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四周时间我没怎么见到埃利奥特和布拉德利夫人母女。他对她们照料得无微不至，带她们去位于苏赛克斯的一大户人家度周末，下一个周末更是去了威尔特郡的另一处更豪华的宅子。他带着她们作为温莎王室的一位旁支公主的贵客坐进了歌剧院的王室包厢。他带她们与各色大人物进午餐。伊莎贝尔去了好几次舞会。他还在克拉里奇招待了一连串的客人，这些人的名字总能在第二天很体面地见诸报端。他数度在西罗俱乐部及大使馆举办晚宴。事实上他不过做了该做的，而伊莎贝尔若非历练太少，也不必像现在这样，因其盛情款待而感到有些目眩了。埃利奥特可以自诩说，这样不辞辛劳只为一个纯然无私的目的，就是帮伊莎贝尔从不幸的恋情中摆脱出来；可是我却另有想法：让姐姐亲眼看见他与达官贵人如此熟稔，是可以获得极大满足感的。他是一位可敬的主人，而他在展现品位时也很享受。

我自己去过几回他的酒会，偶尔也在六点到克拉里奇小坐。我发现伊莎贝尔身边总簇拥着来自近卫军、身着华服的威猛小伙儿，要不就是衣着朴素些但举止不失优雅的外交部年轻人。就在其中一次这样的场合中，她拉我到一边。

“我想问你一件事，”她说，“你记得那天晚上，我们去过一家日杂店喝冰淇淋汽水吗？”

“当然。”

“那时你待我很友善，给了我很多帮助。愿意再帮我一次吗？”

“我尽力而为。”

“我想跟你谈事情。能不能找个时间一起吃午饭？”

“差不多随便哪天都行。”

“得是个僻静的地方。”

“乘车去汉普顿宫，在那儿吃中饭怎样？花园应该正处于最佳季节，还能看见伊丽莎白女王的床呢。”

这个想法很中她意，我们定下了日子。可偏偏到了那天，一直晴暖的天气变坏了，天色灰蒙蒙的，下着小雨。我打电话问她是否待在城里吃午饭。

“我们没法坐在花园里了，景色一定很黯淡，什么也看不了。”

“花园已经逛得够多了，我也看够了绘画大师的作品。还是去吧。”

“好的。”

我开车捎上了她。我知道一家还算不错的小酒店，于是我们驱车直奔那里。一路上伊莎贝尔像往常一样兴致勃勃地谈着去过的聚会以及见过的人。这段时间她玩得很尽兴，不过对于结识的各色人等她有自己的评判，我觉得这表明她眼光很犀利，能敏锐地洞察荒唐的人与事。糟糕的天气赶跑了游人，我们是酒店里唯一的食客。这里以英国本地家常菜为特色，我们要了份精制羊羔腿配嫩豌豆、新土豆，一份深盘烘烤的苹果馅饼，随后是德文郡奶油，再佐以淡啤酒，就有了一顿上佳午餐。吃完之后我提议去空无一人的咖啡厅，可以坐在舒适的扶手椅上。房间冷飕飕的，但壁炉里备好了料，于是我划着了火柴。燃起的火苗使得昏暗的屋子变得亲善起来。

“一切就绪，”我说，“可以告诉我你想跟我说的了。”

“跟上次一样的话题，”她笑道，“拉里。”

“我猜也是。”

“你知道了吧，我们解除了婚约。”

“埃利奥特告诉我了。”

“妈妈如释重负，而他更是兴高采烈。”

她踌躇片刻，便讲述起与拉里的谈话，其内容我已经尽量忠实地跟读者说了。或许令读者意外的是，她居然会选择一个不甚了解的人倾诉这么多。我见她不过十余次，而且除了在日杂店那次外从未独处过。只是我并不感意外。首先任何一个作家都会告诉你，人们愿意向作家吐露秘而不宣的事情。我不知道为什么，除非是因为读过其一两本书后他们感到与他有了特别的亲近；抑或他们将自己戏剧化了，视自身为小说人物，向作家敞开心扉，想来他所创造的人物便是如此的。再者，我觉得伊莎贝尔感到我是喜欢拉里和她的，我为他们的青春气息所触动，对他们的不幸也抱有同情。她不可能指望埃利奥特做一个友善的听者，他懒得理会拉里这样的年轻人，因为他对跻身社交圈的最佳机会置若罔闻。母亲也爱莫能助。布拉德利夫人拥有高度的原则性和常识。常识使她确认，假如要安身于世，则必然要接受世俗传统，特立独行显然无法走向生活的安定。高度的原则性使她相信，男人的责任在于置身职场，凭着活力和进取心才有机会挣得足够的钱，并以与其地位相称的标准来供养妻室，让儿子受到良好的教育，助其长大成人并投身可靠的事业，而在其临终时也足以能让遗孀衣食无忧。

