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生男子冲伊万竖起食指，悄声道：“嘘——！”

伊万两脚着地，凝神细看，发现正向屋内小心张望的陌生男子，他刮过胡子，黑头发，尖鼻子，眼神惊惶，额前垂着一缕头发，年纪约莫三十八岁。

确认屋内只有伊万自己之后，神秘来客又侧耳倾听了片刻，这才壮着胆子走进房间。伊万这才看清，来人身上也穿着医院的睡衣裤，光脚穿着鞋子，肩头披着一件棕色罩袍。

来人冲伊万挤了挤眼，将一串钥匙揣进衣兜，低声问：“可以坐下吗？”见主人点头同意，便在椅子上坐下。

“您是怎么进来的？”伊万遵从那根枯瘦手指的警告，压低声音问，“阳台上的格栅不是锁着的吗？”

“确实是锁着的，”来客道，“是普拉斯科维亚·费奥多罗夫娜，她是个最可爱的人，只是有些粗心。大约一个月前，我从她那儿偷到了一串钥匙，这才有机会出入阳台。整个楼层的阳台都是通着的，我便能偶尔串个门。”

伊万一听，顿时来了兴致：“既然您能上到阳台，那您干吗不跑呢？莫非是楼层太高了？”

“不，”来客干脆地说，“我没法跑，但不是因为太高，而是我无处可去。”稍顿了顿，又问：“一起坐坐？”

“坐坐吧。”伊万凝视着来人那双极度不安的褐色眼睛说。

“好……”来客突然明显地慌乱起来，“不过，您，应该不是躁狂型的吧？因为，您知道吗，我最受不了噪音、吵闹、暴力，或者诸如此类的。我最痛恨人的喊叫，无论那喊叫是出于痛苦，还是愤怒，又或是别的什么。请您给我吃颗定心丸吧：您不是躁狂症吧？”

“昨天在餐厅，我打了一个家伙的狗脸。”有了变化的诗人勇敢地承认。

“理由？”来客严厉地问。

“好吧，我承认，没有理由。”伊万难为情地说。

“不像话。”来客批评道，“再说，您为何说得那么难听呢？打了一个家伙的‘狗脸’？那家伙长的究竟是狗脸，还是人脸？恐怕还是人脸吧。所以，知道吗，不好用拳头打的呀……不，今后不许您再这样了，永远不许。”

如此申斥了一通之后，来客又问伊万：“职业？”

“诗人。”伊万不知为何有些羞于承认。

来客大为失落，不禁叹道：“唉，我真不走运！”随即反应过来，道了声歉，又问：“您叫什么？”

“无家汉。”

“唉呀，唉……”来客皱着眉道。

“怎么，您不喜欢我的诗？”伊万奇怪地问。

“很不喜欢。”

“您都读过哪些？”

“您的诗我一首也没读过！”来客激动地喊。

“那您怎么说不喜欢呢？”

“这有什么的呢，别人的我还没读过吗？不过……说不定会有奇迹？好吧，我愿意相信。那您自己说，您的诗好吗？”

“糟透了！”伊万突然勇敢地承认。

“今后别再写了！”来客恳求道。

“不写了，我发誓！”伊万郑重承诺。

两只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就在此时，走廊内传来轻柔的脚步声和话语声。

来客“嘘”了一声，跳进阳台，关上格栅。

是普拉斯科维亚·费奥多罗夫娜来查房了。她问了问伊万自我感觉如何，要不要帮他熄灯。伊万请求留着灯，女医士跟他道过晚安，便离开了。待周围复归平静之后，来客才又回来。

他低声告诉伊万，119号病房住进了新病号，一个赤红脸胖子，一直在念叨着“通风口”“外币”什么的，还赌咒发誓说他们住的花园街来了魔鬼。

“他把普希金骂了个狗血喷头，还一直喊什么：‘库罗列索夫，再来一个！’”来客战战兢兢地说，“不过，随他去吧。”他镇定下来，重新落座，又问伊万：“您是因为什么到这儿来的？”

“因为本丢·彼拉多。”伊万盯着地板，愁眉苦脸地说。

“什么？！”来客失声惊叫，连忙用手捂住了自己的嘴巴，“惊人的巧合！求求您，好好讲讲！”

出于一种没来由的信任，伊万对陌生人讲起了自己昨晚在牧首塘的遭遇。起初他还讷讷怯怯，后来越讲越顺畅。是的，这位偷钥匙的神秘来客真是一位好听众！他非但没有将伊万当成疯子，反而对伊万的话表现出了极大兴趣，听到后来简直陷入了狂喜。他时不时便情不自禁地叫道：“对对，继续，继续，求求您了！拜托，看在一切神明的分上，千万别有任何遗漏！”

