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正住在伦敦，起初我们在英国并没有意识到情况有多么严重，也不知其结果会多么让人忧心忡忡。我本人虽然也为可观的损失懊恼不已，但那大多是账面的浮亏，待尘埃落定盘点后发现，我的现金损失还算轻微。我知道埃利奥特下了很大赌注，恐怕亏损惨重，不过我直到我们两人都回到里维埃拉过圣诞节才见着他。他告诉我，亨利·马图林去世了，格雷破了产。

我对生意经几乎一窍不通，我敢说自己根据埃利奥特的话所进行的描述仍让人摸不着头脑。就我所知的情况来看，公司的灭顶之灾部分地归咎于亨利·马图林的刚愎自用，部分则由于格雷的鲁莽。亨利·马图林起先并不相信股市崩塌会有多严重，只劝慰自己，那不过是纽约掮客想一举搞垮外地同行的阴谋罢了，于是他咬紧牙关，倾其所有来支撑市场，同时感到愤懑，因为芝加哥的交易商被纽约的无赖们吓破了胆。他总引以为豪的是，那些小客户——靠固定收入维生的寡妇、退伍军官等等——在他的投资建议下从没有丢过一个子儿，而此刻，他自掏腰包来填补他们的亏空。他自称做好了破产的准备，他还能东山再起，可是如果信赖他的这些小百姓倾家荡产了，那么他就再也抬不起头来。他自认为的义举仍然付之东流了，庞大的家产化为乌有。一天夜晚他突发了心脏病。他年过六旬，一向狠命工作，狠命玩，狠命吃，狠命喝；经过数小时的痛苦挣扎，他最终死于冠状动脉血栓。

格雷只能独撑困局。他背着父亲另外投入了大量赌注，因而其实个人损失最为惨重，自救的一切努力也都白费了。银行不愿意借钱给他。交易所里的前辈告诉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认栽。之后的情况我不是很清楚，只知他资不抵债，被宣布破产了。他之前已抵押了自己的房子，房子掌握在承押人手里，反倒让他欣慰；父亲在湖岸路的豪宅、马文的房产以及伊莎贝尔的首饰都变卖了：唯一能留下的就是南卡罗来纳州的庄园，那是在伊莎贝尔名下的，而且也无人问津。格雷的家业彻底垮了。

“那你呢，埃利奥特？”我问。

“噢，我没什么好抱怨的，”他轻松地说，“上帝对弱者是慈悲的。”

我没再追问下去，毕竟那是他的财务不是我的，只是不论他的损失如何，我推测他像我们其他人一样还是深受其害的。

大萧条起初并没有给里维埃拉致命的打击，只听说有两三个人亏空了很多，不少别墅在冬季就关闭了，还有一些挂牌出售。旅馆不再人满为患，蒙特卡洛也抱怨起生意的清淡。但直到两年后人们才真正感受到了寒意。地产中介告诉我，从土伦一直延伸到意大利的沿海地带，共有四万八千处大大小小的房产等着被出售。赌场的股价萎靡不振。各大宾馆纷纷降价招徕生意，但仍无济于事。能见到的外国人都是些穷人，他们一向潦倒，因而也不会更潦倒了，他们也不花钱，因为没有钱花。店主们都陷入了绝望。可是埃利奥特既没有裁撤人手，也没有像很多人那样削减工钱；他继续向达官贵人供应美食佳酿。他买了崭新的大轿车，由于从美国进口，还为此付了一大笔关税。他参加大主教为失业家庭组织的免费餐会，并慷慨解囊。事实上他那日子过得就好像经济危机从来没有发生过，就像大半个世界也没有为此颤抖过。

