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网上搜当代人如何描述外科型人格，找到了这么一段：

充满睾酮的自大狂，自信、嚣张、富有人格魅力、喜欢发号施令。性情傲慢、反复无常，甚至有欺凌和虐待的倾向。好斗。先动刀子再问问题，因为治疗靠的是动刀子，最好的疗法就是一把冰冷的钢刀。有时犯错，但从不怀疑。有一双巧手，但没时间说明。同情和交流？那是娘娘腔的玩意儿。

这段话的作者是位心理学家，他主张，外科医生所处的高度紧张、充满肾上腺素的工作环境，会吸引特定的人格类型。确实如此。在人身上动刀，然后在血浆、胆汁、粪便、脓液和骨屑中摸爬滚打，这项“消遣”对普通人来说实在怪异，单是操作手术一事就直接把我们划入了另类。那类善于自省和自我怀疑的人自然不会选择我这门专业。

今天的人很难想象，在70年代加入一个心脏外科培训项目是何等困难。当时靠心肺机开展的心脏手术才刚问世十几年。那个年代的外科医生都是当之无愧的精英群体，他们具备勇气、技术，甚至有一腔孤胆去打开一颗患病的心脏，尝试把它修好。当时保护心肌免于缺血的办法往往效果不佳，而血液和心肺机的异质表面长时间接触，会诱发一种伤害极大的炎症反应，叫“灌注后综合征”。因此对那时的心外科医生来说，首要的是争分夺秒完成工作。死亡每天都有，但大多数病人都情况危重，即使死了也不会被看作灾难。病人存活、症状缓解固然令人满足，但死亡也能终结痛苦。于是，患者家属大多会心怀感激：至少他们所爱的人得到了一个通过外科干预改善病情的机会。

我们都要先接受普通外科的培训，好证明自己确实有必备的能力。首先是一双巧手——这必须是天生的。多数器官在你切割、缝合的时候会老老实实待着，但心脏是一个运动目标、一只充斥压力的血袋，一旦搞坏了它，鲜血就会飙出。只是触碰它的动作稍显笨拙，都可能引发心律失常和心脏骤停。其次是性格脾气：你要能向悲痛的家属解释死亡，还要能在手术室里挨了一顿臭骂之后及时调整心态。接下来是勇气：要在老板已经受够了时勇敢地接过他的担子，要敢于承担小婴儿的术后护理责任，或者在最近的主任医师还有一个小时才能赶到的情况下处理创伤急诊室的大乱子。还有就是耐心和韧性：你要作为第一助手站满六个小时，全程聚精会神，即便有时前一天才喝得酩酊大醉；要不就是连续五天在医院值班，白天晚上都不能休息。那时候的外科培训就是如此。

除了临床工作，我们还有一重额外的负担，那就是为了入选皇家外科医师学院的会员，要通过一连串地狱般的考试。这些考试覆盖了外科医学的所有方面，每次能通过的候选人只有1/3。我只想对胸腔开刀，但学院可不管这个。要拿到“初级”会员资格，我们必须知道人体解剖结构的纤毫细节，从脑子到屁眼，从牙齿到奶子；要记住全身的每一条神经，每一根动脉和静脉——它们是什么走向，有什么功能，弄坏了会有什么后果。我们还必须了解每一个器官的生理过程、每一个细胞的生物化学机制。当你积累了一些基本的手术经验后，就可以参加“终极”会员考试了，它考查的是书里写到的每一种外科疾病的病理，还有每个专科的诊断和手术技巧。只有在完全证明了自己的综合知识和技术之后，我们才有资格进阶成为专科医师。我在第一次参加初级和终极资格考时都考砸了，为此多花了很多钱。我的同学大多也没有一次通过。这道痛苦的关卡就是为了对人才去芜存菁才设置的。失败并没有使我茫然。那就像是我最喜欢的运动——橄榄球：有的比赛你会赢，有的会输罢了。

外科的世界就像军队。主任医师就是军官，受训人按等级依次排列：高级住院医师相当于下士，主治医师类似中士，高级主治医师好比非委任军官，他们有资格做军官工作，最终也会被擢升到军官堆里。最后一步的竞争最是激烈；对于充满强烈抱负的医生来说，这就是进入皇家顶级教学医院。心外科医生争取的目标都是伦敦的医院，像皇家布朗普顿、哈默史密斯、盖伊或者圣托马斯。拿到了这些医院的任命，你就取得了一项重大成功。那时的剑桥也有一个生机勃勃的心胸中心，位于剑桥城外的帕普沃斯村。而牛津还没取得什么成就。

