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不点儿”出生后，我意识到了这种对刻板印象的无休止的追击是多么令人疲惫，同时，我也知道这个任务无比艰巨。我必须时刻警惕，不断解释，有时甚至需要耍耍滑头，以避免这种无情的性别歧视谬论全面吞噬我的儿子。但我没有算到的是，这么做所需要的情感投入有多大。我已经习惯了和朋友激烈争论，也习惯了马塞尔叔叔带刺的话。但是当（我们最亲爱的）奶奶不断重复“男孩不该玩洋娃娃”时，又或是当我最喜欢的表亲（再一次）送给孩子一件印有“未来海王”的连体衣时，我却什么话也说不出。

因为我知道，他们并没有恶意。事实上，研究员玛丽·迪吕−贝拉（Marie Duru-Bellat）将我这样的行为称为“以弃权的方式进行的性别歧视”[她在“L'école sexiste par abstention.Production/reproduction des stéréotypes sexués: quelle responsabilité de l'école mixte?”一文中，以学校为背景谈到了这一点。本文收录于Sandrine Dauphin et Réjane Sénac (dir.), Femmes-hommes.Penser l'égalité (La Documentation française, 2012)。]。也就是说，面对性别歧视，如果我们不对此采取积极行动，就等同于怀揣着最大的善意重蹈性别歧视的覆辙。

儿童平等发展研究所的创始人维奥莱纳·迪特罗普−沃特西诺斯在电话中向我解释：“在性别歧视的大背景下，大多数时候，人们会在完全出于善意的情况下再现性别秩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必要原谅自己和他人。我们得先了解自己正处于怎样的进程中，以免失去理智。既要了解过去与现在我们在性别歧视的机制中是怎样成为利益相关者的，也要了解我们是如何遭到性别歧视的，以便我们能做出改变并采取行动。要知道，每个人反思或内化的阶段都不是同步的。牢记这点非常重要，它能使我们冷静下来。”

在与她交谈的过程中，我明白了一件事：成年人会出于善意而复现性别歧视。当他们对我们的儿子说“你是个男子汉”，或给他买一辆蓝色汽车（又来了！）时，并不是为了激怒我们，而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在做正确的事情（当然，不和谐的家庭关系除外）。没有必要因为一点儿错误就去回击他们。我经常发现自己扮演了“女权公仆”的角色，每当面对大声且清晰地捍卫自己的信念的人时，我就不得不降低自己的声调。永远处于对抗状态是没有任何好处的，很快就会让人筋疲力尽。况且，这根本就行不通。我关心的是尽可能消除常见的性别歧视，而不是让它成为一个恒久处于冲突中的议题。为此，硬碰硬可使不上劲。

我还记得我们给儿子找到保姆的那天——谢天谢地，我们终于能解决托管的问题了！面试很快就结束了。她是一位刚离婚的母亲，有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我们立刻就喜欢上了她。在我们讨论未来规划的时候，她向我们解释说，一直以来她照顾的都是女孩，因此，“小不点儿”将成为她家迎来的第一个男孩。不难看出，她想把工作干好。“我应该给他买些小汽车！”她笑着对我们说。那一刻，我脑海里所有的信号灯都变成了红色。我不确定到底是什么让我们吞吞吐吐，但我们还是转移了话题。被这种“善意的性别歧视”所刺痛的同时，我也对她的慷慨感到震惊。

从那时起，我经常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面对托儿所或日托中心的整个团队，如何才能在不树敌的情况下，努力遏制这些带有性别歧视的态度和评论呢？我们的儿子大部分时间都将在学校（或托儿所）里度过。在那里，他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与他的社会性别有关的刻板观念、规范和要求的影响。也是在那里，他将被告知要把自己打造成一个有统治力的男性。尽管我们可以坚定地或幽默地反击来自亲朋的性别歧视，但面对儿童保育专业人员，这个问题会变得微妙一千倍。没人会喜欢被告知他们有性别歧视的倾向。同样，也很少有人会欣然接受别人否定他们的专业素养。然而，我采访的所有人都一致认为：在面对性别歧视的情况或言论时，我们都得做出回应。但要怎么做呢？