伊万没有遗漏任何细节，一五一十地娓娓道来。终于讲到本丢·彼拉多身披血红衬里的白色披风走上了凉台。

来客双掌合十，祈祷般地喃喃道：“哦，我猜对了！我全猜对了！”

及至听到柏辽兹惨死，来客眼中突然燃起愤恨，说了一句难以捉摸的话：“只可惜，死的是柏辽兹，而不是批评家拉通斯基或者文学家姆斯季斯拉夫·拉夫罗维奇。”接着又愤怒而无声地喊：“讲下去！”

大黑猫向女售票员递钱的情形令来客感到好笑，他看着说得兴起的伊万半蹲在地上，轻轻跳跃着，学着大黑猫的样子用十戈比硬币捋胡须，努力憋着笑，简直快喘不过气来了。

伊万又讲述了自己在格里鲍耶陀夫之家的悲惨经过，最后一脸沮丧地说：“于是我就到这儿来了。”

来客同情地将一只手掌搭在可怜的诗人肩头，说：“不幸的诗人！可是，亲爱的，这一切都是您自找的。您不该对他如此放肆，甚至粗蛮。这就是给您的教训。您应该感到庆幸，因为相比之下，您付出的代价要小得多了。”

“他究竟是什么人？”伊万激动地挥舞着拳头问。

来客凝视着伊万，反问道：“您听了不会惊慌吧？我们这儿的人都不大可靠……会不会惹来呼叫医生，注射之类的麻烦事？”

“不会，不会！快说，他是谁？”

“那好吧。”来客一字一顿地道，“昨晚，在牧首塘，您遇到的那个人，是撒旦。”

伊万闻言，虽未陷入惊慌，却也是大为震恐。

“这不可能！根本没有撒旦！”

“拜托！别人这么说倒也罢了，可您呢？很明显，您是最先被他惩治的人之一。您想想看，眼下您都被关在精神病院里了，还在口口声声说没有撒旦。真是奇怪！”

伊万蒙了，不作声了。

“您刚一开始描述他，”来客继续道，“我便隐约猜到昨晚您有幸与之交谈的那个人的真实身份了。老实说，柏辽兹实在令我感到惊讶！您嘛，自然是年少无知，”来客又道了声歉，“可柏辽兹呢，据我所知，他好歹还是读过一些书的嘛！那个人所说的头几句话就打消了我的一切疑虑。此人是不可能认不出来的，我的朋友！不过，您……请恕我直言，您大概没有什么学问吧？”

“一点不错。”改头换面的伊万坦承道。

“您瞧……就连您对我描述的那张脸……不一样的眼球、眉毛！抱歉，您恐怕连歌剧《浮士德》都没有听说过吧？”

伊万只觉得羞愧无比，脸上发烧，支支吾吾地说起了去雅尔塔疗养院的事……

“您瞧，您瞧……这也难怪！至于柏辽兹，实在是令我惊讶……要知道，他不但博学多识，人还很精明。不过，话说回来，即使再精明的人，也能被沃兰德迷了双眼。”

“谁？！”伊万失声叫道。

“别喊！”

伊万猛地一拍脑门，嘶声道：“明白了！怪不得他名片上有个‘W’。哎呀呀，原来如此！”他心慌意乱地望着在阳台格栅外游动的月亮，沉默半晌才道：“这么说，他真的有可能见过本丢·彼拉多？那时他就已经降生了，不是吗？可他们还硬说我是疯子呢！”伊万愤慨地指向门口。

苦涩的褶皱浮现在来客嘴角。

“我们还是直面事实吧。”来客也将脸转向在云中穿梭的月亮，“您也好，我也好，都是疯子，何必抵赖呢！您瞧，他给了您震动，让您发了疯，而这显然是因为，您拥有与此相宜的土壤。您所说的那些，无疑是真实发生过的。只是它们太过匪夷所思，所以就连斯特拉温斯基这样杰出的精神病学专家都不肯相信。他已经给您看过了吧？（伊万点了点头。）您的对话者见过彼拉多，也跟康德一起吃过早餐，如今，他又来造访莫斯科了。”

“可是，鬼知道他会在这儿干出什么来！总得想法子把他抓起来吧？”新伊万体内那个尚未被完全打倒的旧伊万又挣扎着抬起头来。

“您已经试过了，就到此为止吧。”来客语带讥讽地说，“至于其他人，我同样不建议尝试。他是肯定会干出些什么来的，这点您大可放心。唉，唉！我真是遗憾，遇见他的人是您，而不是我！尽管一切都已烧成灰烬，但我发誓，为了见他一面，我情愿献出普拉斯科维亚·费奥多罗夫娜的这串钥匙，因为除此之外，我已一无所有。我——一无所有！”