这一切都发生在我们的成形时期，二十大几、三十出头的那段日子里。到了这个年纪，普通人都开始确立关系，在一个地方安定下来，组建自己的家庭。而我们这些受训的外科医生却过着吉普赛人般的生活，追着优异职位的招聘启事，在各个城市间辗转。外科医生的某种职业属性将我们提升到了另一个层次。我们是医生堆里的斗鸡，招摇过市，总在力争超越同侪，一心想着拿下顶尖的工作。我们这些男人——无论当时还是现在，这一行几乎全是男性——夜复一夜地守在医院，寻找着每一个手术机会；要是医院风平浪静，我们也会溜到对面的护士站去串门，在那里轻易就能找到其他令人兴奋的活动。

我是从斯肯索普的穷街巷出来的小子，早早和当地文法学校的青梅竹马结了婚。但是被卷进这股由强烈抱负形成的旋风之后，我的生活起了变化，也无意中伤害了我的婚姻。我对这件事很羞愧，但我知道有那么几支外科团队，其中的每个成员——从最初级的住院医到最高的主任医师——都在医院搞外遇。在现实中这很令人沮丧，但到了那些美化出轨的肥皂剧里又成了上好的素材。这个问题实在太普遍了，以至于美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医院专门为此开展了一项研究，将离婚正式列为医学界的职业危害之一：他们发现，自家住院医师的结婚时间越早，离婚率就越高。不难理解，配偶不在医疗领域工作的话，离婚就成了家常便饭。要怪就怪交流障碍吧。那些夫妇之间的共同语言太少了，因为医生，特别是外科医生，总是沉迷于医院里的生活。

约翰霍普金斯的这项研究显示，超过半数的精神科医生和1/3的外科医生都离了婚。心外科的离婚率尤其显著，这一点我从同行的经历中已有了解。研究中举出的原因包括睾酮水平过高，在医院里长时间工作和熬夜，与大量迷人的年轻女性维持紧密的工作关系——通常还是在情绪激动的高压环境之中。医护之间连起了职业纽带，纽带又发展成了恋情。有一次，杜克大学医学院的院长认为有必要提醒申请人，该机构的离婚率超过100%。怎么会超过最大值？因为已婚的学生在进入学院后离了婚，然后再婚并且再次离婚。在这些人的生活中，工作永远是第一位的，其他事情只能远远排在后头。

一次在美国加州开会时，我翻开了一本《太平洋标准》（Pacific Standard）杂志，其中一篇文章的标题是《为什么外科医生多混蛋？》。这显然是在吐槽外科医生普遍具有的性格类型。作者的一个朋友是洗手护士，她给他讲了手术室里的一件事：她给外科医生递了一把锋利的手术刀，不料刀锋划破了医生的拇指。医生大怒，冲她吼道：“你是怎么递的器械？你当我们是两个小孩在游乐区玩橡皮泥吗？不像话！”为了强调自己的话，他一把将手术刀向着这位护士扔了回去。护士吓坏了，但也不知该作何反应，只能一声不吭。现场没人为她出头，也没有人斥责那个医生的攻击性或乱扔锋利器械。作者推断这就是许多外科医生的行事风格，而且他们每次都能逃脱制裁。

我知道是有许多外科医生会在手术室里扔器械，我本人虽然从没对着助手扔过，但一度也常把递错的器械扔到地上，意在表示再次犯错绝不允许。不过我要承认，但大多数成功的外科医生的确都有某些共同的恶劣品质。已经有人在医学文献中将它们总结成了“黑暗三元素”：一是精神病态；二是马基雅维利主义，即认为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冷血态度；三是自恋，它表现为过分的自我关注，与自大相伴的优越感，加上对受人瞩目的极端需求。这个黑暗三元素的根因，就在于这些人会将个人目标和一己私利置于他人的需求之上。

就在几个月前，哥本哈根大学的几位心理学家指出，一个人只要表现出了这些黑暗性格特质中的一个，他的内心就多半也酝酿着其他几个特质，包括所谓的“道德推脱”（moral disengagement）和“理所当然感”（entitlement），正是这些特质会让有些人乱扔手术器械而丝毫不感愧疚。对黑暗三元素的这种剖析可类比于查尔斯·斯皮尔曼（Charles Spearman）在一百年前指出的一个现象：在一种智力测验上得分很高的人，在别种智力测验上也会拿到高分。或许，外科医学这条令人却步的职业道路就是会在无意间挑选出具有这些负面特质的人。我本人显然就是这样，不过在家庭方面，我的个性却展现着截然不同的一面。我的婚姻走上了那条失败的老路，但我竭尽全力让孩子幸福，为父母争气。

