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6月，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开车来到了马萨诸塞州的瓦尔登湖。波光粼粼的湖面，一碧如洗。明媚的阳光，和着周围鸟儿的轻歌在湖面上跳跃。四周赤杨和松柏摇曳，花栗鼠穿行其间，俨然是一片世外桃源。我和我的朋友们都陶醉其间，不能自已。

从1845年7月到1847年9月，美国诗人梭罗独自生活在瓦尔登湖边，差不多刚好两年零两个月。之后，他写出了传诵至今的名作《瓦尔登湖》。

梭罗生活在19世纪上半叶的美国，当时的美国正处在从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过渡的转型阶段。伴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工业化的脚步，美国经济飞速前进。蓬勃发展的工业和商业不仅使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思潮甚嚣尘上，而且还不断地霸占自然资源，开垦荒地，使得森林大面积消失，水土流失严重，生物多样性持续减少，使整个自然环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污染和破坏。

在《瓦尔登湖》一书里，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那就是回归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存。《瓦尔登湖》就像是对远去的农业时代唱的一首挽歌，它既唤起了我们对生态环境的关注，也让我们陷入了对青山绿水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沉思。

如今，在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数以十亿计的人们生活在极度恶劣的被污染的环境中，但他们却又无可奈何，因为要生活下去，在经济上又不得不依靠那些会造成污染的制造业。我们每个人都渴望生活在山清水秀的环境中，但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对环境污染进行治理的经济成本到底是多少，却一直成谜。

西方发达国家在历史上也同样经历了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的过程，因此，现有的研究基本上都集中关注欧美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治理成本研究却少有人问津。那我们能不能直接拿欧美现在的经验套用在发展中国家身上呢？当然不行。一来，欧美国家与许多发展中国家在产业结构和要素禀赋上存在着显著差异；二来，两者之间在政治和官僚激励制度上也存在着巨大鸿沟。

那么，像我国这样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若要治理环境污染，到底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青山绿水背后又隐藏着多大的机遇或者财富呢？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当然还是要请出我们的经济学大侦探。

2020年5月，大侦探何国俊与芝加哥大学的王绍达、南京大学的张炳教授被经济学顶级杂志、哈佛大学经济系主办的《经济学季刊》录用了一篇文章[He, Guojun, Shaoda Wang and Bing Zhang. 2020.“Watering Dow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 China.”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5（4）：2135-85.]，这篇文章考察了我国在2003年左右开始推行的一系列针对水污染的环境管制措施对我国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为我们解答了上述难题。

到了20世纪末，经过将近20年快速的经济增长，我国工业企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同时，这也使我国面临着环境污染的巨大挑战，其中尤其是国内各大河川的水环境污染。根据世界银行2007年的报告，在2000年，中国大约有70%的河川，其水质被认定为不宜饮用。严重的水污染还带来了巨大的健康成本，与饮用水有关的癌症发生率和婴儿死亡率也急速攀升，社会不满情绪不断积聚。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中央政府开始尝试保护水体，逆转这种水质不断恶化的过程。

为了获得水质信息，我国环保部（现为生态环境部）在20世纪90年代曾建立了国家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系统，实时监测各地水文数据。在这种背景下，大量的水质监测站开始在全国各地建立起来，实时收集各主要河段、湖泊以及水库的水污染指标，并进行发布。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各地优先发展的目标是经济，中央政府并没有对地方政府官员设定严格的污染减排和水质改善目标。因此，当时这个监测系统只具有科学上的价值，而没有环境管制方面的考虑。这些水质监测站修建的位置往往都是一段河川上具有代表性的取水位置，修建位置的选取以能够更好地反映水污染状况为准。因此，这些水质监测站的修建位置主要是由当地的水文要素（如地表水的深度、流速和宽度以及河岸上的土壤特征等）决定，地方政府并不曾对这些选址进行干预。

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总的社会经济发展指导方针，开始对我国之前在发展中受到忽视的严重水污染问题进行环境管制。同一年，环保部为了响应号召，向地方政府发布了一系列管制文件，突出了地表水水质监测数据的重要性。环保部开始更为系统地把这些由国家控制的水质监测站的数据向社会进行公布。

