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十年我既没见着伊莎贝尔，也没再邂逅拉里。我仍能见到埃利奥特，而且实际上，出于一种我之后会交代的原因，见得比过去更加频仍。我不时地从他那里得知伊莎贝尔的境况。至于拉里，他就没什么可以告诉我的了。

“就我所知，他仍住在巴黎，可是我不大可能会遇见他，我们不是一路人。”他又不无自得地补充道，“他居然就这么彻底颓废了，令人唏嘘啊。他出身那么好。我确信假如他愿意听从我安排的话，我是可以成全他的。不管怎样伊莎贝尔摆脱了他是件幸事。”

我的熟人圈子不像埃利奥特的门槛那么高，我在巴黎结识的一些人显然是他所不屑的。我停留的时间每次都不长，但次数还不算少，其间我会问起一两个人是否遇到过拉里，或是听闻他什么消息；有几个人与他有泛泛之交，但谈不上密切，谁也提供不了什么消息。我去他习惯光顾的餐馆，却得知他已很久不来了，那里的人都以为他离去了。蒙帕纳斯大街上的饭店没一家有其踪影，那里是住附近的人经常光顾的。

在伊莎贝尔离开巴黎后他是想去希腊的，但他放弃了计划。实则做了什么事，他在多年后告诉了我，不过我情愿现在就讲出来，因为按事件的时间顺序来说比较方便。他整个夏季都待在巴黎，每日勤读不辍，直到秋季已然降临。

“当时我想，该脱开书本放松一下了。”他说。

“两年来我每天学习八到十个小时。所以我去了煤矿。”

“你什么？”我嚷起来。

他对我的惊愕哈哈大笑起来。

“我觉得干几个月体力活儿对我有好处。我的想法是，这有助于我理清思路，让我能好好审视自己。”

我沉默不语。我不知道他的出人意料的举动是否仅仅因为这样，还是与伊莎贝尔同他分手有关。其实我并不知道他爱她有多深。大多数人在恋爱时都会杜撰出各种原因来劝服自己，认为做想做的事是唯一明智之举。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婚姻都走向了不幸。这好比把自己交给了明知是骗子的人手里，而这骗子碰巧是个亲密的朋友，因为他们不愿意相信他首先是个骗子，其次才是朋友，而情愿认为他无论对别人如何欺诈，也不会这样对待他们。以拉里内心的坚强，他不会为了伊莎贝尔而牺牲他所认定的生活，可失去她的痛楚或许超出了他的预料。或许他像我们大多数人一样，总苦于难以两全。

“嗯，继续吧。”我说。

“我把书和衣物装进两只箱子寄存在‘美国运通’。然后我额外穿上一件外套，用手提袋装了几套衬衣就出发了。我的希腊语老师有个妹妹，嫁给了朗斯附近的一家煤矿的经理，他为我写了介绍信。你知道朗斯吗？”

“不知道。”

“在法国北部，离比利时边境不远。我只在那儿待了一晚，在车站的旅店，第二天就搭了当地的车去了煤矿所在地。你去过挖煤村吗？”

“去过英国的。”

“嗯，我想都差不多。煤矿、经理楼、一排排整齐的两层小屋，都一模一样，千篇一律，单调乏味得让人很泄气。一座稍微新一些但很丑陋的教堂，几家酒吧。我到达的时候天气阴沉寒冷，还下着细雨。我去了经理室，呈上介绍信。他是个矮胖子，面颊红润，看起来胃口很好的样子。他们很缺人手，很多矿工死在了战争中，有很多波兰劳工，该有两三百号人吧。他问了我几个问题，他对我的美国身份并不以为然，似乎觉得不太靠谱，但他大舅子在信中说了不少好话，所以他还是欣然接纳了我。他准备给我派个地面的活儿，可我告诉他我想去井下。他说如果我不适应的话会消受不住的，但我说已做好了准备，于是他说我就给矿工做帮手吧。那实际上是童工干的，但童工也很短缺。他人真不错；他问我有没有找好住处，得知我还没有时便在纸上写下一个地址，说我去了房东太太会给我一张床的。房东太太是个寡妇，做矿工的丈夫战死了，两个儿子还在矿里做工。