伊莎贝尔记性很好，那场持久的讨论当中的百转千折，她全都深深刻印在记忆中。我默默地听着直至她说完，其间她只停下来一次问我。

“勒伊斯达尔是谁？”

“勒伊斯达尔？荷兰的风景画家。怎么了？”

她说拉里提到过他。他说过勒伊斯达尔至少找到了问题的答案，她还重复了当时她询问他时他那轻描淡写的回答。

“你猜测他是什么意思呢？”

我心里一动。

“你肯定他说的不是斯布鲁克[参见前文，斯布鲁克（Ruysbroek）与勒伊斯达尔（Ruysdael）拼写、发音相近。]？”

“可能是吧。他是谁？”

“他是佛兰德的一位神秘主义哲学家，生活在十四世纪。”

“噢。”她失望地说。

这对她毫无意义，但对我却有所启示。我第一次看到了拉里思想转变的迹象。当她继续讲述时，我尽管听得很仔细，但还是分了些神去琢磨他的话所暗示的种种可能。我并不想过度解释，他提及这位神秘派大师或许只是为了增加说服力；或许伊莎贝尔忽略了其中的含义。他回答说斯布鲁克就是一个他在大学里没能认识的人，显然是想让她转移开话题。

“你怎么看待所有这些？”临了她问道。

我在回答之前停顿了片刻。

“你记得他说了只是想闲逛？假如他和你说的都是真话，那么他的闲逛似乎是包含了某种非常艰辛的工作。”

“肯定是的。但你不觉得假如他像从事任何生产劳动那样卖力，他是可以挣得不错的收入的吗？”

“有些人的脑筋就是这么奇特。有的犯罪分子像河狸一样辛辛苦苦地制订阴谋诡计，到头来还是把自己送进了牢房，等出狱又从头再来，然后再坐牢。如果他们把同样的勤奋、才智、资源和耐心用于诚实的事业，那本可以过上很不错的日子，取得很重要的职位。可他们就这个命。他们就喜欢犯罪。”

“可怜的拉里，”她咯咯笑开了，“莫非你在说他学习希腊语是在谋划抢银行吧。”

我也笑了。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想告诉你的是有这样一种人，对于做某种特定的事情有着强烈的愿望，禁不住一定要去做。为了满足那份渴望他们可以牺牲一切。”

“甚至是他们所爱之人？”

“哦，是的。”

“这比彻头彻尾的自私能好到哪儿去？”

“这就不知道了。”我微笑道。

“拉里学习那些已经死亡的语言，会有什么用？”

“有些人的求知欲是没有偏好的，这也无可厚非。”

“如果不打算用，那知识学了干吗呢？”

“也许他打算用呢。也许仅仅去学就有充分的满足感，就像对于艺术家而言创造一件作品就很有满足感。也许只是通往更深远之处的第一步。”

“假如他想求知，为什么打仗回来后不上大学呢？纳尔逊医生和妈妈当时都希望他上呢。”

“我在芝加哥跟他谈过这个。学位对他来说毫无用处。我隐约感觉他对自己想要的东西有明确认识，并且认为他在大学里是得不到的。你得知道，在学习这事儿上，既有奔跑在群体里的狼，也有独狼。我感到拉里就是这样一意孤行的人。

“我记得曾问过他是否想写作，他笑着说没什么好写的。”

“这是我听到过的最让人摸不着头脑的理由。”我微笑道。

伊莎贝尔不耐烦地摆摆手，她没有心情听哪怕最小的玩笑话。

“我弄不懂的是，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战争前他和大家没什么区别。你想象不到，他的网球打得棒极了，高尔夫也很不错。他以前做着我们大家都做的事情，是个十足的男孩子，没有理由相信他不会成长为十足的男子汉。毕竟你是小说家，你应该能解释。”