* * *

那天是我女儿杰玛的生日，我希望把时间空出来，所以没排手术。我这个幽灵似的父亲已经让她失望了太多次，所以这一次我准备下午开车去剑桥，当面给她一个惊喜。然而，接着我就发现，我们的五个外科医生里有三个都出城去了。其中两个说好了要去地区医院出诊，并去招揽些“顾客”来——这就是国民保健服务现在对病人的称呼——偶尔能招来些自费病人就更好了。还有个医生出门开会去了，就是那种学术含量极低的商务会议：举办地设在美轮美奂的度假村，经费由赞助商承担，来去都坐飞机商务舱，等等。我还是个经不起诱惑的年轻主任医师时，也曾享受过这样的差旅，但最终还是觉得乏味了：无聊的机场，在宴会上灌下的一桶桶酒精，还要和同行竞争者们强装出同志情谊——其实会议一结束他们就会欢天喜地地往你背后捅手术刀。

今天正是这位与会医生的手术安排有空缺，病区主管强扭着我的胳膊要我替他的班。我也知道，闲置一间人员齐全的手术室是对资源的罪恶浪费，于是不情不愿地同意了这一要求。这个科室是我一手创办起来的，起初一无所有，如今几乎成了国内最大的同类科室——倒也不是说有谁都关心这个。这里的管理层更换得很频繁，一路的历史转眼就被忘却，淹没在财务窘境之中。总之，我的女儿得等一等了。和以前一样。

我要秘书苏马上在紧急等候名单上找两个病人，没提女儿生日的事。只做两台手术，我下午三四点钟应该就能开车上路了。我跟她说把那个患唐氏综合征的女婴算进来，她之前已经被两次取消手术安排。她的血流量过大，肺动脉的血压也很高，再拖下去就有无法手术的危险。我对这类孩子总是怀着特殊的感情。当我在20世纪70年代刚开始从事心外科时，许多人还认为修复这些儿童的心脏缺陷是不妥之举。我想不通这种针对特定疾病患儿的歧视性政策，出于逆反心理，我把他们统统当作极度虚弱的年轻成人做了手术——我想让时光倒流，让他们重获健康，虽然有时并不成功。

第二个病人要挑比较平常的。苏老是被一个自封为贵宾的患者骚扰，这位患者在附近的一家医疗机构担任要职，很看不起人。我在门诊接待过这位女士，告诉她减肥不仅可以改善气急症状，还能降低二尖瓣手术的风险。她听了很不高兴，严厉地提醒我说，她的名字最近刚刚上了一份授勋名单——大概是她提供了什么专门用来上授勋名单的服务吧，这在医疗界是常有的事。我丝毫没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她也看出来了，但还是一个劲儿地要求早点手术。苏也想把她尽快安排掉，这我不怪苏。但我还是不会让这位有头衔的女士排在第一位。第一位是留给那女婴的。她已经被取消了两次，不能再有第三次了。

早上6点，当我从牛津郡伍德斯托克的家里出发去上班时，几束阳光穿过布伦海姆宫的角楼照耀下来，让人不禁心生乐观。我一定能赶上杰玛的生日会的。她出生时我不知道跑哪里去了，20年来，我一直试图弥补这个缺憾。苏也有交通恐惧症，因此她早早出门，7点不到就在办公室跟我会合了。成人重症监护病房的查房大约在七点半开始，在这之前我必须把文书工作都处理掉——我们俩很快就处理完了。当天的手术安排已经挂在了主护士站的白板上。我的唯一一名成年病人不太可能在下午3点前送过来，男护士长知道这点，但还是觉得必须提醒我一下，床位紧张。我瞄了瞄那排空空的病床和周围没有插电的呼吸机和心脏监护器，心里知道不必多问。反正还是那么回事：“床位紧张”的意思是缺少护士。根据NHS的规定，每张ICU病床都要配一名专属护士。在其他国家，一个护士管两张病床也能非常安全地完成工作；但在我们国家，做手术变得像约理发师似的，说取消就取消。

这天早上的许多护士我都不认识——她们也不认识我。可见昨晚的夜班护士大多都是中介机构派遣来的。我昨天做了三台手术，其中的两名病人今天已经可以离开ICU了，前提是住院部有床位空出来。在那之前，他们只能在这个不休不眠的可怕环境中继续煎熬，每天花费超过1000英镑。有时我们甚至会把病人从ICU直接打发回家，因为住院部总是挤满了老人和赤贫者。

以前可不是这样的。当年我们努力创建这个科室的时候，区区三个心外科医生每年要做1500台心脏手术，其他的胸外科手术也由我们三人分担。现在我们的设施依然简陋，心外科医生已经增加到了五名，但每年做的手术只有原来的一半，还另外增加了三名胸外科医生专做肺部手术。这就是进步的代价：增加了一倍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士，依靠濒临崩溃的基础设施干着比以前少得多的工作。不过，咳。这礼拜不是正有一个医院的代表团在菲律宾招聘护士吗？前途还是光明的嘛。