“我拿了手提袋就去了。到了那所房子，开门迎接我的是一位瘦高的妇人，头发灰白，眼睛大而幽深。她眉眼长得不错，以前一定是很好看的。要不是掉了两颗门牙，她现在也不至于如此憔悴。她告诉我已经没有房了，但有间租给波兰人的屋子里放了两张床，我可以睡另外一张。她的两个儿子住楼上一间，她住另一间。她领我看的房间在楼下，我看原来应该是客厅；我本打算有间单独的房，但我想还是别挑三拣四了；毛毛细雨已下成了持续不断的小雨，我已经淋湿了。我不想再往前走淋个湿透，于是说挺合适就住下了。厨房充当了客厅，摆放着两把摇摇晃晃的扶手椅。院子里的煤棚同时也用作冲澡房。两个男孩和那个波兰人的午餐是带到矿场的，不过她说我可以和她一起吃。之后我坐在厨房里抽烟，听她一边忙碌一边絮叨着她自己和她的家事。收工时其他几个都进了屋。先是波兰人，跟着是两个男孩。波兰人穿过厨房，听房东太太说我要与他合屋时便冲我点点头，并不言语，而是从铁架子上提起大水壶去煤棚冲淋了。两个小伙子虽然满面尘灰，但都长得高大英俊，而且表现得很友善。他们当我是个怪人，因为我是从美国来的。其中一个男孩十九岁，过几个月就要去服兵役了，另一个十八岁。

“波兰人回到屋里，两个孩子去洗漱了一番。波兰人有那种很难读的波兰姓，可他们都叫他科斯提。他是个大块头，比我高出两三英寸，体格雄健。他面孔苍白而肥胖，鼻宽而短，嘴很大。他的眼睛是蓝色的，眉毛和睫毛里的粉尘没能洗掉，因而貌似化了妆一般。浓黑的睫毛使得眼眸之蓝令人几乎感到惊惧。他是个粗笨的丑八怪。两个男孩换过衣服便出去了。波兰人坐在厨房里，抽着烟斗看报纸。我口袋里装了本书，便也拿出来读。我注意到他瞥了我一两眼，没多久就放下报纸。

“‘你在读什么？’他问。

“我把书递过去让他自己看。是一本《克莱芙王妃》[《克莱芙王妃》（La Princesse de Clèves），法国小说家拉法耶特夫人（Madame de La Fayette，1634—1693）著，小说以亨利二世时（1547—1549）的宫廷为背景，影射了十七世纪后期的王室生活。]，我在巴黎火车站买的，因为很袖珍。他好奇地瞧瞧书，又看看我，将书递了回来。我发觉他的唇边浮现出讥讽的笑。

“‘你很喜欢？’

“‘我觉得很有趣——甚至很吸引人。’

“‘我在华沙上学时读过，无聊透顶。’他的法语极好，几乎不带波兰口音。‘现在我只读报纸和侦探故事。’

“勒克莱尔夫人——那是房东老太的名字—— 一边看着炉子上的汤一边坐在桌旁补袜子。她告诉科斯提我是煤矿老板介绍来的，并且先前我能告诉她的一切，她又都说了一遍。他边听边抽着烟斗，用湛蓝的眼睛打量着我，那眼神严苛而犀利。他问了我几个问题。当我告诉他自己从未下过矿时，他嘴角又咧出嘲讽的笑容。

“‘你根本不知道要去做什么。有别的事情可以做的人绝不会到矿下去。不过这是你自己的事，而且毫无疑问你是有原因的。你在巴黎住哪儿？’

“我告诉了他。

“‘有段时间我每年都去巴黎，但只去格兰大道。你去过“拉吕之家”吗？我最爱的馆子。’

“这让我有点意外，你知道的，那家店不便宜。”

“非常贵。”

“我估计他看到了我的吃惊，因为他又抛过来一个嘲弄的微笑，但显然觉得并没有再解释的必要。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然后两个男孩进来了。我们吃了晚饭之后科斯提问我是否愿意跟他去bistro[法语: 酒吧间。]喝杯啤酒。那只是个大屋子，一端有吧台，好几张大理石面的桌子，围着些木椅子。房间里还放了一架自动钢琴，有人投了币，于是钢琴咣当当地奏出了一支舞曲。除我们外也只有三张桌子有人。科斯提问我会不会玩belote[法语: 贝洛特纸牌。]。我跟几个学生朋友学过，于是我说会，他便提议打贝洛特来赢啤酒。我同意了，他要来了牌。我输掉了一杯，接着第二杯。于是他又提议来赌钱。他的牌很好，而我运气极差。我们每次下注很小，而我还是输掉了好几个法郎。赢了钱又喝了啤酒，使他心情颇佳，便打开了话匣子。从他的言谈举止，我不用费多少工夫就猜到他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当再次提及巴黎时，他问我是否知道这个、了解那个，就是路易莎姨妈和伊莎贝尔住在埃利奥特寓所时遇见的那些美国妇人。他似乎比我更熟识她们，我很奇怪他是如何沦落到如此境地的。时间还不算晚，不过天一亮我们就得起床。