“我怎么就能够解释无穷复杂的人性呢？”

“这就是我今天想跟你谈谈的原因。”她补充道，对我的话毫不理会。

“你很难过吗？”

“不是，谈不上难过。拉里不在时我觉得还好；当我同他在一起时我就感到那么虚弱。现在这就是一种疼而已，就像几个月不骑马了，一下子骑很长时间就会感到吃力；这不是痛苦，绝不是无法忍受的，可是你能感觉得到。我会克服的。我就是很不喜欢看到拉里把自己的生活弄得这么一团糟。”

“也许他不会呢。他刚刚踏上一条漫长的险途，但最终没准儿他会找到追寻的东西。”

“是什么呢？”

“你想到过没有？在我看来，从他对你说的话中，他表示得很清楚了。上帝。”

“上帝啊！”她嚷道。但那是难以置信的惊叫。我们说了同一个词却含义反差巨大，这产生的喜剧效果让我们不由得哈哈大笑。然而伊莎贝尔立刻又恢复了凝重的脸色，在她的总体态度中我感到了一种类似恐惧的情绪。

“你怎会这么想的？”

“我也只是猜测。不过是你要我谈谈作为小说家的看法的。可惜你并不知道他在战争中有什么样的经历深刻地改变了他。我觉得是某种突如其来、使他措手不及的打击。我想向你表明的是，不论发生了什么，那种遭遇使他充分感受到生活的无常，并痛苦地深信对于世间的罪孽和哀伤是能找到弥补办法的。”

我看得出伊莎贝尔并不喜欢我谈话的这种措辞。这让她感到羞怯和难堪。

“这难道不是非常病态吗？一个人在世上既来之则安之，来了当然就要把生活安排得最好。”

“你说得大概没错。”

“我不想装腔作势，我只是个完全正常、普通的女孩。我要过得有滋有味。”

“看来你俩的脾性中似乎有些完全没法兼容的东西。这在婚姻之前发现是最好的。”

“我想要嫁人生子，过上——”

“过上仁慈的主原本就恩赐你的生活。”我微笑着插话道。

“嗯，无可厚非，不是吗？很愉快的生活，我会很满足的。”

“你们就像两个愿意一块儿度假的朋友，可是一个要去攀爬格陵兰的冰天雪地，另一个只想去印度的珊瑚礁钓钓鱼。显然走不到一起。”

“不管怎样，我也许还能从格陵兰的冰天雪地里得到一件海豹皮大衣呢，印度的珊瑚礁有没有鱼我倒很怀疑。”

“有待探查。”

“你为什么这么说呢？”她问道，眉头微蹙。“你好像一直是在内心有所保留的。当然我知道自己当不了光彩夺目的明星。拉里可以。他是理想主义者、追梦人，就算美丽的梦想不能成真，做这样的梦已经很动人心魄了。我分派到的是个艰苦的、逐利的、现实的角色。常理从来都没有多少同情心，是吗？可你忘记了要付出代价的是我。拉里是能潇洒走一回的，去追逐荣耀的云彩，我呢，跟着亦步亦趋，还要精打细算量入为出。我要生活啊。”

“我一点儿也没忘。多年前我还年轻时，我认识一个医生，水平还不错，可是他不去行医，而是长年累月地泡在大英博物馆的图书室里，写一部伪科学、伪哲学巨著，根本没人看，他得自费出版。去世的时候他已经写了四五本这样的书了，没有丝毫价值。他有个儿子想入军职，但他没钱去桑德赫斯特[德赫斯特（Sandhurst），英国皇家陆军官校所在地。]，于是只好应征入伍，并死在了战场上。他还有个女儿，长得很漂亮，我挺迷她的。她去演艺界发展，但是没什么天赋，只能随二流剧团周游全国演一些小角色，赚得微薄的薪水。他的妻子含辛茹苦那么多年后终于病倒，女儿只好回来看护她，并担负起母亲已做不动的脏活累活。生命就这样浪费、挫败了，而且徒劳无获。当一个人决定了不走寻常路时，便得孤注一掷。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典出: “For many are called，but few are chosen”（Matthew 22:14），“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马太福音22:14）。]”

“妈妈和埃利奥特舅舅很赞同我做的决定，你也同意吗？”

