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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锋  作者:威廉·萨默赛特·毛姆

在所有大都市里都存在着些独立自足、互不相通的群体,它们是大世界中的小世界并以此为生,其成员相互依靠,好似栖居于孤岛,被无法通航的海峡一个个分割开。这一点,凭我的经验看,没有哪个城市像巴黎这样明显了。上流社会绝少接纳外来者于其间,政治家活在自己腐败的圈子里,资产阶级无论大小都跟自己人来往,作家跟作家聚会(安德烈·纪德的日志写得很清楚:与之过从甚密者无不是他能够一呼百应的),画家和画家走得近,而音乐家和音乐家凑在一起。伦敦也是这番情形,但不那么显露;在那儿,物不见得类聚,人也未必群分,在一些场所,同一张桌上,可以看到公爵夫人、女演员、画家、下院议员、律师、裁缝还有作家。

我的社交经历使得我常常能够短暂出入巴黎几乎所有的阶层,甚至(经埃利奥特介绍)还混进过圣日耳曼大街[圣日耳曼大街(the Boulevard St. Germain),巴黎著名的富人聚居区。]的封闭圈子;可是我的最爱,并非以如今称作福熙大街为中轴线活动的隐秘人群,也非那些惠顾拉吕饭店及巴黎餐厅的国际性人群,更不是肮脏又欢闹的蒙马特高地,而是以蒙帕纳斯大街为核心的左岸地带。年轻时我在贝尔福的狮子雕像那里住过一年,是一套很小的五楼公寓房,窗口能有很好的视野可以俯瞰公墓。在我看来,蒙帕纳斯仍留存着外省小镇特有的那种静谧气息。行走在昏暗、狭窄的敖德萨街上,不免无比惆怅地记起那家破旧的小酒馆,我们常约在那里聚餐:画画的、作插图的、搞雕塑的,还有唯独我这么一个耍笔杆的,阿诺德·贝内特[阿诺德·贝内特(Arnold Bennett,1867—1931),英国杰出的小说家、剧作家和批评家。]偶尔算个例外。我们一坐就是很久,激动地、荒唐地、愤怒地谈论着绘画、文学。如今漫步在大街仍是很快慰的:看着与曾经的我一样的年轻人,我为自己杜撰着关于他们的故事。实在无所事事了,我就叫一辆车,到老字号的圣心教堂咖啡馆去坐坐。与昔年不同,这里的聚会场所不再是全然的波希米亚风格;邻近的小商人开始经常光顾,塞纳河对岸的陌生客也来探访,寄希望于看到一个不复存在的世界。当然仍旧有学生,还有画家、作家,但大多为外国人;坐下之后,便能听到周围除法语外,还有俄语、西班牙语、德语以及英语。但我感到他们的话题跟我们四十年前是同类的,只不过他们谈毕加索而不是马奈[马奈(Édouard Manet,1832—1883),十九世纪印象主义的奠基人之一。],谈安德烈·布勒东[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1896—1966),法国超现实主义诗人。]而不是纪尧姆·阿波利奈尔[纪尧姆·阿波利奈尔(Guillaume Apollinaire,1880—1918),法国著名诗人。]。我与他们心心相印。

在有一回旅居巴黎的两周当中,我趁一天傍晚去了圣心教堂咖啡馆。露台十分拥挤,我只好在最前排找了一张桌。天气晴朗暖和。悬铃木刚刚绽出新叶,空气中飘荡着巴黎特有的闲适、轻松、愉悦的气息。我感到心境平和,不是倦怠的那种,而是兴味盎然。忽然一个人走过我身边停了下来,笑着露出洁白的牙齿,说道:“你好呀!”我茫然地看看他。他高而瘦削,没戴帽子,蓬松的深棕色头发很久没有打理了,上唇和下巴都掩藏在了浓重的棕色胡须里。他的前额和脖颈晒得很黑。他穿了件领口已磨损的衬衫,没系领带;外套和灰色的便裤也都破旧得很。他就是一副流浪汉的模样,我怎么也想不起曾见过他。巴黎有很多这样碌碌无为、自生自灭之辈,我也把他当作了一个,料想他会对我倾诉一下生活的艰辛,哄我出几个法郎,给他解决一顿饭和一宿的床铺。他站在我面前,手插在衣袋里,露着白牙齿,浓黑的眸子里带着好笑的神情。

“你不记得我了?”他说。

“我从来没见过你啊。”

我打算好了给他二十法郎,但不想让他这么套近乎来糊弄我。

“拉里。”他说。

“天哪!快坐。”他呵呵笑起来,上前一步坐在了我座位旁的空椅子上。“喝点儿什么吧。”我边招呼服务生边说,“满脸胡须的,我哪能认得出你?”

服务生走过来,他要了一杯橙汁。此刻端详着他,我便记起了他眼眸的独特之处,即虹膜和瞳孔一般黑,使其目光既深沉,又很朦胧。

“你在巴黎多久了?”我问。

“一个月了。”

“还准备待着吗?”

“要有一阵子吧。”

我在提问时,脑子里忙碌地思索着。我注意到他的长裤口也破了,外套的肘部还有洞。他就像我在东方的港口遇到的任何一个流浪汉那样赤贫。在那个年岁里也是很难忘却大萧条的影响的,我不知道一九二九年的暴跌是不是也把他洗劫一空了。我很不希望会是这样,也不爱绕圈子,于是直截了当地问他:

“你是不是穷困潦倒了?”

