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七点半。我刚给了一个孩子新的生命，还完成了一场了不起的外科营救。这一晚我本该飘上天去，可是没有。一点都没有。我心中充满愧疚，沮丧极了，我仍然渴望赶去剑桥，虽然每一丝理智都在明确表示，赶过去也没用了。我得回到伍德斯托克，去喝个烂醉。我还没回复那个讨厌的电话留言，今晚又不是我值班，凭什么非得我来操心？大概是因为我总是操心吧。那边找我肯定有事。我就是这么身不由己。

“晚上好，诺福克和诺里奇大学医院。请问找哪个科室？”

“请接急诊部。”

“抱歉，急诊部占线。请别挂机。”

电话里响起没完没了的等候音乐，让短短几分钟漫长得如同几个小时，有这时间我宁可去医务主任那儿等着挨训。

电话那头传来了那名年轻医生的声音。

“谢谢您打来，教授，我知道您一整天都在做手术。我叫露西，是今晚值班的高级内科住院医。我希望您能接一例急诊，他送来我们这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是一例主动脉夹层（医学界往往用病情而非患者名字称呼他们）。病人是名全科医生，几年前才接受过心脏手术，是在帕普沃斯做的主动脉瓣置换。”

“那为什么不找帕普沃斯给他做主动脉夹层手术呢？”

电话那头传来一阵尴尬的沉默。

“那里的值班外科医生说自己手头还有个紧急病例，叫我们把这名全科医生送去别处。”

我对这种做法相当不解，明明伦敦就有几个离诺里奇更近的心脏中心。主动脉夹层是凶险的急症：负责向全身供血的主动脉有三层膜，如果其内膜突然撕裂，中膜就会暴露在高压血流的冲撞之下，往往就会沿整个血管裂开，从心脏瓣膜上方一路裂到下肢动脉。其他重要血管分支也可能被阻断，影响要害器官的供血，导致中风、内脏坏死、下肢脉搏消失或肾衰竭。更糟的是，开裂的主动脉随时可能彻底破裂，令病人猝死。那可怜的伙计是个医生。他不该这么死。任何人都不该这么死。

我询问了他的年龄和目前的病情。那男人62岁，先是主诉突发剧烈胸痛，很快右侧身体就麻痹了。这说明他的颈动脉已经不再向左脑半球供血，造成了广泛的脑损伤。手术越是拖延，他恢复的可能性就越低。病人此时已经不能说话，但善良执着的露西依然很乐观，说他人还清醒，左侧身体还能动。

还有一条关键信息没掌握，除了他的名字之外：他血压是多少？送任何主动脉夹层患者上救护车或直升机前，都务必先静脉注射抗高血压药物，小心控制血压。否则，血压的陡增很容易撑破已经受损的血管。有许多病人死在了途中，或者刚到医院就死了，原因就在这里。

“血压是180/100。我们好像降不下来。”露西的声音里有了一丝恐慌。

看来他们那儿的高级医生都滚回家去了，只留下她一个人，而她从未见过这种病例。在一天的冲突和苛责之后，我谨慎地选择了措辞。

“见鬼！你必须给他降下来。快给他用硝普钠。”

我能想象那层薄如纸张的组织已经濒临爆炸，而夹层剥离则继续在血管树上蔓延。就算接受紧急手术，这类病例的死亡率也高达1/4。

露西解释说他们不想让血压降太多，因为他排尿不多，CT扫描显示他的左肾已经没有血流。只有手术才能解决问题，越快把他送上手术台越好。一旦内脏失去供血，那时就回天乏术了。我问起他腹部有没有疼痛或压痛，答说没有，这是个好信号。

这个病人吓坏了，他已经在硬梆梆的医院推车上半身不遂地躺了几个小时，身边围着家人。他知道自己的诊断结果，也非常清楚紧急手术是他唯一的生存希望。雪上加霜的是，此前，他已经因为主动脉瓣异常接受了一次心脏手术，而这通常会令主动脉壁变得薄弱。再次手术比初次手术费劲得多，于是我在心里打起了算盘：这位医生得的是风险最高的急症，需要再次手术；但他已经中风，一侧肾脏也不工作了；他的血压没有控制，离我们这儿至少有两小时车程；能安排直升机吗？不行，他们已经试过了。难怪帕普沃斯对他不感兴趣！

露西察觉到了我的犹豫。我不想把话说得太死，只说不知道ICU是否还有床位。

这时露西亮出了她的王牌：“是家属要求把病人送去您那儿的。他好像是您医学院的老同学。我想应该是您的朋友吧。”

