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利奥特为马图林夫妇在自己位于左岸的宽敞寓所里安排停当，然后于年底回到了里维埃拉。他在这里的房子是用于满足自身舒适的，容不下四口之家，因而他无法让他们和自己同住，即便他想这么做。我觉得他也不会为此懊悔。他深知，自己的独居状态更合人们心意，而不是无奈地带着外甥女小两口。再说，假如总是有这两个住家里的客人，那他很难指望办个什么高端而小众的酒会（这可是他要煞费苦心来筹划的）。

“先在巴黎站稳脚跟，然后适应这里的文明生活，这样安排对他们要好得多。此外两个姑娘也长大要上学了，我已经找好一所附近的学校，而且打听过了，那儿推行的是精英教育。”

这样一来我直到春天才见到伊莎贝尔。我需要去巴黎待几个星期，处理一些事务，在紧邻旺多姆广场一家酒店要了两个房间。这是我经常光顾的旅馆，不仅地段好，而且很有格调，是一座有庭院环绕的古旧大宅，作为客栈已近两百年历史。旅馆的卫生间远非豪华，水管设施差强人意；卧室配备的是漆成白色的铁床、过时的白床罩，而巨大的armoires à glace[法语: 镜面衣柜。]也是寒碜之相毕露；可是客厅的家具却古雅而精致。沙发、扶手椅等均可追溯到拿破仑三世统治时期的艳丽风尚，尽管说不上有多舒适，但外形的华美自有动人之处。身居其屋，我仿佛住在法国小说家的昔年时光里。我凝视着收于玻璃匣子里的帝国时代的大钟，便浮想起一位披长卷发、穿绉边裙的美艳女子，或也曾一边盯着那分针的移动，一边等待着拉斯蒂涅的造访——巴尔扎克不知在多少小说中刻画过这位出身没落贵族，又一心要挤进上流社会的冒险家。碧昂首医生或也曾在此登门，为一位外省的伯爵夫人把脉、探舌，而老太太到巴黎本是为一场官司要见律师，因偶染小恙才唤来了碧昂首医生。这位大夫在巴尔扎克心目中已是这般栩栩如生，以至于他在弥留之际丢下话：“只有碧昂首能救我。”就在那张书桌边，也许还端坐过一位穿箍衬裙、秀发中分且害了相思病的妇人，写着一份炽烈的情书，写给她那负心的汉子；要不就是一位脾气暴躁的老先生，身披绿色双排扣长礼服、头戴绒线帽，气急败坏地给自己的浪荡儿子写信。[本段提及的拉斯蒂涅（Rastignac）和碧昂首（Bianchon）都是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系列中反复出现的人物，前者为穷学生、野心勃勃的没落贵族青年，后者则是疗术精湛的医生。]

到巴黎的第二天我给伊莎贝尔打了电话，问可否五点钟过去喝杯茶。自上回见面已阔别十年。一位沉稳的管家领我进了客厅。她正在读法国小说，闻声站起来，以热烈而迷人的微笑迎上前，将我的双手都握起来。我和她也只见过十来次，只有两次是独处的，可是她能立刻让我感到，我们并非泛泛之交，已是老友了。过去的十年缩减了年轻姑娘与中年人之间的鸿沟，我也不再怎么意识到我们之间的年龄差别了。虽言谈中不乏经世之女人才会说的精致的恭维之词，但她对待我仿佛同辈，只五分钟时间我们便无拘无束地聊开了，就好像两个发小从无间断地定期约见。她多了几分闲适、沉着和自信。

