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去找格雷和伊莎贝尔时说我遇到了拉里。他们也跟我一样很意外。

“能见到他真是好极了，”伊莎贝尔说，“我们现在就打电话给他吧。”

这下我记起来，我都没想到问他住在哪里。伊莎贝尔白了我一眼。

“就算我问了，他也未必会告诉我，”我笑着抗议道，“大概跟我的下意识有关呢。你不记得了吗，他从来都不喜欢别人问他住哪儿。这算是他的一个怪癖。他随时都可能走进来呢。”

“他是这样子的，”格雷说，“哪怕在过去，也很难指望他出现在你期望的地方。今天在这里，明天就走啦。你看见他在屋里，想着待会儿去打个招呼，可是你过去时他已经不见踪影了。”

“他总是最可气的那个，”伊莎贝尔说，“不承认也没用。估计我们只能坐等他在合适的时候自己上门来了。”

那天他没来，第二天、第三天都没有来。伊莎贝尔怪我编故事气她。我发誓说没有，并且起劲地想给她找几条他没能来的理由，可都站不住脚。我内心里反复琢磨，他是不是打定主意不来见格雷和伊莎贝尔了，是否已经离开巴黎去别处了。我已感觉到他是居无定所的，为了一个他觉得很好的理由，甚或一时兴起，说走就要走的。

他终究还是来了。是个下雨天，格雷没去莫特方丹。我们三个待在一起，伊莎贝尔和我喝茶，格雷则在啜饮一杯威士忌加碧雷矿泉水，此时管家开了门，拉里踱了进来。伊莎贝尔一跃而起，扑入他怀中，在他两颊上各亲了一下。格雷那肥胖的红脸更红了，也热情地挥舞着手。

“天哪，真高兴见到你，拉里。”他说，声音因激动而有些哽咽。

伊莎贝尔咬着嘴唇，我知道她在抑制自己不哭出来。

“喝点什么，老伙计？”格雷拖着虚浮的步子说道。

与浪子重逢如此喜出望外，这让我很感动。看见自己对于他们而言是如此的重要，拉里想必也是很快慰的。他欣然微笑着。然而于我，拉里显然淡定自若。他注意到了下午茶的一套东西。

“我喝杯茶吧。”他说。

“哎呀，你别喝茶，”格雷嚷道，“我们开一瓶香槟。”

“我更想喝茶。”拉里微笑道。

他的镇静对这对夫妇的影响或许是他预期的效果。他们冷静下来，但仍充满柔情地看着他。我倒不是说他以无礼的冷淡来回应他俩天生的那种热情洋溢；相反，他一如人们所希望的那样热忱而可爱；不过我意识到在他举止中透着一股我只能形容为疏离的气息，我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

“你干吗不立刻来看我们，讨厌的人？”伊莎贝尔佯嗔道，“连续五天我都挂在窗口，盼着你来，每次铃一响我的心就跳到了嗓子眼，得拼着命才咽得回去。”

拉里咯咯笑起来。

“毛姆先生说我看着怪吓人的，你们家门房肯定不会让我进的。我就飞到了伦敦置办了几件衣服。”

“你没必要这么做的，”我笑道，“你可以在‘巴黎春天’或者‘百丽’挑一件成衣嘛。”

“我当时考虑假如我真要添置衣服，那就要买款型好的。我有十年没有在欧洲买过衣服了。我去了你的定点裁缝店，说要做一套正装，三天取。他说得要两周，于是我们妥协了一下谈好了四天取。我一小时之前才从伦敦回来。”