早上8点，我在清晨时的乐观已经有点泄气了。我离开了那片由生命支持设备、搏动的气球泵、咝咝作响的呼吸机和尖锐的警报交织成的噪声。耳边传来家属的哭声，大约是表示很快有床位要空出来了。动刀的时间定在八点半，我想那个婴儿这会儿应该正在做麻醉。我努力避开父母在手术室门口和孩子告别的场面。当年我儿子只是摘除扁桃体，给我造成的心理创伤就够受的了——心外科手术可比这凶险多了。当我告诉那对父母，他们的孩子有95%的生存希望时，他们听到的却是孩子有5%的概率死亡。统计数字并不能带来安慰，没挺过手术的可能正是你的孩子。于是我说了他们想听的话，并希望这些都能成真。

我进了麻醉室，里面却没有人。麻醉医生正坐在咖啡间里吃早餐。

“病人还没送来吗？”我有点泄气地问道。

他摇了摇头：我们得先等儿科ICU查完房，然后他们才好决定能不能给我们一张床位。没有床位，就必须第三次取消手术。这种事决不能发生。查房甚至还没开始，要等到八点半，而儿科ICU就在走廊的另一头，于是我直接走了过去。我的血压正在升高，但表面上仍尽量维持礼貌。那儿的医护有许多重症儿童需要照料，我的这位小病人只是他们的日志中又一个不起眼的名字，后面简写着“房室管”三个字——是的，她心脏的中央部分整个不见了，肺部被血流淹没。每过去一天，她的生存几率就会下降一点。

问题在于，我很喜欢儿科ICU。那是一片由几个房间围成的小小飞地，是我逃避医院其他场合的庇护所。每次来时，我都能以一种全新的眼光审视生命和自己的烦恼。在这个伤心之地，只有特殊的人才不会被击垮。这里的护士很喜欢护理经我主刀的心脏手术病人，因为其中大多都能恢复，这让她们在对付儿童癌症、败血症或交通事故的蹂躏之余能得到一丝缓解。这个片区上演着世上最糟糕的事，但每个人都会在第二天照常出现在工作岗位，重新来过。

我走进病房，见每张病床上都躺着一副小小的身躯，身边围着焦躁的家人。我的视线落到了一双生了坏疽的手臂上——那孩子得的是脑膜炎球菌性脑膜炎，在我观察他的几周里，他始终在努力坚持。他的母亲此时已经认识了我，她目睹我的小病人们来了又去，身边陪着开心的父母。每次见到她，我都会问一声孩子怎么样了，而她总是报以微笑。今天，这孩子的那两条变黑变僵的胳膊就要被切除，两只小手和十根手指头都保不住了。它们已经坏到只要尝试略做清理就会掉的程度。

我问她们午餐前能不能空出一张床位来，这样的话至少能先把孩子接过来。护士长不想让我失望。她说手下的一个日班护士刚送一个头部受伤的孩子去了放射科，那孩子在上学路上被一辆高速行驶的汽车撞了。如果她的伤势真有担心的那么严重，他们就会撤掉呼吸机，那时我的病人就能进手术室了。我问她有没有谈过器官捐献的事。

“你到底要不要床位了？”她反问我，“要谈器官捐献就得拖到明天。”

为了安慰自己，我拿起一块培根三明治走到外面，穿着手术装备信步穿过了9点上班的人群。这些都是普通人，不必开胸锯骨、停止心跳，也不必向悲伤无助的父母宣布噩耗，像是“你孩子的手术又取消了”之类的。这时我开始犹疑：我是不是该放弃那个小女孩，给那个“贵宾”做二尖瓣修复？那位女士应该还没有充分禁食、也还没有服用麻醉前药物，但如果给她手术，我至少可以在术后安心去剑桥见女儿，不必在自己不能随时应诊的情况下，担心地留下一个刚动过手术的婴儿。还是说，我应该为女婴的父母着想，再等等看有没有空床位？

我从面无表情、默默接受失败体制的人群面前转身，朝放射科走去。CT室的人知道我的德性，发现我不是来抢下一个排位的，似乎松了口气。那个出车祸的孩子受创的大脑一帧帧地显现出来。她颅骨开裂，像是煮熟的鸡蛋被砸开了一头。本该有着一汪清澈脑脊液的地方现在已完全干涸。一名脑外科医生和几名重症监护医生都沮丧地摇了摇头。再做手术已经全无意义。她的大脑皮层已被捣烂，脑干也从颅底脱垂成疝。那具残破的身体还封在扫描仪里，我看不见，这让我松了口气。就在不久前，她还迈着小小的步子开心地走向村里的学校，现在却命悬一线，脑子都撞没了。就这样，我得到了ICU的床位。这对那对父母来说是宽慰，对这对父母却是彻彻底底的悲凉。