不过给我留下至深印象的是她外表的改变。我记得她是个很有活力的漂亮女孩，但一不留神就会发胖。我不知道她现在是否以极大的毅力瘦了身，还是因为生了孩子——那可就是意外的惊喜了——现在的她有了人人都渴望的苗条身材，而此刻她的穿着更凸显了身材。她一袭黑衣，我瞥一眼便注意到那丝质裙子看上去既非平淡，又不惹眼，却是巴黎顶级裁缝的杰作，穿在她身上还透露出一种随意的自信，似乎穿昂贵的衣裙就是与生俱来的习惯。十年前，即便有埃利奥特做参谋，她也会倾向于偏艳丽的式样，而且穿在身上总显得不那么自在，而如今，玛丽·路易斯·德·弗洛里蒙若是看到，也不会说她不够时尚了。她的时尚一直渗透到了涂成瑰红色的指甲尖。她的五官更为清秀了，鼻子是我见过的女性中最为俏丽、挺直的。不论她的额头，还是淡褐色的眸子下方，都看不到一丝褶皱，尽管皮肤少了些豆蔻之年才有的洋溢的青春，其质地仍一如往昔地细腻；显然这部分要归功于护肤液、面霜以及按摩，由此赋予她的一种柔和、通透的精雅，使她格外楚楚动人。她纤瘦的面颊只抹了淡淡的胭脂，口红也是点到为止。她亮褐色的秀发应着当时的风尚留得很短，并烫成波浪形。她手指上什么戒指也没戴，我记得埃利奥特说过她变卖了自己的首饰；她的手虽不是纤小的那种，却保养得很好。那一时期女性时兴在白天穿短款连衫裙，于是我看见了她那套了香槟色长袜、匀称而颀长的双腿。腿成为不少标致女子的短板，在伊莎贝尔的少女年岁里更是一大遗憾，然而现在却变得优雅出众。事实上，这个曾焕发着健康、热情和绚丽神采的漂亮妞儿，已经出落成一位美丽的女子。也许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美要归功于艺术，以及来之不易的修行，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的容貌终究达到了如此的完满。也许动作举止的娴雅和愉悦是花费了一番心思，然而看上去却是浑然天成的。在我的遐想中，这就是一件精心雕琢了多年的艺术品，而在巴黎的这四个月终于使之臻于完美。连最爱吹毛求疵的埃利奥特都赞不绝口，而不那么挑剔的我更觉得她魅力无限。

格雷去莫特方丹打高尔夫球了，不过她告诉我很快他就会回来。

“你得见见我的两个小姑娘。她们去杜伊勒里宫公园了，但应该要回来了。她们很可爱。”

我们东拉西扯谈了不少。她很喜欢待在巴黎，而且住在埃利奥特的公寓里非常舒适。离开之前，他已经让他们熟悉了不少朋友，都是他觉得他们会喜欢的，而现在他们已经有了个挺愉快的交际圈。他执意要他们像他自己习惯的那样，极尽招待之能事。

“你要知道，我心里可乐坏了，想想我们过得跟土豪似的，而实际上已经一穷二白了。”

“有那么糟糕？”

她咯咯笑起来，此刻我终于记起来十年前那多么可人的快活轻松的笑声。

“格雷已身无分文，我现在的收入，差不多就是拉里想娶我时他的身家，而当时我还不愿意呢，就因为我觉得凭那点钱我们不可能活下来，而现在呢，我还多出了两个孩子。真的很滑稽，不是么？”

“很高兴你能这样自我解嘲。”

“你有拉里的消息吗？”

“我？一无所知。从你上回在巴黎之前到现在，我都没见到过他。我略知几位他过去认识的人，也还真问过他的情况，但那是好几年前了。似乎谁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了。他就这么消失了。”

“我们认识拉里在芝加哥的开户行经理，他告诉我们他不时地从某个古怪地点用汇票提现。中国、缅甸、印度。他好像一直在到处跑。”

我毫不犹豫地说出了到嘴边的问题。毕竟要想知道什么，最好的方式就是问出来。

“你现在希望那会儿嫁的是他么？”

她露出迷人的微笑。

“我和格雷在一起一直很快乐。他是个很棒的丈夫。你知道的，市场崩盘之前我们在一起开心极了。我们喜欢的人是一样的，我们喜欢做的事情也一样。他很讨人喜欢。而被他宠着也是很好的；他就像当初我们结婚时那样爱着我。他觉得我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女孩。你无法想象他有多么善良体贴。他宽厚得不可思议；你看，他认为对我再好都不够。你知道吗，结婚这么多年，他从没对我说过什么尖刻难听的话。哦，我幸运极了。”

我问自己，她是不是觉得已经回答了我的问题。我换了话题。

“跟我谈谈你的小姑娘们吧。”

话音未落门铃响了。

“她们来了，你可以自己瞧瞧。”

不一会儿她们就进来了，后面跟着保育员。首先引见给我的是长女琼，接着是普里希拉，两人一个八岁，另一个六岁，她们握住我的手时都很有礼貌地来了个小小的屈膝礼。她们比同龄人长得高；伊莎贝尔自然不算矮了，格雷在我印象中更算得魁梧；不过她们的漂亮也就是一般孩子都有的那种漂亮，甚至还有些瘦弱。她们秉承了父亲的黑发和母亲的淡褐色眼睛。她们并不认生，而是急切地要告诉妈妈她们在公园里做了些什么。她们充满渴望的眼睛盯住了伊莎贝尔的厨师做的精致点心，本是配午茶的，但我们谁也没动过，而当她们得到同意每人可以吃一样时，又小小地纠结了一下，不知挑哪样好。看见她们对妈妈直露胸臆的爱，很让人高兴，而母女三人相拥一处的场景也是那么的可人。姑娘们每人吃过自己选的小糕饼后，伊莎贝尔打发走了她们，无须多费口舌，她们便照做了。我感到她正把她们教养成很听话的孩子。