他穿着与修长的身材很般配的蓝色哔叽西服，软领白衬衣，蓝色真丝领带及棕色皮鞋。他理了发，剃去了满脸胡子，显得不仅整洁，还很光鲜。真是焕然一新。他很消瘦，颧骨更加突出，太阳穴更加下凹，深陷于眼窝中的眸子比我记忆中更大；不过尽管如此，他看上去非常精神。实际上，他晒得很黑的面部并无多少皱纹，看起来年轻得出奇。他比格雷小一岁，两人都刚届而立，可是格雷比实际年龄老十岁，而拉里却要年轻十岁。格雷的行动因庞大的身躯而显得迟缓、沉重；而拉里则轻盈、从容。他仍留着些男孩子的举止，快乐又温文尔雅，然而此外还蕴含着一种恬静气息，那是我能强烈地感受到，而在我记忆中他青少年时期不曾有过的。交谈进行得并不费力，这在有着共同记忆的老朋友之间很自然，格雷和伊莎贝尔还夹杂了一星半点儿关于芝加哥的新闻、小道消息，一件牵出另一件，其间也不乏轻快的笑声。拉里笑起来很坦诚，听着伊莎贝尔叽叽喳喳的絮叨时，他那愉悦之情也溢于言表，然而我总觉得在拉里的内心有一种奇特的超脱。我切实感到他在扮演着什么，他十足的直率又让他无法进入角色，同时他的诚挚也是显而易见的；我感受到了他内里存在着某种东西，我不知道是否该称之为意识还是感性或这叫原力，总之有这么一种难以名状的清高。

孩子们被领进来见了拉里，还很礼貌地行了小小的屈膝礼。他伸出手，温和的眼睛柔情无限地看着她们，姑娘们则抓起他的手，很认真地张望着他。

伊莎贝尔快活地告诉他，她们的功课不错，然后给两个女儿每人一块甜饼，遣她们走开了。

“等你们上床了，我就过来给你们读十分钟书。”

她此刻不希望有人打断自己看到拉里时的欢喜之情。小姑娘们上前跟父亲道晚安。大块头男人抱起她们亲吻，潮红的脸上泛起的爱意令人动容，让人一眼便明白了他是多么骄傲地爱着她们，等她们走后他转过来对拉里说，嘴边还带着甜蜜而迟缓的微笑：

“孩子们不错吧，是吗？”

伊莎贝尔亲昵地看了看他。

“假如我由着格雷，他还不知要把她们宠成什么样呢。他会让我忍饥挨饿，而给孩子们吃鱼子酱和pâté de foie gras[法语: 鹅肝酱。]，这个大块头做得出来。”

他嬉笑地看着她说：“骗人，你知道的。你踏过的每一寸地我都要顶礼膜拜的。”

伊莎贝尔闻言，从眼里闪出笑意来。她是知道的，也欣然于此。一对幸福的人。

她执意要留我们吃晚饭。想到他们或许更乐意自己聚会，我编了个借口，但是她不肯听。

“我让玛丽在汤里多放一个胡萝卜，就够四个人了。还有一只鸡呢，你和格雷吃腿，拉里和我吃鸡翅，她做的soufflé[法语: 蛋奶酥。]足够我们所有人了。”

格雷似也很想留住我，我也就顺水推舟了。

我们等餐时伊莎贝尔向拉里细说了我已与他略谈的家事。她尽可能把不幸的变故讲述得轻松些，但即便如此，格雷的表情还是沉郁下来。她又得想法子逗他高兴。

“不管怎样，现在都过去了。大难不垮，必有后福。一旦形势好转，格雷就可以找到很好的工作，又能赚百把万了。”

鸡尾酒端了上来，两杯下肚，这可怜人总算打起了些精神。我看见拉里虽然拿了一杯，但没怎么碰，而完全没在意的格雷又给他端过一杯时他谢绝了。我们洗了手坐下来吃饭。格雷叫了瓶香槟，可是管家给拉里斟酒时他说不喝。

“哦，你得来一些，”伊莎贝尔叫道，“这是埃利奥特舅舅最上等的收藏，只招待贵客用的。”

“说实在的我更情愿喝水。在东方待了那么长，能有安全饮用水已经是优待了。”

“这回可不比平常。”

“好吧，我来一杯。”

晚餐非常精美，不过伊莎贝尔注意到拉里吃得极少，我也看到了。我猜她可能觉得一直是自己在说话，而拉里没机会开口只得听着，于是她开始发问，自打上回见面后的十年，他都干了什么。他亲切坦诚地答着话，但说得很含糊，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