“‘临走再来一杯啤酒吧。’科斯提说。

“他啜了一口，眯缝起他那锐利的小眼睛端详着我。我知道此时他让我想起了什么，一只坏脾气的猪。

“‘你为什么要来这破煤矿？’他问我。

“‘要的是这份经历。’

“‘Tu es fou, mon petit.[法语: 你这疯子，我的小朋友。]’他说。

“‘那你为什么要到这里干活儿？’

“他耸耸那厚重笨拙的肩。

“‘我从小就进贵族的士官学校读书，我父亲是沙皇手下的将军，在上一场战争中我是骑兵指挥官，我受不了毕苏斯基[约泽夫·克莱门斯·毕苏斯基（Józef Klemens Pitsudski，1867—1935），波兰国家元首（1918—1922）和军事独裁者（1926—1935）。]。我们密谋杀掉他，但有人出卖了我们。被抓住的他全枪毙了。我总算及时逃过了边境。除了外籍军团和煤矿我别无出路，我选了遭罪较轻的。’

“我已跟科斯提说了我在矿里的工作，当时他什么也没说，此时则将胳膊肘架在大理石台面的桌上，说道：

“‘试试看能不能把我手臂推回去。’

“我知道这种比试力气的老把戏，于是伸出手掌跟他的贴在一起。他笑起来。‘过几个礼拜你的手就不会这么软绵绵的啦。’我竭尽全力去推，但在他巨大的力道面前毫无作用，他缓缓地把我手掌推回来压在桌上。

“‘你还有几分力气，’他宽宏大量地说，‘还没几个人能坚持这么长呢。听着，给我打下手的是个废物，一个孱弱的法国小个子，力气还没有毛虫大。明天你跟我走，我叫工头让我先挑你吧。’

“‘我很乐意，’我说，‘你觉得他会同意吗？’

“‘要打点一下。你有五十法郎么？’

“他伸出手，我从皮夹里拿出一张钞票。我们回去睡觉了。白天一直在颠沛辗转，晚上便睡得很死。”

“难道不觉得这活儿太辛苦了吗？”我问拉里。

“一开始是累死累活的，”他展颜笑道，“科斯提搞定了工头，我被派给了他当下手。那时候科斯提在一个旅馆卫生间大小的工作面，进去得钻一个隧道，非常低矮，要双手双膝着地爬进去。里面热得要命，我们只穿着裤衩。科斯提白花花的肥硕身躯活似一只大鼻涕虫，看着实在很恶心。气动切割机的嘶吼在狭窄的空间里震耳欲聋。我的工作是收集他砍切下来的煤块，装在篮子里并拖到隧道口，运煤火车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开过来，把煤装上货箱后运到升降机口。这是我唯一熟悉的煤矿，因而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通行的操作。在我看来这没有多少专业技术含量，但辛苦得要命。半日收工时我们就歇一会儿，吃午饭再抽根烟。一天下来我也没有怨言，噢！老天，还能冲个澡真是太好了。我以为自己的脚永远也洗不干净了呢，黑得像墨。双手当然是要起泡的，疼得不得了，不过伤口痊愈了。我也适应了这活儿。”

“你坚持了多久？”

“这活儿只派给了我几个星期。把货箱运到升降机口的是一台拖拉机，司机对机械一窍不通，而那引擎又总是坏。有一回他发动不了拖拉机，犯了难。我可是修车的一把好手，于是就仔细查看起来，用了半小时将拖拉机发动了。工头告诉了经理，经理把我找了去问是不是很懂车。结果便是他让我干机修工；当然也乏味，可是很轻松，而且从此少了发动机的烦恼，大家对我也很满意。

“科斯提对我的离开可是气坏了。我和他配合默契，他也已习惯跟我搭档了。我和他朝夕相处：白天一起干活，晚饭后和他去小酒馆，晚上同屋，对他可谓相当了解了。这人很有意思，是那种能吸引你的类型。他不愿意和波兰人混在一起，我们从不光顾他们去的饭馆。他忘不了自己曾是贵族、骑兵指挥官，那些同胞在他眼里如同草芥。他们自然也很仇视他，但也无可奈何；他力壮如牛，要是真干上了能抵他们五六个，不管用不用刀子。我也结识了他们中间几个，也得知他确实是骑兵指挥官，属于精锐兵团的一支，不过因政治原因而逃离波兰却是谎言。他在华沙的军官俱乐部玩牌时出老千还穿了帮，被轰了出去，军职也丢了。他们警告我跟他打牌要小心。这就是他总避开他们的原因，他们说，因为他们太了解他，不愿意同他玩。