她们离去后，我又说了些母亲一般都爱听的关于儿女的溢美之词，伊莎贝尔愉快但又淡然地笑纳了。我问她格雷是否喜欢巴黎。

“还挺喜欢。埃利奥特舅舅留给我们一辆车，这样他几乎每天都可以去打高尔夫，还参加了‘旅行者俱乐部’，在那儿打桥牌。埃利奥特舅舅安排我们住这里的公寓，当然是天赐的福分儿。当时格雷的精神全崩溃了，到现在还有很严重的头痛；就算能找到工作，也无法真正胜任，这自然也让他很忧虑。他想工作，他感到应该去工作，但没有人要他，这让他觉得很耻辱。你明白的，他觉得工作是男人的事，如果不能干活就和死了差不多。他无法忍受自己成为市场上的累赘，他能来，也就是因为我说动了他：经过一番调整，外加环境的变化，他是可以复归常态的。可是我知道，他只有返回日常工作，才会真正高兴起来。”

“恐怕过去的两年半时间，你吃了不少苦。”

“嗯，你知道，暴跌发生时，我一开始根本无法相信。我们居然就这样破产了，这对我而言是匪夷所思的。我能理解其他人遭遇了厄运，可是我们居然——嗯，这简直不可能。我当时还想着有什么能在最后关头拉我们一把。后来呢，当最后一击来临，我感到继续活下去已经不值得了，我感到无法面对未来，太黑暗了。有两个礼拜的时间里，我陷入了巨大的痛苦之中。上帝啊，真是可怕，得跟一切诀别，生活不再有乐趣可言，所有我喜欢的东西都没了——而到了这两礼拜结束时我说：‘哦，见鬼去，坚决不再想这些了。’我向你保证，我真的就没再去想。无怨无悔。富贵还在时我的确过得很开心。现在没了就没了呗。”

“显然身处时尚的街区，住在豪华的公寓里，管家这么能干，厨师这么好手艺，还不用付钱，这样的生活，破产了确实也比较好忍受，何况一件香奈儿的裙子，就能掩盖住多少焦头烂额，不是么？”

“不是香奈儿，是朗万[朗万（Lanvin），法国历史最悠久的高档时尚品牌。]，”她咯咯笑道，“看得出十年来你也没什么变化。我猜像你这样愤世嫉俗又说话刻薄的人，是不会信我的，可未必我就不是为了格雷和孩子们，才接受埃利奥特舅舅的好意的。凭我一年两千八的收入，在庄园里也能过得很好，可以种水稻、黑麦、玉米，以及养猪。毕竟我是在伊利诺伊的农场里出生并长大的。”

“可以这么说。”我笑道，其实我知道她出生在纽约的一家昂贵的诊所里。

就在这时格雷进来了。实际上十二年前我只见过他两三回，但我看过他和新娘子的照片（埃利奥特把照片装在精美的相框里，和瑞典国王、西班牙王后以及吉斯公爵[吉斯公爵（Duc de Guise），法国的一个贵族封号，于1528年创立。]的签名照并排放在了钢琴上），对他的印象很深。此刻我吃惊不小。他的发际线退到了太阳穴附近，头顶已秃了一小块，面部松弛而潮红，还有了双下巴。多年来酒足饭饱的优裕生活使他体重增长了不少，只是高大的身材没有让他显得过于肥胖。然而最令我注目的是他的眼神。我记得很清楚，当他站在世界之巅，当他活得无忧无虑时，他那爱尔兰人的蓝眼睛里满是率真和坦诚，让人信赖；而今我从中看到的是茫然的惶恐，即使我不知情，也能猜到有什么一连串的变故摧毁了他的自信心。我感到了他内心的怯意，像是做错了什么，尽管是不自觉的，却也面露赧然之色。他的精神显然受到了沉重打击。他快活而真诚地同我打招呼，一如喜见老友，可是我觉得他那有些喧闹的热忱是出于礼节习惯，而很难再与其内心感受匹配了。

饮料端了过来，他为我们调了鸡尾酒。他刚打了几局高尔夫，并为自己的表现颇感自得。他喋喋不休地谈着自己如何克服了在其中一个球洞遇到的困难，而伊莎贝尔也似乎听得津津有味。过了几分钟，我跟他们约定了时间，请他们吃饭、看戏，便告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