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两性平等，男性是女性不可或缺的盟友

2014年9月，联合国妇女署发起了“他为她” 运动，呼吁男性参与争取性别平等的斗争。这个运动由女演员艾玛·沃特森代表发言，通过在社交网络上转发“#他为她”（#HeForShe）的方式进行，得到了许多男性名人（如演员马特·达蒙、歌手法瑞尔·威廉姆斯、时任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的支持。2015年，联合国妇女署又一次以“他为她：影响力10乘10乘10”（HeForShe Impact 10×10×10）为名重启动员，这次更多的是在鼓励政治、经济和学术决策者成为变革的推动者。一年后，法国女性权利团体“若尔热特·桑”[若尔热特·桑曾出版图书Ni vues, ni connues（Hugo Doc, 2017），呼吁反对“粉红税”。他们指出，在同类型产品中（包括且不限于洗发水、剃刀和玩具），卖给女性的产品售价往往高于给男性的。]发起了口号为“男性女性主义者” 的活动，以拍摄香水广告的方式，特写了那些致力于打击性别歧视和厌女症的男性。这种方式也提醒了我们，男性也可以是女性的盟友。

19世纪末，女性权利协会（l'Association pour le droit des femmes，1870年）的联合创始人莱昂·里歇尔（Léon Richer）正是当时抗议活动的主要组织者之一，以至于他被认为是“妇女解放之父”。（顺便提一句，我们从来不提“妇女解放之母”！）1910年，作家让·约瑟夫−雷诺出版了《女性主义入门》一书，这是一本充满幽默感的小册子（最近又被重新出版了[Jean Joseph-Renaud, illustré par Pénélope Bagieu, Petit Bréviaire du parfait féministe, ou comment répondre une bonne fois pour toutes aux arguments misogynes (Autrement, 2015).]），其中驳斥了厌恶女性的观点，抨击了关于争取女性权利者的偏见——憎恨男性，妄图将女人男性化，或者直接想将世界推向毁灭。

几乎是同一时间，以世俗人道主义而闻名的费迪南德·比松（Ferdinand Buisson）与其他三名男性共同创立了妇女投票权选民联盟（la Ligue des électeurs pour le suffrage des femmes，1911年）。在当时，女性仍被视为另一种未成年人，正是这些男性帮忙提高了公众对赋予女性权利的必要性的认知。凭借自己拥有的而女性被剥夺的（经济、政治或大众传媒的）权利，他们响应了女性的诉求，有些人甚至不惜为此违反法律。比如1970年代的一些医生，为帮助想要堕胎的女性而加入了堕胎和避孕自由运动（MLAC）。

有些男性已经在为争取性别平等而进行斗争，并且仍然在各处持续斗争，还有一些男性则是正在努力实现事实上的性别平等——真正的平等。比如1970年代由男性创立的男性避孕研究与发展协会（Ardecom）就是在致力于使节育不再是女性的专属责任。1997年至2013年间，混合城市协会（Mix-Cité）的男性成员和女性成员就不同主题开展了多次运动和动员，包括反对性别歧视玩具、反对真人橱窗模特的使用、反对强奸等，以提高公众对性别歧视和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认识。至于网站“大男子主义清零”，自2011年以来它就一直在汇集“致力于反对卖淫和争取平等的男人”。可以说，对男性来说，随时随地都有能为争取平权做的事！

当然，男性的参与有时也会让某些人咬牙切齿。即便是男性女性主义者，也免不了会有性别歧视的时候，他们经常会被指控掩盖甚至剥夺了女性的声音。无论他们如何进步和有学识，他们都有可能对遇到的女性表现出家长式的居高临下的态度，或在社会工作中再现男性统治机制。

尽管如此，事实仍然是，这些人就算受到了批评，也还在努力使世界变得更公平。无论他们称自己为“支持女性权利者”“反性别歧视者”“反父权制者”以及比较简洁的“盟友”，或是更加直白地叫自己“女性主义者”，他们都在提醒我们，两性平权不仅和女性有关。为了实现平等，男人也必须尽自己的一份力。男性有权利——更或是责任——去推翻性别歧视和男权统治。只有各司其职，各尽其力，才能带来改变，才能推动社会进步。

