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创作这部小说的动机，要追溯回二〇一七年。

当时华山医院的赵重波医生打算举办一次职工文化讲座，恰好我们有个共同的朋友，于是辗转邀请到我。活动当天，我抵达华山医院的时间早了一个小时，赵大夫很热情，说：“我带你参观一下我们的院史馆吧。”

我对此颇不以为然，一个医院的院史馆能有什么东西？无非就是一堆锦旗、奖状，外加几张剪报和老照片罢了。赵医生估计早看出了我的不屑，也没说什么，呵呵一笑，带着我去了门诊楼旁一座西式风格的二层小楼前。

要知道，老建筑和古董一样，有一种类似于包浆的气场。我第一眼看到这座小楼，便感觉到不一般，气质雍容，造型厚重，绝非仿古新建筑可比。里面的一砖一瓦，似乎都藏着无数故事。

果不其然，赵大夫在旁边淡淡地道：“这座楼叫哈佛楼，是华山医院最早的门诊建筑，也不算太古老，一九一〇年建成。”我脑袋里一炸，连忙拱手：“失敬，失敬……”

哈佛楼里的展厅不算太大，里面摆放的也不是什么奇珍异宝，大部分是红十字会与华山医院的历史文献、照片和少数文物等，内容也仅限于本院活动。如果你不熟悉历史，大概会看得索然无味。但倘若参观者对中国近现代史有所了解，便会发现，这些展示物几乎每一件都能勾连到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大事件、大人物，串联成一条隐线，与波澜壮阔的大时代如影随形。

作为一个创作者，尤其是一个历史小说创作者，我感觉到，这绝对是一个上好的题材。想想看，从一家医院或一个医生的视角，去审视那个时代，这是一件多么令人兴奋的事。

讲座结束后，我回到酒店，把拍下来的照片存进电脑，一一检视。逐渐冷静下来之后，我发现这个题材的创作难度远超想象。创作者不光要熟知近现代史，还必须熟知上海城市发展史，以及附着其上的文化、科技、思想、政治、军事、交通、教育、饮食……更关键的，这是个医疗题材，所以创作者还必须精通医学。以我当时的知识储备来说，实在无法完成，于是只好遗憾地把照片存档，留待日后再说。

不过我这个人脾气有点倔，越不许做什么，就会越惦记。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这个题材时不时会浮现在我心头，轻轻地诱惑一下，撩拨得我内心炽热难忍。我每次出差去上海，还会去哈佛楼转一圈，顺便约华山医院的几个医生聊天，而且开始有意无意地购买相关的书籍，甚至养成了每天读几份老《申报》的习惯。

等到我回过神来时，发现与民国医学相关的书籍堆满了一个大书架，从清末出版的《药学大全》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赤脚医生手册》和《农村常见病防治》；从余新忠先生的《清以来的疾病、医疗和卫生》到马金生的《发现医病纠纷：民国医讼凸显的社会文化史研究》；从《吴淞卫生示范区档案》到《红十字会历年征信录》……我忽然意识到，人的内心渴望是无法抗拒的，早晚有一天要向它妥协。

于是在二〇一八年，我正式开始了前期调研。这是个艰苦而充满乐趣的过程，我把市面上能找到的相关资料都扫荡了一遍，翻遍了学术文库、二手书市场和各地图书馆，走访了很多老医生和老专家，还挖空心思进入华山医院的旧档案库。我甚至考虑过找个医科大学报一门基础课，学上一两个学期——当然，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没成行。

调研持续了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到了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我把《两京十五日》的定稿交给编辑，甚至没等到次一年的新年，在同月三十一日便迫不及待地打开一个新文档，郑重其事地敲下“华山医院，第一章”几个字。

当时我并没预料到，两个月之后，全球进入了疫情时代。每一个人的命运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作为我的新创作中心的华山医院，再度进入中国老百姓的视野，变得人人皆知。

我一度想放弃这个项目，生怕被人误解是追热点、蹭热度。但随着写作和调研的深入，我发现当下疫情的种种现象，其实与当年有着惊人的相似。在那个时代，中国多次面临深重的公共健康危机，席卷全国的时疫几乎每年都有，也同样有许多白衣侠士挺身而出，毁家纾难，义无反顾，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拯救万民于水火。这种“苍生大医”的精神，从那时起就一脉相承，绵延至今。

我分享了一些搜集来的抗疫老故事给周围的人听，所有人都深深为这些故事与时下抗疫的相似性而震撼。他们听完之后，无一例外都会感叹一句：“我都不知道，原来还有这样的事情。”

是呀，原来还有这样的事情，可惜他们都不知道。

关于中国近现代的医疗故事，公众了解得实在太少了。这些大医的事迹，只停留在学术专著和一些回忆录里，乏人问津。大部分人并不知道，在那个艰苦的时代，曾存在这样一批人，怀着强国、保种的理想，默默地支撑着国家和民族的健康事业。

我忽然有了一种责任感。既然我接触到这些资料了，既然我也被他们感动，为什么不把这种感动传递出去呢？如果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医界先辈的情怀、功绩和做出的牺牲，那么对于当下的疫情时代，人们就能多一分理解、深一点思考，更能体会医疗工作者的不易和伟大。