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发现了原因：埃利奥特现在不怎么往英国跑了，除了一年去两个星期购置衣装。不过他每年仍要带着一干人马到巴黎住三个月：五、六月及秋季，这也是埃利奥特的朋友不在里维埃拉的时段。他喜欢那儿的夏季，部分原因是要享受日光浴，但我认为最主要的是炎热的天气给了他一个尽情穿戴鲜亮衣物的机会，那可是他的正统观念平日里迫使他避忌的。他会穿上颜色夺目的裤子招摇过市：红的、蓝的、绿的或黄的，再配上对比色强烈的衬衣：紫红、紫罗兰、紫褐或是干脆五颜六色，为此引来的喝彩他也欣然接受，就像一个女演员得知自己极好地担当了新角色时所表现出的自嘲式的大度。

春季，在我回费拉角途中正巧要在巴黎待一天，便约了埃利奥特吃午饭。我们在丽兹酒店见了面。昔日美国大学生成群结队来作乐的热闹场面已不复存在，那门可罗雀的萧索，如同剧作家新剧失败后挨过的第一个夜晚。点午餐前我们先喝了鸡尾酒——埃利奥特最终向这一美国习俗做出了妥协。吃完后他提议去逛古玩店，尽管我告诉他没钱买什么了，我还是挺乐意陪他去。我们穿过旺多姆广场，他问我是否愿意去夏尔凡时装店，他订购了几样东西，想看看有没有准备好。他定做了几件马甲和内裤，每件都绣有他名字的首字母。马甲还没到货，但内裤做好了，店员问他要不要看一看。

“看一下，”他说，店员去拿时他又对我补充道：“是照我自己的式样定做的。”

内裤取来了，我觉得除了是丝质的以外，也就跟我常在梅西百货买的一模一样；不过吸引我目光的是在那缠绕在一起的“E. T.”字母之上，绣着一枚伯爵桂冠。我什么也没说。

“好极了好极了，”埃利奥特说,“嗯，那等衬衣做好了一起送吧。”

我们出了店门，埃利奥特离去时扭头冲我一笑。

“你注意到那个桂冠了吗？说实话，我叫你来夏尔凡时忘记这回事了。我想我一直没机会告诉你，仁慈的教宗大人欣然为我恢复了古老的家族封号。”

“你的什么？”我出于礼貌故作惊愕地说。

埃利奥特不以为然地耸耸眉。

“你不知道么？我母亲祖上是劳里亚伯爵，跟从菲利普二世来到英国，并且娶了玛丽女王的一个使女。”

“我们的老朋友‘血腥玛丽’[玛丽一世（Marry I，1516—1558），英国女王，亨利八世长女，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之妻，因残酷镇压新教徒而被称为“血腥玛丽”（Bloody Mary）。除玛丽女王外，现更多指一种通常用伏特加、番茄汁和调味料制成的鸡尾酒，故有上文“老朋友”之说。]？”

“我相信，那是异教徒对她的称谓，”埃利奥特生硬地说,“我想我还没告诉过你，一九二九年的十月我是在罗马过的。我还以为会很无聊，因为那时节罗马人都走空了，可幸运的是，我的使命感胜过了对世俗快乐的追求。我在梵蒂冈的朋友告诉我，崩盘即将来临，他们还建议我沽空所有的美国证券。天主教堂有着两千年的智慧，我片刻也没有犹豫。我给亨利·马图林拍了电报，要他清仓，并购入黄金，同时也电告路易莎，让她也如法照办。亨利回电报问我是不是疯了，并称要等我确认指令后再动手。我立即以最强硬的措辞电告他执行，并要他向我确认回复。可怜的路易莎置若罔闻，吃苦头啦。”

“这么说股灾发生时你是全身而退啰？”

“老弟，有一种美国人的说法，恐怕没在你的写作里派过用场，但形容我的情况却恰如其分。我没有遭受任何损失；事实上你大概可以说我还‘发了一笔横财’[此处原文为美国俚语“make a packet”，即上文所言“美国人的说法”。]。我后来只用原先价格的零头就回购了股票。这只能归功于上帝的直接眷顾，因此我感到回报上帝是唯一正确和适当的做法。

