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在梳洗准备出门赴埃利奥特的午宴，此时前台的电话打过来，说他已经等候在下面了。我有些意外，不过还是一收拾停当便下了楼。

“我是想我来接你会比较安全，”我们握手时他说道，“我不清楚你对芝加哥有多熟悉。”

他这种感觉我在一些多年旅居海外的美国人身上有注意到：美国处处都有凶险，欧洲人在这里独自一人寸步难行。

“时间还早。我们可以步行一段。”他提议道。

空气中有一丝凛冽，不过万里无云，迈腿而行不无惬意。

“我本打算在你见到我姐姐之前先向你介绍一下的，”埃利奥特边走边说，“她到巴黎来和我住过一两回，但我想那时你都不在。待会儿人不会很多，你懂的。只有我姐姐、她女儿伊莎贝尔和格雷戈里·布拉巴宗。”

“那位室内装潢师？”我问。

“没错儿。姐姐家房子布置得太糟了，伊莎贝尔和我打算重新装修一下。恰好听说格雷戈里在芝加哥，于是就请伊莎贝尔把他约来了。当然他谈不上知书达理，不过挺有品位。他为玛丽·奥利方装饰过兰尼城堡，为圣额斯家族装饰过圣克莱门特·塔尔博特府。公爵夫人对他非常满意。你会亲眼见到路易莎的房子。我真不明白这么多年她是怎么住的。说到这个，我也不明白这么多年她是怎么住在芝加哥的。”

原来布拉德利夫人是孀居于此，有两男一女三个孩子，但儿子已长大成家，一个在驻菲律宾的政府部门任职，一个则承父业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做外交官。布拉德利夫人的丈夫曾到世界不少地方供职，在罗马做一等秘书若干年后被委派到南美西岸的一个共和国做公使，并在那里去世。

“他过世时我想让路易莎卖了芝加哥的住房，”埃利奥特继续说，“但她偏就喜欢这宅子。布拉德利家族在这里住很久了，也是伊利诺伊州最古老的望族之一。他们一八三九年从弗吉尼亚迁来，买下了如今属芝加哥区域的六十英里见方的土地，至今还是他们的。”埃利奥特略作迟疑并看看我的反应。“我想你也许会把来这儿的布拉德利先辈归为农民。我拿不准你是否知道，在中西部刚进入大开发的上世纪中期，一大批弗吉尼亚人受到这里未知因素的诱惑而告别了富足的故乡，都是体面人家的孩子。我这位姐夫的先父切斯特·布拉德利看准了芝加哥的未来，并在这儿加入了一家律师行。不管怎样他赚的钱也足够子孙衣食无忧了。”

埃利奥特说话的语气——而不是说话的内容——似乎在暗示，已故的切斯特·布拉德利置祖传的高屋大院及成片的田产不顾而走进了律师行，这或许算不得明智，但他还是攒积起相当一笔财富，至少抵消了当初部分损失。之后有一回布拉德利夫人给我看几张在乡下拍的小照，他称之为他们的“地”，同时丝毫没有什么羡慕的意思。照片上可见一幢中规中矩的木屋，带一座漂亮的小花园，但不远处还有谷仓、牛栏和猪圈，四周则是荒芜而平坦的田地。我不由得想到，切斯特·布拉德利先生弃田进城，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不多时我们叫了一辆出租车，并在一座窄而高的棕色石砌楼房前下了车。门口有几级陡台阶。这宅院是一连串房屋中的一座，沿街排开，位于湖岸路的起点。论其外表，即便在最绚丽的秋日里也显得了无生气，你会怀疑还有谁能对它情有独钟。开门的是一位高大结实、白发苍苍的黑人管家，他把我们领向客厅。我们进去时布拉德利夫人从椅子上站起身，埃利奥特为我做了引见。她年轻时应该颇有些姿色，脸蛋虽不是很小巧，五官却相当不错，尤其眼眸顾盼有神。然而她灰黄的脸庞不施粉黛、皮肤松弛，而且显然，她已经在与中年发福的斗争中败下阵来。我思忖着她一定不甘心就这么认输：她穿着如铠甲般活受罪的紧身胸衣，挺直了腰杆坐在直背椅上，这样才能比坐在软垫椅上更舒服些。她穿一条有不少繁缛饰带的蓝色长裙，衬着鲸骨的领口高而硬挺；一头纤细的银发烫成规整的波浪卷，梳理得一丝不苟。另一位客人还没到，我们就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着。