那个我一直没问的问题是什么来着？是一件我们都觉得不重要的事：病人的名字。外科医生对人的兴趣不大。我们只想解决问题，但这短短一天里，我碰到的问题也太多了。

我猛地想起来了：在诺福克郡做全科医生，年龄与我相仿，之前动过心脏手术。是那个天性快活的橄榄球支柱前锋，查令十字医院队第二阵容的队长，我的老伙计斯蒂夫·诺顿（Steve Norton）。我们在1966年上医学院的第一天就认识了。当时我还是一个怕羞低调的穷街小子，非常胆怯，是家族里的第一个大学生。斯蒂夫则外向热情，充满自信，那时他就注定会成为诺福克乡下备受爱戴的全科医生，而我也脱胎换骨，成了一台无所畏惧的手术机器。同一个职业，不同的人生。到底是怎么变成这样的？

我对露西说：“去他妈的病床。尽快把他送来。我知道你该下班了，露西，但必须有人跟在他身边，把血压给搞下来。麻烦把CT片也带过来。”

到了夜里这个点，已经没人可以使唤了，我必须自己把一切都安排好。值班的护士团队已经工作了整整一天，刚给一台常规的肺癌手术收完尾。听到我还要做一台漫长的紧急再次手术，她们都不太高兴，因为她们知道我会干个通宵。救护车正闪着蓝灯全速行驶，晚上11点应该能到。如果斯蒂夫能活着撑到牛津，我就把他直接推进麻醉室。

战斗已经打响。我们还有空的ICU床位吗？没有的话，不打招呼就接受一个外地病人，肯定会引发一场大吵。值班的麻醉医师是谁？很幸运，是戴夫·皮戈特（Dave Pigott），一个不苟言笑的南非人，协助我安装过人工心脏，碰见难题就兴高采烈。同样幸运的是，洗手护士是阿伊琳，一个身材娇小、超有礼貌的菲律宾女孩。她很自豪能为国民保健服务工作，所以对一切都从不抱怨。别人感谢她，她总是回答“客气了”。我一度以为她就会这么一个词。还有那几名灌注师，别看他们在夜里接到电话时总是唉声叹气，但都极为可靠。我要总机在轮值表上随便挑一位，想看看会有什么惊喜。

太阳下山，我们等着。我打电话回家，和一直容忍我的妻子萨拉说了下情况。她还以为我已经到剑桥了，听说我还在医院，很为我难过。我解释说，我正准备给医学院同学斯蒂夫·诺顿动手术，今晚回不去了。萨拉听了很担心，说今天不是我值班。她还记得当年那场激烈的争论：要不要由我亲自给心脏病发作的父亲做手术。多亏心内科同事奥利弗用冠脉支架治好了我父亲，解除了我的道德压力。

萨拉试探性地问我，是不是该让值班的外科医生来主刀？在好朋友身上做风险这么高的手术，我心里不会乱吗？然而心外科医生很少自省和自谦。我反问她：“如果得主动脉夹层的是你，你希望谁来开刀？”她答道：“你。”那不就得了。斯蒂夫的家人也是这么想的，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斯蒂夫的妻子希拉里坐到病床边之前，已经在网上搜过了。主动脉夹层的预期死亡率是多少？一份来自欧洲和美国顶级心脏中心的国际报告给出的数字是25%。在所有医生的病例中，有记录的最低死亡率是多少？6%。给这些病例动手术的是谁？是牛津的一位外科医生。那么，最有可能帮助斯蒂夫渡过这场劫难的还能有谁？我，一定全力以赴，营救这位老友。俗话说得好：“为朋友就要两肋插刀。”

萨拉接着问我今天吃东西了没有。我想了一会儿，只记得破晓时分吃过一只培根三明治。我告诉她，今晚开工前我会先去售货机买包薯片。但在这个节骨眼上，食物是我最不关心的。我需要一名经验丰富的第一助手，这个人必须是和我一起做过主动脉夹层手术的，而不是找一个没经验的、值几次夜班就完事的代班医生过来。面对糟糕的局面，一支配合默契的团队能够力挽狂澜，效果绝对不同。今晚阿米尔没在值班，于是我拿起电话问他忙不忙。有一件事他肯定不会做，就是喝酒。他热情洋溢地表示很愿意帮忙，能在夜里被老板拉来处理复杂病例是种荣幸。我知道，在我需要有人来止血、关胸的时候，他是能在手术台边站上好几个小时的。只有年轻人才办得到这个。

