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后我去向布拉德利夫人和埃利奥特道别。他们正坐着喝茶。不一会儿伊莎贝尔也随我走进来。我们谈着我临近的旅程，我对在芝加哥逗留期间他们的好客表示了感谢，并适时起身准备告辞。

“我陪你走到那家日杂店吧，”伊莎贝尔说，“正想起来有样东西要买。”布拉德利夫人最后的交代是：“下次见到亲爱的玛格丽塔王后，代我亲切问候一下，好吗？”

我不再解释并不认识这位贵太太，只随口回答道一定会的。

我们走上街时伊莎贝尔微笑着瞥了我一眼。

“你想来一杯冰淇淋汽水吗？”她问我。

“我可以试试。”我谨慎地说。

去日杂店的路上伊莎贝尔一直没开口，而我因为不知说什么好，也就没言语。我们进了店找了张桌子坐下，椅背和椅腿都是铁丝拧成的那种，很不舒服。我要了两杯冰淇淋汽水。柜台旁有几个人在买东西，两三对男女坐在别桌，埋头于他们自己的事情，我们实际上是独处一隅的。我点了一支烟，伊莎贝尔用吸管喝了一大口汽水，表情十分满足。我感到她心绪仍很紧张。

“本来我就想和你谈谈。”她突然道。

“猜到了。”我微笑着说。

她若有所思地看了看我。

“前天晚上你为什么要提起拉里在‘萨特思韦特之家’的表现？”

“我想你会感兴趣的。我当时觉得也许你并不很清楚他所谓‘闲逛’的意思。”

“埃利奥特舅舅太爱说三道四了。当他说要去布莱克斯通和你聊聊时，我就知道他会把什么都抖搂出来。”

“我认识他好多年了，你知道的。他的确很喜欢对别人的事情评头论足。”

“他就是这样，”她笑了笑，但笑容稍纵即逝。她凝视着我，神色肃穆。“你认为拉里怎么样？”

“我只见过他三次，看来是个不错的小伙子。”

“仅此而已？”

她的语气里不乏苦恼。

“不，倒不是这样。很难说，你瞧我对他了解很少。当然他很有魅力。他具有的谦逊、友善、文雅使他很有吸引力。他那种少年老成，和我在这里遇到的别的男孩都很不一样。

我颇费口舌地想表达某种我自己也不甚明了的意向。伊莎贝尔注视着我，待我说完便释然般轻叹一口气，接着冲我粲然一笑，甚或略带一丝顽皮。

“埃利奥特舅舅说过，常为你的观察力感到吃惊。他说没什么能逃过你的法眼，但又说你作为作家的最大财富是你对常理的认识。”

“我觉得没有哪种品质比这个更宝贵了，”我淡淡地说，“比方天赋，也不如它重要。”

“你知道的，我找不到人谈这件事。妈妈只会从自己的立场来思考，她希望我的未来能有保障。”

“这很自然，对吧。”

“埃利奥特舅舅就知道从社交的角度来看问题。我自己的朋友呢，我是说我这辈人，认为拉里废掉了。这让人很受伤。”

“肯定的。”

“倒不是他们对他不好。谁也止不住会对拉里好的。可是他们都把他当作一个笑话看待。他们很喜欢逗弄他，而他不搭理时，他们又很恼火。他只是笑。你知道现在的情况么？”

“我只知道埃利奥特告诉我的。”

“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去马文时究竟发生了什么吗？”

“当然可以。”

我所完成的对伊莎贝尔言谈的重述，部分来自对她原话的记忆，部分则出于我的想象。然而她和拉里所进行的长谈，其内容无疑比我准备要讲述的还要多不少。我怀疑人们在此类场合不但会说很多无关的事情，还会将同样的事情反复说很多遍。

