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外”中的《王佛脱险记》，故事题材与意境都非常中国，却是一篇外国小说。

用国外的小说打头，除了那小说的好，还有一重用意，消解读者思想上的有意无意的抵抗。因为那篇小说确实好，但换一个国人的名字，恐怕就会有许多质疑之声了。在中国，往往有这样的情形，东西有两种好，一种是界内的好，界外的差。再有就是中国的次，外国的好。这差不多已经是一种文学鉴赏上的潜意识了。

事实却并非如此，即使是我们定义为幻想性的文学，在界外也有好作品，而且，这样的作品就产生于我们的身边。比如这一期介绍的《做梦公司》。作者何小竹是我多年的诗友，不仅如此，小说里提到的有名有姓者，如杨黎、蓝马、吉木狼格等都是有名的先锋诗人。他们去重庆拜访的李元胜也是优秀的诗人。前些时候，在机场看到两本印刷精美的《中国昆虫记》，见署着与诗人同样的名字，打开书，果然就是一幅这家伙端着相机瞄准一只舞着刀臂的螳螂的照片。这次旅途，元胜这些别开生面的影像昆虫记和涉笔成趣的文字成了很好的旋律。十多年前，何小竹辞去公职涉足商海，同时也开始在写诗的同时写作小说。这篇小说，今年才发表于国内一份杂志的8月号上。这是我读到的他直接写从商经历的第一篇小说。

读者要问了，这不是一个幻想小说的栏目吗，怎么说到作者从商经历上去了？

而我要说的，正是作者经商时的一段经历。更准确地说，是要记录一次幻想与现实的正面交锋。

现实，现实追求，从来是社会生活的绝对主流，是人行为的主流，也是观念的主流。一群诗人，介入了商业，却想把梦想从脑子中取出来，到现实的银行中兑成现款。其实，这种兑现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比如故事、音乐、体育比赛、赌博、游戏（尤其是网游）都不同程度地满足着人们超越现实进入梦想的企图。只是那种进入没有出售梦境这么直接罢了。其实，仔细想想就会明白，使这种兑现成为不可能的唯一障碍也是因为这个社会的主流观念不相信这种可能性，而不是这种可能性的不存在。

但我真正想说的话，并不是这种对作品的意义的解读。如果意义仅止于此，也就没有必要在这个栏目中来介绍这篇小说了。

中国当下的科幻小说创作，大家在讨论其短长的时候，往往都集中在一些概念的层面，而没有更深入内部的细致梳理。或者说，我们对小说的幻想特性或许更多一些关注。但是，关于幻想最后依靠什么样的特质，或者说，可能通过一些什么样的途径，对如何征服人、感染人这样的更具体的问题缺少思考。同样，对于幻想与现实的关系，或者说，幻想中的现实感与现实生活中的幻想因素之间互相包含互相生发的现象却关注甚少，甚至是没有关注。所以，我们的幻想永远都是空中楼阁，而不能融入我们从现实生活当中得来的切实感受与经验。在科幻小说中国化过程中有突破性成就的王晋康与刘慈欣，写出了一系列的具有特殊的中国气质的作品，得到很多读者喜欢，一个最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其幻想故事中强烈的当下感，在大多数情况下，当下感就是现实感。而不仅仅是因为采用了什么样的题材的问题。对于好的小说，读者可以只要直观的喜爱。但对于编辑，对于评论者，对于后继而起的作家，却不得不有更深入细致的研究。

如果说，王晋康与刘慈欣是在幻想性中开掘现实感而取得成功，那么，这里介绍的《做梦公司》，就是反其道而行之，是在现实事件中找到特别具有幻想魅力气质的因素，加以剪裁与不动声色地点染，而具有了一种特别的诱惑力。而且，作者对叙事语言与节奏的把握能力也非同一般。

我经常在不同的场合讲，科幻文学要取得突破性进展，一定不能仅仅把眼光囿于科幻这个狭窄的领域，仅就文学而言，我们也要特别注意向历史更长、积累各方面经验更多、创作队伍无论从天赋才情还是人文视野都更为深广的主流文学界学习，但响应者甚少。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国外的情况我们不谈，即便只是着眼于国内，这些年来，主流文学作家偶有幻想性的作品出手，往往品质不凡。

而科幻界自身，把太多精力用在各种各样的场合与各种并无太大影响的媒介上，忙于科幻与非科幻的界定，忙于硬与软的区分，甚至还带动一批热心读者也身陷于各种意气之争当中，这其实是一种相当不健康的，至少是过于急功近利的现象。而文化建设，实实在在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这样做的结果，除了可以维持少数几个人在圈子内的一点点无足轻重的知名度外，对中国科幻，对幻想类文学的建设并无任何积极作用。一个作家的成功，是这样，一个刊物的成功，就更需要做许多切实复杂的具有建设性的工作，《科幻世界》一直做着这样的工作。当然，我们只是说我们是怀着这样一种良好的愿望来工作，并不意味着说已经做得尽善尽美了。但怀着这种愿望，加上一些切实的措施保证，就可以预期，我们可以和负责任的作家一道，为读者提供更多更好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