我和第一任妻子珍妮结婚时，斯蒂夫和希拉里参加了婚礼。那时我们刚刚本科毕业，都是查令十字医院的年轻实习医生，同为橄榄球队的成员，都有点游戏人生的架势。风传斯蒂夫曾把一具尸体的阴茎缝在牛仔裤裆前，身穿白大褂围着解剖室“遛”，再“唰”地张开白大褂。不过我怀疑这只是传说罢了。但他确实和我打过一个赌，结果我一丝不挂地从彭布里奇花园一路走到了诺丁山门地铁站——在交通高峰时段。我们在舰队街一起参加橄榄球俱乐部的庆功会，会后被人从特拉法加广场的喷水池里捞起来，然后在弓街的警局共度了寒冷一夜。就在那学期，我的解剖学考砸了。那些胡闹的日子本来早已被我遗忘，而此时的他在夜色中赶来，身体麻痹，意识模糊，甚至竟命悬一线，于是那些回忆又重新闪回在我的心头。曾经的两个好友，如今却分别成了医生和病人。这是我绝没料到，也绝不想发生的事。

我徘徊在寂静的医院走廊里，消磨时间，有意避开心脏科的ICU。我打算一进手术室，就让皮戈特告诉他们这边有个急症病人。或者我应该让阿米尔来做这件事，此时他已经和我在普外科ICU碰头，要一起去看这里的那位“鱼刺女士”。这场“伟大营救”的对象正在醒转（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她的名字），她的几个女儿焦急地围在床边，把胳膊伸进温暖的毛毯，握住母亲冰冷的手。不出所料，在低温停循环之后，她出现了术后低温，体温降到了34摄氏度，此刻正在剧烈打战。寒冷会导致血管收缩，再加上发抖，她现在的血压高到离谱。阿米尔意识到这样下去伤口会迸裂。

值夜班的女主治医闲庭信步地走过来，一脸的漠不关心，一看就不知道自己即将谈话的对象是谁。

“有什么能帮你吗？”她态度冷淡地查问，可能把眼前这个身穿蓝色手术服的邋遢访客当成搬运工之类的人了。我的回答一定吓到她了。

“我没什么要帮的，但你可以帮一帮这位女士，给她降降血压，免得那该死的移植血管爆掉。你现在就把她麻醉，让她天亮之前别醒。”

病人的几个女儿睁大了眼睛。她们不明白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但显然在专业选手之间感到了一丝紧张氛围。

“给她大剂量的普萘洛尔，立刻。”阿米尔坚定地补了一句。

女主治医显得戒备而慌乱，几乎是一脸震惊。她看起来比我家的小寿星大不了几岁，我立刻就后悔发这通脾气了。也许我们不必这样对话。我大可从容地介绍自己，毫不谦虚地表示是我救了这个女人的命，坦然接受家属们的崇拜，听她们赞颂这次离奇而英勇的营救。但这是尼克的病人。他已经向家属解释了一切。我不想在这里强出头，但更不想看到费这么大力气做的修复爆成碎片。说完要说的话后，我们祝她们今夜平安，转身走了。都是敏感的人啊，那些重症监护医生。

晚上10点。我和阿米尔悄悄溜进儿科ICU，去查看早晨那个病例。但我先是一眼注意到了那个脑膜炎患儿的母亲，此时，孩子那双长了坏疽的黑色手臂已经没了，变成了几卷崭新的绉布绷带。好强烈的对比。看见两只干尸似的小手被切除，这位母亲会开心还是难过？我不禁想，假如这是我的孩子，我会不会要求保住那对胳膊？我赶紧把这个病态的想法撇开，径直问她手术是否顺利。她这个做母亲的还好吗？我能不能帮她些什么？给她拿杯咖啡？或者任何能减轻她痛苦的事？她怔怔地抬头看我，泪水从脸颊上滚落，一句话没说。边上的护士跟我很熟，冲我摇了摇头。还是去看我自己的那位小病人吧。

胸腔引流器已经干了，脉搏和血压都很稳定。护士对我说阿彻大夫给孩子做了超声检查，很满意结果——瓣膜和补片都没有渗漏。孩子的命保住了。孩子父母一直为这场突如其来的再次手术揪着心，现在终于松下神经，回病房睡觉去了。他们理解我们面临的困难，这份理解才是真正重要的。平日里为先送病人进手术室而起的争执，抢ICU床位时的无尽争吵，与之相比都不算什么。当夜幕降临，我们希望病人稳定，父母快乐，丈夫、妻子开开心心，希望所有人都前途光明。当他们渐渐入睡，我沿着一条又长又黑的走廊，漫步走向通往急诊部的门户。

到了外面，呼吸着16个小时以来的第一口新鲜空气，我凝望夜空，等待救护车的到来。手术室已经准备好，心肺机也在待命，手术团队正在咖啡间里收看《夜间新闻》，他们无聊地打着哈欠，已经接受了很可能要在这里待上一整夜的现实。我的心思飘到了杰玛那里，我肯定又教她失望了。但也许我想错了，没有我，她也许更开心吧。