我笃定地大步走回手术室，要他们直接把我的第一例病人送进来。中介派来的麻醉护士根本不知道我是何许人也，对我甩出那套常见的鬼话：还没听说有床位空出来啊。

今天的我有点反常，再加上我不认识这女人，于是头脑一热冲她吼了起来：“我说有床位就他妈有！马上把那孩子给我送来！”

麻醉医生站在门口，瞪着我看了许久。护士拿起电话打给了儿科ICU的护士长。这下我反而有点担心了：万一其他人还没收到消息，不知道那个被撞的孩子已经不需要呼吸机了呢？但我运气不错。电话那头确认了我吼的话。是的，我们可以把那个心脏病人送来了。

让这个婴儿入睡并在她细小的血管里插管需要一个小时。为了避免父母泪汪汪地和小女儿告别的焦虑情绪影响到自己，我手拿一只塑料杯，装满一杯浑浊的灰色咖啡，悄悄溜进了胸外科手术区的麻醉室。一个老朋友热情地接待了我，我让他给我量量血压。高压180，低压100——太高太高了，尽管这十年来我每天都在吃降压药。

当那对吓坏了的父母拖着沉重的步伐从门边走过时，我听见他们中的一个说道：“请告诉韦斯塔比教授，能有这次机会我们万分感激。”我猜他们还是不相信自己的孩子能活下来，或许他们是在担心，我们不会尽全力救治一个患唐氏综合征的孩子。

一位钢琴家在为一场重要演奏做准备时，需要先忍受三个小时的强烈挫折感吗？一位钟表匠在组装一部复杂的劳力士钟表前，需要先来一场激烈的争执吗？我的工作是重塑一枚胡桃般大小的畸形心脏，而周围的人却丝毫不为我的精神状态考虑。如果一个公交车司机也像我这样恼火，我绝对不会上他的车。当我第一次作为主刀医生，面对着房室管畸形的中空时，我心想：“妈的，这可该怎么办？”但我总能用补片把心脏的左右两边分开，再用未充分发育的瓣膜组织重构出二尖瓣和三尖瓣。这是件复杂的活计，而我在手术台上从未失手。

上午11点，我的不锈钢刀刃终于划开了女婴的皮肤。当血开始一滴滴在塑料手术巾上滚落时，我忽然想起来自己还没和女儿联系。闪现这个念头时，摇摆锯已经将女婴的胸骨一分为二，女儿的事只能先放一边了。我需要全神贯注地重塑这颗纤小的畸形心脏，让这孩子的一生不必遭受气急或疼痛之苦。那么我应该考虑的是什么？新的二尖瓣绝对不能渗漏，而要是三尖瓣有一点血液反流到低压侧，问题倒不大。要小心，不能破坏那套看不见的电传导系统，它对协调心脏的收缩和舒张起着关键作用，否则这孩子就得一辈子都用心脏起搏器了。想到这里，我觉得做钟表匠或钢琴家要容易多了……

后来我才知道，这颗小心脏只是今天最次要的问题。我先仔仔细细缝了几块涤纶布补片，用它们把几个心腔分开，然后开始小心翼翼地重建瓣膜，这孩子的未来就靠它们了。这跟在一个鸡蛋杯里动手术没多大区别。当血液重新流入纤细的冠状动脉时，这颗小心脏就像一列快车似的启动了。就在我准备把孩子从心肺机上脱离下来时，一张苍白忧虑的面孔出现在了手术室门口。

“打搅了，教授。”那女人说道，“我们需要你马上赶到2号手术室去。梅纳德先生搞不定了。”

“情况有多严重？”我嘴里问她，眼睛还盯着女婴的心脏。

“病人的主动脉破了一个洞，血流不止。”她的声音焦急得不得了。

虽然女婴看起来情况不错，但我通常不会让主治医来负责拔掉转流插管并关闭胸腔。然而，眼下的情形需要我当机立断。在权衡各种可能之后，我决定尽量帮忙。匆忙间，我忘了我的大功率头灯上还连着电缆，我从手术台边向后退时，硬生生扯断了这根鬼东西。短短两秒钟，几百磅报销了。

尼克·梅纳德（Nick Maynard）是名一流的上消化道外科医生，专攻胃癌和食管癌。他平常经手的管子里装的都是食物和空气，而不是高压血液。但他那位不幸的病人得的不是癌症。短短几天前，她还健康得很。她在一家高档餐厅开心地吃海鲈鱼，吞了一根鱼刺。刚开始不适感有所减轻，她也可以吞咽，但后来，胸腔深处升起一阵钝痛，随后是高烧和盗汗。很快，吞咽液体变得困难，而且每次吞咽都会加重疼痛。全科医生知道她有麻烦了。外科的验血结果显示她的白血球数量很高，说明体内有脓肿。显然，这根鱼刺没有像大多数鱼刺那样通过肠道，而是刺穿了食管壁。

