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后我去看埃利奥特，发现他春风满面。

“瞧，”他说，“我收到请柬了。今天早上到的。”

他从枕头下抽出帖子，给我看了看。

“早就告诉过你会收到，”我说，“瞧，你的姓氏开首字母是T。秘书显然刚排到你。”

“我还没回复呢，明天再回吧。”

此时我感到了一阵恐惧。

“要不要我替你回信？我走的时候可以寄出去。”

“不，干吗要你？我完全可以自己回复请帖的。”

幸亏到时候开信封的是基思小姐，我心想，她会很明智地扣下的。埃利奥特摇了摇铃。

“我想让你看看我的一套行头。”

“你不会想着要去吧，埃利奥特？”

“我当然想要去。上次到博蒙特家参加过舞会后我还没穿过呢。”

约瑟夫应了铃声上来，埃利奥特吩咐他去取服装。衣服收在一只大扁盒子里，用薄纸包着。这套服装包括：白色丝质长紧身裤、镶白缎带衬垫金丝短裤、相适配的紧身上衣、斗篷、白围领、平顶丝绒帽，以及一条长长的金链子，用于挂他那枚金羊毛勋章。我认出来这套衣装参照了普拉多美术馆里提香为菲利普二世所作的肖像画。埃利奥特告诉我，劳里亚伯爵参加西班牙国王和英国女王的婚礼时穿的就是这么一套，这让我不禁感到，他是把想象力发挥到极致了。

次日早餐时分，我接到了电话。是约瑟夫打来的，说埃利奥特夜间病又发作，急召来的医生怀疑他都挨不过白天了。我驱车直奔昂蒂布。我看到埃利奥特昏迷不醒。他一直坚拒护士，但是医生终究还是找来了一位，她来自位于尼斯和博利厄之间那家英国人的医院，让我感到很欣慰。我出门给伊莎贝尔拍了电报。她和格雷正带着孩子在拉柏勒那片物美价廉的避暑胜地度假。路途颇远，我担心他们不能及时赶到昂蒂布。除了伊莎贝尔两个他多年未见的哥哥之外，她就是埃利奥特唯一的亲属了。

然而他内心求生的意志却很强大，也或许是医生的治疗起了作用，到了白天的光景他又缓过来。尽管羸弱不堪，他还是撑起很厚颜的架势，向护士提一些不雅问题来取乐。我几乎整个下午都陪着他，第二天再去时，见他虽然虚脱，但情绪很好。护士只让我和他一起待一小会儿。令我担心的是我发的电报迟迟未收到回音。我不知道伊莎贝尔在拉柏勒的地址，因此电报是发往巴黎的，恐怕concierge没有及时转发。直到两天后我才收到回复，说他们立即动身。原来很不凑巧，格雷和伊莎贝尔驾车去布列塔尼游玩了，刚刚才收到我的电报。我查询了一下火车时刻，他们至少要过三十六小时才能到。

次日早上约瑟夫又来电，埃利奥特为病痛折腾了一宿，现在很想见我。我赶过去时约瑟夫将我拉到一边。“要是我跟先生您谈及敏感话题，他会原谅我的，”他对我说，“我肯定是个自由思想者，我相信所有的宗教都不过是牧师们图谋要控制人民，但先生您是知道女人的。我太太和女仆们都坚持说，可怜的老先生应该要准备最后的圣事了，显然时间越来越迫近了。”他有些羞怯地看看我。“实际情况仍然是这样，谁知道呢，也许还是照教堂的规矩来做好一些。”

我非常能理解他。不论法国人如何大肆嘲弄教会，临到终了，多数还是要和信仰妥协，这已经深入到了他们的骨子里。

“你要我跟他提么？”

“就请先生费心了。”

这可不是我乐意做的事情，但毕竟埃利奥特多年来一直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最后遵照教规也并无不妥。我上楼走进他房间。他仰面躺着，干瘪而苍白，但意识高度清醒。我请护士让我们单独待一会儿。

“恐怕你病得不轻，埃利奥特，”我说，“我在想，我在想你是否想要见神父？”

他看了我足有一分钟而不作答。

“你的意思是我要死了？”

“哦，但愿不会。不过，只是保险起见嘛。”

“我懂了。”

他沉默着。不论对谁说出我刚才向埃利奥特谈的那番话，都是难堪的一刻。我无法正视他。我咬紧牙关，怕要哭出来。我面朝他坐在床缘，胳膊支撑着身体。

“别难过，老弟。Noblesse oblige[法语: 贵人责重。]，你懂的。”

我笑得抽起来。

“你这不可理喻的家伙，埃利奥特。”

“还是这样比较好。现在就打电话给主教吧，就说我希望做忏悔，并接受临终涂油礼。假如他能派查尔斯神父来，将不胜感激。他是我的朋友。”

查尔斯神父是副主教，我曾提到过。我下楼打了电话，并和主教本人通了话。

“很紧急吗？”主教问。

“非常紧急。”