晚上11点50分。侧面刷着“东英吉利卫生局”的救护车闪着蓝灯，终于到了。急救人员掀开后车门，早已过了当值时间的露西沿斜坡走了上来。我一看就知道是她。她带着一沓病历走向急诊部入口，好似电影《卡萨布兰卡》里的场景一般。那一瞬间，我心想，她可真美。

“您就是教授吧？”她说，“诺顿太太跟我讲过您。我是在剑桥受的培训，他们现在还会谈到您。”我心想肯定不是什么好话。

推车载着斯蒂夫受损的大脑和身体来到我们面前。我们六个月前还见过面，在医学院同学会上。他发表了一席风趣的讲话，庆祝在座各位都还活着，虽然他自己已经接受了一次心内直视手术。我当时还在下面开玩笑说，要是手术来找我做，结果可就不一定了。现在他被送来了牛津，情况危急，而他的家人仍在M25公路上。我们预想的重逢可不是这样的。我牵起他的左手，他随即牢牢抓住了我。他这一侧身体还能动弹。我们和露西排成一列，穿过急诊部，沿走廊直接进了手术室。我草草看了一眼CT片：他的情况确实要命。

要先有同意书，我们才能做手术，但他现在孤身一人，我也不想把话说得太直接，只告诉他我会修复他的夹层，运气好的话，他的中风也能好。他艰难地告诉我，自己想在麻醉之前再看一眼希拉里和孩子们。露西有希拉里的号码，我打了过去。他们最快也要45分钟才能赶到。时间每多过一分，神经系统恢复的可能性就少一分，而我们已经浪费了好多个小时。我向斯蒂夫保证，绝不会让他死，他用左手钩划了知情同意书，我也在下面签了自己的名字，戴夫·皮戈特随即注射了一剂保护大脑的巴比妥酸盐，送他去了没有知觉的世界。

我们已经把亲切交谈减到了最少。外科手术必须不带感情，最好连病人的名字都别知道。这不是什么大问题：斯蒂夫已经说不出话，我也不可能向他讲述真实的风险——不做手术，他必死无疑。他也是医生，明白状况。在最后的清醒时刻，我没必要给他徒增焦虑了。

我在咖啡间里坐定，直到他像百合花一样苍白的身体被涂上棕色碘伏，盖上手术巾。我不想看到他松垮的躯体。我更想记住他曾经的样子：那副在冬日下午大步走进球场的健美体魄，涌动着肾上腺素，等不及要上场冲撞一番。我们那时如影随形，现在却扮演着截然不同的角色。斯蒂夫坐在诊室里，和病人们亲切地聊天，分发药片，实在是像样的医生。而值此深夜，我则在等着操刀手术，用摇摆锯锯开他的胸腔——还是在度过了充满失望、争执和痛苦的漫长一天之后。不过比赛一旦开始，肾上腺素就会驱散疲倦，让我忘记时间。

经过上一次手术，斯蒂夫的胸骨内面和心脏正面之间已经没有了心包和胸腺。扩张的主动脉薄如蝉翼，紧贴在胸骨下方。这种情况下，用摇摆锯再次开胸极其危险。为了降低致命大出血的风险，我暴露了他腿部的主要动脉和静脉，把它们连上心肺机。这样万一骨锯撕开心脏或主动脉，我还可以立刻切换到心肺转流，拿掉循环系统的压力，再抽干出血点的血。这一招多数时候都能奏效，但有时也会失败。心外科手术要真这么容易，那人人都能做了。

给斯蒂夫开刀就像为一座维多利亚时代的老房子更换管道。主管线都坏了，那些从锅炉连出来的管道也都得换掉——它们已经锈到不行，随时会崩碎。而我在作业时，绝不能任由热水在里面流动。我必须做和“鱼刺女士”一样的处理：给他的脑部降温，把全身的血液都抽到心肺机里去。戴夫在他的头皮上连了脑电图电极线，监测他的脑波。随着体温下降，斯蒂夫的脑波渐渐消失，但他的脑波在中风后就已经不正常了。阿米尔沿着上次手术留下的疤痕切开皮肤，用电刀烧穿覆盖在骨骼上的脂肪，再用钢丝剪剪断上次的不锈钢骨缝线，将它们抽出。每次开胸骨我都要亲自上阵。想要摇摆锯切的深度恰到好处，需要精确的判断。你必须细细地感受它锯穿胸骨的一瞬，然后及时抽回，因为胸骨内面可能已经和右心室的肌肉粘在一起了。