“您想见他干吗？”

来客不时抽搐着，悲伤了许久，才开口道：“说来真是奇怪，我待在这儿的原因跟您一样，也是因为本丢·彼拉多。”来客胆怯地回头望了一眼，又道，“因为一年前，我写了一部关于彼拉多的长篇小说。”

“您是一位作家？”诗人饶有兴致地问。

来客脸色一沉，威吓地冲伊万扬了扬拳头，说：“我是大师。”

他面容冷峻地从罩袍口袋里掏出一顶油迹斑斑的黑色小帽，上面用黄色丝线绣了一个字母“M”。他将黑色小帽戴在头上，先给伊万看了看自己的侧脸，又给他看了看自己的正脸，以证明自己确实是大师[М是俄文单词мастер（大师）的首字母，同时也是作家名字Михаил（米哈伊尔）的首字母。]。“这是她亲手为我做的。”他神秘兮兮地补充道。

“敢问尊姓？”

“我已经没有姓氏了。”怪客阴郁而轻蔑地回答，“我抛弃了自己的姓氏，一如生命中的一切。别再提它了。”

“那您至少给我讲讲您的那部小说吧。”伊万试探着问。

“好吧。我这一生，应该说，不大寻常。”来客开始了他的讲述。

……他是历史学专业出身，就在两年前还在莫斯科一家博物馆工作，此外还从事翻译工作。

“哪个语种？”伊万感兴趣地问。

“我会五门外语——英语、法语、德语、拉丁语和希腊语。唔，意大利语也看得懂一点。”

“好家伙！”伊万低声赞叹。

他独自一人生活，举目无亲，在莫斯科也几乎没有朋友。不承想，有一天他居然中了十万卢布大奖。

“可想而知，我有多么惊讶，”头戴黑色小帽的客人低声道，“我把手伸进脏衣篓，掏出来一看，跟报纸上的号码一模一样！——有奖债券，博物馆发的。”来客解释说。

领完奖后，神秘来客先是买了一大堆书，又搬离了他在肉铺街的蜗居……

“哦，那个该死的窟窿！”来客愤愤地说。

……他在靠近阿尔巴特街的一条巷子里找了一处带小花园的自建房，从房主那儿租下了两间地下室。然后辞去了博物馆的差事，开始专心写作关于本丢·彼拉多的长篇小说。

“哦，那可真是个黄金时代！”讲述者两眼放光，热烈地低声道，“完全独立的住所，还有前厅，前厅里还有一个盥洗盆（不知为何，他尤其骄傲地强调了这一点），两扇小窗就开在通往篱笆门的小径上方。小窗外，四五步开外的篱笆下有一丛丁香，一棵椴树，一棵槭树。哦，哦！时值隆冬，小窗外鲜有行人的黑脚和积雪的咯吱声。而我的炉火永远熊熊燃烧着！但春天突然来了，透过模糊的窗玻璃，我看到原本赤裸的丁香花丛慢慢披上了绿装。也就在这时，在去年春天，发生了一件事，远比十万卢布大奖更令人惊喜。要知道，十万卢布可是一大笔钱啊！”

“确实如此。”认真倾听的伊万肯定地说。

“我打开小窗，坐在里间屋，那个房间小得很，”客人伸直双臂比量了一下，“里面有张沙发，对面还有一张沙发，中间有张茶几，茶几上有盏漂亮的小夜灯，小窗旁边摆着书，还有一张小书桌。外间屋很大，足足有十四平米，里面除了书还是书，还有一只火炉。哦，多好的环境！丁香花香得出奇！我的脑袋总是累得晕晕乎乎，彼拉多飞向结尾……”

“白色披风，血红衬里！我知道！”伊万激动地喊。

“正是！书稿接近尾声，我已经想好了小说的最后一句：‘……第五任犹太总督——金矛骑士本丢·彼拉多。’当然，我还时常出去散步。十万卢布是个很不小的数目，我给自己置办了一身行头。偶尔还去下顿馆子。阿尔巴特街有家极好的饭馆，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

客人突然睁大了眼睛，望着月亮，继续低诉道：“她捧着一束可恶的、令人不安的黄花。鬼知道那花叫什么名字，但它们在莫斯科总是开得最早的。在她的黑大衣的映衬下，那些黄花显得格外扎眼。她捧着一束黄花！不祥的颜色。她从特维尔大街拐进巷子，然后，蓦然回首。嗯，特维尔大街您知道的吧？成千上万人在那条街上走，但我向您保证，她只看见了我自己，而且那眼神不只是慌乱，甚至有些病态。而令我震惊的，与其说是她的美貌，莫如说是她眼睛里那异乎寻常的、无人察觉的孤独！

