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傍晚，我在电话里婉拒了埃利奥特的接车，独自安然抵达布拉德利夫人的宅邸。先前有人来拜访我，耽搁了一点儿时间，因而到得稍晚了些。上楼梯时，客厅传出阵阵喧哗让人觉得晚宴规模不小，于是当我发觉连自己在内仅十二个人时便大感意外。布拉德利夫人身着镶珠硬领的绿缎晚礼服，显得雍容华贵，而埃利奥特裁剪入时的装束也尽可能地显现着他个人的优雅。我同他握手时阿拉伯香水味扑面袭来。他把我介绍给一位高大偏胖的男子；那人红脸膛，穿着晚礼服显得有些忸怩。他就是纳尔逊医生，不过那时我并不以为意。其他人都是伊莎贝尔的朋友，但他们的名字我一听便忘。女孩子们都年轻俊俏，男孩子们也玉树临风。唯一给我留下印象的是个小伙子，也只因为他格外高大魁伟，长着宽阔的肩膀和足有六英尺三四英寸的个头。伊莎贝尔样子楚楚动人，身着一袭白色丝质窄底长裙，遮住了丰满的腿；衣裙的款型显露出她发育良好的胸部；裸露的胳膊胖乎乎的，但脖颈却很好看。她兴致勃勃，眉目左右顾盼。她无疑是个漂亮可人的女郎，然而也不难看出，若不加注意，她的体态也会因臃肿而走了形。

我的晚餐座位被安排在布拉德利夫人和一位不怎么起眼的害羞姑娘中间，她似乎比其他人年纪还要小。落座时善解人意的布拉德利夫人解释道，她祖父母住在马文，以前和伊莎贝尔一起上学的。她的名字——我只听到人们这样提到她——叫索菲。餐桌上谈笑风生，每个人都扯足了嗓门，而且似乎彼此都很熟识。在我不用忙着跟女主人说话时，便试着与那位芳邻搭讪，但收效不大。她比其他人都安静。她不算漂亮，面孔很有意思，长着小巧的翘鼻子、宽嘴巴和碧蓝的眼睛；浅棕色的头发很简单地束着。她很瘦，胸脯几乎和男孩子一样平坦。有人打趣时她也跟着笑，但有些不得已的意思，于是你觉得她并没有像她装出来的那么乐不可支。我猜她是想勉力做个通情达理的人。我看不出她是有些傻还是腼腆得厉害，总之换了若干个话题都不了了之，只好请她跟我讲讲来吃饭的都是些什么人。

“噢，你知道纳尔逊医生的吧，”她边说边指指坐在布拉德利夫人正对面的中年男子，“他是拉里的监护人，是我们在马文的医生。他非常聪明，为飞机发明了好些个东西，谁也用不上。他不干活儿时就喝酒。”

她说这些时，浅色的眼睛里泛出些许光泽，使我怀疑我是不是一开始小瞧她了。她继续逐个向我介绍那些年轻人，姓甚名谁，父母何人，如果是男生还得交代一下上过哪所大学，做了什么工作。可给我的收获不算很多。

“她很可爱。”或者，“他打高尔夫球很棒。”

“那个浓眉毛的大个子是谁？”

“哪个？噢，那是格雷·马图林。他父亲在马文的河边有一座好大的房子，是我们那儿的百万富翁。我们很为他感到骄傲呢。他教我们打球。马图林、霍布斯、雷纳还有史密斯这些都是富人。他是芝加哥的顶级富豪呢，格雷是他的独生子。”

她列数名字时有一种快活的揶揄口吻，让我好奇地瞥了她一眼。她瞧见了，脸红了起来。

“再跟我说说马图林先生吧。”

“没什么好说的。他很富有，德高望重。他在马文为我们建了新教堂，还为芝加哥大学捐了一百万美元。”

“他的儿子长得很英俊啊。”

“他很不错的。你怎么也想不到他祖父是住棚屋的爱尔兰人，而祖母是饭馆里的瑞典服务员。”

格雷·马图林的相貌与其说英俊，不如说是震撼，保持着一种粗糙、未雕饰的状态：短而钝的鼻子，肉感的嘴，爱尔兰人的红润皮肤，浓密乌黑油亮亮的头发，还有同样浓重的眉毛下面的清澈湛蓝的眼睛。他虽然身材魁梧，却比例匀称，假如脱去了衣服一定是个健美的男子。他显然非常强壮，那种男性的孔武令人印象至深。坐在他身边的拉里尽管只矮了三四英寸，与之相比却纤瘦了很多。

“他有一大堆崇拜者呢，”我这位害羞的芳邻说，“我知道有一些女孩为了得到他什么都干得出来，简直就要杀人放火了。但她们没机会了。”

“为什么呢？”

“你什么都没听说，是吗？”

“我怎么会知道呢？”