伊莎贝尔醒来时发现天气很好，便给拉里电话，说母亲要她去一趟马文，并请他开车送她去。除母亲吩咐尤金放在篮子里的一壶咖啡之外，她还预备了一壶马丁尼。拉里的双人敞篷跑车是新近买的，他很为之骄傲。他开得很快，车速让两人都激情澎湃。到了之后伊莎贝尔量窗帘，拉里负责记数。然后他们便在门廊摆开午餐。这儿相当背风，又能沐浴在小阳春的和煦日光中。这座建在土路旁的房子，毫无新英格兰旧式木屋的那种典雅之风，充其量也就是舒适宽敞，然而从门廊望去视野极好：红色的谷仓覆着黑屋瓦，还有一丛老树，再往外目力所及之处都是棕褐色的田野。景致虽没有多少趣味，但阳光以及深秋的绚丽却赋予了那日一种亲昵的美好。展现于眼前的是一片令人心旷神怡的开阔空间。这里的冬天准该是寒冷凄清的，这里的夏天或也是炙灼暴虐的，可此时此地却让人莫名地心绪激昂，似乎这景致的旷远正邀约着灵魂去探险。

他们像所有好胃口的年轻人一样享用着午餐，也因能在一起而感到快乐。伊莎贝尔倒了咖啡，拉里点上了烟斗。

“好了直说吧，亲爱的。”他说，眼神里闪动着开怀的笑意。

伊莎贝尔愣了一下。

“直说什么？”她尽力装出无辜的神色来。

他笑起来。

“你还真把我当作大傻瓜了，宝贝儿？假如你妈妈真不知道客厅窗户的尺寸，那我马上就把这帽子吃掉。那可不是你让我开车到这儿的原因。”

她恢复了镇定，仍然笑靥如花。

“或许是我觉得我们能独处一天该多好呀。”

“或许是，但我认为不是。我猜埃利奥特舅舅已经告诉你我谢绝了亨利·马图林的聘用。”

他说得愉悦而轻松，她觉得就用同样的口吻顺水推舟比较容易一些。

“格雷肯定失望透顶了。他原以为能与你共事是多么开心呢。你应该要准备工作了吧，开工越晚，难度越大。”

他吸了一口烟斗，含笑温柔地看着她，于是她一时也分不清他是否在认真地说话。

“你知道吗，我的想法是，我这辈子可以做比销售债券更多的事情。”

“噢好的，那就去律师事务所，或是去学医。”

“不，这我都不愿意。”

“那你想做什么？”

“闲逛。”他平静地答道。

“哦，拉里，别搞怪了。这可是非常严肃的事情。”

她的声音颤抖起来，眸子里也噙满了泪水。

“别哭，亲爱的。我不想让你难过。”

他走过来坐在她身边，揽住她。他语音里的柔情让她难以自持，泪水夺眶而出。可是她擦去了眼泪并勉强挤出笑容来。

“你说不想让我难过，好极了。你现在就让我感到很难过。你瞧，我是爱你的。”

“我也爱你，伊莎贝尔。”

她深叹了口气，接着从他臂弯里挣脱出来。

“还是理智些吧。男人是要工作的，拉里，事关人的自尊。这是个年轻的国家，男人有义务去参与它的各种事业。亨利·马图林那天还说到的呢，我们正在开创一个时代，过去的成就与之相比将不值一提。他说我们的进步是无止境的，还确信到一九五〇年时我们会是世界上最富有最伟大的国家。你不觉得这让人激动得要命吗？”

“是挺要命的。”

“对年轻人来说这是史无前例的机遇。我原以为你会投身进去并引以为豪呢。多么美妙的探险征程啊。”

他轻笑了一声。

“你说的大概没错。像阿穆尔—斯威夫特这样的厂家会包装出更多更好的肉罐头，麦考密克等公司也会生产更多更好的收割机，亨利·福特也会产出更多更好的汽车。每个人都会越来越有钱。”

“那有什么不好呢？”

“就像你说的，有什么不好？我就是对钱不感兴趣。”