“顺着那一抹黄色的指引，我也拐进了巷子，跟在她的身后。我们沿着曲折又寂寥的巷子，默默地走着，我在巷子这侧，她在巷子那侧。而巷子里，您相信吗，再没有第三个人。

我很煎熬，因为我感觉到自己必须和她搭讪，可又担心一开口她就会走掉，从此再也见不到她。

“没想到，她却率先开了口：‘您喜欢我的花儿吗？’

“我清楚地记得她的声音，相当低沉，还有些发劈。而且，不管听上去有多蠢，但我感觉，她的声音似乎撞到了脏兮兮的黄色墙面，又弹了回来。

“我快步走到她那一侧，回答说：‘不喜欢。’

“她讶异地看着我，而我突然之间、完全出乎意料地意识到，我一辈子爱着的正是眼前这个女人！不可思议吧，嗯？您肯定会说我是个疯子吧？”

“我没这么说！”伊万叫道，又催促说，“求您了，快说下去！”

客人继续说：“是的，她惊讶地看了我一会儿，然后问我：‘您不喜欢花儿吗？’

“我感觉她的声音里暗含敌意。我走在她身旁，尽量和她步调一致，而且令我惊讶的是，我一点儿也不感到拘束。

“‘不，我喜欢花儿，但不喜欢这种。’我说。

“‘那您喜欢哪种？’

“‘我喜欢玫瑰。’

“这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因为她听完之后冲我歉然一笑，一扬手，将那束黄花扔进了道旁的水沟里。我有些不知所措，但还是捡起了那束花，递给她，她却冷笑着推开了，我只好自己捧着。

“我们就这样默默地走了一阵儿，然后她从我手中抽出那束花，扔在了路面上，又用自己的胳膊（她戴着一双黑色的喇叭筒手套）挽住我的胳膊，我们就走在一起了。”

“后来呢，”伊万说，“拜托，不要遗漏任何细节！”

“后来？”来客反问道，“后来想必您自己也猜得到吧。”来客突然抬起右袖口，拭去一滴出人意料的泪水，继续道，“爱情突然从天而降，就像巷子里突然从地底下钻出来一个凶手，给了我们两个致命一击。就像一道闪电，一柄芬兰刀！但她后来坚持说，事情并非如此，其实我俩早就深爱着彼此，尽管我们既不知道对方，也从未谋面，尽管她和另一个男人生活……而我……和那个女人……她叫什么来着……”

“哪个女人？”

“就那个……嗯……她叫什么来着……”客人说着，将指关节捏得咔吧直响。

“您结过婚？”

“是啊，所以我才这样嘛……她叫……瓦莲卡……玛涅奇卡……不对，就是瓦莲卡……条纹裙，博物馆……我不记得了。

“总之，她说她那天捧着一束黄花出门，就是为了让我能够最终找到她，假如这没有发生，她就会服毒自尽，因为她的生活里一片空虚。

“是的，爱情瞬间击中了我们。这点我还在当天就意识到了，就在一个小时之后，当时我们已经不知不觉走到了河岸边的克里姆林宫城墙下。

“我们聊啊，聊啊，仿佛我们昨天才见过面，仿佛我们已经认识很多年。第二天，我们如约再次相见，仍在莫斯科河岸边。五月的艳阳照耀着我们。很快，很快这个女人便成了我的秘密的妻子。

“她每天都来找我，而我每天一大早就开始期待她。这一期待的外在表现是，我将桌上的东西不停地挪来挪去。等到还剩下十分钟时，我便坐到小窗前，守着旧篱笆门的动静。说来好笑，在我遇见她之前，我们这个小院里很少来人，或者根本没有人来，可如今，我感觉全城的人都在往这儿跑。门一响，我的心就咯噔一下，接着，小窗外与我的脸齐平处便会出现一双脏鞋子。是个磨刀工。我们这儿谁会需要磨刀工呢？磨刀？磨哪门子刀呢？

“她每天走进篱笆门只一次，而在此之前，我的心会狂跳不下十次，真的。随着她的时刻临近，当指针滑向正午时，我的心甚至会狂跳不止，直到小窗外轻轻地、几乎悄无声息地出现她那双带钢扣蝴蝶结的黑色麂皮鞋。

“有时她会跟我淘气，先走到第二扇小窗前，用鞋尖轻扣玻璃。我立马冲到那扇小窗前，但黑皮鞋已经不见了，遮住光亮的黑丝绸也不见了，我便跑出去给她开门。

“没有人知道我们的交往，这点我向您保证，尽管这几乎不可能。她的丈夫不知道，她的熟人们也不知道。至于与我同住在那栋旧公寓里的人，自然总能看见她来找我，却并不知道她是谁。”