“噢，我也就到处闲逛，你知道的。在德国待了一年，又去了西班牙和意大利一段时间。我还到东方转了一圈。”

“你刚刚是从哪儿来呢？”

“印度。”

“在那儿待了多久？”

“五年。”

“好玩儿么？”格雷问，“有没有打到老虎？”

“没有。”拉里笑道。

“你一个人在印度一待就是五年，到底干些什么事呢？”伊莎贝尔说。

“玩玩转转。”他带着温和的嘲弄语气笑答道。

“通天绳呢？”格雷问，“看到了吗？”

“没有，没见过。”

“那你看到了什么？”

“好多呢。”

接着我问了他一个问题。

“修习瑜伽的人能获得在我们看来是超自然的力量，是真的吗？”

“我不知道。我能告诉你的就是在印度大家都信这个。但最高境界的智者并不看重这种力量；他们认为那很容易阻碍精神的进步。我记得他们有人告诉过我一个练瑜伽的人来到河边；他没有钱付船费，艄公不带他过河，于是他就踏上河水，踩着水面走过去了。告诉我这件事的那位瑜伽信徒很轻蔑地耸了耸肩。‘这样的奇迹，’他说，‘还不如付渡船的那个子儿有价值哩。’”

“可是你觉得那个练瑜伽的真能在水上走吗？”格雷问。

“告诉我这件事的那位内心是相信的。”

听拉里聊天很愉快，因为他嗓音婉转动人，柔美而不失深沉，音调也独具魅力。我们用完晚餐，返回客厅去喝咖啡。我从没去过印度，很想多知道些那里的情形。

“你有没有接触过什么作家或者思想家？”我问。

“看来你在这两者中做了区分。”伊莎贝尔揶揄我道。

“那是必须的。”拉里答道。

“你怎么和他们交往呢？用英语？”

“最有意思的人物即使会说，也说不好，听懂的就更少了。我学了兴都斯坦语。去南方时还学了点儿泰米尔语，足够跟人打交道了。”

“你现在会多少种语言了，拉里？”

“噢，搞不清。五六种吧。”

“再说说瑜伽吧，”伊莎贝尔道，“有没有跟其中什么人来往密切？”

“亲密到认识了一些将自己最好的岁月奉献给‘虚空’的人，”他笑道，“我在其中一位的‘阿萨拉姆’里待了两年。”

“两年？‘阿萨拉姆’是什么？”

“嗯，我想你可以称之为清修院。有这么些圣人，独居于寺庙、森林乃至喜马拉雅山的坡地上。也有其他的修士吸引了不少门徒。有慈善心肠的人为了积德，也为练习瑜伽的虔诚所动，就建起或大或小的屋子容留修士及其门徒居住，他们睡在楼廊里，有户外厨房就睡厨房，或就睡在树下。我在院子里找到一间棚子，小得不能再小了，只放得下我的帆布床、一把椅子、一张桌子以及一只书架。”

“在什么地方？”我问。

“在特拉凡科[特拉凡科（Travancore），位于印度西南部。]，很美的地方，青山翠谷，溪河缓流。山上有老虎、豹子、大象、野牛出没，但清修院位于环礁湖畔，四周长满了椰子树和槟榔树。这里离最近的市镇也有三四英里，可在过去，人们从那儿或更远的地方赤足或坐着牛车来，只为倾听瑜伽师的一席谈，还要等他愿意谈的时候，或是就坐在他脚下，众人分享着那种宁静，以及仅凭其现身便能焕发出的那份幸福感，如同晚香玉随风四处飘散的芬芳。”

格雷颇不自在地在椅子上挪了挪。我猜这个话题转到了他并不喜欢的方向。

“喝一杯？”他对我说。

“不了，谢谢。”

“噢，那我来一杯。你呢，伊莎贝尔？”

他抬起沉重的身躯走向摆着威士忌、碧雷和杯盘的桌子。

“那里还有别的白人吗？”

“没有，就我一个。”