伊莎贝尔咯咯笑起来。

“亲爱的，别说得跟傻瓜似的。没有钱是无法生活的。”

“我有些钱的。这使我有机会做自己想做的事。”

“闲逛？”

“是的。”他笑答。

“你让我处境很为难，拉里。”她叹了口气。

“我很抱歉。我也没办法，不然也不会让你为难了。”

“你有办法的。”

他摇了摇头。他沉默了一会儿，陷入沉思中。当他最终开口时，他的话让她惊了一跳。

“人在死的时候，真的死得很彻底。”

“你究竟想说什么？”她不无忧惧地问。

“就是这样，”他朝她哀伤地笑了笑，“独自在高空的时候有很多时间思考，会有很多奇思异想。”

“什么样的想法？”

“很模糊，”他笑着说，“不连贯。让人困惑。”

伊莎贝尔琢磨了一会儿。

“你难道不觉得要是找一份工作的话，这些想法会不言自明，你也就能知道何处安身了？”

“我也想过的。我动过念头，可以做木匠，或是去汽修店。”

“哦，拉里，人们会认为你疯了。”

“这有什么关系呢？”

“对我来说有关系。”

沉默再次笼上来。这次她先开了口。

她叹了口气。

“你和去法国之前太不一样了。”

“不奇怪。我经历了很多事儿，你得知道。”

“比方呢？”

“噢，也就是挺平常的一系列事件。我在空军最好的朋友为了救我牺牲了。我久久都无法释怀。”

“跟我说说，拉里。”

他带着深深的沉郁凝视着她。

“我还是不说了吧，毕竟也没什么了不得的。”

天生情感丰富的伊莎贝尔眼睛里又满含了泪水。

“你不开心是吗，亲爱的？”

“不是的，”他笑答道，“唯一让我不开心的事情是我让你不开心了。”他抓住她的手，他强劲结实的手掌贴着她，那种亲和力让她感到如此的融洽无间，她得紧咬住唇才能不哭出来。“我想在下定决心之前，我是无法安生的，”他语气凝重，犹豫片刻后又道，“很难用言语表达。你在尝试说出来时会感到很尴尬。你对自己说：‘我是什么样的人，竟要拿这个、那个还有其他的东西来自寻烦恼？也许只不过我自命不凡罢了。走寻常路，既来之则安之，不是更好么？’接着你想起了一个人，刚才还活蹦乱跳，现在已经死了；多么残酷，多么没有意义。你很难不扪心自问，生命究竟是什么，有没有意义，是否只是无常命运中一个悲哀的错误。”

拉里的话迟疑而婉转动人，仿佛在迫使自己说出情愿不说的东西，却饱含了痛楚的真挚，此时不为他所动是不可能的。一时间伊莎贝尔无法相信自己所说的话了。

“假如你出趟远门会好过些吗？”

她一边问，心一边沉了下去。他过了许久才回答。

“我觉得是。你可以尝试着横眉冷对众口，可毕竟不容易。当大家对你有敌意时也会引发你的敌意，于是你就心烦意乱起来。”

“那你为什么不走呢？”

“唔，为了你。”

“我们开诚布公地说吧，亲爱的。眼下在你的生活中，还没有我的位置。”

“这是不是说，你打算解除婚约了？”

她颤抖的唇边挤出一个微笑。

“不，傻瓜，那是说，我准备好了等待。”

“或许一年，或许两年呢。”

“好吧，或许更短呢。你想去哪儿？”

他专注地看着她，仿佛想一直看到内心里去。她淡淡地笑笑，想掩藏深深的忧伤。

“嗯，我想去巴黎，作为一个开端。那儿我谁也不认识，没有人打扰我。我在休假时去过几次巴黎。我不知道为什么，可是我有了这么个念头，到了那里会澄清我脑子里混沌一片的东西。巴黎是很有意思的地方，给人的感觉是，你在那里能够把问题想得彻底通透而毫无阻碍。我认为在那儿可以看清楚前面的道路。”

