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比女性主义母亲更不被人熟知的是她们的儿子。“第二次妇女解放运动”中那些激进分子的儿子们后来怎么样了？他们是否真如我们偶尔听到的那样，在所接受的教育中“找不到北”？或者是否正相反，他们将父母给他们反复灌输的平等价值观内化了？社会学家卡米耶·马斯克莱对这个问题充满兴趣。为了撰写关于女性主义家庭传承的论文[Camille Masclet,“Sociologie des féministes des années 1970.Analyse localisée, incidences biographiques et transmission familiale d'un engagement pour la cause des femmes en France” (thèse en science politique et sociologie, universités de Lausanne et de Paris VIII, 2017).]，她寻访了一些这样的男性。她首先观察到的一件事就是，他们并没有因所受的教育而“受到创伤”。在我与卡米耶·马斯克莱的会面中，这位研究者向我证实了这一点：“我遇到的这类男性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了不同的特质和立场。虽然不是所有人都成了平权活动家，但总的来说，他们对两性平等并不排斥。”

他们都在不同的程度上接过了上一辈传承下来的某些东西，即便是那些对自己父母批判得最厉害的人也不免于此。在她采访的男性中，只有一位对妇女解放运动及其遗产持反对态度。这位男性是“五月风暴”[指发生于1968年五六月的法国学生运动，旨在反对官僚主义、资本主义、消费主义、美帝国主义，以及反越战等。由于法国政府的暴力镇压，运动由初期的学生主导迅速扩散到工人阶级中，在约七个星期的时间里，法国出现了大量的总罢工、游行、占领大学及工厂的行动，几乎导致当时的法国政府垮台。“五月风暴”是法国在20世纪最为重要的社会运动，也被视作法国文化、社会及道德上的转折点，它深刻影响了随后于1970年代蓬勃发展的法国妇女解放运动。]参与者的后代，父母的离异在他内心留下了烙印，加上深受多年的贫困社区生活之苦，他最终站到了家人的对立面，并彻底拒绝了他们的价值观。然而，这位四十多岁的男士还是接纳了某些原则。比如，对他来说，女性无疑有权自由处置自己的身体，她们的堕胎权也是如此。他还表示：“我认为我不应该干预与女性有关的事情。”[Camille Masclet,“Le féminisme en héritage? Enfants de militantes de la deuxième vague,” in Politix, De Boeck, 2015/1 (n° 109), pp.45-68.]这句话证明了他所接受的教育确实在他身上留下了印记。

统观卡米耶·马斯克莱遇到的男性，无论只是单纯、笼统地持有反性别歧视的价值观，还是采取了真正的平等主义做法，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继承了女性主义的理念。如今，这些对女性主义的传承正通过不同的形式被表现出来。其中一位男性表示，对平等的承诺意味着每天做饭并分担家务，就像他的父亲一样。另一位男性则解释说，自己放弃工作是为了照顾三个孩子。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直接宣称自己支持女性争取平等权利。基于他们的个性、亲密关系史和个人经历，这些男性并非都从各自的家庭传承中保留了相同的东西。不过，即使他们所接受的平权教育不一定会使他们成为坚定的、争取性别平等的活动家，事实也证明，这种教育并不是白费力气。

他们会更倾向女性主义吗？为什么？

虽然这些男性的父母都希望他们能对性别歧视更加关注，但他们也没有全都成为女性主义者。当然，他们自我构建的方式中有一部分可以通过家族历史和个人经历来解释，但这同时也与他们所处的整体环境有关。社会学家卡米耶·马斯克莱认为，平权教育不仅关系到教育实践，“除了父母手边能够运用到的东西（比如玩具、童书等），其他更为琐碎的事情也能在平权教育上发挥作用，比如家庭的育儿模式和做法——虽然父母并不总是能做到言行一致；还有影响家庭环境的因素（例如，母亲有几个好朋友是女性主义者）；又或者，通过书籍、对话使女性主义在家庭中随处可见”。这一结论向我们揭示了两件事。首先，养育女性主义男孩的责任不应该只落在父母的肩上——整个社会都必须支持这一行动。其次，最好可以让人们通过多样化的方式了解女性主义，比如一场反性别歧视的戏剧，一个呼吁性别平等的节日活动，或是一个关于历史上伟大女性的展览等。

