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在想，我们的女性主义前辈们，尤其是那些经历过甚至曾投身于“第二次妇女解放运动”中的人，是如何看待给男孩的教育的？20世纪60年代末起，这一妇女解放运动席卷了西方，女性主义者们接过前人手中的火炬，在其所争取到的公民权利（选举权、教育权）的基础上，继续捍卫女性支配自己身体的权利（避孕、堕胎、性自由），她们对夫妻间和家庭中的父权制结构提出了质疑，并起身反对性暴力和家庭暴力……这场斗争可以用一句口号来概括：个人的即政治的（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在这样的背景下，儿童教育被放在了什么位置呢？在妇女解放运动的众多小组中的某个聚会上，当她们谈论自己与母亲的关系时，是否也讨论了自己的教育实践？在《直面杂志》（La Revue d'en face）或《格里芬手册》（Les Cahiers du Grif）等女性主义出版物中，她们是否像谈论性、家务劳动或家庭暴力一样谈论过教育？

如果我们对关于这个问题的少数研究还心存信任的话，就会明白情况并非如此。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社会学家萨比娜·福蒂诺（Sabine Fortino）就研究过这个问题并指出，围绕教育问题呈现出了“大面积沉默”甚至是“不去想”的现象[“De filles en mères.La seconde vague du féminisme et la maternité,” Clio, 1997.]。这倒不是因为“邪恶的”女性主义者天生就讨厌孩子（我已经看见她们在摩拳擦掌了），只是在那个时候，女性们正专注于自己的解放。当她们论及教育时，也总是指向女孩，对男孩的教育并不在其辩论范围内。

如今，这些女性主义前辈们也上了年纪，与我们的母亲甚至是祖母年龄相仿，她们中准有人养育了儿子。那么，她们是如何摆脱困境的？她们在多大程度上挑战了从前盛行的为男孩制定的规范和教育方法？她们是什么样的家长？历史没有给出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图景很难令人感到满意。

“你妈是女性主义者？哇！那可真够你受的！”看吧，总的来说，这就是我最常听到的话，人们的语气都既遗憾又震惊。要知道，对我们这代人来说（我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母亲是女性主义者并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事。这更像是某个我们在青少年时期谈论的令人羞耻的秘密话题，甚至是都市传说。连我自己也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会把女性主义母亲看作某种狼人，某种毛茸茸的邪恶生物—我们从未亲眼见过（感谢老天），但我们明确知道它们存在，因为“朋友的朋友”曾经见过。当然，他们是在没被生吞活剥的情况下见过。前不久，有个朋友告诉我：“你知道吗？我哥们儿马里于斯的妈妈是个女性主义者，那种真正的女性主义者哦。说实在的，那家伙很受打击，和他都不能提这事。”好吧，一个可怕的有阉割情结[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女性是被阉割的男性”，女性的阉割情结表现为因缺少阳具、有阉割焦虑而歇斯底里。而以波伏娃为主的女性主义者证明，女性并非他者，弗洛伊德的视角是父权的、局限的。]的女性主义者……这种观点由来已久了！

久而久之，我开始怀疑，我们对这些母亲的印象是否完全是扭曲了的？如果是，倒也没什么可惊讶的，女性主义者总是被简化成各种带有讽刺意味的形象，比如歇斯底里的女妖、被压抑的女同性恋、“婊子”或是怀有阉割情结的厌男者（是的，这些都是）。即便如此，在系统地听到这些关于女性主义母亲们的负面描述后，我还是不禁自问，真的是这样吗？这就是作为一个女性主义母亲的意义所在吗？说实在的，还要多谢这些人提醒，我的答案是否定的！

极少有人会去关心女性主义母亲们具体是怎样为人母的。社会学家卡米耶·马斯克莱（Camille Masclet）是其中之一，她也是法国唯一对此问题进行过专项研究的人。八年间，她一直在追问“第二次妇女解放运动”的活动家们是如何把她们的女性主义财产传递给子女们的。为了完成论文[Camille Masclet,“Sociologie des féministes des années 1970.Analyse localisée, incidences biographiques et transmission familiale d'un engagement pour la cause des femmes en France” (thèse en science politique et sociologie, universités de Lausanne et de Paris VIII, 2017).See also:“Camille Masclet et la transmission familiale du féminisme,” Nouvelles Questions féministes, n° 1, vol.37, 2008]，她拜访了42位1970年至1984年间活跃于里昂和格勒诺布尔的女性主义者（以及其中15位的子女们）。一个突出的发现是—用她们自己的说法—她们不想表现得像个“老兵”。“总的来说，她们很少给孩子讲自己在那些运动中做了什么，参与了哪些斗争……她们不希望自己激进的过去给孩子带来压力。”当我们坐在一个小酒馆里交谈时，卡米耶·马斯克莱这么告诉我。

然而她也观察到，她们经常向伴侣分享自己的信念，而这些信念又对家庭生活产生影响。通过她们与伴侣和孩子的互动，这种女性主义财产得以传承。但是相比起儿子们，这种传承在女儿们身上更为明显。对女儿，她们毫无保留地分享了自己的女性主义价值观，相反，在面对儿子时她们的表现更加微妙，甚至是彻底地自相矛盾。“其中一位母亲对我说：‘我先有的是女儿，我自信养育她会很简单，因为我的经验是有价值的。但后来，我的儿子出生了，我意识到自己似乎在努力对抗我的经验理论，这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了。’能感觉到相比起女儿，她们和儿子在一起时更加敏感，也更容易动摇。”卡米耶·马斯克莱直接指出了这种自我审查的效应。

即便这些妈妈是女性主义者，她们也不想走得“太远”。“男孩的‘脆弱性’被不断提起，但这种表述很大程度上源于无意识，并与这些女性自身的社会化方式有关。毕竟，她们也是以非常传统的方式长大的。”卡米耶·马斯克莱分析道。以至于现在，在面对如何养育自己的儿子时，这些女性主义母亲感到非常矛盾。她们感到双重的内疚：既自责没有以足够女性主义的方式抚养儿子，又害怕做得太过头了。

因此，严格来说，这些参与了“第二次妇女解放运动”的妈妈们不但没有打破任何传统模式，甚至还复刻了她们自己接受的许多教育原则。在进退两难间，她们并没有对教育男孩的方式进行彻底的改革。不过，她们还是与伴侣一起采用了一些比较创新的育儿方法，依靠反对刻板印象和赋权来支撑她们的教育方式。对于她们的儿子，这些家长有两点格外重视。

首先是参与家务劳动。这已然是一场小革命了！“让这些未来的男人自主地完成他们本应完成的家务，是她们那代人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卡米耶·马斯克莱对此强调。

其次是与暴力的关系。这些家长不希望激发儿子的侵略性。比如，他们不会买跟战争有关的玩具，或者面对不同性别的孩子时，会采用不同的方式与他们讨论暴力：鼓励女儿正当防卫，劝诫儿子不要打架。卡米耶·马斯克莱进一步解释：“一般来说，会这样做的人都自称是非暴力的。但更普遍的情况是，她们警惕着被认为有支配性的男子气概行为。”

在没有理论指导或集体运动支撑的情况下，这些女性主义父母还是以自己的方式将孩子抚养成人了。总体而言，他们的孩子比老一辈人更具有平等意识，更不容易进行性别歧视[Ouvrage collectif, Femmes et hommes, l'égalité en question (Insee, 2017).]。如今，这些女性主义者的后代们也到了做父母的年纪，该轮到他们思考：在这个鼓励男孩高枕父权制温床的世界中，如何才能抚养出性别歧视不那么严重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