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我们的侍应生要下班了，他拿过账单来，准备收取小费。我们付了账，又要了咖啡。

“怎么样？”我说。

我感到拉里还在说话的兴头上，而我明白自己也正听得起劲。

“你听着厌烦么？”

“没有。”

“好吧，我们去了孟买。船停留三天，让游客有机会观光、短途旅行。到了第三天，我在下午请了假，上了岸。我四处溜达了一会儿，张望着人群：好一个混杂的场面！华人、穆斯林、印度教徒、黝黑的泰米尔人；还有拉车的大犍牛！它们身上拱着肉峰，头上生着长长的角。然后我到象岛去看石窟。在来孟买的路上，曾有个印度人在亚历山大港登了船，游客们不怎么把他放在眼里。他是个小胖子，棕色的圆脸，穿一件厚厚的黑绿格子外衣以及教士的那种硬白领。一天夜晚我在甲板上透气，他过来要同我攀谈。我那时跟谁都不想说话，只想一个人待着；他问了我一大堆事情，而我恐怕是对他不怎么客气的。不管怎样我告诉他，自己是学生，一边打工一边挣钱回美国。

“‘你应该在印度停留一下，’他说，‘东方可以教给西方的，可比西方人想的要多呢。’

“‘哦，真的么？’我说。

“‘至少要去看看象岛的岩洞，’他继续说，‘肯定不会后悔的。’”拉里中断了自己的叙述，问了我一个问题：“你去过印度吗？”

“从来没有。”

“嗯，我盯着那尊三个头的巨像，很纳闷那代表了什么，这在象岛可是一大景观。就在此时我听见有人在背后说：‘从善如流嘛。’我转过身，用了一分钟才明白过来是谁在跟我说话。就是那个穿厚格子外衣和硬白领的小个子，但他现在穿了一件橘黄色长袍，后来我才知道这样的袍子是属于罗摩克利须那宗派的；尽管他先前看上去就是一个举止滑稽、言语艰涩的人，但此时却显得庄严，可说是风采照人。我们都凝视着那硕大的半身像。

“‘梵天，创世神；’他说，‘毗湿奴，守护神；还有湿婆，破坏神。即“最高实在”的三种显现。’

“‘我恐怕很难理解。’我说。

“‘并不奇怪，’他答道，嘴边挂着微笑，目光闪动，仿佛在温和地揶揄我。‘你能理解的神肯定就不是神。谁能用言语来解释“无限大”呢？’

“他双手合十，略略一躬身便继续向前踱去。我待在原地看着那三个神秘的头。或许是因为我心态比较开放吧，我的心潮莫名地感到涌动起来。你明白的，有时候使劲想回忆一个名字，就在嘴边了却说不出来：我当时的感觉就是这样。当我走出洞穴时，我在台阶上坐了良久，看着大海。我对婆罗门教的了解仅限于爱默生的诗句，我尝试着背出来，却记不得了，这让我很气恼，于是一回孟买我就到书店看能不能找到一册收了这些诗的集子。我在《牛津英诗》里找到了。你还记得这几句么？

想忘记我的人只是枉然，

他们高飞时，我是他们的羽翼；

我是怀疑者，也是怀疑的对象，

而我就是婆罗门徒的颂诗。

“我在当地一家小店吃了晚饭，之后走上广场去看看海，十点之前都不用急着回船。我想我从未见过天上有这么多星星。经过白天的炎热后，此刻的凉爽沁人心脾。我发现了一处公共花园，并坐在了长凳上。周围漆黑一片，白色的身影无声而轻快地来回走动着。奇妙的一天：灿烂的阳光，各种肤色的喧闹人群，辛辣又清香的东方气息，这些都让我着迷；而那三个硕大的脑袋——梵天、毗湿奴和湿婆，如同画龙点睛之笔，使得一切都具有了玄奥的深意。我的心狂跳起来，因为我突然意识到一种强烈的信念，印度能赋予我某种我必须有的东西。对于我，机缘即在此时此地，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我飞快地做出了决定，不回船了。我没有留下什么，只不过旅行袋里的几样东西而已。我缓缓走回当地人的聚居区，四处寻找客栈。不一会儿我就找到了一家，要了一间屋子。我的衣服都穿在了身上，零用钱、护照、银行信用证一样也不少。我感到多么的自由，不禁笑出声来。