三十八岁的朱利安·巴尤（Julien Bayou）是那些致力于反对性别歧视的人之一，他供职于非营利组织，是欧洲生态绿党的发言人、巴黎法兰西岛大区议员。作为一名身兼多职的活动家[朱利安·巴尤是“不稳定的一代”协会和“志愿服务部雇员行动”工会的联合发起人，他积极参与了法国“黑色星期四”总罢工，还参加了“不眠之夜”社会运动，同时也为“基本收入”的实施和难民的援助问题而辩护。]，尽管他表示男女平等的原则对他来说一直是“既定事实”，但他也是直到二十多岁才开始称自己为“女性主义者”。“在我的家庭中，女性享有同样的权利是理所当然的，如果她们没有，我们就必须朝着这个方向采取行动。”虽然他的祖母从未宣称过自己是女性主义者，但她是1960年代末第一批成为市长的法国女性之一（她曾担任了十四年的村议员）。他对自己的母亲知之甚少，但知道她参与了1970年代争取堕胎权的运动。“我们家族中有一种无意识的传承，就是为性别平等而战。”朱利安·巴尤说。

尽管有着家庭传承，但直到与一位女性主义者相恋后，他才自称是女性主义者。“我和她在讨论时总是能达成一致，正因如此，我才意识到我也是一个女性主义者。”他在电话中告诉我。早前他已经为争取住房、实习、工人保护、生态等权益而参与了不同的活动，如今他又投身到一个新的领域并为之发声。“我参加了‘敢于同女性站到一起’（Osez le féminisme）的活动，与‘胡须’社团（La Barbe）一起开了几场动员会，还参加了许多争取堕胎权和同工同酬的示威活动。”他解释道。自2015年以来，他还一直与女性主义协会“胆大妄为”（Les Effronté-e-s）的创始人法蒂玛·比诺马尔（Fatima Benomar）一起抗争，要求法国政府公布因不遵守性别平等义务而受到处罚的公司名单。

他于2000年代末加入了环境运动，在这里，他的女性主义信念也同样得到了回应。“在环境运动中，平等的概念非常重要。为了能真正平等地选出党派代表，长久以来，我们都在采用性别均等的选举方法。”他说道。在内部集会期间，发言权在男性和女性之间平均共享。同样，发言人的角色总是分别委托给一位男性和一位女性。几年来，朱利安·巴尤一直与桑德兰·鲁索（Sandrine Rousseau）一起担任这个角色。后者是2016年自曝被法国国民议会副议长丹尼斯·鲍平（欧洲生态绿党前成员）性侵犯的女性之一。这在当时是爆炸性的新闻，包括对朱利安·巴尤而言也一样。他坦言道：“我被她和其他敢于发声的女性的勇气所打动，但同时我也看到了团体机构对正在发生的事情视而不见，这让我印象深刻。”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想法也在不断变化，但他从未停止对平权运动的投入，还在各个公共机构的门前发表自己的看法。他对不平等的敏感性和他对统治机制的了解也影响了他在日常工作中的一言一行。例如，当被邀请接受媒体采访时，（通常情况下）他会毫不犹豫地指出嘉宾都是男性，或者他会把他的位置留给女性同行。他还说，他十分注意不要打断与他同台的女性演讲者的发言—这是一种与“男式打断”[“manterrupting”是“man”（男人）和“interrupting”（打断）的缩合词，出现在美国专栏作家杰西卡·贝内特（Jessica Bennett）于201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社会科学界已重新意识到这一现象：许多研究表明（如Adrienne B.Hancock和Benjamin A.Rubin2015年的研究），男性更常打断女性对话者的发言，更少去倾听她们的话语。详见“Manterrupting, le sexisme ordinaire sur la voix publique,” Lemonde.fr, 2 mars 2017。]作斗争的方式。“男性打断”特指男性不断肆意打断女性发言的行为。同样，当他代表他工作的非政府组织面试时，他对性别问题“特别警惕”。“面对女性时，我会尽量避免马上作出判断。因为与男性不同，女性求职者通常会淡化自己的资历。”他根据自己的经验指出。

正如他自己所说，在以上这些思考与行动之外，他仍然有“一千个需要改进的地方”。“我是按照男孩的成长路径长大的，因此我身上仍然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例如，面对家务，我很难做到‘眼里有活’。有时在约会时，我也可能显得没什么情商。但我希望我在进步。”他承认道。在挂断电话之前，他强调道：“我的做法算不上勇敢。我既没有充当祭司，也没有成为祭品。”很明显，是这样的。

托马·朗瑟洛−维昂奈斯（Thomas Lancelot-Viannais）刚刚摘下他的激进主义帽子。四十八岁的他是1990年代后期出现的反性别歧视协会“混合城市”的联合创始人，现在则是巴黎一所高中的高级教育顾问以及两个孩子的父亲。虽然如今他确实没有太多时间去组织抗议活动或通过占领玩具店来谴责性别营销的影响，也不再频繁地投身于平权活动，但他仍然是一个坚定的女性主义者。他还提到，自己从年轻时就意识到了性别不平等的问题。