“埃利奥特告诉我你走的南线，”布拉德利夫人说，“有在罗马逗留吗？”

“是的，我在那里待了一个星期。”

“亲爱的玛格丽塔王后怎么样？”

我说我不清楚，她的问题多少让我很意外。

“哦，你没去看望她？真是个好女子啊。我们在罗马时她对我们很关照的。布拉德利先生那会儿是一等秘书。你为什么不去看看她呢？难道你跟埃利奥特黑白分明，他能去奎里纳尔宫[奎里纳尔宫（the Quirinal），建于奎里纳尔山上，1870年至1946年间为意大利皇宫，后改为总统府。]你就去不得？”

“不是这么回事，”我微笑道，“实际情况是我不认识她。”

“是吗？”布拉德利夫人说得好像她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怎么会不认得？”

“实不相瞒，一般来说作家不会和国王王后们走得很近。”

“可是她人真的很不错，”布拉德利夫人劝告般地说，似乎我对王室成员的无知是一种很傲慢的清高。“我敢肯定你会喜欢她的。”

此时门开了，男管家领着格雷戈里·布拉巴宗走进来。

格雷戈里·布拉巴宗有负其名，不像是个浪漫派的人物，而是个肥胖的矮个子，且除了耳畔颈后的一圈黑鬈发外便秃如蛋卵，一张通红裸露的脸仿佛随时都会汗如泉涌；还有敏锐的灰眼睛、肉感的嘴唇以及笨重的下巴。他是英国人，我在伦敦几次放荡不羁的聚会上见过他。他天性快活爽朗，笑声不绝，可是你都不需要有很强的性格判断力就能辨识，他那欢闹的友善只是一个极为精明的生意人的外壳罢了。多年来他一直是伦敦最成功的装潢师。他声音洪亮，一双小胖手也很有感染力。凭着表情达意的手势和滔滔不绝的激昂话语，他能让原本还有疑虑的客户的想象力亢奋起来，因而抗拒他的发号施令几无可能，何况他还会让你感到是得了便宜的。

男管家又走进来，托了一盘鸡尾酒。

“我们不等伊莎贝尔了。”布拉德利夫人说着端起一杯。

“她在哪儿？”埃利奥特问。

“和拉里去打高尔夫球了。她说要迟来的。”

埃利奥特转向我。

“拉里就是劳伦斯·达雷尔。伊莎贝尔要和他订婚的。”

“我原先不知道你喝鸡尾酒，埃利奥特。”我说。

“我是不喝的，”他一口咬定，同时又啜了口拿在手里的鸡尾酒，“可是在这禁酒的鬼地方还能喝什么呢？”他叹道，“连巴黎的一些馆子都开始卖了。当下的世道实在败坏传统礼法。[原文“Evil communications corrupt good manners”，引自《圣经·新约·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三十三节，和合本译作: 滥交是败坏善行。]”