“你怎么能在那里坚持两年的？”伊莎贝尔叫道。

“两年时间一晃而过。之前过的日子有时候比这难熬多了。”

“这么长时间，你自己都做些什么呢？”

“阅读。走很长的路。湖上泛舟。冥想。冥想非常艰苦，两三个小时下来就筋疲力尽了，好像开车开了五百英里，只求能歇一会儿。”

伊莎贝尔秀眉微蹙，流露出困惑的神情，现在想来，她未必没有一丝惊惧，萌生出这样一个念头：几小时前走进来的拉里，虽然相貌未改，看上去也一如既往的开朗而友善，但与她过去熟知的那个率真、随和、快活，有点儿任性可很讨人喜欢的拉里，已不尽相同了。她曾失去过他，如今重逢之际，她以为无论世态如何变迁，还能见到那个拉里，他还仍然是她的；而此刻，她心下有了些许的失落，仿佛用手去握一缕阳光，后者却从指缝中滑落。那天晚上我久久端详着她——睹其芳容总是那么悦目——看到了她眼中的柔情，她的目光停留在他头发修剪齐整的头上，小小的耳朵贴着脑门，而当她的目光移到那下凹的太阳穴和瘦削的脸颊时，眼神便有了变化。她又瞥见了他修长的手，那双手尽管干瘦，却显出阳刚的强劲。接着她的凝望又驻留于面部，他翕动的嘴形态匀称，丰满而无声色意趣，他鼻梁挺直，眉眼安详。他身着新装，却不似埃利奥特那种光鲜的气派，而是带着散漫的随意，好像每天都这么穿，已穿了一年了。我觉得他激发了伊莎贝尔母性的本能，而我却不曾在她与孩子们的关系上感受到过。她是已谙世事的妇人；而他仍似懵懂少年；我仿佛从她神态里读到了一位母亲对于儿子成长的骄傲，因为他谈吐睿智，且令他人颇以为然。而他言谈的真正要义，我觉得并没有深入到她内心里去。

可是我还意犹未尽。

“你的那位瑜伽师是什么样儿呢？”

“你是说他本人的样子？唔，个子不高，不胖也不瘦，浅褐色皮肤，胡子刮得很干净，留着短短的白发。他身上穿的永远只是一块裹腰布，可是那种干净利落，一点儿不亚于‘布鲁克斯兄弟’广告里衣衫翩翩的公子哥儿。”

“那么他有什么特别吸引你的？”

拉里在答话之前盯着我看了足有一分钟，深陷于眼窝中的眸子似乎想要洞穿我灵魂的最深处。

“圣人之心。”

对于他的回答我有点儿不知所措。在这间屋子里，在这满是精致的家具与华美的画作的厅堂内，这个字眼儿如同楼上浴缸里满溢出的水，透过天花板扑簌而下。

“我们都读过圣人的事迹，圣方济各、圣十字约翰，不过那都是几百年前的事儿了。我还没想过能遇见仍健在的。自见第一面起，我就没有怀疑过他是一位圣人。真是难能可贵的体验。”

“那你收获了什么？”

“平和。”他很不在意地带着淡淡的微笑说，接着突然便站了起来。“我得走了。”

“哦，还没到时候呢，拉里，”伊莎贝尔叫道，“早着哪。”

“晚安。”他说，仍面带微笑，并不理会她的央告。他吻了吻她的面颊。“过一两天再来看你们。”

“你待在哪儿？我打电话给你。”

“哦，别费神了。你知道在巴黎打个电话有多麻烦，再说我们那电话通常都是坏的。”

我暗自好笑，拉里就这么干脆地推脱了她对地址的追问。秘而不宣自己的住处，确实是他的一个怪癖。我提议明天所有人都与我共进晚餐，但地点选在布洛涅森林[布洛涅森林（Bois de Boulogne），巴黎一公园名。]。芬芳的春季，到户外树下用餐是非常宜人的，格雷可以开coupé[法语: 小轿车。]带我们去。我与拉里一起告辞，并满心想与他一起走走，可是一到街上他便与我握手并迅速离去。我钻进了出租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