“没有啊,我还好。你怎么会这么想?”

“噢,貌似你能吃上一顿正经饭就不错了,身上穿的只配扔垃圾箱。”

“有那么糟糕么?我可没这么想过。实际上我一直准备给自己添置些什么呢,只是始终没腾出手来。”

我想他要么是羞于启齿,要么是太骄傲了,我觉得没必要用这样的废话耗下去。

“别傻了,拉里。我不是什么百万富翁,可我也不算穷。如果你缺钱,我还是借得出几千法郎的,不会要了我的命。”

他大笑起来。

“非常感谢,可我不缺钱。我挣的比我花的多呢。”

“经济危机之后还是如此么?”

“噢,那个对我没有影响。我的积蓄全放在政府债券里了。我不知道那会儿跌了没有,从来没去查询过,可我知道,山姆大叔还是坚持兑现了国债券,还算是老派守信的作风。其实这几年我开销极小,手头应该还存了不少呢。”

“那在此之前你是从哪儿来的?”

“印度。”

“哦,听说了。伊莎贝尔告诉我的,显然她认得你在芝加哥的银行经理。”

“伊莎贝尔?你上回什么时候见到她的?”

“昨天。”

“她不会在巴黎吧?”

“她就在巴黎,她住着埃利奥特·坦普尔顿的公寓。”

“太好了,我很想见见她。”

我们说着话时,我可以很凑近地看着他的眼睛,可尽管如此,我还是只分辨出一种自然而然的惊喜,并无更复杂的情感。

“格雷也在,你知道他们结婚了吗?”

“知道的,鲍勃叔叔——纳尔逊医生,我的监护人——写信告诉我的,可是他几年前去世了。”

这是他和芝加哥及他的朋友的唯一联络,一旦中断,我想他大概对后来的变故都一无所知了。我告诉他伊莎贝尔有了两个女儿,亨利·马图林、路易莎·布拉德利相继去世,格雷破产了,埃利奥特慷慨接济了他们。

“埃利奥特也在这儿?”

“不在。”

四十年来头一回埃利奥特没有在巴黎度过春季。他尽管看上去比实际年轻,但也有七十了,与这个岁数的人一样,也有感到疲劳和病痛的时候。他逐渐放弃了除走路以外的其他运动。他很不放心自己的健康,医生每周两次,给他皮下注射时下流行的药剂——臀部两边轮换着打。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国外,他每顿饭都要从口袋里掏出一只金质盒子,取出一片药吞服,那矜持的架势,活似在做什么祭礼。他的医生推荐他去蒙特卡蒂尼疗养,那是意大利北部的一处温泉浴场,之后他打算去威尼斯,为他的罗马式教堂寻一款适合的洗礼盆。他越发懒得理会巴黎了,因为他感到一年年过去,巴黎的社交活动变得越来越不尽如人意。他不喜欢老一辈的人,要是受邀去见他的同龄人他会觉得很厌恶,而年轻人又索然无趣。装点自己修建的教堂如今成为他生活中的主要兴趣,在这里,他可以尽情放纵自己购买艺术品的顽固热情,一切为了上帝的荣光,这样的信念也让他心安理得。他在罗马淘到了一尊由蜜色石料打制的早期圣坛,还为了一套锡耶纳画派的三联幅在佛罗伦萨讨价还价六个月了,一心想买下来。

接着拉里问我格雷对巴黎的感觉如何。

“恐怕他在这里是相当失落的。”

我试着向他解释我对格雷的印象。他听我说话时目不转睛、若有所思地盯住我,我莫名地感到他在以某种内在的、更灵敏的感知器官,而不是耳朵在倾听。这很古怪,让人很不舒服。

“不过你还是自己看吧。”我最后说。

“是的,我很想见见他们。我应该能在电话簿上查到地址。”

“不过假如你不想吓坏他们,不想害得孩子们吱哇乱叫,我认为你最好还是理理发,剃剃胡子。”

他大笑起来。

“我也这么打算来着。没必要让自己这么惹人眼目。”

“拾掇自己的时候,顺便也添一套新行头吧。”

“我想自己是有点寒酸。准备离开印度时,发现自己除了这套正在穿的衣服外,已一无所有了。

他看了看我穿的衣服,问我的裁缝是谁。我告诉了他,但补充说他在伦敦,所以不可能有什么用处。我们换了话题,他又谈起了格雷和伊莎贝尔。

“近来我常去拜访他们,”我说,“他们在一起很快乐。我从没机会和格雷单独谈,不管怎样我敢说他也不会跟我聊起伊莎贝尔,但我知道他对她一心一意。平静的时候他的脸孔有些郁郁寡欢,眼神也露出疲态,而他看着伊莎贝尔时又有了温良宽和的柔情,还是挺令人感动的。我觉得在这么多风风雨雨之中,她就如同磐石般伴随他左右,他永远也不会忘记他有多么亏欠她。你会发现伊莎贝尔变了。”我没有告诉他,她从未如此这般美丽。我也不能肯定他是否会觉察到,原本那个高胖俏丽的姑娘,已然变身为仪态万方、优雅讲究的女人。当然也有男人并不乐见女性的天然美如此得艺术之助。“她对格雷很好。她竭尽全力帮助他恢复信心。”

不过此时已不早了,我问拉里是否跟我去大街上吃晚饭。

“不了,我不去了,谢谢,”他答道,“我得走了。”

他起身友好地点点头,便走上了人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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