“那如果你没能想清楚呢？”

他笑起来。

“那我就当白费了力气，回归美国人的远见卓识，重返芝加哥，随便找一份我能做的事。”

这样的情景对伊莎贝尔触动太强烈，当她转述给我时也无法保持平静，说完后她楚楚可怜地看着我。

“你觉得我做得对吗？”

“我觉得你做了唯一能做的事，不止如此，我还觉得你心地仁慈、宽容大度、通情达理。”

“我爱他，希望他快乐。而且你得明白，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执意要走我也并不难过。我希望他能摆脱现在这种不友好的氛围，不仅为了他，也为了我。人们说起他将一事无成时我不能责怪他们；我为此恨他们，可是在心底深处，我时时刻刻都有一种恼人的恐惧，那就是他们讲的并没有错。但是别说我通晓人情，我一点儿不理解他所追求的东西。”

“或许你是凭心灵去理解的，而不是靠理智，”我微笑道。“为什么不立刻和他结婚一起去巴黎呢？”

她眼眸里掠过一丝淡薄的笑意。

“我何尝不最想如此呢。可是我不能。你知道的，尽管我很不乐意承认。我真心觉得没有我在，他会更好些。如果纳尔逊医生说得没错，那他正在遭受延迟性战争休克的痛苦，而新的环境和新的兴趣一定会治愈他的创伤，等他找回平衡感后就会回芝加哥，像其他所有人一样安居乐业。我可不愿意嫁个游手好闲的人。”

伊莎贝尔是按照特定的教养方式成长的，也早已接受了灌输给她的一些准则。她并不看重钱，因为她要什么有什么，从未感受过什么是囊中羞涩，然而她本能地意识到其重要性。那意味着权力、影响和社会后果。这是一个人应该懂得的天然而显在的事情，明摆着应是他毕生的事业。

“你弄不懂拉里一点儿也不让我意外，”我说，“因为我很肯定，他也弄不懂自己。如果他对自己的追求讳莫如深，那也许是因为他本人也感到很迷惘。听着，我对他很不了解，这些只是猜测：他在寻找，但要找什么他并不清楚，也许他都不能确定要找的东西到底有没有，这都有可能对吗？也许战争中的经历让他无法释怀。你不觉得他可能正在追寻一个藏在未知之云里的理想么？就像天文学家在找一颗星，他只是通过数学计算推断了它的存在。”

“我感到有什么一直在困扰他。”

“他的灵魂？或许他对自己感到有些惶恐。或许他对于通过心灵之眼依稀看见的景象的真实性缺乏信心。”

“有时候他给我的印象是很古怪的。他让我感到他在梦游，突然醒在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弄不明白自己在哪里。战争之前他一切正常。那时他的一个优点就是对生活有着巨大的热情。他脑袋里什么都装得下，总是乐呵呵的，跟他在一起很开心，他可爱极了，也喜欢胡闹。究竟发生什么事情，让他改变了这么多？”

“我不知道。有时候一件很小的事也会出其不意地对人产生重大影响，这要看当时的情形和情绪。我记得去过一场万圣节弥撒，法国人称为亡灵节，那个村子的教堂在德国人最初入侵法国时遭了不少殃。教堂里挤满了士兵和穿黑衣的女人。墓地里有一排排矮小的木十字架。在悲痛而庄严的仪式和男男女女的哭声中，我感觉躺在这些小小十字架下的人或许比我们活着的人还好过些。我把自己的感觉说给一个朋友听，他问我这是什么意思。我无法解释，而我看得出他觉得我是个十足的傻瓜。我还记得在一次战斗之后阵亡的法国兵陈尸眼前，一具具叠在一起，就像破产的木偶剧团里的那些提线木偶，被横七竖八地堆放在落满灰尘的角落里，因为已经毫无用处了。我当时的想法就和拉里跟你说的一样：人在死的时候，真的死得很彻底。”