出现夹层的主动脉呈现出吓人的深紫色，仿佛一只惊惶愤怒的茄子。透过薄薄的外膜，我可以看到下面的血液湍流。戴夫往食管里放了一只超声探头，位置就在心脏后方。探头显示主动脉壁的初始裂口位于冠状动脉的起点上方约1厘米处。冠状动脉是主动脉的关键分支，负责为心肌本身供血。我的任务是换掉撕裂的部分，将血流引回它的天然归宿，借此让斯蒂夫阻塞的脑动脉和肾动脉恢复供血。他那只损坏的肾脏肯定能恢复，但受伤的大脑就不太可能了。它已经太久没有得到血液和氧气，虽说巴比妥酸盐和降温或许能帮上点忙。

我吩咐灌注师布莱恩开始转流，给他降温到18摄氏度。把活人全身的血液都抽干可是件奇事。能干出这种事的，只有吸血鬼，和少数能给先天性心脏缺陷和各处的动脉瘤做手术的心外科医生。我是治这两种病的行家，把病人抽空是家常便饭。我曾在罗马尼亚的德古拉城堡做过一场关于“宰人”[清真宰牲要求在动物心跳停止前把血放干净，韦斯塔比的手术步骤与此类似。]的搞笑演讲，感觉自己仿佛回了老家。德古拉伯爵和我有很多共同点。

我在和时间赛跑时通常很放松，哪怕病人脑内已无血流。我不会站在那里思忖神经细胞的死亡，也不会匆忙下手。半夜一点半，我让布莱恩停止转流、开始抽血，这24小时里我是第二次下这样的命令了。斯蒂夫把那一腔加了抗凝剂的冷却血液抽进贮血器，这些血在被重新泵入体内前，会像一壶黑加仑汁一样存着。我切开抽空血液的撕裂主动脉，直到能看清那些通向头部和手臂的重要分支的内部。

第一步是用组织凝胶重新黏合剥离的血管膜。我可是全世界首批使用这种胶水的外科医生，我经手的病人有很高的存活率，这种胶功不可没。然后，带着强迫症似的谨慎，我缝了一段移植血管上去，并在下面垫了几条特氟龙垫片，以防缝线割伤脆弱的组织。每个病人的性命都仰赖我的大脑皮层和指尖的连接，主动脉夹层的病人尤其如此。阿米尔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的每一个动作，想学到我技术中的所有细微之处，这也是他乐意过来加夜班的原因。阿米尔总有一天能成事。

在没有血流的情况下，修补主动脉并装入移植血管用了34分钟。对正常大脑而言，这仍然在安全时限内，不过斯蒂夫的大脑已经不正常了。我们小心翼翼地将血液重新注入血管树，从头端的血管中排出空气。刚连回心肺机，针孔就开始渗血。出血要在逆转抗凝后才能止住——为防止血液在体外循环回路的异物表面上形成血栓，我们使用了抗凝剂。完成这样一台手术要记住许多细致步骤，但整个流程都刻在我的神经回路中，即便在凌晨时分，我也能不假思索地完成每一步。

现在该加热血液，恢复正常体温了。当温暖的血液流经冠状动脉，斯蒂夫的心肌又活了回来，它先是扭了几扭——我们管这个叫室颤，接着就自发除颤，开始缓慢而慵懒地收缩起来。随着体温越升越高，心脏收缩得也越来越快。很快，脑电图上重新出现了脑波。戴夫认为情况似乎已经有了一点好转。

这种复苏过程我们以前只见过一次。当时我们是在努力抢救几个孩子，他们坠入了冰层，溺亡在冰冻的池塘中。像这种情况，只在加拿大有过几例罕见的幸存案例。牛津的创伤科医生逼着我们加热那几具没有生命的躯体，最后我们成功救活了心、肺、肝、肾，但孩子们的脑已经受了致命伤。我们先是给了他们的父母以希望，而后又夺走了它。

凌晨3点，我把手术台交给了阿米尔。复温要持续30分钟，而此时我得知希拉里和其他几名访客已经等在重症监护家属室。从好的方面说，他们的到来打破了我们和护理团队的僵局，现在我至少知道有一张床位在等他。我走到家属室门口，他们一下子都站了起来。这倒不是出于尊敬，只是条件反射。这里的人又可以开一场医学院同学会了——斯蒂夫的人缘就是这么好。在场的人中，斯坦是肿瘤学教授，约翰是麻醉主任医师，彼得是全科医师。他们都是来支持希拉里和孩子们的。

根本来不及打招呼，我先说了他们想听的消息：斯蒂夫情况不错，我已经补好主动脉，并给大脑恢复了供血。手术进行得很顺利，这简单的一句话就让他们放下了悬着的心，解开了心里的疙瘩。只要有消息，无论好坏，总能消解对未知的极大恐惧。当他们站在这里，在深夜中远离家乡，他们的老伙计却扮演着另一重角色。这时的我不再是那个来自斯肯索普的酒鬼傻小子了。