“哦，那你是怎么做的？”

“嗯，你也知道‘元首’[“元首”（the Duce），指意大利当时的独裁者墨索里尼。]一直在大规模开发彭甸沼地[彭甸沼地（the Pontine Marshes），位于意大利中南部，现在已是意大利最富庶的地区之一。]，我得知教宗他老人家很关心那里朝拜场所的短缺。所以，长话短说吧，我建了一座罗马式教堂，据我所知跟普罗旺斯的那座一模一样，每个细节都完美无瑕，堪称瑰宝，虽然我只在心里对自己这么说。教堂供奉的是圣马丁，因为我有幸找到了一扇古老的彩色玻璃窗，画的便是圣马丁将斗篷一切为二、其中一块送给赤身乞儿的义举，这一象征意义再合适不过了，于是我买了下来并供之于高坛。”

我没有打断埃利奥特的话来追问，他是怎么把圣人的义举，和他在千钧一发之际清仓出货联系在一起的，他就像捡了大便宜而卖起乖来，给更有权势的人物送了笔佣金。然而于我这样的庸人，象征意义往往是琢磨不透的。他继续说了下去。

“当我有幸把照片拿给教宗大人看时，他很和蔼地对我说，他一眼便知我的品位是无可挑剔的，还说在世风日下之时仍有人将这样的稀世艺术珍品敬献教会，让他颇感欣慰。难忘的经历，老弟啊，难忘的经历。不过更让我意外的是，不久之后，有人暗示我，教宗很乐意授予我一个封号。作为美国公民，我觉得还是谦虚点好，所以不准我的约瑟夫用Monsieur le Comte[法语: 伯爵先生。]来称呼我，当然在梵蒂冈除外，而我也相信你会尊重我的秘密。我可不愿弄得外界满城风雨。但我也不想让教宗大人认为我并不重视他对我的垂青，于是我纯粹出于对他的尊敬，就在自己的衬衣上绣了那只桂冠。我谨将爵位隐藏在美国绅士的条纹衬衫之下，对此，不妨说，我还是有些小小的自豪感的。”

我们道别了。埃利奥特告诉我会在六月底南下里维埃拉。结果他没有去。他都已准备停当了，随时可将一班人马遣出巴黎，自己优哉地驱车南行，这样一到里维埃拉便已经万事俱备。可就在此时他接到了伊莎贝尔的电报，说母亲病情急转直下。埃利奥特不仅爱着姐姐，还如我所说，心中深系亲情。他坐上第一班从瑟堡出港的船，到了纽约便直接去芝加哥。他写信告诉我，布拉德利夫人病情很重，消瘦得厉害，他感到很震惊。她或许还能再维持几个星期，甚或几个月，但无论如何他哀伤地感到自己有义务留下来陪她到最后。他说，那儿的高温比预期的要容易忍受，而没有称心的社交圈子反倒更不妨事，因为眼下他根本没有心思。他说同胞们对大萧条的反应让他感到失望，本指望他们能更沉着镇定地看待这场灾变。可我深知，没有什么比沉着镇定地看待别人遭殃更容易的事了，所以我觉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富有的埃利奥特，或许无权这么苛言。临了他托我给几位朋友捎话儿，并吩咐我切不可忘记跟所有遇见的人解释一下，他为何在夏季紧关了房门。