“她到底是谁？”伊万对这段罗曼史实在好奇到了极点。

客人打了一个手势，意思是永远不会向任何人透露她的身份，然后继续讲述。

伊万得知，大师与无名女郎情深意笃，已然不可离分。随着大师的讲述，那两间破旧的地下室清晰地呈现在伊万眼前。因着丁香花和篱笆的缘故，地下室内总是暮色朦胧。红色的旧家具，老式写字台，写字台上摆着一只每过半小时便鸣声大作的自鸣钟，还有书，很多很多的书，从油漆地板一直堆到熏黑的棚顶，还有一只火炉。

伊万得知，大师与他的秘密妻子从一开始就断定，是命运让他们在特维尔大街与那条小巷的转角相遇，他们永生永世为彼此而生。

伊万还从客人的讲述中得知了这对恋人的日常。来到地下室之后，她第一件事便是系上围裙，在逼仄的前厅内——令可怜的病人骄傲莫名的盥洗盆就在此处——点燃木桌上的煤油炉，然后将精心准备的午餐摆放在外间屋的椭圆形餐桌上。当五月的暴雨喧嚣地冲过浑浊的玻璃窗，涌进门洞，企图淹没这最后的庇护所时，这对恋人便生起炉火，在炉膛里烤土豆吃。烤好的土豆热气腾腾，黑乎乎的土豆皮把手指头也弄黑了。小小的地下室里便充斥着欢声笑语，花园里的树木纷纷抖落被暴雨折断的枝丫和串串白花。

等到雷雨季节过去，闷热的夏季来临，花瓶里便有了两人共同喜爱的、期待已久的红玫瑰。那位自称大师的人狂热地创作他的小说，而无名女郎也不可自拔地沉迷其中。

“说真的，她对那部小说的爱有时简直令我吃醋。”月夜下的来客轻声对伊万说。

她总是将指甲尖尖的纤细手指插进秀发，反反复复地阅读小说书稿，读到不读了，便亲手为他做这顶小帽。有时她会蹲在地上，或者站在椅子上，用抹布擦拭那些从地板一直堆到棚顶的数百本落灰的书脊。她鞭策他，说他必将收获盛誉，并且开始称他为大师。她迫不及待地期盼着早就想好的关于“第五任犹太总督”的结尾，唱歌似的高声吟诵她最心爱的段落，还说这部小说就是她的命。

小说于八月份完稿，交给一位不相识的女打字员，打印了五份。于是，终于到了走出幽居，迈进生活的时刻。

“于是我抱着书稿走进了生活，从而终结了我的生活。”大师垂下头去，那顶忧伤的黑色小帽连同黄色字母“M”久久地摇摆着。他继续讲下去，但他的讲述开始变得不大连贯了。能确定的只有一点：伊万的客人遭遇了某种灾难。

“那是我初次误入文学界，如今，当一切已然结束，死亡近在眼前时，每次回想起来，我仍会感到恐惧！”大师举起一只手，郑重其事地低声道，“是的，他给了我致命的打击——致命的！”

“谁？”伊万悄不可闻地问，唯恐打断了激动不已的讲述者。

“就那个编辑嘛，我都说了，那个编辑。他读完书稿，用那样的眼神看着我，好像我的脸肿了似的。他又斜眼瞅着墙角，甚至还干笑了两声。他平白无故地揉皱了我的书稿，并发出几声鸭叫。他向我提的那些问题简直是神经病。他对小说内容只字不提，只问我是什么人，打哪儿冒出来的，写作很久了吗，为何之前从来没有听说过我，甚至还问了一个在我看来相当白痴的问题：是谁指使我写作如此古怪的题材的？

“我终于被他搞烦了，直截了当地问他，他打不打算发表我的小说。

“他一下子慌了，哼哼唧唧地表示，这事儿他一个人说了不算，得请编辑委员会的其他委员，也就是批评家拉通斯基、阿里曼和文学家姆斯季斯拉夫·拉夫罗维奇共同审阅我的书稿。他让我过两个礼拜再去。

“两个礼拜之后我又去了，接待我的是个年轻姑娘，长着一对斗鸡眼，想必是总撒谎的缘故。”

“那是拉普申尼科娃[拉普申尼科娃（Лапшённикова），自造姓氏，源自词根лапша（面条），俄谚“在某人耳朵上挂面条”喻指欺骗。]，编辑部秘书。”伊万冷笑道。对于令客人愤恨不已的那个圈子，伊万可是再熟悉不过了。