CT结果送来时，尼克的团队身边正围着一群医学生和放射科医师。CT显示在胸腔后部，一块橙子大小的脓肿卡在了食管和主动脉之间。令人担忧的是，那些脓汁里还冒着气泡。产气微生物是最危险的，难怪病人觉得这么难受。必须赶紧在细菌进入血液、引发败血症之前将脓汁排出，否则几天之内，她就会送命。

在胸腔内，食管和主动脉并排向下延伸，位置都在心脏之后、脊椎之前，主动脉在左，食管在右。好凶险的地方。尼克的计划是在大剂量抗生素的掩护下切断肋骨，打开右侧胸腔，找到肺部后方的脓肿。然后打开脓腔，冲洗脓汁并引流几天，直到抗生素消除感染。尼克认为，手术之后，食管肌肉壁上的小小穿孔会自行愈合。这个方案在理论上特别简单，实践起来却注定无比糟糕。

透过2号手术室的玻璃门，我看见尼克满头大汗，满脸是血，两条胳膊手肘之前的部分都埋在女病人的胸腔里。鲜血正从胸腔中涌出，沿着他的蓝色手术服向下流淌，麻醉医师正把一袋袋的血挤进她的身体。起初一切都按计划进行，直到尼克用食指围着脓腔抹了一把，想要清除感染碎片。脓腔中先是传来厌氧菌和腐肉的恶臭，然后“哧”的一声，血就射到了手术灯上。脓肿已经侵蚀透了主动脉壁，心脏后方已是一片感染的沼泽。尼克能做的只有用拳头堵住这口血泉，用力压紧。麻烦大了。他们已经损失了超过一升血液，一旦尼克移开拳头，病人的血会在几秒内流干。

面对今天的繁重任务，我深深低吼了一声。我给了尼克一个认命的眼神，然后略加思索：出血还没有控制住，想在病人的心脏持续跳动的情况下补好那个洞是不可能的。这样下去她只会流血到死。要摆脱这个困境只有一条路，那会儿我管它叫“往大里搞”：上心肺转流，把她的体温降到16摄氏度，彻底停住血液循环。等到大脑深度冷却后，我们就能争取到30——40分钟的安全窗口期，其间没有血流干扰，可以专心修补伤口。

回想起早晨的那次冲突，这会儿，我彬彬有礼地说，请哪位不必马上加入这场仓皇抢救的同事去找一个我的灌注师来，让他带来一台心肺机并准备就绪；再去找两个我自己的洗手护士，以及一位专门的心脏麻醉医师。在他们赶到之前，尼克只得继续按着，他的麻醉医师也只能继续挤血袋。

当我刷手完毕，加入病人身边的团队时，我连她的心脏在哪儿都看不见。我需要在她的胸腔上开一个大得多的窟窿，才能绕过尼克的那根“堵住大堤的手指”。没有时间慢工出细活了。病人右半身朝上躺在手术台上，我操起手术刀和电刀，几乎把她的身子切成了两半。金属牵开器把她的胸腔撑得老大，于是传来了“咔嚓”一声，我知道那是她的一根肋骨断了。这种事并不少见。胸外科手术就是这么粗暴。

现在我可以看见那颗苍白中空的心脏了，它在“心包”这个纤维袋里快速跳动着。我需要把它切开，然后插两根管子进去连接心肺机。第一根插进主动脉，里面会流出来自左心室的殷红氧合血。第二根插进空空的右心房，一般在这里，来自静脉的蓝色血液重新注入心脏，好再被泵向肺部；而插管之后，这些低氧量的静脉血将流过一台热交换器和一台机械氧合器，而后再流入主动脉。之后我们就可以给她的身体降温，借此保护大脑和其他要害器官。很少有人通过右侧胸腔进入心脏，但我在之前开展复杂的二尖瓣再次手术时，曾这样试过几次。要想闯过眼下这个令人生畏的关口，没有一丝经验是多余的。

我先想好，然后吩咐在边上观摩的几名心脏科主治医师中的一个亲自去一趟同种移植库，从在捐献者的尸检中获得的、经过家属同意的备用器官中，要一根经过抗菌处理的主动脉。比起涤纶纤维的人造血管，人体组织更能抗感染。我常常会使用死去的病人捐献的心脏瓣膜、主动脉片或是血管段来修理活人。这就是生命的回收再利用。上帝的造物还是比人工的强。