一个多月后我又收到了他的信，告诉我布拉德利夫人去世了。信写得情真意切。我早就认识到埃利奥特虽然势利且矫揉造作得可笑，但却也不乏友善、亲情和诚实，若非如此，我也想不到他会在字里行间表达得那么有尊严感，那么真挚和素朴。信中他还告诉我，布拉德利夫人的后事处理得并不顺利。当外交官的长子在东京做chargé d'affaires[法语: 临时代办。]，顶替大使之职而无法离开。次子坦普尔顿自打我认识布拉德利一家时就一直在菲律宾工作，后来总算被召回到华盛顿，在国务院担任要职。母亲病危时他携妻前来探视过，但葬礼一结束便不得不赶回首都。在这样的情形下，埃利奥特感到必须留下来，等所有事情都处理停当。布拉德利夫人将财产均分给了三个孩子，不过看来她在一九二九年的暴跌中损失惨重。幸亏她在马文的农场找到了买家。埃利奥特在信中称之为亲爱的路易莎的乡间别墅。

“一个家族要告别自己的祖产总是很难过的，”他写道，“可是这几年我见过那么多英国朋友做出这样的无奈之举，我觉得我的外甥们以及伊莎贝尔也必须以同样的勇敢和气量来接受必然现实，而这他们是具备的。正所谓‘贵人风范’Noblesse oblige[法语，特指贵族有权有势则责任重大，此处可译作“贵族风范”。]。”

他们处理布拉德利夫人在芝加哥的房产时也还算走运。早已有城建计划要拆除一排房屋，代之以大规模的公寓楼群，布拉德利夫人的宅子便在其中。然而她很固执，决意死也要死在这住了多年的房子里。不过她一咽气便有代办找上门来，而且开出的价码立刻就被接受了。但即便这样，伊莎贝尔的生计还是很艰难。股市崩溃之后，格雷想方设法找份工作，哪怕就到在金融风暴中挺过来的经纪人那里当个办事员，可是那里也无事可做。他到老朋友那儿去求职，无论多么卑微，待遇多么差都行，但还是徒劳无果。他拼命抵挡着这场灾难，可最终还是垮下来：沉重的焦虑、耻辱感导致精神崩溃，他开始感到头痛，痛得很厉害，连续二十四小时痛得无法动弹，疼痛过去后又像湿抹布般绵软无力。在伊莎贝尔看来，最好的出路就是带着孩子们一起去南卡罗来纳州的庄园，直到格雷恢复健康。在其全盛时期，庄园每年的稻米收成可达十万美元，而如今早已沦为沼泽、桉木遍布的荒地，只适合喜好户外运动的人来打野鸭，且根本找不到买家。自金融危机后他们就不时地住到那里，并打算等情况好转、格雷找到工作后再回去。

“我不能容许这样的事情，”埃利奥特写道，“老弟啊，他们的日子简直猪狗不如。伊莎贝尔连个女仆都没有，孩子们也没有家庭教师，只有两个女黑人照看她们。所以我就提出把我巴黎的寓所让给他们住，并建议他们待在那里，直到这个伟大的国度情况有所改观再说。我会给他们配齐人手，其实我的女帮厨就是很不错的厨师，我会留给他们，我自己再找个替代的也不费事儿。我来支付开销，这样伊莎贝尔还能把微薄的收入用于添置衣物和家人的menus plaisirs[法语: 小小的享乐、娱乐。]。当然这意味着我得在里维埃拉待更多时间，所以也希望能比过去更多地见到你，亲爱的朋友。伦敦和巴黎现在这种德行，使我觉得住在里维埃拉更自在些。也只有在这儿，我还能和有共同语言的人聚一聚。我敢说还是经常会去巴黎住几天的，但如果去的话，我就在丽兹酒店挤一挤算了。我很高兴最后终于说服格雷和伊莎贝尔同意了，等必要的事情都安排好了我就带他们过来。家具和画作（品质低劣，老弟，而且是否为真迹都很令人怀疑）再过两周要拍卖，在此期间，我把他们安排到德雷克酒店和我住在一起，因为我觉得让他们在那房子里住到最后一刻，是很痛苦的。到巴黎后我先安顿好他们，然后再来里维埃拉。别忘了帮我向你那些做王子王孙的邻居问声好啊。”

埃利奥特这个超级势利眼，同时又是最善良、周到、慷慨的人，谁又能说不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