“他爱极了伊莎贝尔，爱糊涂了，而伊莎贝尔是爱拉里的。”

“他为什么不使劲儿把拉里挤走呢？”

“拉里是他最好的朋友。”

“这就麻烦了。”

“如果你跟格雷一样节操高尚的话。”

我不能肯定她这番话是全心全意的，还是带着一丝嘲讽的口气。她的仪态毫无失礼之处，既不唐突也非莽撞，可是我总觉得她要么少了些幽默感，要么就是不够机灵。我在想她和我谈话时内心是怎样的，不过我明白我是不可能知道的。她明显缺乏自信，我觉得她还只是个生活封闭的孩子，周围的人都比她大了不少。她的举止中的质朴谦和打动了我，但是如果我想的没错，我猜她很多时候是形单影只的，默默地观察着周边的大朋友并对他们形成了确定的看法。我们成年人很少去揣测小孩子是如何不留情面又是以什么样的洞察力为我们盖棺论定的。我又朝她那双碧蓝的眼睛看了一眼。

“你多大了？”我问。

“十七。”

“你看书多吗？”我又随意问了句。

但她还未及回答，布拉德利夫人便恪守女主人的职责，拉我与她聊起来，等我脱身时晚餐已告结束。年轻人一下子走得干干净净，去了他们该去的地方，剩下我们四个进了客厅。

对于这回受邀，我是有点意外的，因为在随便说了几句之后，他们转入正题，谈起了一件我原以为他们倾向于私下讨论的事情。我拿不定主意，是该慎重起见起身告辞，还是做个不偏不倚的听众，或对他们还能派上用场。商量的议题是拉里很奇怪地不愿意去工作。引发此事的是马图林先生，即晚宴上那个小伙子的父亲，他想把拉里招于麾下。这是个绝好的工作机会，凭拉里的才干和勤勉，丰厚的收入是指日可待的。年轻的格雷·马图林也很希望他加盟。

我记不得原话了，但大意很清楚：在拉里从法国回来时，他的监护人纳尔逊医生建议他去上大学，但他拒绝了。他想闲一段时间，这很自然；他熬过了艰难的战争时日，两度受伤，虽然不是很重。纳尔逊医生想他还没有从战场的激荡中恢复过来，让他休整到彻底恢复，也不失为明智之举。然而一周周、一月月过去，如今他脱去戎装已一年有余。他在空军似乎表现英勇，复员时在芝加哥已是颇有名气了，于是不少公司都向他示好。他表示了感谢，但都婉言谢绝。他没有解释缘由，只说尚未打定主意要干些什么。他和伊莎贝尔订了终身，这对于布拉德利夫人来说毫不意外，因为他们原本就形影不离，她也知道伊莎贝尔爱着他。

她也很喜欢他，认为他会给伊莎贝尔快乐的。

“伊莎贝尔的性格比他强，可以带给他所缺失的。”

虽然两人还很年轻，但是布拉德利夫人倒很乐意让他们立即成婚，不过前提是拉里不能无所事事。他有一点自己的积蓄，但即便其数额十倍于此，她也会坚持他应当去工作。我所能回忆的情况是，她和埃利奥特希望从纳尔逊医生口里得知拉里的打算。他们要他用自己的影响来使他接受马图林先生提供的职位。

“你得知道我在拉里面前向来不是权威，”他说，“从小他就自行其是。”

“我知道，就是你把他带野了。他现在能这么出色真是奇迹了。”

久耽于杯中物的纳尔逊医生恹恹地看了她一眼，红脸膛似乎更红了一些。

“我整天忙，有自己一摊子事情要做。我收下他是因为他没别的地方去了，而他爸爸是我的朋友。他可真不好对付。”

“我不明白你怎会这么说，”布拉德利夫人毫不客气地答道，“他脾气可好了。”

“这孩子从不跟你吵，但就是我行我素，你朝他发火他就说声抱歉，让你气咻咻地发脾气。这样的孩子你拿他有办法？假如是我自己的儿子我就上去揍了。可我不能揍一个举目无亲的孩子，他爸将他托付给我时是知道我会善待他的。”

“扯远了，”埃利奥特有点烦躁地说，“目前的情况是：他已经游手好闲有些日子了；现在天赐良机，他抓住了就能挣很多钱，如果他想娶伊莎贝尔就必须抓住。”

“他必须认识到在如今这个世界上，”布拉德利夫人插话道，“男人是必须工作的。他现在身强力壮，早已康复。我们都知道有不少美国兵，从战场上回来后什么也不做，成了家庭的负担，社会的累赘。”

接着我说了我的意见。

“可是拒绝了这样那样的工作，他说了什么理由没有？”

“什么也没有，就说他不感兴趣。”

“可难道他不想做番事业吗？”

“显然没有打算。”

