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大医·破晓篇  作者:马伯庸

我创作这部小说的动机,要追溯回二〇一七年。

当时华山医院的赵重波医生打算举办一次职工文化讲座,恰好我们有个共同的朋友,于是辗转邀请到我。活动当天,我抵达华山医院的时间早了一个小时,赵大夫很热情,说:“我带你参观一下我们的院史馆吧。”

我对此颇不以为然,一个医院的院史馆能有什么东西?无非就是一堆锦旗、奖状,外加几张剪报和老照片罢了。赵医生估计早看出了我的不屑,也没说什么,呵呵一笑,带着我去了门诊楼旁一座西式风格的二层小楼前。

要知道,老建筑和古董一样,有一种类似于包浆的气场。我第一眼看到这座小楼,便感觉到不一般,气质雍容,造型厚重,绝非仿古新建筑可比。里面的一砖一瓦,似乎都藏着无数故事。

果不其然,赵大夫在旁边淡淡地道:“这座楼叫哈佛楼,是华山医院最早的门诊建筑,也不算太古老,一九一〇年建成。”我脑袋里一炸,连忙拱手:“失敬,失敬……”

哈佛楼里的展厅不算太大,里面摆放的也不是什么奇珍异宝,大部分是红十字会与华山医院的历史文献、照片和少数文物等,内容也仅限于本院活动。如果你不熟悉历史,大概会看得索然无味。但倘若参观者对中国近现代史有所了解,便会发现,这些展示物几乎每一件都能勾连到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大事件、大人物,串联成一条隐线,与波澜壮阔的大时代如影随形。

作为一个创作者,尤其是一个历史小说创作者,我感觉到,这绝对是一个上好的题材。想想看,从一家医院或一个医生的视角,去审视那个时代,这是一件多么令人兴奋的事。

讲座结束后,我回到酒店,把拍下来的照片存进电脑,一一检视。逐渐冷静下来之后,我发现这个题材的创作难度远超想象。创作者不光要熟知近现代史,还必须熟知上海城市发展史,以及附着其上的文化、科技、思想、政治、军事、交通、教育、饮食……更关键的,这是个医疗题材,所以创作者还必须精通医学。以我当时的知识储备来说,实在无法完成,于是只好遗憾地把照片存档,留待日后再说。

不过我这个人脾气有点倔,越不许做什么,就会越惦记。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这个题材时不时会浮现在我心头,轻轻地诱惑一下,撩拨得我内心炽热难忍。我每次出差去上海,还会去哈佛楼转一圈,顺便约华山医院的几个医生聊天,而且开始有意无意地购买相关的书籍,甚至养成了每天读几份老《申报》的习惯。

等到我回过神来时,发现与民国医学相关的书籍堆满了一个大书架,从清末出版的《药学大全》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赤脚医生手册》和《农村常见病防治》;从余新忠先生的《清以来的疾病、医疗和卫生》到马金生的《发现医病纠纷:民国医讼凸显的社会文化史研究》;从《吴淞卫生示范区档案》到《红十字会历年征信录》……我忽然意识到,人的内心渴望是无法抗拒的,早晚有一天要向它妥协。

于是在二〇一八年,我正式开始了前期调研。这是个艰苦而充满乐趣的过程,我把市面上能找到的相关资料都扫荡了一遍,翻遍了学术文库、二手书市场和各地图书馆,走访了很多老医生和老专家,还挖空心思进入华山医院的旧档案库。我甚至考虑过找个医科大学报一门基础课,学上一两个学期——当然,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没成行。

调研持续了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到了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我把《两京十五日》的定稿交给编辑,甚至没等到次一年的新年,在同月三十一日便迫不及待地打开一个新文档,郑重其事地敲下“华山医院,第一章”几个字。

当时我并没预料到,两个月之后,全球进入了疫情时代。每一个人的命运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作为我的新创作中心的华山医院,再度进入中国老百姓的视野,变得人人皆知。

我一度想放弃这个项目,生怕被人误解是追热点、蹭热度。但随着写作和调研的深入,我发现当下疫情的种种现象,其实与当年有着惊人的相似。在那个时代,中国多次面临深重的公共健康危机,席卷全国的时疫几乎每年都有,也同样有许多白衣侠士挺身而出,毁家纾难,义无反顾,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拯救万民于水火。这种“苍生大医”的精神,从那时起就一脉相承,绵延至今。

我分享了一些搜集来的抗疫老故事给周围的人听,所有人都深深为这些故事与时下抗疫的相似性而震撼。他们听完之后,无一例外都会感叹一句:“我都不知道,原来还有这样的事情。”

是呀,原来还有这样的事情,可惜他们都不知道。

关于中国近现代的医疗故事,公众了解得实在太少了。这些大医的事迹,只停留在学术专著和一些回忆录里,乏人问津。大部分人并不知道,在那个艰苦的时代,曾存在这样一批人,怀着强国、保种的理想,默默地支撑着国家和民族的健康事业。

我忽然有了一种责任感。既然我接触到这些资料了,既然我也被他们感动,为什么不把这种感动传递出去呢?如果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医界先辈的情怀、功绩和做出的牺牲,那么对于当下的疫情时代,人们就能多一分理解、深一点思考,更能体会医疗工作者的不易和伟大。

