然是个极端的例子，不过什么算好什么算坏，因为场合不同对手不同，可能会相差万里。基本没有不可动摇的价值基准之类的东西。也就是说，由于师从不同的人，小说的写法可能会完全不一样。可怕啊。

不过，其实也没那么可怕。因为归根结底，人只能把与自己身材相符的东西穿在身上。不合体的东西即使勉强穿上身，用不了多久也自然会掉下来。因此将不合适的东西强加于人，或许也可以称为出色的教育。但要为此支付高额的学费，可就有点让人受不了啦。

我有时觉得搞搞Office Hour也不错。晚秋的午后，坐在大学狭小的研究室里，喝着纸杯中淡淡的咖啡，等待着谁来跟我聊天。偶尔这样也挺好的。

不过，有句话说来好像有点任性：最好别把您写的小说带来。

本周的村上 邓肯甜甜圈店退出日本，已经过去了漫长的岁月。这是国家性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