拥抱、亲吻和安慰的话随之而来，然后是那个常见的要求：“我们现在能看看他吗？”我只好解释说斯蒂夫还在手术台上，胸腔仍然大敞着，身体正在心肺机上复温，人还没完全脱离危险，但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我补充说，可能要再过两个小时，我们才能控制出血，关闭胸腔。说完这句我就走了，打算去向护士长道歉，因为我冷不丁塞给他们这么个病人。但我发现护士的人手其实是够的——上一个从导管室[即导管手术室，主要进行一些造影（包括导管造影）类检查和针对肺栓塞等的一些微创手术。]送来的心脏病发作患者左心室破裂，救不了了。轰鸣的传送带继续迎来送往。

我疲倦地溜达回手术室，和两名麻醉医师一起坐在斯蒂夫的床头。阿米尔很开心能继续主持手术。斯蒂夫的体温已经回升到37摄氏度，心脏虽说还是空的，但看它的样子已经不再愤怒了。我要布莱恩在里面留一点血，这样万一有残留的空气也都可以射进移植血管。我听见斯蒂夫的人工主动脉瓣发出了令人安心的嘀嗒声，借着心脏后面的超声探头，我们能看见小气泡快速通过主动脉瓣，就像一场暴风雪。不用我提，阿米尔已经把排气针安插到位。气泡间歇性地冒出，最后完全停止。我们现在可以关心肺机了。我要戴夫开始往他的肺部通气，很快就听见布莱恩说“停止转流”。阿米尔和代班主治医像两个足球比赛观众似的站在一边，看着我在凳子上发号施令。我在监视屏上仔细查看心脏和主动脉的内部图像，他们俩则从外面观察。

“怎么样，”我问阿米尔，“有出血吗？”

“看上去非常好。只是移植管周围有点渗血。没有大问题。”

“那么你接下来要怎么做？”

没有回答。他太累了。

“注射鱼精蛋白。”我吩咐戴夫。鱼精蛋白是从鲑鱼的精液中提取的，能够逆转肝素的抗凝作用，肝素则来自牛的内脏。所以我这门高贵的专业，是托了牛鱼之福，在凌晨的这个时候想到这一点，真是发人深省。

阿米尔在心脏周围轻轻塞满纱布块，好让渗出的血液凝在上面。接着他开始放置胸腔引流器，再用不锈钢丝关胸。墙上的挂钟显示着4点30分。戴夫翻阅着一本摩托车杂志，布莱恩问我他能不能撤掉机器，为早晨的手术做好设置，然后就回家。有些人真是没耐力。阿伊琳和她的巡回护士也都蔫了。我建议她们在输入血液和凝血因子时轮流休息一下。终于，手术室里注入了一丝宁静。任务完成！

手术楼后面是一片停车场，停车场后面是老海丁顿墓地，两者间只隔了一道由未修剪的女贞和小松柏组成的薄薄树篱。我在夜色中走了出去，经过那辆始终没有开往剑桥的奔驰车，它的副驾位子上还藏着要送给杰玛的生日礼物。我信步穿过那座华丽的金属栅栏门，爬上一片俯瞰剑桥郡乡间的小山坡。我来到一个女婴的坟墓旁，在草地上安静地平躺下来，仰望夜空。那块墓碑上写着“幼年早逝”的字样。她是20年前在我手里走的，这件事我一直不曾忘记。要是还活着，她也该到杰玛这个年纪了。然而上帝却给了她一颗扭曲纠结的心，我没有治好。所以情绪低落时，我常会来和她坐坐，只为提醒自己，我不是战无不胜的。今天真是艰难的一天。还是应该说是昨天？

清晨6点。阳光突破了地平线，麻雀开始啾鸣。汽车的头灯在下面的牛津环路上快速闪过，载着早早起床的伦敦通勤者和在考利（Cowley）汽车厂上夜班的人。苏应该已经在来办公室的路上了，于是我慢吞吞地走回5号手术室，现在里面空荡荡的，只有阿伊琳一个人。她正在擦洗地上的血液和尿液，为上午的手术清单做着准备。斯蒂夫已经被送到ICU，在他那个大家庭的簇拥之下，情况很稳定。

阿米尔兴冲冲地说：“精彩的一例！真高兴你打给了我。”

那个代班主治医已经不见人影。大概是捡财宝去了。

我看上去很糟，闻起来也很糟。于是我去更衣室冲了个澡，换了一身干净的蓝色手术服。这个仪式标志着昨天的结束和今天的开始。我走进办公室，先给苏泡了茶，然后就着我自己的茶水服了一剂利他林。牛津的学生们会用这种兴奋剂来集中注意力、提高考试成绩，我也会在累坏的时候用它提神，或是在倒时差的时候配合褪黑素使用。当然了，这都是为病人着想。