所以我犹豫了一周之后，决定还是继续写下去，方不违本心。

这次旅程持续了足足两年时间，其间诸多波折。即使我做足了准备，仍旧低估了这个题材的创作难度。别的且不说，单单医疗细节的描写，就让我愁得几乎秃头——当然，这是修辞，我其实仍有一头浓密的头发。

为了显得足够专业，我找了几位医生做顾问，但很快发现他们帮不上太大的忙……不是他们学艺不精，而是学艺太精。他们都是接受了现代医学培训的精英，熟知正确的治疗方式。但我要描写的时代是二十世纪初到中叶，在清末、在民初、在北洋时代、在国民政府时代、在抗战时代，每一个时代的医学发展情况都是不同的，医疗理念与我们所熟知的常识大相径庭。

换句话说，很多场景下，我需要的不是现代的正确做法，而是错误的处理方式，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比如说输血吧，一九〇〇年医疗界才初步有了“血型”的概念，一九一一年医生们才普遍接受输血与受血血型必须相同。直到一九一四年出现了抗凝用的枸橼酸钠溶液，才能够初步实现血液的储备与远程运输。而人类大规模建设远程血库，要到“二战”期间“全血用ACD保养液”被发明之后。

如果我要写一九一〇年一位医生进行输血操作，就必须让他不验血型，抽出血来就用，而且必须现场抽新鲜的，因为没有抗凝剂——这在现代医学观念里是错误的，但这才是那时的真实情况。

类似的情况，实在太多。盘尼西林（青霉素的旧称）在一九四三年美国才实现量产，一九四五年之前的中国主要是靠磺胺来抗菌。如果我写一位抗战义士被医生打了青霉素，显然是错误的；在一九三一年墨菲氏滴管发明之前，输液无法调节速度，所以只能用于紧急情况的辅助。那种满满一屋子男女老少打吊针的场景，要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后才可能出现。

我发现，不光要学习医疗技术，而且要学习医疗技术史，才能准确写出每一个时代不同的治疗方式，这又是一个艰难的挑战。如果读者有专业医学背景的话，请一定谅解书中那些错误的治疗方式，现代医学正是在不断的试错中取得进步的。

我从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正式动笔，一直到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三十日，写下“全文完”三个字。正好是两年时间，冥冥之中给我凑了个整。

在这段漫长的创作生涯里，我得到了太多帮助。第一要感谢的，是华山医院的靳建平副院长。

当初我起意想要创作这个题材时，很是不安。毕竟华山医院是真实存在的，如果我擅自写它的故事，人家会不会有意见？于是我多方联系上了靳副院长，靳副院长听完我的创作想法后，大为支持，主动打开了展馆和档案室，给我提供了很多极其宝贵的一手资料。那段时间我去华山医院去得极其频繁，以至于很多熟人怀疑我得了什么顽固怪病。

第二要感谢的是苏州大学的池子华老师。

他是中国红十字会历史研究第一人，发表了大量相关的学术著作，考据精细，极见功力。我买了他几乎所有的研究专著，差不多快翻烂了。不夸张地说，这部小说之所以能完成，正是因为先有了池老师的筚路蓝缕之功。

我在创作期间，特意跑去苏州拜会了一次池老师。池老师人很和善，且对文学创作持宽容态度，鼓励我说：“只要不违大事，适当的虚构是可以的，毕竟是小说嘛。”在此后的创作中，我时不时还会询问他一些史实细节，池老师都耐心解答，问一答十，使我获益良多。

最让我感动的是，全稿完成之后，池老师还不辞辛苦地从头到尾读了一遍，挑出若干史实错误，并出具了一份正式的审阅报告，可以说是关怀备至了。

第三要感谢的是中山医院的杨震医生。

对了解中国近现代医疗史来说，杨震医生绝对是个宝藏。他几十年来，一直利用业余时间收集医疗史相关的各种原始档案、照片和文物等。我在他那里见到过华山医院的就诊券、伪满洲国牙医的执照、重庆医科大学的患者名册、广州护士学校的毕业合影……这些零碎的东西在收藏界并不受重视，但如果叠加上医疗史的讲述，便可以清晰地呈现一个大时代的风貌。

我在创作期间，没事就去他那里翻收藏，听他讲当年各个医院的逸事与掌故。大到中山医院的购地风波，小到病人拍一次X光照片的价格，杨震医生随手拈来。一件收藏，都能讲上半天，每一件背后都有一个令人或忍俊不禁，或热血沸腾，或悲伤动容的小故事。他的东西如果单拉出来办个大展或出一本书，绝对是一次文化盛事。

除他们三位之外，还得感谢来自很多位医生的技术支持，感谢小蹄和索大的同步试读，感谢复旦大学严锋教授的指点，感谢Fam同学进行专业审阅，感谢上海图书馆沙青青副主任和诸位同人提供的查询便利。感谢我丈母娘和老丈人——他们老两口是地道的上海人，让我一个北方糙汉多少能体验到一点海派风格。最后还要感谢我太太。在这两年的艰苦创作中，她替我挡住了我儿子的大部分打扰，让我得以专心创作。

最后还要感谢华山医院本身。我在创作期间，进出这里几十次，熟悉得像是自己家一样。如此频繁地出入医院，却是因为取材而不是因为看病，实在是太幸运了。

---马伯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