我不希望让读者觉得我在故弄玄虚，即拉里在战时究竟经历了什么而性格剧变，这个玄虚我会适时解开的。我认为他从未跟人谈起。然而多年之后他还是告诉了一个叫苏珊娜·鲁维耶的女子，拉里和我都认得。他讲到一个年轻的飞行员挽救了他的生命而自己牺牲了。她复述给我听，因而我说的只能是二手材料了。我是从她的法语翻译过来的。拉里显然和中队里的另一个小伙子成了铁哥们儿。苏珊娜只知道拉里说起他时用了个很有讽刺意味的绰号。

“他是个红头发的小个子，爱尔兰人。那会儿我们都叫他‘胆小鬼’，”拉里说，“比我知道的任何人都更有干劲。老天,他简直就是活力四射。他的面孔很有喜感，笑容也很滑稽，于是光看着他就想笑。他是个冒失鬼，做得出最疯狂的事情；他总是挨上司的整。他完全不懂得害怕，每当虎口脱险总是笑逐颜开，仿佛那是最好玩的笑话。可他的确是天生的飞行员，翱翔于天空时潇洒而机警。他教了我很多招数。他年岁略长于我，总是护着我；这其实挺滑稽，因为我比他足足高出六英寸，要真打起来放倒他是很容易的。有一回在巴黎他喝多了时，我怕他滋事就真这么做了。

“刚入伍时我不太适应，怕干不好，而他就用玩闹的方式给我打气。对于打仗，他的想法也很奇怪。他对德国人并不感到仇恨；他爱打架，有机会上阵便激动得要死。打下一架敌机在他看来只是搞了场恶作剧。他鲁莽、野蛮而缺乏责任心，可是他有种非常本真的东西，让人不自觉地喜欢上他。他可以把最后一个子儿掏给你，就如同掏空你的口袋一样随便。而假如你感到孤单了、想家了或是害怕了——我有时就是如此——他就能看出来，同时丑丑的小脸上堆出笑容，说的一番话又让你高兴起来。”

拉里抽了口烟斗，苏珊娜等着他往下说。

“我们总是想点子能一起出勤。在巴黎时他玩得很疯，我们过得很快活。一九一八年三月初照理是能有些休假时间的，我们为此还提前做好了计划，准备好好撒欢一下。临走前一天我们接到任务，要飞越敌军阵线并把看到的情况带回来报告。我们突然遭遇了一群德国飞机，还没弄清怎么回事便混战成一团。有一架敌机紧咬着我，但我还是抢先动了手。我瞥了一眼，看它是不是一头栽了下去，而此时我的余光瞧见了另一架尾随过来。我一个俯冲想摆脱开，可敌方如一道光似的跟了上来，我想这回是完了。千钧一发之际我看见‘胆小鬼’闪电般冲下来结果了它。敌机群吃不消这阵仗逃离了，我们也得以返航。我的飞机被打得够呛，只能勉强开回来。‘胆小鬼’在我前面先着了陆。我钻出飞机时，他们已将他拖出来。他正躺在地上，大家等待着救护车。他看见我时眉开眼笑。

“‘我把跟着你的那个蠢货揍了下来。’他说。

“‘你怎么了，“胆小鬼”？’我问。

“‘噢，没什么。他跑到机翼一侧偷袭了我。’

“他面色惨白，一种古怪的神情忽然掠过他的脸庞。他此刻才意识到快要死了，他还从没有过可能会死这一念头。他没等别人阻拦就坐起来笑了一声。

“‘啊，我这下完蛋了，’他说。

“他又倒下去，死了。二十二岁。准备打完仗回爱尔兰跟一个姑娘结婚的。”

在与伊莎贝尔谈话的第二天我离开芝加哥去了旧金山，准备在那儿登船赴游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