在这方面，没有万能公式（如果有那就太简单了）。但是，如果我相信维奥莱纳·迪特罗普−沃特西诺斯的经验，那么“以善意回应性别歧视”就是一个已经得到验证的方法。如果希望自己的心声被听到，最好的方式就是积极应对（是的，即便你想大吼大叫）。根据维奥莱纳·迪特罗普−沃特西诺斯的建议，我们必须把握住每一个机会，以开放的方式处理问题，而不是受到规则的约束。当保姆提出要买小汽车时，我们可以趁机说：“太好了，这样孩子们就可以做更多的游戏了！不过，也不妨给我儿子推荐女孩们在玩的游戏吧。这样大家想玩哪个玩具都可以了。”这样的回应方式可以让我们与保姆都感到愉悦。事实上，这位保姆可能仅仅是没有想过女孩们也可以玩这些车。我们有责任将这个想法灌输给她，引导她把玩具分给更多的孩子玩，从而为她照顾的孩子们提供更丰富的教育方式。

好吧，没有人说过这是容易的事，有时我们也可能会重蹈覆辙。拿我自己来说，每次听到性别歧视的傻话时（其实是经常听到），我都没法保证自己不会翻脸。不过，表现出善意并不完全等于我们必须在所有情况下都要随声附和，重点是我们要利用这些问题来（稍微地）做出实际推动，即使这意味着必要时要迎头而上，和强势的一方起冲突。

我已经可以想象“小不点儿”放学回家，向我描述男孩在蓝色纸上画画，女孩在粉色纸上画画的那一刻了（是的，我确信这些做法如今仍然存在），或者告诉我为了让一门与中世纪相关的课程更生动一些，老师建议男孩制作剑，女孩制作花冠（没错，这也是真实存在的）。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了，我真得长吸一口气，然后才能找到合适的方式——当然是一个很友好的方法——不带个人情绪地向老师指出问题所在。

儿童平等发展研究所的维奥莱纳·迪特罗普−沃特西诺斯总是能给出好建议，她建议我们以不同的方式处理这个问题：与其总是发表关于平等、性别歧视或诸如此类宏观议题的高谈阔论，倒不如把孩子的切实利益作为讨论的核心。“我们当然可以质疑在学校发生的事情。不过，老师和家长的目标和任务是一致的，那就是给孩子们提供最好的教育，这也意味着，我们要为孩子们开辟多种可能性并保护好他们的自尊。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展开对话。”她进一步说道。

如果说对抗性别歧视的辩论容易变成争吵（不幸的是，肯定会吵起来），那就让我们换个角度切入——捍卫儿童的利益，这是一个更加难以反驳的论点。

举个例子，如果你的孩子在上协会式托儿所或家长式托儿所[协会式托儿所（Crèche associative）是由家长成立的协会性质的托儿所，由家长委员会管理。家长式托儿所（Crèche parentale）是由数个家庭自发组成的轮流照顾孩子的托儿所。]，你就可以建议幼儿保育专业人员了解这些性别问题，引起他们的注意[针对这个问题，可以参考给托儿所使用的户外活动工具箱（Facebook：Ouiti pour l'égalité, ACEPP Rhône），法国教育部所辖的全国教学与发展资源网络为教育专业人士提供的工具（www.reseau-canope.fr），以及一致协会和儿童平等发展研究所所提供的相关培训内容。]。如果你是中小学生的家长呢？你可以回顾一下国家教育系统为实现男女平等而设定的目标，并询问学校在这方面做了什么。

这并不意味着你会成功，也不意味着你能团结所有的学生家长加入你的斗争，但是，如果你能推动学校在年终演出中取消重排《白雪公主》的传统桥段，甚至交到一些女性主义父母做朋友，那总是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