“我的初中是一所男校，而我就读的位于阿尔比的高中过去曾是一所女校，当时学生中大约有80%是女孩。学校规定，班主任要在每个班级指定一个女孩和一个男孩作为班级代表。出乎我意料的是，我被选中了。”他回忆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他又和其他四名学生一起被选入了高中理事会，而所有入选的学生都是男生，但是不要忘了，这可是一所女生占比为80%的学校。“这个问题随即被指出，就像女孩在文科生中的比例过高而在理科生中的比例过低一样。”他继续说道。托马·朗瑟洛−维昂奈斯被指派负责调查该问题，他随即便开始着手处理相关材料。那是1989年，当时还是年轻人的他意识到了，自我审查和性别隔离的影响无处不在。

但早在此之前，托马·朗瑟洛−维昂奈斯就已经意识到了女性面临的困境。他七岁时父母就离异了，他和两个兄弟都由母亲抚养长大。一个没有文凭还带着三个孩子的独身女性，在生活中不得不面对各种无法避免的困难，因此她无意让自己的儿子成为只擅长被服务的大男子主义男孩。“我没有被鼓励做一个有男子气概的男孩，更何况在成长过程中，我父亲的形象只是作为一个陪衬而存在。”托马·朗瑟洛−维昂奈斯回忆道。长期戴着两个耳环、留着长发的他，既没有踢过足球，也没有打过橄榄球；至于服兵役，则是在国防部担任文职工作。通过这一非典型的路径，他得以在男性模式的边缘塑造自己。

如今，托马·朗瑟洛−维昂奈斯将他的两性平权理念付诸日常行动之中。“私人领域是男性统治的核心地带。”几年前他曾在《解放》杂志上这么说。所以他决定从给孩子的教育开始，基于这一阵地展开抵制行动。他和妻子都很重视提供给孩子们的图书、电影、活动体验或玩具，他们尝试控制性别歧视的刻板印象给孩子们带来的影响。这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我们会尽我们的所能，就算有时摩比世界[原产于德国的知名组装情景游戏。]会赶在我们之前。”他笑着承认。他深知这场反对性别歧视的斗争与家庭有关。“我敢打赌，我儿子心中父亲的榜样就是会带他去音乐学院，会接他放学，会陪他做家庭作业的父亲。”这位言传身教的父亲说道。他们重新分配了传统中女性和男性的社会角色。在托马·朗瑟洛−维昂奈斯家，是丈夫忙前忙后，比如负责采购杂货和参加家长会。托马·朗瑟洛−维昂奈斯特别指出，在家长会上，他几乎总是唯一的男性。他说：“我太太比我年长，受过更多教育，她的收入也比我多，这决定了我们的家庭管理方式。再说了，即使分工不对称，这种情况也可以让我们更切实地思考性别平等的问题。”

他很清楚身边的人怎么看他：有的人不太理解他的选择。“作为教育顾问，我接受我的收入比我妻子的少，也接受我的社会地位不如我们的朋友或者熟人。”他给出了答案。是的，作为一个男人，推动（真正的）平等意味着必须放弃某些男性特权。对托马·朗瑟洛−维昂奈斯来说，这是他自愿接受的。“我不追逐金钱与豪车……这些对我来说已经不是问题了。”这位四十多岁的男士表达道，并继续指出，“如果我没有形成这些观念，我的自我认识可能会很糟糕。我一定会追求一种由男性身份认同所构成的社会认同感。但我认同的是我的平等和非男子气概的原则，因此我现在内心很放松。”托马·朗瑟洛−维昂奈斯言行一致，他直言不讳地强调：他是一个女性主义者，最重要的是，他对此感到很自在。

柯克·巴亚马：解构大男子主义

记者柯克·巴亚马（Kirk Bayama）起身反对男性统治并非命中注定，他踏上性别平等之路几乎算得上是偶然。当时，他还是一名就读于新闻系的学生。一天晚上，当他在用脸书时，偶然发现了一篇关于“烫胸”的文章。这是一种在喀麦隆很常见的习俗[在加蓬、刚果共和国、中非共和国和乍得等国也很常见。]，人们用炙热的，有时甚至是正在燃烧的物体熨烫年轻女孩的乳房，以抑制她们乳房的发育，从而防止引起男人的觊觎。如今，在喀麦隆，至少有十分之一的女孩仍在接受这种残忍的习俗[Étude sur la pratique du repassage des seins au Cameroun, Institut pour la recherche, le developpement socio-économique et la communication (inesco), 2013.]。然而，和我们中的许多人一样，柯克·巴亚马从未听说过这种习俗，甚至当他在喀麦隆生活时也没有。“十三岁到十六岁时我都在那边生活，后来才到的法国。”出生于金沙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他解释说。柯克·巴亚马就这样被他刚发现的事情震撼了，并随即开始资料的收集和编译工作。后来，他拍摄了纪录片《我们的乳房置我们于险地》（Nos seins nous exposent）。