“船十一点起航，为安全起见我在房间里一直待到了那个点儿。我走到码头上，目送着船起锚。之后我去罗摩克利须那传道会，想找那位在象岛同我说话的大师。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但解释说想见见刚从亚历山大过来的大师。我告诉他我已决定留在印度，并请教他该看些什么。我们进行了长谈，终于他说他准备当晚去贝拿勒斯[贝拿勒斯（Benares），印度东北部城市瓦腊纳西（Varanasi ）的旧称。]，问我是否愿意同行。我欣然接受了邀请。我们坐的是三等车厢，里面塞满了吃饭、喝酒、聊天的人，而且奇热难忍。我一刻儿也没合眼，第二天早晨感到疲惫不堪，而大师却精神焕发。我问他怎么做到的，他说：‘我冥想那无形之物，由此我在梵境找到了安宁。’我脑子里一片空白，但我亲眼所见却是他的机敏和清醒，仿佛在舒适的床上睡了一夜好觉。

“当终于到达贝拿勒斯时，一个与我年龄相仿的青年来接我这位同伴，大师请他为我找一间屋子。他名叫马亨德拉，在大学教书。他和蔼、友善、聪明，我们相互都非常喜欢对方。当天傍晚，他带我去恒河泛舟；拥挤的城市紧挨着水边，恒河显得既美丽又庄严，令我感到震撼；可是第二天早晨他让我领略了更精彩的。在破晓之前他便去旅馆找到我，又带我来到河边。我见到了我怎么也不可能会相信的景象，我看见数以千计的人下到河里沐浴净身并祈祷着。我看见一个高大而枯瘦的人，留着蓬乱浓密的须发，除缠了一根护带遮住下体之外全身赤裸，并面向冉冉升起的朝阳朗声祷告。这给我留下的印象无法言表。我在贝拿勒斯待了六个月，我一次次地在黎明时分去恒河看那奇异的场景，总是止不住自己的惊叹。这些人对于信仰的执着不是三心二意的，也并非有所保留或受着疑念的困扰，而是将其存在的每一丝每一毫都投进去。

“所有的人对我都很友善。当他们得知我不是来猎杀老虎，也不是来做买卖，而只是来修习的，就都尽力帮助我。对于我想学习印度斯坦语的愿望他们都很高兴，并为我找到了老师。他们借我书，并不厌其烦地解答我的问题。你对印度教了解么？”

“知之甚少。”

“我还以为你会感兴趣呢。印度教认为宇宙是无始无终的，永无停息地从生长到均衡，从均衡到衰落、消亡，再从消亡到生长，以至永恒。还有什么理念，能如此伟大？”

“那印度教徒认为这种无止境的重生的目的是什么？”

“我想他们会说，这就是梵的性质。你要知道，他们相信创生的目的就是提供一个阶段，可以对该灵魂前世的功过进行奖惩。”

“其先决条件是要相信有灵魂的轮回。”

“人类世界里三分之二是相信的。”

“即便有那么多人信，这也不能保证其为真理。”

“是的，不过这样的话至少是值得去探究的。基督教吸收了那么多新柏拉图主义，也可以非常容易地吸收一些轮回思想的，实际上早期就有基督教分支是持此信念的，但被判定为了异端邪说。不然的话，基督徒就可以心安理得地相信转世了，就像他们笃信基督复活一样。”

“那就意味着，灵魂因前业的功或过而经久不息地从一个躯体传递到另一个躯体，我说的对吗？”

“我想是的。”

“可是你瞧，我不仅是我的精神，还是我的肉体，而谁能决定我作为个体的自我在多大程度上受制于肉体的偶然事件呢？拜伦如果没有长畸形足，还是拜伦么？陀思妥耶夫斯基要是不发癫痫症，那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吗？”