“胡说八道，埃利奥特。”布拉德利夫人说。

她说得够温和，但语气之坚决让我觉得她是个有个性的女人，而且我从她看埃利奥特那种既感好笑又不无犀利的眼神中可以猜出，她对这位弟弟是不抱幻想的。

我很想知道她准备怎么拜托格雷戈里·布拉巴宗。他进来时我看见他出于职业习惯打量了一眼屋子，并且不自觉地耸了耸浓密的眉毛。这真是间不可思议的屋子。墙纸、大花窗帘布以及家具上包覆的软垫，其风格都如出一辙；壁挂油画都收在厚重的镶金画框里，显然是布拉德利夫妇在罗马时购得的：拉斐尔派的贞女像、圭多·雷尼派的贞女像、祖卡雷利派的风景画、帕尼尼派的儿童像；他们在北京期间也有所斩获：精雕细刻的红木桌、巨型景泰蓝花瓶；有在智利或是秘鲁买到的物件：肥臃的硬石雕像及陶土花瓶。有一张齐本德尔写字台和一只镶花玻璃橱；灯罩皆为白色丝绸质地，没脑子的画家却在上面绘了穿华托式衣着[指法国画家华托（Watteau ）作品中的女子服装式样。]的牧羊少男和少女。整个屋子丑不忍睹，可是——不知何故——又很讨人喜欢。这种经久居家的气氛，让人感到这堆杂乱无章的东西是有意义的。所有这些彼此不协调的物件自成一体，因为它们都是布拉德利夫人生活的组成部分。

就在我们喝完鸡尾酒时，门被一个姑娘撞开了，后面跟着一个小伙子。

“我们迟到了吗？”她问道，“我把拉里带回来了。他有什么吃的？”

“我想有的，”布拉德利夫人微笑道，“打铃让尤金多加一个位子。”

“是他给我们开的门。我已经跟他说了。”

“我女儿伊莎贝尔，”布拉德利夫人转过头对我说，“这位是劳伦斯·达雷尔。”

伊莎贝尔急急地与我握了手便赶忙转向格雷戈里·布拉巴宗。

“您是布拉巴宗先生？我太想见到您了。您为克莱门蒂娜·多默做的装潢我喜欢极了。这里房间太糟糕了不是么？我对妈妈不知说了多少年了要改一改，现在您到了芝加哥，这可是我们的机会呀。说实话吧，您对这屋子怎么看。”

我知道布拉巴宗绝不会这么做。他飞快瞥了一眼布拉德利夫人，但她无动于衷的表情什么也没透露。他明白了是伊莎贝尔说了算，继而哈哈大笑起来。

“住在这儿肯定是很舒适的，加上有很多别的好处，”他说，“可是如果要我直说，嗯，我觉得这里糟糕得很。”

伊莎贝尔个子高挑，鹅蛋脸，鼻梁挺直，眼眉清秀，嘴唇饱满，这看来是家族特色了。她称得上标致，尽管显得丰腴，我把这个归于她的年纪，想来再过几岁或会苗条一些。她有一双有力而好看的手，虽然有点偏胖；她的双腿在短裙的衬托下，同样略显丰满。她皮肤细腻，色泽红润，加上刚锻炼过身体，又坐敞篷车回来，那气色无疑更好看了。她那活力四射的体态像是要冒出气泡来。她容光焕发，十分健美。她那爱笑爱闹的愉悦、对生活乐趣的享受，以及发自内心的快乐，都是那么地讨人喜欢。她的清纯使得优雅如埃利奥特者也顿显俗不可耐。她的鲜活更让布拉德利夫人苍白而有皱纹的脸掩不住疲惫和老态。

我们走向里屋去吃饭。格雷戈里·布拉巴宗一瞧见餐厅便眨了眨眼。四壁贴的是暗红色仿呢绒墙纸，还挂着好些技法拙劣的肖像画，这些面色阴愠的人物都是已故的布拉德利先生的直系先祖。他自己也赫然在列，唇须浓重，穿着双排扣长礼服配上浆领，姿态显得十分僵硬。布拉德利夫人的画像由一位法国画家在九十年代所作，悬于壁炉架上方，她身穿浅蓝色缎质全套晚礼服，脖子上配珍珠项链，秀发间还有一颗闪亮的星钻。她一只手珠光宝气，手指拈着花边纱巾——这头巾绘制得极为精细，似能数出每个针脚；另一只手则漫不经心地握着鸵羽扇。满房间的黑橡木家具森然而立。

“您觉得这里怎样？”我们落座时伊莎贝尔问格雷戈里·布拉巴宗。

“肯定花了大价钱。”他答道。

“的确，”布拉德利夫人说，“是布拉德利先生的父亲送给我们的结婚礼物。我们走到哪儿都带着。里斯本，北京，罗马。亲爱的玛格丽塔王后很欣赏哪。”