“可能吧。”客人恨恨地说，“总之，我从她那儿拿回了自己的书稿，已经污损得不成样子了。拉普申尼科娃不敢看我的眼睛，只说编辑部的存稿都排到两年以后了，因此，对于我的小说发表一事，用她的话说，‘暂不考虑’。”

“之后的事我还记得什么呢？”大师轻揉着太阳穴，喃喃道，“是了，凋落在封面上的红色花瓣，还有我的女友的眼神。是的，我记得她那双眼睛。”

来客的讲述越发混乱，越发闪烁其词。他提到了什么“斜雨”[斜雨（косой дождь）。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1893-1930）曾有诗云：我渴望被祖国理解/却不被理解/奈何？！/我行走在故土/却要绕道而行/就像斜雨走在风中。]，以及充斥在地下庇护所的绝望，说他还去过别的什么地方。他悄声嘶喊，说他毫不怪她鼓动自己去争取，一点也不！

伊万听客人说，后来突然发生了怪事。有一天，大师翻开报纸，看见了批评家阿里曼的一篇文章，题目叫作《敌人的偷袭》，作者向广大读者发出警报，说他，也就是我们的主人公，企图将对耶稣的辩护偷偷塞进正式出版物。

“啊，我有印象，有印象！”伊万叫道，“但我想不起您的姓氏了！”

“再说一遍，忘了我的姓氏吧，它已经不复存在了。”客人说，“问题不在这儿。第二天，我又在另一份报纸上看到了署名为姆斯季斯拉夫·拉夫罗维奇的文章，作者呼吁严厉抨击‘彼拉多主义’，以及那个妄图将其‘塞进’——又是这个该死的字眼！——正式出版物的圣像画匠。

“我被这个耸人听闻的‘彼拉多主义’吓傻了，又翻开第三份报纸。上面接连有两篇文章，一篇署名‘M.З.’，另一篇是拉通斯基的。告诉您，这个拉通斯基写的可比前两位要厉害多了。您只要听听他的文章名就知道了——《好战的旧礼仪派教徒》。这篇文章我读得太入神了，连她进屋都没能察觉（我忘记关门了）。她站到我面前，手里拿着一柄湿漉漉的雨伞和几份湿透了的报纸。她两眼喷火，双手颤抖而冰冷。她先是扑过来吻我，然后拍着桌子，哑着嗓子说她要毒死拉通斯基。”

伊万局促不安地哼哧了两声，但什么也没说。

“凄惨的秋日来临了。”客人继续道，“小说的巨大失败仿佛掏空了我的部分灵魂。说实话，我再也无事可做，仅靠每日的约会活着。事情正是从这时候开始的。鬼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不过，斯特拉温斯基医生想必早就搞清楚了。总之，我感到忧伤，还出现了预感。而批判的文章仍在不断涌现。起初我只是付之一笑。但随着文章数量不断增多，我的态度也逐渐发生了变化。第二个阶段是惊讶：那些文章里的每一行字都流露出罕见的虚伪和犹疑，尽管其语气严厉而自负。我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感觉，即那些作者们全部言不由衷，所以才恼羞成怒。接下来就开始了第三个阶段——恐惧。不，不是恐惧那些文章，而是恐惧别的，与文章或者小说完全无关的东西。比方说，我开始怕黑。总之，我的心里有病了。我总感觉，特别是临睡前，有一只无比灵活而冰冷的八爪章鱼，正悄悄地向我逼近，紧紧地缠住我的心脏。我只好亮着灯睡。

“我的爱人也变了好多（章鱼的事我自然没有跟她讲，但她看得出来我的情况不妙），她瘦了，憔悴了，不再笑了，一再求我原谅她，因为是她建议我发表小说节选的。她让我抛下一切，前往南方的黑海，为此花光剩余的全部奖金。

“她很坚决，我不想和她较真儿（我有种预感，黑海我是去不成的），便答应她过几天就去。她说要亲自给我买票。我便拿出我所有的钱，约莫一万卢布，全给了她。

“‘干吗给我这么多？’她惊讶地问。

“我就推说担心有贼，请她暂时替我保管。她把钱装进手提包，亲吻我，说她宁可去死，也不愿这样子丢下我一个人，但家里有人在等她，她也是身不由己，说她明天再来。她求我什么都不要怕。