“印度人不会谈什么偶然事件。他们会回答，是你前世的行为注定了你的灵魂栖于一个不完美的肉体中。”拉里漫不经心地敲着桌子，凝视着远处，沉浸在深思里。接着他又继续说了下去，嘴边挂着淡淡的微笑，目光之中仍若有所思。“你有没有想过，对世上罪孽，轮回既是一种解释，又是一种开释？如果我们的遭罪是上辈子行恶的后果，那么我们只有屈从忍受，并且希望如果这辈子努力向善，下辈子就能少受痛苦。可是自己遭罪是容易忍受的，只需拿出些勇气来；难以忍受的是别人遭罪，而且这种不幸常常显得那么的不应该。如果你能劝服自己，这都是过去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结果，那么你或许会心生怜悯，你或许可以尽可能地去减轻这种痛苦，你也应该如此，但是你却没有理由为此而愤愤不平。”

“可是为什么上天就不能从一开始就创造一个没有痛苦和悲惨的世界呢？这样的话，便无所谓个人功过，也就谈不上对他的行为产生决定性影响了。”

“印度教徒会说，本无起始可言。个体的灵魂与宇宙共存，自亘古便有，其性质要归于某种先验的存在。”

“这种关乎灵魂轮回的信仰，对于信徒的生活有实际影响么？这毕竟是一种考验啊。”

“我觉得是有的。我可以和你讲一个我自己认识的人，那种信仰对于他的生活有着非常实际的影响。在印度的头两三年我大多寄宿在当地的客栈，但偶尔也会受邀成为某王侯的上宾，冠冕堂皇地住上几天。我通过在贝拿勒斯的一个朋友得到邀请，去北方的一个小邦做客。那里的都城很漂亮：一座玫瑰红的城市，有时间的一半那么古老。[出自英国国教神学家伯根（John William Burgon，1813—1888）的著名诗篇《佩特拉》。]我被引荐给了财政大臣。他在欧洲受过教育，还去过牛津。同他谈话时你可以感受到他的思想进步、睿智、开明，而且他以办事极为干练而著称，是个足智多谋的政治家。他身着欧式服装，仪表非常齐整。他长得相当英俊，只是像很多印度人一样到了中年略有些发福；他留着短发以及整洁的八字胡。他常邀我去他府上。他有一座大花园，我们就坐在大树的树荫下聊天。他有一个妻子和两个已经成人的孩子。你很容易把他当成一个平常、普通的英国化的印度人，然而再过一年他临近五十岁时，他就将辞掉待遇优厚的职务，把家产托给妻儿，做一个托钵僧去云游世界了，我得悉此事后感到无比的震惊。可最令人意外的是他的朋友以及邦王都视之为早有定论的事情，并不以为奇，反倒觉得是很自然的。

“有一天我对他说：‘你的思想是那么的开明自由，你通人情，读书多：科学、哲学、文学——你在内心深处真的相信再生转世么？’

“他整个脸都变了，成为一张幻想家的脸。

“‘亲爱的朋友，’他说，‘假如我不相信，生活对于我就毫无意义。’”

“那你相信么，拉里？”我问道。

“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我觉得我们西方人不大可能像这些东方人那样发自内心地相信轮回之说。这已经深入他们的血液和骨髓中了。在我们看来这可以只是一种观点。我既非相信，也非不信。”