“我亲爱的，这对你有什么关系呢？对你来说我差不多就是个陌生人。”

“我把你看作不偏不倚的旁观者，”她带着讨人喜欢的微笑说道，“我很想得到你的赞同。你的确认为我做得对，是吗？”

“我觉得为了你，你做得很对。”我很自信她不会听出来我答话中的些许差别。

“那为什么我感到问心有愧？”

“是吗？”

她点点头，嘴角边微笑犹在，却带了一丝哀伤。

“我知道只是最起码的常识。我知道每一个通情理的人都会同意我做了唯一可行的事情。我知道从一切务实的角度看，从人情世故看，从世俗礼法看，从对与错的角度看，我做了应做的事。可是在我心底有一种不安，就是假如我更善良一些，更公正一些，更无私一些，更高贵一些，我会嫁给拉里，牵手共济。假如我爱他够多，那么失去整个世界我也在所不惜。”

“你不妨换个角度看。假如他爱你够多，他会毫不犹豫地做你所愿之事。”

“我也这么对自己说。但是没有用。我想比起男人来，女人天性中有更多的自我牺牲。”她轻笑起来。“路得还有异乡麦穗之类的。[典出《圣经·旧约·路得记》。寡妇拿俄米打发两个失去丈夫的儿媳回娘家再嫁。一个儿媳与婆母挥泪而别，另一个叫路得的儿媳则决意留下赡养婆婆，并常在麦收时节去别人家田里捡拾落下的麦穗。众人知其孝顺也不阻止，反倒多留些与她。“异乡”则语出济慈的《夜莺歌》，后者用圣经典故但与之略有出入。]”

“你为什么不冒险试试呢？”

我们一直谈得很轻松，简直就像在拉家常，说着我们都认得但不是密切关心的人和事；即便同我说到了拉里，伊莎贝尔的语气也不无轻松愉快，讲起来诙谐生动，似乎不愿让我将她的话太当真。可是此刻她变得脸色苍白。

“我害怕。”

我们一度陷入了缄默。一股凉意透下脊柱。很奇怪，每当我得直面人的深沉而真挚的情感时总是如此。我发觉这让人很不自在，甚或心生敬畏之意。

“你非常爱他么？”我终于问道。

“我不知道。我对他缺乏耐心，对他很恼火。我一直渴望着他。”

沉默再次弥漫开来。我不知道说什么。

我们的咖啡厅并不大，沉重的花边窗帘将光线都拒于室外。墙上贴着黄色大理石纹壁纸，还挂了几幅体育运动的老照片。屋里的红木家具、破旧的皮椅及其霉味，都很奇特地令人联想到狄更斯小说中的咖啡厅场景。我拨了拨火，添了些煤。伊莎贝尔突然开了口。

“你瞧，我原以为到了摊牌的时候他会示弱的。我知道他很弱。”

“弱？”我叫起来，“你怎么会这样想的？这个人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力排众议，只因为他决意走自己的路。”

“那时候我总是可以和他一起做我想做的事情。我动动小指头就能使唤他。我们在一起时他从不打头阵，只是随大流。”

我已点起了烟，看着吐出的烟圈，看着它越来越大并消散在空气中。

“我在分手之后还和他若无其事地来往，妈妈和埃利奥特觉得是大错特错的。可我却没太当一回事。我总在想到头来他会让步的。我不相信当他的死脑筋终于认识到我是动真格了，他还不会让步。”她犹豫了一下，冲我恶作剧般地笑了笑。“要是我跟你讲一件事，你会吓一大跳吗？”

“我觉得不大会吧。”

“当我们决定来伦敦时我给拉里打了电话，问他能不能一起吃我在巴黎的最后一顿晚餐。我告诉家人时，埃利奥特舅舅认为这极其不妥，妈妈则说她觉得没有必要。妈妈说的不必要，意思就是完全不同意。埃利奥特舅舅问我搞什么名堂，我说我们准备找个地方吃饭，然后去逛夜总会。他对妈妈说，应该不准我去。妈妈说：‘我不准你去，你会听吗？’‘不会的，亲爱的，’我说，‘一个字也不会听进去。’然后她就说：‘我想也是。那样的话我说不准也没用。’”

“你妈妈看来很识大体的。”