“我立即关照下去。”

医生来了，我告诉了他情况。他和护士上楼去看埃利奥特，我等在楼下的客厅里。从尼斯到昂蒂布车程只有二十分钟，半个小时过了一会儿之后，一辆黑色轿车停在了门口。约瑟夫来找我。

“C'est Monseigneur en personne, Monsieur，[法语: 主教大人本人来了，先生。] ”他慌里慌张地说，“主教大人本人来了。”

我出去迎接他。不知为何，陪同他的并非如往常是副主教，而是一位年轻神父，他背着一只箱子，估计里面装了行圣礼所用的物什。司机也跟进来，手里拿了一只破旧的黑色旅行袋。主教同我握了手，介绍了随行。

“你可怜的朋友怎样了？”

“恐怕病得很重，大人。”

“劳驾可否领我们去找一间屋子，我们可以换上长袍。”

“餐厅就在这儿，大人，客厅要上楼。”

“餐厅就很合适。”

我将他领进去。约瑟夫和我在厅堂里等候。不一会儿门开了，主教走出来，神父紧随其后，双手捧圣杯，其上有只盛了圣餐饼的小托盘。一块细纱盖在上面，纱布极薄，几乎是透明的。我只在一两次晚餐或午餐上见过大主教，他胃口极佳，能食善饮，也会插科打诨，说起荤话来毫不含糊。印象中他形体敦实，至多中等身高。此刻他白袍圣带加身，不仅高大，还显得很庄重。他那一向堆满恶毒而实无恶意的笑容的红脸膛，也肃穆起来。曾经的骑兵军官身份，已没有留下什么痕迹；他俨然一副得道修士的模样，而事实上确也如此。我并不意外地看到约瑟夫画起了十字。大主教头略向前躬。

“带我去见病人。”他说。

我让开道请他先上楼，但他示意我走在前面。我们肃然上行。我进了埃利奥特的房间。

“大主教亲自来看你了，埃利奥特。”

埃利奥特挣扎着要坐起来。

“大人，这份荣耀，是我想都没敢想的。”

“别动，我的朋友。”主教转向护士和我，“我和他单独待一会儿。”他又对神父说：“我准备好了会叫你的。”

神父环顾了一下，我猜他是在找地方放圣餐杯。我把梳妆台上镶玳瑁的刷子挪开。护士下了楼，我引神父去埃利奥特用作书房的邻屋。窗户敞开，面对着蔚蓝的天空，他走过去站在一扇窗下。我坐了下来。一场帆艇赛正在进行，风帆在碧空的衬托下闪动着炫目的白光。一艘黑体红帆的大船正乘风破浪朝港口而来。我认出来那是一只捕龙虾的渔船，从撒丁岛满载而归，为赌场里的晚席奉上鱼宴。透过关上的门我依然能听见含混的喃喃低语。埃利奥特正在忏悔。我特别想抽支烟，可又担心这么做会吓着神父。他站着纹丝不动，看着外面。这是位身材纤长的青年，有着浓密的波浪黑发、漂亮的黑色眼睛，橄榄色的皮肤透露出其意大利血统。他那南欧人的相貌中依然有着一分火热，我不禁问自己，是什么样的迫切信念，什么样燃烧的热忱，促使他抛却种种生活的乐趣、青春的欢愉以及感官的享受，而全身心地侍奉上帝。

隔壁的说话声突然停止，我望着门。门开了，是主教。

“Venez.[法语: 来吧。] ”他对神父说。

只剩下我一人。我又听见了主教的声音，明白他是在按教规为临终者做祈祷。接着又一阵静默，我知道那是埃利奥特正享用着圣餐。一种无从知晓的感受——或许来自远古的先祖——使得我虽非天主教徒，但每次参加弥撒，每当教堂侍从的铃声响起，提示人们举扬圣饼时，我都会带着战栗的敬畏；此刻，我也战栗起来，仿佛一股寒气直透脊柱，我因恐惧与惊奇而战栗。门再次打开。

“你可以进来了。”主教说。

我走进去。神父正用那块薄纱巾盖住圣餐杯以及盛了圣餐饼的镀金小托盘。埃利奥特眼放亮光。

“领大人上车吧。”他说。

我们下了楼。约瑟夫和女仆们候在厅堂里。女仆有三个，哭泣着相继上前，跪倒着亲吻主教的戒指。他伸出两指向她们施予祝福。约瑟夫的妻子用肘推推他，他也上前一步跪倒，吻了吻戒指。主教微微一笑。

“你是自由思想者吧，我的孩子？”

看得出约瑟夫正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

“是的，大人。”

“别为此烦恼。你是个对主人忠心耿耿的好人。上帝不会在意你认识上的偏差。”

我陪他走上街，打开其专车的门。他向我躬了躬身，并在上车时宽厚地微笑道：

“我们可怜的朋友已病入膏肓了。他的缺陷只是表面上的；他内心慷慨，对同辈是善良仁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