下午2点，5号手术室的主治医师过来宣布他已经放好起搏器电线和胸腔引流管，关闭了女婴的胸腔。一切都很顺利。

我们用了大约30分钟给病人降温，为下一阶段的手术做好了准备。尼克的双手变得越来越冷，我则恭喜他保住了这女子的性命。我叫他不要冒险挪开拳头，还说寒冷是件好事，因为这意味着病人的大脑也在冷却。接着我吩咐那个充满干劲的主治医刷手上台，帮我照看体外循环回路，这样我就可以溜出去喝杯咖啡，尿个尿。其实我真正想做的是给杰玛打电话，但我拨完号码，对面却没人接。是她的讨论课还没结束吧。时间无情地流逝着，但我仍抱着傍晚能赶到剑桥的希望。

温度降到18摄氏度时，我已经没有耐心再等下去了。我在一天里第三次穿上手术服，戴好手套，并吩咐灌注师关掉血泵，把女病人的血全都注入贮血器。尼克已经在胸腔里按了一个多小时，现在终于能把寒冷僵硬的双臂抽出来了，而我也站到了主刀位置。尼克随即让刚才那个主治医往边上挪挪，等不及要亲自查看病人的伤势。

现在病人的体内已无血流，我们必须争分夺秒地工作。被感染的组织像打湿的吸墨纸那样黏稠，气味像烂掉的卷心菜。我们已经修复不了那截损坏的食管，尼克也认为只能放弃它了。我从超出脓肿的上下两处切断了这根宝贵的肌肉管道，并将它与主动脉剥离。尼克将一根大口径吸管伸进病人的胃里，防止它喷出胃酸和胆汁，干扰我修复主动脉。

这下我们总算能看清主动脉上那个粗糙的洞口了——要不是刚才处置得当，这处伤确实足以致命。我不情愿地做出决定，打算把整段被感染的主动脉都换成同种移植物管道，而不是冒险在上面缝一块补片。没时间为此争论了。我把那根供体管修成合适的长度，然后用一把长长的钛质针持（持针器）夹起不锈钢细针，穿上蓝色聚酯线，以最快的速度开始缝合。缝线深深勒进健康的组织，给人以审美上的愉悦，简直有点色情的意味。我用左手打完最后一个结，然后吩咐灌注师理查德“重新启动”，并给病人升温。心肺机送来的低温血液撑开了蔫软的移植管，将空气从针孔中“咝咝”逼出。我还得再补两针才能让缝合口不渗血，但我们总算在转流开始32分钟后恢复脑部的血流供给了。皆大欢喜的一天。虽然对我个人来说可不那么欢喜。

我实在没有时间闲散地欣赏自己的缝合手艺了。我和尼克一致同意，由他来将这位可怜女士的食管上端从她的颈部左侧移出，排出唾液，这样她就能吞咽液体，能感到舒服些。接着再封闭她的食管下端，在腹壁上开一个口子通进胃里，她暂时要通过这个口子来进食。我们管这个叫“胃造口术”。几个月后，尼克将在她的颈部和胃之间接一段大肠，制作出一截新食管，帮她恢复吞咽功能。现在她已经安全了。对于生命，时机就是一切，死亡也是如此。这一次时机凑巧，心外科医生近在眼前，心肺机和灌注师正好有空，库存里也有备用器官。没有这些的话，女病人已经死了，死在一条鱼的手上。

尼克的上消化道团队开心地关闭了胸腔，放好引流器并给手术收了尾。我从手术台前后退，结果一脚踩到一摊滑腻腻的血块，摔了个四脚朝天，后背重重撞在瓷砖地板上，发出“咔吧”一声——这也许是让尼克的双手在病人的胸腔里冻了太久的报应吧。命悬一线的危机已经解除，再看见我的裤子上多出一块湿乎乎的红斑，护士们都忍俊不禁。有些人表示担忧我的尾椎骨是否完好。痛归痛，能够驱散阴郁的气氛，我还是很满足的。

轻松的感觉只持续了一小会儿，外面的门上贴着不下四条消息，每一条都附着我的名字。第一条，那位在病房里等待二尖瓣修复的女士躁动不安，想要见我。意料之中。第二条，我能否去一趟儿科ICU ？女婴的引流器里血有点多。不妙。第三条，诺福克和诺里奇医院急诊部的一位女医生找我有事。能有什么事？他们离我们二三百公里远呢。最后，是医务主任想让我和护理部主任下午4点去一趟他的办公室。