“我总是输钱给他，不算多，你知道的，一晚上几个法郎，可是每回他赢了钱都要坚持付酒水钱，所以这真不算什么。我以为只是手气差或者没有他牌技好。此后我便留神注意了，我敢打包票他在做手脚，可是你知道吗，我眼珠子快要瞪出来了却也看不出他是怎么弄的。老天，他真聪明。我知道他不可能总是抓好牌。我像只山猫一样凝神看他。他狡猾得像狐狸，而我猜他也看出来我知道他搞鬼了。一天晚上玩了一会儿牌后，他看着我，还是那副冷酷而嘲讽的笑容，他只知道这么一种笑。他说：

“‘要不要教你几个戏法？’

“他取过那叠牌，并让我心里想好一张。他洗了洗牌，再叫我挑一张；我照做了，而正是我想要的牌。他又玩了两三个戏法，然后问我玩不玩扑克。我说玩的，他便发给了我一手牌。我定睛一看，居然是四个A和一个王。

“‘有了这副牌，你肯定愿意押上一大笔了，是吧？’他问道。

“‘全部押上。’我回答。

“‘那你就傻了。’他放下发给自己的牌。是一手同花顺。真不知是怎么做到的。他嘲笑着我的惊讶。‘如果我不老实的话我早就连你的衬衣都赢到手了。’

“‘你还没那么差劲。’我也笑起来。

“‘小意思，还不够到“拉吕之家”吃一顿呢。’

“我们仍然每晚玩得不亦乐乎。我得出的结论是他这么做更多的是为了好玩而非为钱。眼见着我受他捉弄，给了他莫名的满足感。我感到令他乐此不疲的是我明知他在做手脚却不知他是怎么做的。

“不过这只是他的一面，真让我发觉他有趣的是另一面，而这两面在我看来是不可调和的。他尽管自称除了报纸和侦探小说其余的都不读，但其实是受过很好教养的。他能言善辩，话语尖酸刻薄、玩世不恭，可是听他谈天说地却是非常愉快。他笃信天主教，床头挂着十字架，每周日也一定去做弥撒。到了周六晚他通常要喝得酩酊大醉。我们去的bistro那晚也总是人满为患，空气中飘荡着浓重的烟味。有不声不响带着家人来的中年矿工，也有好惹是生非的年轻人，还有的满头大汗、吵吵嚷嚷地围坐着打belote，而他们的老婆则坐在身后不远处观战。人群和喧嚣好像对科斯提有一种奇异的效应，他变得严肃起来并侃侃而谈——关于神秘主义的所有意想不到的话题。那时我对此一无所知，除了在巴黎读到的一篇梅特林克论斯布鲁克的文章。可是科斯提谈的则是普罗提诺、‘高贵的丹尼斯’、鞋匠雅各·波墨以及迈斯特·埃克哈特[普罗提诺（Plotinus，205?—270?）、“高贵的丹尼斯”（Denis the Areopagite，约第五世纪或第六世纪早期）、鞋匠雅各·波墨（Jacob Boehme，1575—1624）以及迈斯特·埃克哈特（Meister Eckhart，1260—1328），均为欧洲历史上的神秘主义哲学家。]。这个被从自己的世界里赶出来的粗笨汉子，这个喜欢冷嘲热讽说不出什么好话的破落户，居然能畅谈世事的终极现实，以及与上帝合一的欣慰，实在很不可思议。这让我耳目一新，感到既困惑又兴奋。我仿佛醒着躺在一间黑屋子里，忽然一线亮光透过窗帘射进来，心里明白只需拉开窗帘，沐浴在拂晓光辉中的整个天地便在我眼前敞露开来。可如果我在他没有喝酒、清醒的时候谈到这个话题，他就大为光火，眼神恶意满满。

“‘在我都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的时候，我怎么会知道自己在谈什么？’他厉声道。

“可我知道他在撒谎，他其实心知肚明。虽然喝得烂醉，但他那眼神，那丑陋的脸面上流露出的迷狂，不单单是喝了酒的缘故。还有别的原因。他第一次这么表现时，说的话让我终生难忘，因为我听了感到很恐怖；他说世界不是创造出来的，因为不可能无中生有，而是永恒的自然的显现；唔，这也还好，但是他又补充说，恶同善一样，也是神性的直接显现。这番话在肮脏嘈杂的小酒馆里说出来，还有自动钢琴的舞曲伴奏，就显得特别古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