早上七点半，我加入了ICU的查房队伍。我跟他们说了斯蒂夫的情况，并询问了他的瞳孔是否仍然很小，对光线有没有反应。这个有人去看过了吗？还没有，不过他们会去的。那么他有没有醒转的迹象？没有，但这一点令我很满意，因为我想让他保持沉睡，免得插在他气管里的管子引起咳嗽。咳嗽会令他颅内压飙升，而他颅内的大脑已经肿得很厉害了。我当着希拉里的面向几个初级医生说明了这一点，我想他们应该听进去了。至少我希望是这样。

我吃了一只香肠鸡蛋三明治，庆祝斯蒂夫的恢复。这时利他林也开始起效，我感到精神一振。今天我有一块软趴趴的二尖瓣要修复，令我高兴的是，由于床位短缺，那之后不会再有第二例手术了。然而，这一天的轻松基调很快就起了变化。接近中午，当我从手术室里出来时，斯蒂夫从麻醉中清醒了一些，开始在病床上挣扎起来。他现在大脑肿胀，不辨周遭，神志迷糊，烦躁，气管插管令他剧烈咳嗽，还扯到了呼吸机。他是个魁梧的男人，旁人很难控制。

病房里展开了一场辩论：是把他完全唤醒、拔掉气管内插管，还是重新将他镇静麻醉？就在这时，他的左眼瞳孔扩散了。我们的麻醉医师朋友约翰一直守在斯蒂夫床边，他知道情况危急，匆匆赶来办公室找我。我跟着他回到病房，再次检查了斯蒂夫的瞳孔。斯蒂夫的护士觉得他右眼的瞳孔也在扩大。我的心情一落千丈。我原本希望降温和巴比妥酸盐能止住中风点周围的肿胀。

希拉里知道这个凶险的发展吗？我们给了她一间家属室，经过昨天紧张的一夜，她已经去里面休息了。也许最好先别通知家属，等我们对情况有了清晰的把握再说。这意味着要赶紧做一次脑部CT扫描，而这对一个连着一堆医疗设备的术后病人来说并不容易。他的输液管、引流管、起搏器电线、监护器，统统都要经过医院的走廊推到放射科，接着还要把他麻痹的身体从轮床挪到扫描仪上去。但如果没有那几张图像，我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帮他。于是我亲自去了放射科，乞求我的朋友放射科主任给这个危重病人一次机会。

扫描结果出来时，我们清楚地看到整个大脑都肿胀了。之前中风时受损的部位在大出血，这很可能是手术中必须注入的抗凝血剂导致的。受伤的大脑就像吸了水的海绵似的膨胀开来，但同时又被关在一只坚固的盒子里。颅骨只在底部有一个洞口，脊髓就经此处伸出，穿入骨管。一旦颅内压升高，脑干就有可能被挤进下面的椎管，造成致命后果。我们管这个叫“锥进”。扩散的瞳孔预示着这场灾难就要来临。现在我需要一位脑外科医生和我一起看片子。

这不是一场容易的对话。理查德·克尔（Richard Kerr）是我们的脑外科主任。他什么都见过，什么都治过，日后肯定会成为英国神经外科医师学会的主席。我希望他摘除斯蒂夫的颅骨顶部，给他的大脑降降压。开颅术就像去掉熟鸡蛋顶部的蛋壳，区别是取下的骨头会被放进冰箱，如果病人存活，就再给他装回去。理查德是个沉默寡言的人。没等他开口，我就知道他觉得这场仗赢不了。我替斯蒂夫的家属恳求他。理查德表示就算斯蒂夫能活下来，也不可能再做全科医生，甚至再也醒不过来。手术时对中风部位的再灌注做得太迟，错过了最后一线生机。但事已至此，我们也不可能让时间倒流了。

于是我打出了最后一张牌：斯蒂夫是我的老朋友，为了救他，我已经花了整整一夜和许多金钱。理查德深叹一声，又看了一遍片子。

“好吧，你赢了。反正他也没什么好损失的，但手术一定要尽快做。我去把下面的病例推后。”

不到30分钟，斯蒂夫就被送到医院遥远的另一头，躺到了一张神经外科手术台上。是我亲自把他的轮床推过去的。

下午2点。斯蒂夫的头皮被剥向脑后，一把骨锯锯掉了他的颅骨顶，露出了一颗紧绷肿胀、没有搏动的大脑。这颗脑子正在我们眼前死去。理查德往这团“脑糊”里插进去颅内压监护仪，然后松松地缝上了顶部的头皮。我们把他送回了心脏科ICU，这里有他最需要的专业知识。