在数年研究得出的结论的基础上，卡米耶·马斯克莱还强调了外部联系的重要性（如家族、朋友、社交网络、大学院校的性别研究……）。这些“盟友”通过支持，甚至是更新在家庭领域发展起来的话语和实践，在孩子接受父母的女性主义思想传承方面起到了真正重要的作用。因为孩子们很快就会进入更加复杂的世界（例如学校）去发展自己，在那里他们所听到的与在家中所听到的完全不同，因此上文所提到的外部联系就显得更为重要了。对此，这位社会学家举了一个例子加以说明：“我想起了一个男孩的例子，他的父母都是很坚定的女性主义者，但他从小就在一个非常典型的男孩群体中长大（他们常常参加体育运动、踢足球等）。最终，他形成了非常传统的男性气质。”

另一方面，今天积极反对性别歧视的男性，往往都与那些在性别议题上活跃的人物有过交集：号召女性解放且言辞犀利的阿姨、身为女性主义者的女友、人权活动家朋友，或是非常重视性别多元的体育老师……“（女性主义的）成功延续，往往靠的是多方面的共同努力。”卡米耶·马斯克莱补充道。即使他们身边没有女性主义者，也不会错过被影响的机会！因为有时只需要读一个动人的故事，看一本有冲击力的书或是遇见一个性格可爱的人，就会让一个有平等意识的男孩也决定加入争取平等的战斗。

让我们告诉孩子们：不，女性主义不仅仅是1970年代的老派活动家或者“妈味”十足的东西，它也是尼日利亚作家奇玛曼达·恩戈兹·阿迪契的畅销书、维尔日妮·德庞特（Virginie Despentes）的摇滚文学或碧昂丝的现场演出，还是艾玛·沃特森、演员马克·鲁法洛、喜剧演员韦里诺（Verino）或说唱歌手诺基亚公主（Princess Nokia）的发言。性别平等不仅是热门话题，还是很酷的事情！

惊讶也好，不相信也罢，总之，身为男性的女性主义者确实存在！从19世纪末争取性别平等开始，就一直有男性与女性一起进行活动。为了争取女性的投票权、堕胎权，为了分担家务劳动或反对家庭暴力，更是为了结束男子气概的统治，这些男性一直在行动。他们是如何成为女性主义活动家的？是什么促使他们在生命中的某个时刻参与到这一似乎与他们没有直接关系的事业中的？社会学家阿尔邦·雅克马尔（Alban Jacquemart）想了解这种“在统计中占少数且社会中不太常见的现象”的根源，并为此专门撰写了一篇论文[Alban Jacquemart,“Les hommes dans les mouvements féministes français(1870-2010).Sociologie d'un engagement improbable” (thèse en sociologie, 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2011).]。在这篇论文中，他主要关注的是从1870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建立起至今出现的积极争取性别平等的男性——他们充满激情又富有启发性。

且不管这些男性所处的年代和他们的画像如何，在他们参与到这一事业的过程中，有两个因素是必不可少的。他们从童年或青年时期就敏锐地意识到了女性的权益问题。“要么是因为他们离女性的世界很近，在被女性抚养长大的过程中，他们近距离地目睹了男性统治的后果。要么是因为在学习或工作中，他们也经历着女性所经历的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他们能够感知到女性的感受，在人生的某个时刻上，他们觉醒了。”在电话中，他这么告诉我。

然而，意识到不平等并不足以解释为何他们要采取行动。赞成性别平等是一回事，投入时间、精力（有时甚至是金钱）来捍卫它则是另一回事！通常，决定积极参与这项事业的人从前都有过作为激进主义者的经历。“几乎所有人都（在政党、工会、社会运动等中）积极参与过活动。在这些早期的政治性参与中，他们与有组织地进行斗争的女性主义者相遇了。通常来说，有这一次相遇才会有他们后来的参与。”阿尔邦·雅克马尔继续说道。无论他们是在一个有政治背景的家庭中长大，还是曾在大学里学习过政治，或者是加入了工会，这些女性主义者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首先都是行动者。