在2002—2012年，地表水的水质问题受到了极大重视，中央政府制定了一套目标减排制度，敦促地方政府主政者进行环境保护。中央政府给每个省份都下达了减排要求，省一级主政者被要求与中央签下一份个人责任书，确保水污染治理目标能够实现。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许多地方政府不惜以“停产”“暂时关闭”等手段对污染企业相威胁，迫使它们投重资于减排设备，并对其生产过程进行优化调整。由于这些在减排方面的资本投资影响的只是企业投入这一个方面，而对企业产出贡献甚微，所以这些受到管制的企业就很有可能会遭受生产效率上的下降。企业的生产效率通常以全要素生产率（TFP）表示，它衡量的是：在要素投入既定的情况下企业的产出量。TFP越大，说明要素投入不变，产量越大；反之则相反。在地方政府的努力下，我国的地表水水质得到了大幅改善，取得了良好的管制效果。

由于河川总是由高向低流，所以，水质监测站只能探测到它所在位置的上游地区的排放情况。同时，中央政府对水质监测数据高度重视，这时候，地方政府官员就会有很强的激励对处于监测站上游一定范围内的污染企业进行严格管制，但对于位于监测站下游一定范围内的污染企业就不太有激励进行那么严格的管制了。此外，由于严格的水污染控制是从2003年开始实施的，所以我们也可以合理地预期：在2003年之前，监测站上游的污染企业与下游的污染企业在生产效率上应该相差无几。

聪明的读者看到这里，可能已经猜到了几位大侦探所采用的因果识别方法是什么了。没错，正是断点回归。

在这里，由于只有水质监测站上游一定区域内的污染企业才能被监测到，而处于下游一定区域内的污染企业无法被监测到，这就使监测站的位置这个断点天然地把污染企业分成了两组：上游的企业更多地受到了环境管制的影响，是干预组或处理组；下游的企业较少受到环境管制的影响，是控制组或对照组。几位大侦探经过辛勤的研究，选取水质监测站修建的位置这个断点，真可谓奇思妙想，巧夺天工！

通过这样的空间断点回归方法，几位大侦探发现，位于监测站上游的企业在TFP上比下游企业要低24%多一点，污染排放量比下游企业低57%还要多。

对于这个结果，我们可能马上会在脑海中浮现许多疑问：那些上游的污染企业难道不会重新选址，到下游去生产吗？或者，会不会上游的企业原本就是生产效率比较低的企业呢？

对于第一个问题，要进行检验其实也不困难，几位大侦探使用的是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1998—2007年的数据，处于上游的企业一来不会料到国家政策会突然有这样的变化，二来搬迁的费用很可能比安装减排设备更为昂贵，三是即便真有搬迁，也会在数据中留下痕迹，清理起来并不繁难。对于第二个问题，相对比较好回答，我们只需要把2003年之前上游和下游的企业在TFP上的表现进行比较便知。事实上，几位大侦探发现，在2003年之前，这两个区域内的污染企业在生产效率或TFP上的表现并没有什么差别。当然，在研究的过程中，几位大侦探对各种可能威胁到研究结论的情况都做了细致的检验，尽可能地保证了他们所得到的因果性结论的科学性。

在我们接受了几位大侦探的这个估计之后，就可以计算我国水污染控制政策总的经济成本了。何国俊等人估计，水污染减排10%，污染类产业的TFP就会下降3.38%~3.81%。这一减排成本意味着，在他们研究的2000—2007年间，我国由于水环境污染治理政策导致工业总产出损失了大约8 000亿元。

绿水青山的背后，隐藏着的是工业产出上的损失，到底该如何抉择，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政治和民生问题。

有意思的是，经济学大侦探们的这个研究，还就央地关系这样的政治经济学大课题透露出了一丝端倪。

在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下，当中央政府希望地方政府执行与地方利益有冲突的政策时，中央政府通常会采取目标管理的激励机制，根据地方政府是否达到了一定的标准，对地方政府主政者的业绩进行考核，从而决定其仕途上的进与退。然而，如果中央政府不能完美地监控到地方政府的执行情况，那么，地方政府就会在那些中央政府能够观察到的维度上更下功夫，对于那些无法写入责任书、难以观察到的维度，就会尽可能地偷懒和卸责。

所谓“经是好经，就是让歪嘴和尚念歪了”，其实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像环境治理政策这样的“好经”，由于和地方经济发展之类的其他追求目标存在相互之间的利益权衡，这个时候，不“念歪”可能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