“刚开始，这个项目主要是想在传媒领域中获得一席之地。”他承认。但是这个主题推赶着他，让他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通过深入研究现实中的“烫胸”，与受害者见面，柯克·巴亚马窥见了男性暴力的程度——在喀麦隆，但也不仅仅在喀麦隆。“正是研究这个主题让我开始怀疑我所接受的教育。”他说。

他回忆说：“在我年轻的时候，对我来说，妻子因为没有按时做饭或采购杂货就被丈夫打是很正常的事情，女人顺从于男人也是很正常的。男人做决定天经地义，没有可商量的余地。”他曾认为，男孩控制女孩的穿着，或侮辱不听话的女孩也都是正常的。他曾经有过这些大男子主义行为，如今却在与它们作斗争。因为现在他知道了，从常见的性别歧视开始的连续行为最终会导致对女性的暴力。“‘烫胸’就是这一切造成的后果。但是，一个人怎么能做到对这种暴力视若无睹呢？”他问。

现在，柯克·巴亚马已经觉醒，并开始谴责和反对将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合法化的支配关系。为此，他创建了“团结一致”（Tous unis）小组，号召人们抵制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并组织了关于家庭暴力或两性平等的集会，以吸引男性公众的注意。这个小组的目标是：鼓励男性正视、谈论并思考男性统治的问题所在，最好带动他们与男性统治作斗争。因为确实，要真正结束对女性的暴力行为，就必须先攻击父权制的根基。除了男人，还有谁能更好地完成这一任务呢？

柯克·巴亚马每天都坚持对自身的“解构工作”。这并不容易。他自己也承认，仅仅在几年前，他还是一个“大男子主义者”，就是那种会歧视、冒犯女性的人。而现在，

他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自我的更新、提升，以摆脱旧习。“以前，我常常对女性的外貌评头论足，现在，即使我想，我也会克制住自己。”他看待女性的方式改变了，与她们交流的方式也改变了。这位记者指出：“不要打断女性，让女性表达。也不要再使用某些含有性别歧视或侮辱性的词了。”

他也检讨了自己在伴侣关系中的习惯。他说，对于他的伴侣，他不再强求自己一定要在言语上占上风，尤其是当错的一方是他时。此外，他也在尝试更多地倾听女性的声音，尽管不得不承认，有时他也不知道该做出何种反应。他坚信：“当我明白了过去我与女性的相处中存在一种支配关系时，我就必须在行动前多加考虑，以确保自己不会回到过去的模式。找到自己的位置并不总是那么容易。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变得更自然而然。”

事实上，女性主义不仅改变了他与女性的关系，也改变了他与男性的关系。“通常，和男人们在一起时，如果话题有关女人，我就总能听到性别歧视的、贬低女性的言论。我现在无法容忍这一点，所以每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会立刻大声、清晰地表达我的观点。”这位三十来岁的年轻人说。身为男性而谴责其他男性的性别歧视言论或彻头彻尾的厌女言论——男人也可以具体地捍卫平等！对此，柯克·巴亚马很是清楚。他在电话中继续说道：“我不是来向女性解释为什么她们应该争取女性权利的！我的任务是向男性喊话。”所以，曾经的大男子主义者也可以为女性发声。正如我们所说的：改变世界永远不会开始得太晚！

觉醒的占着优势地位的男性，女性主义者们的儿子，媒体中的行动者，某位不知名的男性……如今，他们都在努力解构性别歧视机制。在或嘲笑的、或讶异的、抑或钦佩的目光中，他们去接孩子放学，承担家务劳动，改变朋友的性别歧视观念，重视女性的声音。总之，他们都在试图将自己的平等原则付诸实践。在这里，我们所谈论的不是某个罕见的完美男人——那种你在现实生活中从未遇到过的完美男人。在这个充满性别歧视的世界中成为女性主义者，尤其是还要去化解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教育，意味着他们要对自己提出苛刻的要求。但这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好处，特别是使他们摆脱了男子气概强硬的指令。通过拒绝让自己受制于性别的枷锁，这些男人可以培养出一种从容的男性气质，摆脱必须有所成就的义务。这是一种不需要通过贬低女性以拔高自己的男性气质，一种最终使真正平等的世界成为可能的男性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