但他们的参与程度也取决于他们所处的社会政治背景。妇女解放运动的可见度越高，男性参与的可能性就越大。“如果我们处于一个女性主义是地下的，且只能得到少数边缘团体支持的时期，而政治和媒体领域对这些问题又缺乏兴趣，那么行动者们将不太有机会与妇女解放运动相遇。”阿尔邦·雅克马尔强调说。相反，激进活跃的时期将促进斗争的融合并促使男性支持妇女解放斗争，正如目前在西班牙，“愤怒者”运动和反对经济紧缩政策的动员成了重新点燃妇女解放斗争的导火索。

最后，这些男性的父母是否是女性主义者与他们的参与意愿几乎没有什么关系。阿尔邦·雅克马尔进一步指出，他们中只有少数人的母亲是激进的女性主义者。一方面，正如他所说的那样：“并非所有女性主义行动者都会培养出好斗的孩子，相反，也并非所有女性主义行动者都是女性主义者的孩子！”另一方面，阿尔邦·雅克马尔接触的近半数的被访者都表示，他们曾接触过摆脱了束缚的女性，以及（或）他们是在比较能够践行平等观念的家庭中长大的。这表明，他们童年时期所遇见的标杆也影响了他们后来的道路。

但最根本的问题是：身为男性的女性主义者在这场战斗中得到了什么？为什么这些男性要参与废除父权制（以及随之而来的男性特权）的斗争？参与在这种会让他们遭受嘲笑和批评（甚至包括来自女性主义者群体的嘲笑和批评）的斗争，能让他们获得什么样的满足？阿尔邦·雅克马尔对这些男性女性主义者所表现出的显而易见的矛盾兴致盎然。经过仔细观察，他最终将受到不同动机驱动的男性女性主义者分为了两大类。

其中一类男性属于“人文主义论调”，他们对经济、社会、环境中的不公正非常敏感。他们既捍卫妇女的权利，也反对种族主义，反“恐同”，并为儿童权利或生态环境进行着斗争。“男女平权议题是更宏观的政治议题的一部分。对这类人来说，重要的是实现更平等的社会所带来的满足感，以及为整体事业添砖加瓦的事实。”这位研究者这么描述。

另一类则是那些将自己置于“身份认同论调”中的男性。他们主要谴责的是分配给女性和男性的社会角色，并动员更多的人反对性别刻板印象。“在这种情况中，性别认同问题才是他们投入这件事的逻辑的核心，但这并不意味着性别平等问题会被搁置。基于个人经历，这些男性宁愿将女性主义视为一种对自我实现的支持，它能使男人和女人都摆脱性别规范的重压。”阿尔邦·雅克马尔继续说道。

终有一天，这些男性会退出舞台。

与一直在战斗的女性主义活动家有所不同，多数情况下，性别平等只是他们激进主义旅程中必经的一步。但即便如此，当他们停止战斗时，他们仍然是女性主义者，仍用自己的方式践行女性主义。“有些人会坚定自己的女性主义意识形态。他们会持续关注妇女解放运动及其相关问题，阅读与该主题相关的研究论著。这成了他们思维方式的一部分。”这位社会学家说道，“还有一些人表示，他们会通过私人生活或职业生涯以另一种方式积极行动，比如，注意分担家务，或确保他们妻子的事业不会被置于家庭的次要地位。”

通过关注女性的发声，通过大声驳斥玩笑和性别歧视言论，通过申请育儿假……无论是在咖啡机前，还是在家长会上，这些男性都在继续捍卫着性别平等。事实上，他们的做法恰恰表明了女性主义者不是只有激进。不仅如此，他们还提醒了我们，男性也可以在日常生活中采取具体行动，结束影响着世界各地女性的不平等和暴力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