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之后，时值四月。一天早晨，我正在费拉角寓所顶层的书房里埋头写作，仆从上来说圣让（邻近的乡镇）警署的人员在下面等着要见我。我很恼火工作中断了，无法想象他们来干吗。我是问心无愧的，而且在慈善基金会认了捐。作为回报我拿到了一张卡，我就把卡放在车里，这样的话假如我因超速或违停被拦下，我会不动声色地在出示驾照时让警察看见捐助卡，他也就宽容地警告一下便放行了。我猜想更有可能的是某个女仆的证件材料还不齐备而遭到了匿名检举，这是法式生活的一个亮点。不过我和当地警员关系很不错，每次来我都好酒相待，从不会匆匆打发他们走，因而我料想也不会有什么棘手的问题。然而这回他们——警员都是搭档执法的——登门造访，却完全为了另一回事。

握手寒暄过后，警衔较高、称为brigadier[法语: 警队队长。]的那位——我从没见过谁的八字胡长得这么威风八面——从衣袋里掏出笔记本，用脏兮兮的拇指翻着页。

“索菲·麦克唐纳这个名字听说过吗？”他问。

“我认得的人中，是有叫这个名字的。”我回答得很谨慎。

“我们刚和土伦警察局通过话，总警长要求你立即去那里不得耽误（vous prie de vous y rendre）。”

“什么原因呢？”我问，“我只略知麦克唐纳夫人而已。”

我能立即想到的是她惹上了麻烦，没准儿跟鸦片有关，可是我觉得自己不应该搅和进去。

“那不关我的事。毫无疑问你跟那个女人有过往来。貌似她已有五天没有回住处了，而警方有理由相信，港口打捞出的一具尸体就是她。他们需要你来辨认。”

一阵寒战袭遍我全身。然而我并非全然感到意外。她过的那种生活使她很容易在一阵突如其来的抑郁下结束自己的生命，这非常有可能。

“不过凭她的衣物和文件肯定能确认身份啊。”

“发现的时候她是一丝不挂的，而且被割了喉。”

“上帝啊！”我惊叫道。我盘算了一会儿。据我所知，警方是可以强制我去的，我想还是大度一点服从命令比较好。“好吧。我坐第一班火车去。”

我查了查时刻表，最早的一班可以在五六点时赶到土伦。队长说会在电话里向总警长大致通报一下，并要我一到站就直奔警局。上午我没法再写作了，收拾了几样必需品塞进行李箱，午饭过后便驶往车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