“假如都是您的，您怎么处置？”伊莎贝尔问布拉巴宗，可是在他开口之前埃利奥特抢答了。

“烧了。”他说。

三个人开始讨论怎么改造房间。埃利奥特极力推荐路易十五的风格，伊莎贝尔想要一张长餐桌和意式餐椅。布拉巴宗认为齐本德尔风格与布拉德利夫人的个性更合拍。

“我向来很看重这个，”他说，“个性。”他转向埃利奥特，“你肯定认得奥利方公爵夫人？”

“玛丽？她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之一。”

“她请我装饰餐厅，我在看见她的那一刻就说了乔治二世风格。”

“你说得非常正确。上回在那儿吃饭时我注意到了房间的摆设，太对她的品位了。”

于是谈话继续下去。布拉德利夫人听着，但谁也不知她在想什么。我说的话很少，而伊莎贝尔的男朋友拉里——我忘了他姓什么——更不言语。他坐餐桌对面，在布拉巴宗和埃利奥特中间，我不时地瞥眼看他。他非常年轻，与埃利奥特一般高，几近六英尺，颀长而柔韧。他面容愉悦，不算很俊美但也不平庸，有点儿羞涩，绝不是很张扬的那种。令我感兴趣的是，在我记忆中，他尽管自进来后没说几句话，但一副神闲气定的样子，而且似乎以一种很奇特的方式参与着谈话，虽然并没有张嘴。我注意到了他的手：修长，但与他身材相比不显过大，形态优美又十分有力，我想画家一定会很青睐。他身材偏向单薄而并不柔弱；其实我应该说，他属于那种瘦长结实，很有耐受力的类型。那脸庞在平静的时候颇为严肃，晒得很黑，不过即便没有晒也显得血色不足，而他虽五官端正，但并不引人注目。他颧骨很高，太阳穴则有些下凹。他深棕色的头发略带卷曲。他的眼眸显得比实际的大，因为他眼眶深陷且睫毛长而浓密。他的眼睛与众不同，不像伊莎贝尔与母亲及舅舅共有的那种明快的淡褐色，而是有极深的光泽，以至于几乎与瞳孔同色，呈现出特异的饱和度。他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优雅，这种魅力使我明白伊莎贝尔何以为之吸引。她的目光不时在他身上停留片刻，我能看得出她眼神里不仅有爱，还充溢着亲昵，两人四目相对时他更流露出迷人的柔情。没有什么比年轻人的爱恋更感人的了，我这个中年人在羡慕他们的同时——我不知道为什么——也为他们感到惋惜。这样的想法很愚蠢，因为据我所知，他们的幸福并未受到阻挠，他们境况顺利，没有任何理由不走向婚姻并从此快乐地生活在一起。

伊莎贝尔、埃利奥特和格雷戈里·布拉巴宗仍继续在谈房子的重装，试图从布拉德利夫人这里至少得到个许可，即总归该做些什么了，然而她只是和气地微笑着。

“你们可不能这么催我。我得有时间考虑。”她转向小伙子，“你怎么看，拉里？”

他环顾了一下餐桌，眼中带着笑意。

“我觉得无所谓。”他说。

“你这个坏蛋，拉里，”伊莎贝尔嚷道，“我特意跟你说要力挺我们。”

“假如路易莎姨妈对现状很满意，那大动干戈的目的又是什么？”

他的问题一语中的，让我不由笑起来。他看看我也笑了。

“别因为你说了蠢话就笑成那样。”伊莎贝尔说。

可是他的嘴咧得更大了，我注意到他长着细小洁白且整齐的牙。他的眼神里有某种让伊莎贝尔脸红心跳，并摄住她呼吸的东西。若我没有判断错误，她是疯狂地爱着他的，但我不明白是什么让我感到在她对他的爱情里，还有一些母性的成分。这在如此年轻的姑娘身上是有点儿出乎意料的。带着唇间轻柔的微笑她再次把注意力转向格雷戈里·布拉巴宗。

“别理他。他蠢得很，而且压根儿就没怎么读过书。他什么都不懂，就知道飞。”

“飞？”我说。

“他在大战中当过飞行员。”