他停顿了片刻，脸搁在手上，低头看着桌子，然后又朝后靠去。

“我想跟你说说我的一次非比寻常的奇特经历。有天晚上，我正在‘阿萨拉姆’的小屋里修习印度朋友教给我的冥思。我点上了蜡烛，正凝神于烛焰，过了一会儿，我看见了长长一串人影，一个接一个，虽然显身于火焰之中，却是非常清晰。最前面的为一戴帽的老妇人，帽檐的灰色花边垂下来遮过了耳朵。她身穿黑色紧身上衣及一条黑丝绉边裙——我觉得那是七十年代的装束——她以和蔼谦卑的姿态正对着我站在那里，手臂竖直在身侧放下，手掌朝向我。她布满皱纹的脸上，表情显得仁爱、亲切而文雅。紧跟其后，有一个高而枯瘦的犹太人向侧边站立着，因而我能看清他的侧脸：大大的鹰钩鼻及厚嘴唇；他身着黄袍，浓密的黑发上还顶着一顶黄色无边帽。他有着读书人的勤勉神情，既冷峻，同时又不乏苦修的热忱。站在他身后却面朝着我的，是个面色红润而快乐的年轻人，我们之间清晰得如同没有任何阻隔，你肯定觉得他就是个十六世纪英国人的模样。他两腿略微分开，站得很稳当，一脸鲁莽浪荡的神色。他的衣装上下皆红，堂皇得如同宫廷服饰，足蹬圆头丝绒鞋，头戴平顶丝绒帽。这三位之后，是一连串看不到尽头的人物，仿佛电影院外面排起的长队，不过形影黯淡，难辨其容。我只能感觉到他们影影绰绰的身姿，以及纵贯其间的那种如风吹麦浪般的波动。过了一会儿，我不清楚那是一分钟、五分钟抑或十分钟，他们渐缓退尽，消失在黑夜中，只有烛焰还在沉稳地燃着。”

拉里微微一笑。

“当然这也许就是我打瞌睡时做的一个梦。也许那微弱的火苗起了某种催眠作用，而那三个人虽然看起来真切得就像我现在看着你，但也不过是我保存在潜意识里的图片记忆。这也许就是我自身前世的生活。也许曾几何时我就是新英格兰的一位老太太，之前则是地中海东部的犹太人，再往前，就在塞巴斯蒂安·卡伯特[塞巴斯蒂安·卡伯特（Sebastian Cabot，1476—1557），英国航海家、探险家及制图学家。另有意大利航海家约翰·卡伯特（John Cabot，1450—1498），曾受命英王亨利从下文所提及的布里斯托尔出发，于1497年在北美登陆，故而作者或有误用。]从布里斯托尔扬帆起航后没多久，我是当朝威尔士亲王亨利廷下的一位少侠。”

“你在那座玫瑰城市里的朋友，后来怎样了？”

“两年后我南下去了一个叫马都拉的地方。一天夜晚我待在庙里时，有人碰了碰我的胳膊。我回头看见了一个须发皆长的男人，除缠了一块腰布外什么也没穿，只拿着化缘钵等云游圣僧才会有的物什。直到他开口说话我才认出他来。正是我那位朋友。我惊愕得无言以对。他问我在干什么，我如实相告了；他问我准备去哪里，我说要去特拉凡科；他对我说，得去看看格涅沙法师。‘你要寻找什么，他会给你的。’他说。我请他跟我说说格涅沙法师，但他只含笑道，我见到后便会知道我应知道的一切。此时我讶异的心情已平静下来，问他在马都拉做什么。他说准备徒步去印度的圣地朝拜。我问怎么解决餐宿，答曰如果有人收留下来，就睡着走廊里，否则就在树下或是寺庙里；至于食物，有人给就吃，没有就饿着。我端详着他：‘你瘦了不少。’他大笑起来，说这感觉最好不过。接着他便向我道别，很古怪的感觉——听着一个只裹了缠腰布的人说‘好了，再见吧，老朋友’——遂踏进庙门深处，那个区域是我不能跟着去的。

“我在马都拉待了一段时间。我想那里有印度唯一一座白人可以自由出入的庙宇，只要不去踏足至圣之地。黄昏时分，庙里挤满了人：男人、女人、孩子。男人除腰布外都赤着身，他们的前额——常常还包括胸口和胳膊——都涂满了厚厚的牛粪焚烧后的白色灰烬。只见他们在各个神殿里敬拜着，有时候行的是平伏礼：四肢伸展于地面，脸面向下。他们祈求着，背诵着祷词。他们相互招呼、相互致意，相互争吵，相互激烈地论辩着。一片吵闹声中，似乎对神明大有不敬，然而神明却以某种隐秘的方式临近或驻留着。