“那是十月中旬的一个黄昏。她走了。我躺在沙发上，没开灯就睡着了。我感到章鱼来了，就惊醒了。我摸着黑儿，好不容易开了灯。怀表显示凌晨两点。临睡前我就有些不舒服，眼下已经完全病了。我突然感觉，秋夜的黑暗眼看就要挤破窗户，灌进屋子，要把我呛死在那黑漆漆的墨水里了。我无法自已地站起身来。我喊了一声，突然很想跑出去找个人，哪怕是跑到楼上去找我的房东。我发了疯似的自我搏斗。我鼓起力气走到火炉前，点燃了炉膛里的劈柴。听着劈柴和炉门哔哔剥剥地响，我似乎略微轻松了些。我冲到前厅，打开灯，找到一瓶白葡萄酒，拔出瓶塞，对着瓶口喝了起来。恐惧因此略有减轻，至少，我没有跑去找房东，而是回到了火炉旁。我打开炉门，任凭热浪燎着我的脸和手，喃喃自语：

“‘请你看到我的不幸吧……来吧，来吧，来吧！’

“但谁也没有来。火在炉膛内呼啸，夜雨鞭打着窗户。最后的事情发生了。我从书桌抽屉里抱出沉甸甸的小说书稿和草稿本，开始焚烧。这事做起来很困难，因为写满字的稿纸很不情愿被点燃。我忍着指甲的剧痛，扯裂草稿本，将纸页竖着放在劈柴中间，用火钩子挑着烧。灰烬不停地捣乱，一次次压灭火苗，但我不肯罢休，拼死抵抗的小说终于支撑不住了。熟悉的字句不时在我眼前闪现，摞在一起的纸页自底而顶，不可阻止地变成焦黄，但那些字迹仍依稀可辨。直至最顶上一页彻底变得乌黑，字迹才最终消失，我便暴怒地一火钩将之捣烂。

“这时，窗外有人在轻挠玻璃。我的心咯噔一下，将最后一本草稿扔进炉膛，跑过去开门。从地下室到通往院子的外门有几级向上的台阶，我跌跌撞撞跑到门后，低声问：‘谁？’

“一个声音回答说：‘是我。’——是她的声音。

“我不记得自己如何解开了门链，打开了门锁。她一进门就扑到我怀里，浑身上下都湿透了，满脸是雨，头发披散着，冻得直哆嗦。我只来得及说出了‘你……你’两个字，便和她一起跑进地下室。她在前厅脱掉大衣，我俩快步走进外间屋。她发出一声低呼，直接把赤裸的手伸进炉膛，将残存的最后一沓草稿从火堆里扒拉到了地板上。草稿底部仍在燃烧，黑烟立刻充斥了房间。我忙将火焰踩灭，她扑倒在沙发上，哭得浑身直抖。

“待她停止哭泣，我说：‘我恨这部小说，我害怕。我病了。我怕得厉害。’

“她站起身说：‘上帝啊，你病得好重。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但我会救你的，我会救你的。这究竟是怎么了？’

“我看到她的双眼由于烟熏和流泪而红肿，感到她用冰凉的手抚摸我的额头。

“‘我会治好你的，我会治好你，’她紧紧地抓住我的肩头，喃喃地说，‘你会再把它写出来的。我自己怎么就没留下一份呢！’

“她恨得咬牙切齿，又说了些别的什么。然后她抿紧嘴唇，从地上捡起那些边缘被烧的稿纸，一一抚平。那是小说中间部分的一章，不记得是哪一章了。她工工整整地将稿纸叠在一起，用纸包好，用丝带捆起来。这一切行为表明，她充满了坚定，恢复了自制力。她要了一点酒，喝完，平静地开了口。

“她说：‘这就是撒谎的代价。今后我再也不撒谎了。我本可以现在就留在你身边，但我不愿意这样做。我不想让他永远留下这样的印象——我是在深夜离开他的。他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我的事……他是突然被人叫走的，他们厂子里失火了。但他很快就会回家了。我明天一早就跟他解释清楚，告诉他我爱着另一个人，然后就永远回到你身边。告诉我，你不会不想我这样做吧？’”

“‘我可怜的爱人，’我对她说，‘我不允许你这样做。和我在一起没有好结果，我不想让你陪着我一起毁掉。’

“‘就因为这个？’她将自己的眼睛靠近我的眼睛。

“‘就因为这个。’

“她突然充满了活力，贴在我身上，搂住我的脖子说：‘我就要陪着你一起毁掉。明天一早我就回来。’

“这便是我这辈子记得的最后的画面：从我的前厅里射来的一束光，在那束光里有她的一绺发丝，有她的贝雷帽，还有她那双充满坚定的眼睛。我还记得她站在门口时的黑色剪影，还有那个白色纸包。

“‘我本该送送你的，但我没办法一个人走回来，我害怕。’

“‘别怕。再忍耐几个小时。明天一早我就来了。’

“这便是她今生对我说过的最后的话……嘘！”病人中断了讲述，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低声说：“今晚真是个不安生的月夜。”