“我相信什么也没逃过她的法眼。拉里来的时候我去她屋子道别。我化了点儿妆；你知道的，在巴黎就得这样打扮起来，不然就像没穿衣服。当她看见我的装束时，我从她上下打量的眼神中不安地感到，她已经看穿了我的企图。可是她什么也没说，只是亲吻了我，祝我玩得高兴。”

“你企图什么？”

伊莎贝尔迟疑地看看我，似乎不能决定是否该坦言准备要说的话。

“我自己觉得看起来还不错，而且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了。拉里在马克西姆餐厅订了座。我们享用了很多美食，都是我特别爱吃的，还喝了香槟。我们说个没完，至少我是如此，还把拉里逗得哈哈大笑。我喜欢他的一点就是我总能让他开心。我们还跳了舞。玩够之后我们去‘马德里堡’，在那儿遇见了些熟人，又聚在一起喝香槟。接着我们再赴‘金合欢’。拉里舞跳得很好，我们配合得也默契。舞厅的热力、音乐还有美酒让我有些晕晕的。我感觉胆气十足，跳舞时脸和拉里贴在一起，我知道他想要我。上帝知道我也多么渴望他。我有了个主意。现在看来那其实一直躲在我的意识后面。我想让他跟我一起回家，一旦回了家，嗯，那就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我明白你说得已经不能更得体了。”

“我的房间跟埃利奥特舅舅和妈妈的隔得都很远，所以我知道是万无一失的。等回到美国我打算写信说我怀上孩子了。他不得不回来娶我，而他回来之后我不信留不下他，特别是妈妈还生着病呢。‘我真傻，怎么之前没想到呢，’我心想，‘这样一来自然所有问题都解决了。’乐曲结束时我仍然依偎在他怀里。然后我说时间不早了，我们还要赶中午的火车，就走吧。我们钻进了出租车。我紧挨着他，他用臂膀搂着我，亲吻我。他吻着我，吻着我——噢，像在天堂里，出租车停在门口，时间好像才过了片刻。拉里付了车钱。

“‘我走回去。’他说。

“出租车呼地开走了，我用胳膊圈住他的脖子。

“‘愿意上来喝最后一杯吗？’我说。

“‘好的，如果你乐意的话。’他说。

“他已经按过了门铃，门开了。我们进去时他打开了灯。我直视着他的眼睛，他的目光是那么让人信赖，那么诚实，那么——那么没有心机；他显然对我设下的圈套一无所知；我感到自己不能对他耍这么龌龊的把戏，就像夺走孩子手里的糖果。你知道我怎么做的？我说：‘哦，嗯，或许你还是别上来了。妈妈今晚不舒服，假如她已经睡了，我不想吵醒她。晚安吧。’我伸脸过去让他亲吻，然后把他推出门。于是结束了。”

“你后悔吗？”我问。

“既不高兴也不后悔。我只是身不由己，做了我所做的，推他出去的不是我。只是一种冲动占据了我，为我行事。”她咧嘴笑起来。“我猜你会称之为我本性中善的一面。”

“我想的确是这样。”

“那么我这善的一面就必须得承担后果。我相信在未来它会更加小心谨慎。”

我们的谈话实际上就到此为止了。伊莎贝尔跟一个人完全放松地说这么多，或许可以得到某种慰藉，可这也就是我能做到的。我自觉做得并不到位，便试图说些什么来安抚她，哪怕只是些小事情。

“你要知道，当一个人在恋爱，”我说，“当一切都乱了方寸时，就会特别地难过，会觉得再也过不去这个坎儿了。但要是知道大海的作用，你会很惊讶的。”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她微笑道。

“嗯，爱情不算是个好水手，它在远航中耗尽了精力。横亘在你和拉里之间的大西洋会让你感到很吃惊，发现原本在航海之前貌似不可承受之痛，实则微不足道。”

“你是经验之谈吗？”

“来自过去暴风骤雨般的经验。每当我饱受暗恋之苦，我便立即跳上一艘远洋轮船。”

雨丝毫没有要止住的意思，伊莎贝尔觉得看不到汉普顿宫宏伟的建筑群甚或伊丽莎白女王的床，也没什么了不得的，于是我们决定驱车回伦敦。之后我见过她一两回，但都有别人在场，接着在伦敦待够了之后，我离开英国去了提洛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