“穿行在长长的门廊里，只见屋顶由雕纹柱梁支撑着，每根柱梁脚下都坐着一位虔敬的托钵僧；他们每人面前都有一只化缘碗或一块小垫子，心怀诚意的人会不时地往里丢一个铜子儿。有的托钵僧穿了衣服，有的几乎赤身露体。有的在你经过时目光空洞地看看你；有的则或默念或朗诵地读着什么，对于蜂拥而至的人群浑然不觉。我在其中寻找我的朋友，可再也没看见，估计又已循着他的目标上路了。”

“目标是什么呢？”

“挣脱轮回的束缚。对于吠檀多信徒[吠檀多信徒（Vedantist），印度教的主要哲学。]来说，自我，即他们所谓的阿特曼，或者我们所谓的灵魂，与肉体及其感官是截然分开的，与思想及其智慧也不是一回事；它并不属于梵，因为作为无限无垠的梵并不存在分属的东西，只有梵本身。它并非创造出来的，而是自亘古便一直存有，当它摆脱了无知的七层面纱之后就会返回它所源发的无穷之中。它如同从大海里升腾出的一滴水，随风雨落入水坑，淌进小溪，汇入小河，辗转注入大江，再一路穿峡谷过平原，克服礁岩和落木的重重阻碍蜿蜒前行，最终回到它初出的一望无际的大海。”

“可那滴可怜的水，再重返大海时就一定失去了它的个体性。”

拉里亮出了一个大大的笑容。

“你想品尝糖的甜味，但你并不想成为糖。除了是对我们自我主义的表达，个体性还能是什么？灵魂只有抛却这最后一丝留痕，才能与梵合一。”

“你谈起梵来头头是道，拉里，真是个压倒一切的字眼儿。对于你来说，它究竟意味着什么？”

“真实。没法说它是什么，只能说不是什么。无以言表。印度人称之为婆罗门。它无处可寻又无所不在。一切事物都暗含着它，依存于它。它不是什么人，也不是什么东西，不是什么事业。它没有具体的质地。它超越了永久与变化，整体与部分，有限与无限。它是永恒的，因为它的完整与完善跟时间无关。它就是真理和自由。”

“切！”我自言道，不过对拉里说出来的却是：“但一个纯粹知性的概念如何能成为人类痛苦的安慰剂呢？人在苦难中总是需要一个人化的神来寻求慰藉和鼓舞。”

“也许在遥远的某一天，人类终究有了更强的洞察力，并由此得到启示，应该在自身的灵魂之中寻求慰藉和鼓舞。我本人则认为，崇拜的需要其实无异于对以前那些神的残存回忆，那些大神若是不安抚好可是冷酷无情的。我相信上帝就在我自己身体里，别无他处。果真如此，我该去崇拜什么人或什么事物呢——我自己？人处在精神进化的发展阶段，所以印度人的想象空间已经进化到能够昭示梵的水平，并称其为婆罗门、毗瑟挐、湿婆以及上百个其他名字。梵存在于‘大自在天’之中，那是世界的创造者和统治者，梵存在于卑微的神像之中，农夫在烈日炙烤的田野里为其献上一束花作为祭品。印度不计其数的神祇都是权宜之径，而万径归宗于终极的领悟，即自我与至尊自我同在。”

我若有所思地看着拉里。

“我只想知道，是什么把你引向了这么一种质朴的信仰？”我说。

“这我可以讲一讲。我总感到宗教的创立者们有很可悲之处，他们将信教作为得到拯救的先决条件，就好像他们需要人们的信仰来保证自己的信仰。这让人想起了过去那些异教神，一旦没有了善男信女们献上的燔祭，就变得黯然失色。‘吠檀多不二论’则不计较你拿来了什么；它只求你要有一番热忱去探知‘真实’；它声明你可以像体验欢乐或痛苦那样去体验神。而且如今在印度就有人——据我所知有好几百呢——深信自己体验过神迹。让我感到欢心满足的是这样一种观点，就是你能够通过学习知识来掌握‘真实’。后世的印度贤士在看到了人性的缺点时，承认一个人能够通过爱以及劳作来赢得拯救，但他们从未否认过，最高贵的，尽管也是最艰难的途径，依然是知识，因其获取的工具正是人最宝贵的能力，即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