纳尔逊医生又给自己来了杯掺苏打水的威士忌。他喝了一大口，然后看了看他的两个伙伴。

“要我说说我的感觉吗？我谈不上是个判定人性的大法官，但不管怎样我从医也三十多年了，多少了解一些。战争改变了拉里。回来和去的时候不是一个人了。并不只是长大了几岁。肯定有什么事使他变了性情。”

“什么样的事？”我问。

“我不知道，他不愿多谈自己的战争经历。”纳尔逊医生扭头朝向布拉德利夫人，“他有没有跟你讲过什么，路易莎？”

她摇摇头。

“没有，刚回来时我们还很想让他讲一讲自己的历险，可他只会端出他那招牌笑容，说没什么好讲的。他甚至对伊莎贝尔也不说。她试过很多次，但一无所获。”

谈话差强人意地继续着，不一会儿纳尔逊医生看看表，说要告辞了。我打算一同离去，但埃利奥特按住我，要我留下。待他走后布拉德利夫人向我致歉，因为我给拉进了他们的家务事，恐怕烦着我了。

“可是你瞧，我是伤透了脑筋啊。”她最后说。

“毛姆先生是非常审慎的，路易莎，不论和他说什么都不用担心。我倒是没觉得鲍勃·纳尔逊和拉里有多亲近，但是路易莎和我认为有些话还是不对他说比较好。”

“埃利奥特。”

“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其余的也跟他说吧。我不知道你吃饭时注意到格雷·马图林了吗？”

“这么高的个头，想不注意都难。”

“他对伊莎贝尔可是一往情深哪。拉里不在时他一直呵护着她。她也很喜欢他，要是战事再拖得长些她也许就嫁他了。他向她求过婚。她既没有接受也没有拒绝。路易莎猜她当时是想等拉里回来再做决定。”

“他怎么没去参战？”我问。

“他踢足球损伤了心脏。虽然不严重，但军方不要他了。反正拉里一回家，他就没有任何机会了。伊莎贝尔很干脆地回绝了他。”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于是我什么也没说。埃利奥特继续讲了下去，凭着出众的外形以及牛津口音，他去外交部做一名高级官员是再合适不过的。

“拉里当然是个好小伙儿，当年他偷偷跑去参加空军也的确算是个壮举，可是我对性格的判断是很在行的……”他会心地笑了笑，并说了一句我只在他谈及艺术品交易获利时才会听到他说的话，“否则眼下我也不会拥有这么一笔相当可观的优质金边证券了。我的意见是，拉里绝不会有大出息。他既没有说得出口的家产，也没有什么社会地位。格雷·马图林就大不相同了。他有个古老显赫的姓氏，家族里出过一位主教、一位戏剧家，还有几个出名的军人和学者。”

“这些你都是怎么知道的？”我问。

“这种事情人们自然都会知道，”他轻描淡写地说，“实际上我有天在俱乐部碰巧翻了翻《英国名人辞典》，看到了这个姓氏。”

我想我也犯不着重复刚才晚餐时那位小邻桌告诉我的：格雷那住棚户的爱尔兰祖父和端盘子的瑞典祖母。埃利奥特继续侃侃而谈。

“我们都认识亨利·马图林很多年了，一个大好人同时也很有钱。格雷正跻身芝加哥的顶级经纪行，站在世界之巅了。他想娶伊莎贝尔，站在她的角度上说，不可否认是绝配啊。我是全力赞成的，我知道路易莎也是。”

“你离开美国太久了，埃利奥特，”布拉德利夫人苦笑道，“你忘了在这个国家，女孩子不会因为妈妈和舅舅觉得好就嫁了。”

“这真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路易莎，”埃利奥特没好气地说，“凭我三十年的经验我可以告诉你，终身大事根据地位、财产和人际圈子来安排，肯定比什么恋爱结婚牢靠。伊莎贝尔要是在法国——世上唯一的文明国家——就会不假思索地嫁给格雷，然后过一两年，假如她愿意的话，可以让拉里做她的情人。格雷可以找个有名的女演员，金屋藏娇，这样皆大欢喜。”

布拉德利夫人可不是傻瓜，她带着狡黠戏弄的神情看着她弟弟。

“这我不能苟同，埃利奥特，纽约的剧团到这儿来演出时间有限，格雷豪宅的娇娘能住多长时间谁都说不准。这让大家都心不定啊。”

埃利奥特笑了笑。

“格雷可以在纽约证交所买个席位，毕竟如果住在美国，除了纽约我还真不知道可以待在其他什么地方。”

之后不久我便离开了，但在我告辞之前，埃利奥特问我是否可以和他一起与马图林父子共进午餐，我不知道他的目的。

“亨利是美国商界的佼佼者，”他说，“我觉得你该认识认识他。多年来他一直为我们打理投资。”

对此我并没有特别的意愿，但也没有理由拒绝，只好从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