希拉里和孩子们还在家属室里的单人床和扶手椅上打盹。我被自己的痛苦和她丈夫迫近的噩运弄得筋疲力尽，试探性地敲了敲房门。看到我憔悴的面容，希拉里意识到，这不是一次社交性拜访。

“他死了，是吗？”

我想说没有，但是犹豫了，因为斯蒂夫的存活几率微乎其微。我干脆告诉她真实情况：斯蒂夫的一只瞳孔扩散了，脑部CT结果也很糟糕，我第一时间说服了国内最好的神经外科医生协助治疗，但我们俩都怀疑斯蒂夫能否恢复。现在只有等待了。更多的医学院旧友来到了医院，希望能听到更好的消息。我又听到了那句老掉牙的话：“如果还有谁能救他，那一定是韦斯塔比。”可是韦斯塔比也不能。主动脉夹层修补得很棒，可惜结果却是这样。很快，他的另一侧瞳孔也扩散了。两只瞳孔都对光线没有了反应。他的颅内压降了下来，但大脑已经不可能恢复。希拉里和孩子们失去了他。

我不知道的是，希拉里和她的大儿子都有先天性多囊肾，这孩子几乎需要做肾透析了。希拉里以惊人的镇定问道，能不能把斯蒂夫的那只正常肾脏给他的孩子。父亲的器官最有希望和孩子的免疫系统相容——血型相同，基因相同，不会出现排异。有那么一瞬间，我以为自己仍能在这场灾难中创造一点光明。就在重症监护医生们开展脑干死亡测试时，我给器官移植协会科的负责人打了电话。

对方的话教我难以置信：在斯蒂夫还有意识时，他可以主动把一只肾捐给儿子。但现在他已经功能性死亡，家属只能要求他成为一名器官捐献者。接着才是一记重拳：他身上凡是可以捐献的东西都必须送到国家器官捐献库。规矩就是这么定的。管理器官移植的当局不会允许斯蒂夫的肾脏直接用在他自己儿子的身上，也不会给几乎也需要移植的希拉里。这是法律，牛津的器官移植团队无法插手。我听得目瞪口呆，接着勃然大怒。该死的官僚体制！

到傍晚时分，斯蒂夫的呼吸机关闭了。他走得很安详，有家人围绕身边，许多医学院的同届在医院走廊里哀悼。当他骄傲的心脏发生室颤，人工瓣膜的金属嘀嗒声终于停止时，我一个人待在办公室里。就在12个小时前，我还曾目睹它有力的跳动，自信地认为我救活了斯蒂夫。但是现在，它永远地停了下来。所有的器官都随着斯蒂夫一同死去了，除了眼睛里那两片角膜。虽然我发出了抗议，器官移植当局还是得偿所愿。

苏回家前在我的办公桌上留了张纸条：“医务主任想见你。”

“改天吧。”我对自己说。我开车回家，副驾上还塞着给杰玛准备的生日礼物。

第二天清晨6点10分，我开回了医院停车场。今天的手术清单上有三个新病例，第一个是一名新生婴儿，右心室缺失。停车场位于墓地和医院后部的太平间之间。殡仪人员都很熟悉我，因为我每次都出席自己病人的尸检。而今天早晨，我做的却是一次社交性拜访：我想让斯蒂夫知道我们已经为他尽了全力。现在的他，冰冷、苍白而宁静。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沉默不语的样子。他要是还能说话，肯定会说：“兔崽子，你应该把我拉回来的！”我的第一反应，是把那些输液管、引流管从他没有生气的身体上拔掉，但我没有这个权力。那些在术后不久死亡的人都归死因裁判官掌管，病理学家们也要弄清楚死因才会满意。而要弄清这个病例的死因并不难，但这次尸检我不会再来看了。趁此机会，我和这个了不起的人物道了永别。

我的职业生涯中有过许多悲伤时刻，但这一次我永远不会释怀。斯蒂夫为国民保健服务体系奉献了一生，在他最需要在非工作时间做主动脉夹层手术时，却被几家医院“击鼓传花”。在这之后，心胸外科学会终于颁布了一条命令，规定每个区域中心都必须为本区域的病人担起责任。伦敦建立了特别的主动脉夹层轮值制度，指定经验丰富的专科医生开展手术。这个举措使死亡率降了下来。在英国器官移植协会阻止我们把斯蒂夫的一只肾脏移植给他儿子后，我们就不再讨论器官移植的事了。本来器官库还可以收到一只健康的肝脏和两片肺脏，如果那只健康的肾脏被留在牛津的话。

当年晚些时候，斯蒂夫的儿子汤姆接受了他妻子捐献的一只肾脏。斯蒂夫的女儿凯特也在2015年接受了丈夫捐献的一只肾脏。希拉里后来再婚，并接受了新任丈夫的一只肾脏。他们现在都很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