“我原以为他年纪小，应该没打过仗。”

“他是还小。太小啦。表现很恶劣，逃学跑到了加拿大。说得头头是道让人相信他有十八岁了，于是进了空军。签停战协议时他正在法国服役呢。”

“你要让伯母的客人提不起劲儿来了，伊莎贝尔。”拉里说。

“我打小就认识他了，他回来时穿军装的样子可爱极了，束腰军装上挂了那么多绶带，于是我就坐在了他门口台阶上，这么说吧，他要一直到答应娶我，才能得到些消停。竞争激烈得很哪。”

“是吗，伊莎贝尔。”她母亲说。

拉里向我倾了倾身。

“我希望你别信她说的一个字儿。伊莎贝尔并不是坏姑娘，不过她会说瞎话。”

午餐用完，埃利奥特和我不久就告辞了。我跟他说过要去博物馆看画，他也说了会带我去。我不是特别喜欢结伴去画展，但也不好说更喜欢独自去，就由他陪着。在路上我们说起了伊莎贝尔和拉里。

“看见少男少女两情相悦可真愉快啊。”我说。

“他们现在谈婚论嫁，有点儿太早。”

“为什么？年纪轻轻就相爱，然后结婚，多好。”

“别逗了。姑娘十九岁，而小伙儿也才二十，还没找到工作。他收入可怜得很，一年三四千吧，这是路易莎告诉我的，而路易莎说到底也不宽裕。她的财产只够她自己用。”

“那他可以找个事儿做。”

“说到点子上了。他没打算找工作，他似乎很满足于无所事事。”

“我敢说他在战争中受够了，也许他想休整一下。”

“他休整了一年，肯定够长了吧。”

“我看他是个好小伙子。”

“噢，我丝毫没有要反对他的意思。他出身家世都挺不错。从前他父亲来自巴尔的摩，曾在耶鲁还是什么类似的大学做过罗曼斯语助理教授。母亲生在费城古老的贵格会教家庭。”

“你说了从前。他们都不在了？”

“是的，他母亲难产死的，父亲大概在十二年前也去世了。他由父亲在大学里的一个朋友抚养大，是位住在马文的医生。这也是路易莎和伊莎贝尔认识他的缘由。”

“马文在哪里？”

“就在布拉德利老宅的地界，路易莎到那儿过暑假。她很为这孩子难过。纳尔逊医生是单身汉，根本不知道怎么带孩子。是路易莎坚持要将他送到圣保罗教堂，并且每逢圣诞节把他接出来。”埃利奥特像法国人那样耸耸肩，“我想当初她就预见了这个不可避免的结果。”

此刻我们到了博物馆，把注意力转向画展。我又一次被埃利奥特的学识和品位折服了。他领着我在各展厅游走，仿佛我就是一个团的游客，而没有哪位艺术学教授能像他这么富有教益地侃侃而谈。我打定主意还要一个人来一次，可以随心逛逛优哉一下，于是此刻便不再多言语。过了片刻，他看了看表。

“走吧，”他说，“我从不在画廊待超过一个小时。这就是一个人的艺术鉴赏力所能延续的极限时间。改日再看完吧。”

分别时我说了好多感谢的话。或许艺术见识是增长了，可心里总也不痛快。

在跟布拉德利夫人道别时她告诉我，伊莎贝尔要请几个她的小朋友来吃晚饭，之后还要去跳舞，要是我能来的话，那埃利奥特和我可以在她们走后好好聊聊。

“这可是一件好事啊，”她补充道，“他在海外待太久，感觉跟这里脱了节。貌似在这儿找不到有共同语言的人了。”

我接受了邀请，而当我们在博物馆台阶上道别时埃利奥特告诉我他对此很欣慰。

“在这个大都市里我就像个迷失的幽魂，”他说，“我答应路易莎要陪她六个星期，自一九一二年后我们就没见过，但我直到回巴黎之前都度日如年。巴黎是这世上体面人唯一能住的地方。我亲爱的老弟，你知道在这儿他们怎么看我的么？他们把我看成是怪胎，野蛮人。”

我笑笑便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