所以我犹豫了一周之后,决定还是继续写下去,方不违本心。

这次旅程持续了足足两年时间,其间诸多波折。即使我做足了准备,仍旧低估了这个题材的创作难度。别的且不说,单单医疗细节的描写,就让我愁得几乎秃头——当然,这是修辞,我其实仍有一头浓密的头发。

为了显得足够专业,我找了几位医生做顾问,但很快发现他们帮不上太大的忙……不是他们学艺不精,而是学艺太精。他们都是接受了现代医学培训的精英,熟知正确的治疗方式。但我要描写的时代是二十世纪初到中叶,在清末、在民初、在北洋时代、在国民政府时代、在抗战时代,每一个时代的医学发展情况都是不同的,医疗理念与我们所熟知的常识大相径庭。

换句话说,很多场景下,我需要的不是现代的正确做法,而是错误的处理方式,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比如说输血吧,一九〇〇年医疗界才初步有了“血型”的概念,一九一一年医生们才普遍接受输血与受血血型必须相同。直到一九一四年出现了抗凝用的枸橼酸钠溶液,才能够初步实现血液的储备与远程运输。而人类大规模建设远程血库,要到“二战”期间“全血用ACD保养液”被发明之后。

如果我要写一九一〇年一位医生进行输血操作,就必须让他不验血型,抽出血来就用,而且必须现场抽新鲜的,因为没有抗凝剂——这在现代医学观念里是错误的,但这才是那时的真实情况。

类似的情况,实在太多。盘尼西林(青霉素的旧称)在一九四三年美国才实现量产,一九四五年之前的中国主要是靠磺胺来抗菌。如果我写一位抗战义士被医生打了青霉素,显然是错误的;在一九三一年墨菲氏滴管发明之前,输液无法调节速度,所以只能用于紧急情况的辅助。那种满满一屋子男女老少打吊针的场景,要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后才可能出现。

我发现,不光要学习医疗技术,而且要学习医疗技术史,才能准确写出每一个时代不同的治疗方式,这又是一个艰难的挑战。如果读者有专业医学背景的话,请一定谅解书中那些错误的治疗方式,现代医学正是在不断的试错中取得进步的。

我从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正式动笔,一直到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三十日,写下“全文完”三个字。正好是两年时间,冥冥之中给我凑了个整。

在这段漫长的创作生涯里,我得到了太多帮助。第一要感谢的,是华山医院的靳建平副院长。

当初我起意想要创作这个题材时,很是不安。毕竟华山医院是真实存在的,如果我擅自写它的故事,人家会不会有意见?于是我多方联系上了靳副院长,靳副院长听完我的创作想法后,大为支持,主动打开了展馆和档案室,给我提供了很多极其宝贵的一手资料。那段时间我去华山医院去得极其频繁,以至于很多熟人怀疑我得了什么顽固怪病。

第二要感谢的是苏州大学的池子华老师。

他是中国红十字会历史研究第一人,发表了大量相关的学术著作,考据精细,极见功力。我买了他几乎所有的研究专著,差不多快翻烂了。不夸张地说,这部小说之所以能完成,正是因为先有了池老师的筚路蓝缕之功。

我在创作期间,特意跑去苏州拜会了一次池老师。池老师人很和善,且对文学创作持宽容态度,鼓励我说:“只要不违大事,适当的虚构是可以的,毕竟是小说嘛。”在此后的创作中,我时不时还会询问他一些史实细节,池老师都耐心解答,问一答十,使我获益良多。

最让我感动的是,全稿完成之后,池老师还不辞辛苦地从头到尾读了一遍,挑出若干史实错误,并出具了一份正式的审阅报告,可以说是关怀备至了。

第三要感谢的是中山医院的杨震医生。

对了解中国近现代医疗史来说,杨震医生绝对是个宝藏。他几十年来,一直利用业余时间收集医疗史相关的各种原始档案、照片和文物等。我在他那里见到过华山医院的就诊券、伪满洲国牙医的执照、重庆医科大学的患者名册、广州护士学校的毕业合影……这些零碎的东西在收藏界并不受重视,但如果叠加上医疗史的讲述,便可以清晰地呈现一个大时代的风貌。

我在创作期间,没事就去他那里翻收藏,听他讲当年各个医院的逸事与掌故。大到中山医院的购地风波,小到病人拍一次X光照片的价格,杨震医生随手拈来。一件收藏,都能讲上半天,每一件背后都有一个令人或忍俊不禁,或热血沸腾,或悲伤动容的小故事。他的东西如果单拉出来办个大展或出一本书,绝对是一次文化盛事。

除他们三位之外,还得感谢来自很多位医生的技术支持,感谢小蹄和索大的同步试读,感谢复旦大学严锋教授的指点,感谢Fam同学进行专业审阅,感谢上海图书馆沙青青副主任和诸位同人提供的查询便利。感谢我丈母娘和老丈人——他们老两口是地道的上海人,让我一个北方糙汉多少能体验到一点海派风格。最后还要感谢我太太。在这两年的艰苦创作中,她替我挡住了我儿子的大部分打扰,让我得以专心创作。

最后还要感谢华山医院本身。我在创作期间,进出这里几十次,熟悉得像是自己家一样。如此频繁地出入医院,却是因为取材而不是因为看病,实在是太幸运了。

---马伯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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