去个屁。现在已经4点10分了，我也完全知道他要说什么：一名外科主任医师冲一个帮不上忙的派遣护士叫骂，实在不成体统。这条不用理。至于那个取消了二尖瓣手术的女士，我现在也没心情和她激辩。过了下午5点，剩下的护士就只够做一台紧急手术了。她们绝对不会允许我在这个点开始一台择期手术。所以现在我要关心的只有那个女婴。她的情况是典型的术后出血吗，还是因为使用心肺机后凝血功能不足而渗血？我心中仍抱着及时出城的希望，于是直接前往ICU查看原因。

下午的查房队伍正聚拢在女婴的病床周围。焦急的父母蹲在病床两侧，各自握着一只冒着冷汗的小手。输液架上挂着一袋供体血，正通过颈静脉插管快速滴入女婴的颈部——这已经说明问题了。不用细读引流器的刻度，我一眼就看出里面积了太多血。珍贵的红色液体刚从一头滴入，就立刻从另一头流出。而他们已经做了凝血检查，结果基本正常。

瞥见了这一幕，我就知道今晚的计划泡汤了。此刻，剑桥仿佛远在外星。我必须把女孩送回手术室，止住这该死的流血。懊恼的绝望变成了愤怒。我刚才应该亲手关胸！但要是这样，那个卡鱼刺的女士现在已经死了。我恶狠狠地打给了那个所谓的“帮手”，命令他去紧急手术室占好位子，等我亲自把病床推过去。五分钟后，那位笨手笨脚先生回了电话，说现在做紧急手术的人手不够，几位胸外科医生被一台肺癌手术拖住了，我们必须先等他们完工，在此之前无法开展紧急手术，只能继续给病人输血。这下我意识到，参加女儿生日会的最后一线希望也破灭了。又是老样子。无能的父亲再度缺席，心中充满了愧疚，更糟的是，直到这时我都没联系上她。我还是一副裤子沾血、屁股酸痛的惨相。

催那几个胸外科医生是没用的。他们通过几个小孔用内窥镜做手术，不仅进度很慢，而且每次都会高估自己能在手术清单中安排的事项。但眼下这情况，再不做紧急手术就麻烦了。我被拖在病床边，脱不开身，那对父母焦急万分，想让我给孩子止血。我甩出了那个老掉牙的借口：“我离开时一切正常，出血的不可能是心脏。”

果然，在接下来的30分钟，出血量慢慢减少到一涓细流。我幻想着凝血终于封住了针孔，那样我就能逃离医院，不必给孩子再次开胸了。然而随着失血减缓，孩子的颈静脉鼓了起来。这也许是因为输血太多，但更可能是胸腔引流器堵塞，导致血液因压力在心包内的闭合空间中淤积，使右心房无法注满。我们称这种情况为“心包填塞”。一旦血压开始下降，事情就真的麻烦了。

她的血压果然开始渐渐下降。来不及等手术室空出来了，我必须在病床上当场再次开胸，掏出血块。护士长带着预先消毒的、沉重的开胸手术器械来到病床边，将它们扔在一辆手推车上。我仍然穿着那身蓝色手术服，匆匆在水槽里刷手，同时呼叫那个给我留下这副烂摊子的主治医，结果他已经回家了。我们只好转而去找今晚值班的主治医师，而他是个代班医师，早就在那边的胸外科手术室刷手上台了。

所以我就只能在没人帮忙的情况下直接上手——还好这只是个很小的胸腔，一个人够了。我为女婴做好准备，铺上手术巾，没用两分钟就撑开了她的胸骨。吸管机还没插好电，所以我用食指挖出血块，然后在心包腔内填满洁白无瑕的棉球。很快，棉球上不断扩大的鲜艳红斑向我显示了出血点，就在右心室肌肉连接临时起搏器电线的位置上，淌着细细的血流。看似微不足道，实则有性命之忧。这就是心外科手术：每一次都必须尽善尽美，否则病人就会白白死去。

女婴的心律恢复了正常，我抽掉电线，用一针褥式缝合止住流血。引流器果然堵住了。我换了几个干净的，然后关胸。整个过程只用了十分钟，但这场闹剧本来完全可以避免。后来我才得知，那名外科规培医生缺乏在女婴蠕动的心室上缝针的自信，寄希望于渗血自行停止。他在这个专业里待不下去的。

晚上7点了。我开始挂念起了那条来自诺里奇医院急诊部的消息。他们还在等着和我对话吗？我刚才只是觉得困惑，现在却感到了不安，甚至胡思乱想起来：诺里奇离剑桥不算远。会不会是杰玛和朋友们出去了，然后出了意外？我怎么没早想到这一点？我焦急地打了杰玛的手机。这一次，小寿星乐呵呵地接起电话，问我是不是快到了。随后的一阵沉默替我回答了许多。今天晚上，我已经不可能赶去见我的任何一个孩子了。两个病人都活了下来，但我的一部分死去了。这不是第一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