来客再次躲进了阳台。伊万听到病床车轮从门外滚过，有人在轻声啜泣、低声嘶喊。

当周围复归沉寂，来客回来说，120号病房也住进人了。被送进来的人一直哀求说把他的脑袋还回来。两人惊慌地沉默了好一阵儿，这才定下神来，重新开始被打断的讲述。这个月夜的确不大安生，走廊里仍有说话声不时传来，来客刚说了一句便将嘴巴凑到伊万耳边，声音低得只有伊万自己能听清，除了刚才那句——“她走了也就一刻钟，又有人敲我的窗子……”

病人对伊万耳语的那些事，显然令他极度不安。他的面部不时掠过一阵痉挛，恐惧和愤怒在他的眼神中交替闪现、突窜。他不时地用手指向月亮，而月亮早就离开了阳台。直到门外不再传来任何声响，来客这才离开伊万耳边，声音略微提高了些。

“就这样，一月中旬的一天夜里，我仍穿着那身大衣，但扣子全被扯掉了[这一细节或许暗示着大师曾遭逮捕——在苏联早期的监狱，囚犯的衣服扣子都是要被剪掉的。]，我来到自己的小院，冻得缩成了一团。在我身后有几堆积雪，挡住了那丛丁香，而在我的身前，在我的脚下，是隔着窗帘透出微光的我的小窗。我凑到第一扇小窗前，凝神细听——我的房间里唱着留声机。我只听到了一些声音，却什么也看不真切。我站了一小会儿，穿过篱笆门，走进小巷。暴风雪下得正紧。一只乱窜的狗险些撞在我腿上，吓得我急忙跳到了巷子另一侧。寒冷和如影随形的恐惧逐渐令我崩溃。我走投无路，最简单的当然莫过于让电车撞死，与巷子相连的大街上就有。我从老远便看见那些亮亮的、挂着冰霜的铁盒子，听到严寒中它们那令人厌恶的咣当声。但是，我亲爱的邻居，问题就在于，恐惧攫住了我身体的每一个细胞。我害怕电车，正如我害怕狗一样。是的，这栋楼里再没有人比我病得更重，相信我。”

“那您怎么不跟她说呢，”伊万对可怜的病人充满同情，“再说，您的钱不是还在她那儿吗？那些钱她是肯定不会动的吧？”

“毋庸置疑，她当然不会动的。但您显然没有听懂我的意思。或者，准确地说，是我自己丧失了曾经拥有的叙述才能。不过，对此我并不感到惋惜，因为我已经用不上它了。想想看，”客人虔敬地望着漆黑的夜，“一封来自精神病院的信摆在她的面前。难道能从这里，从精神病院给她寄信吗？别说笑了，我的朋友！让她不幸吗？不，这我可做不出。”

伊万无从反驳，只得沉默；但他同情、怜悯这位客人。回忆的痛楚令客人的黑色小帽不住地点动。他说：“可怜的女人……不过，我倒是希望，她已经把我忘了……”

“您一定会康复的……”伊万怯怯地说。

“我是治不好的，”客人平静地说，“斯特拉温斯基医生说他能让我回归生活，我不相信。他心地善良，只是在安慰我罢了。但无可否认，眼下我的确好多了。我刚才说到哪儿了？对了，严寒，飞驰的电车……我知道这家医院已经开了，便往这儿走，打算徒步穿越全城——真是疯了！我原本会被冻死在郊外的，却意外得救了。走到离城大约四公里，有一辆卡车坏在路上了，我走过去，没敢指望司机真会发善心。卡车也是往这边来的，司机便捎上了我。我没什么大碍，只是左脚的脚指头冻坏了。后来治好了。如今我在这儿已经四个月了。您知道吗，我发现这里其实相当相当不坏。不必给自己制订宏伟计划，我亲爱的邻居，真的！就说我吧，当初我还想走遍全球呢。可结果呢，痴人说梦。我只看到了地球上极小的一块。这未必是地球上最好的一块，却也并没有那么糟糕。您瞧，夏天就要来了，阳台上就要爬满常春藤了，是普拉斯科维亚·费奥多罗夫娜说的。这串钥匙给我提供了便利。到了晚上还有月亮。哎呀，月亮走了！天变凉了。后半夜了。我该走了。”

“告诉我，耶舒阿和彼拉多后来怎么样了，”伊万请求道，“求您了，我想知道。”

“哦，不，不，”客人病态地抽搐着，“一想起那部小说，我就会发抖。您在牧首塘遇见的那位应该会讲得比我好。感谢交谈。再见。”

没等伊万反应过来，格栅便轻声闭合，客人也悄然隐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