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中国的北方农村，每到吃饭时间，村子里家家升起几缕炊烟。村民们端着饭碗，一起在村头大树下，一边吃饭一边谈笑，孩子们往来嬉戏，真是一幅醉人的画卷！

家家户户做饭用的柴草，差不多都是地里农作物收获后剩下的秸秆。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家用电器、煤气等的使用越来越广泛，农民朋友对柴草的需求大大下降。市场经济以一种史无前例的方式对旧有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交往模式带来冲击，秸秆就仿佛一夜之间，在农村地区从有用的资源变成了废弃的垃圾。

近年来，农村秸秆逐渐增多，由于秸秆的综合利用相对滞后，露天焚烧就变得非常普遍。于是，每到庄稼收获的季节，华北等地总是可以看到阵阵浓烟，气味呛鼻，这都是秸秆焚烧带来的景象。秸秆焚烧不仅带来了火灾隐患，而且还严重污染了大气环境，尤其是给北方的雾霾天气雪上加霜。

我国各省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禁止秸秆露天焚烧的规定，取得了一定成效。2015年，河北省率先制定出台了全国第一部创制性立法——《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关于促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和禁止露天焚烧的决定》，既明确了各级政府应当采取扶持政策，积极推进秸秆收集储运利用项目建设，加快推进秸秆综合利用科技创新等举措，也加大了秸秆焚烧的处罚力度，最高可处以500元到1 500元罚款。此后，黑龙江、陕西、四川和江西等地方政府也出台了各种措施，建立了秸秆焚烧奖惩机制。

秸秆焚烧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恶化了空气质量？又使多少人因此而死去呢？各地方政府出台的治理秸秆焚烧的政策究竟又收效几何？2020年，大侦探何国俊与他的合作者刘通、周脉耕在《发展经济学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秸秆焚烧、PM2.5与死亡人数：来自中国的证据”的文章[He, Guojun, Tong Liu and Maigeng Zhou. 2020.“Straw Burning, PM2.5 and Death: Evidence from China.”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ume 145.]，为我们提供了这些问题的因果性答案。

首先，何国俊与他的合作者收集到了一份有关我国秸秆焚烧、空气污染和死亡率的数据。他们先利用高清卫星图像数据来识别我国2013—2015年秸秆焚烧的确切地点信息。然后，把秸秆焚烧数据与地面上1 650个空气质量监测站的数据联系起来，建立起秸秆焚烧与空气质量的相关关系。最后，几位大侦探又从全国疾病监测系统（DSPs）取得各地的死亡记录数据，这套数据还包括了死者性别、年龄、死亡原因等信息。他们把这些数据在县一级的层面上进行匹配，这样就可以估计秸秆焚烧究竟如何影响空气污染和死亡率了。

在几位大侦探的这个研究中，他们先是经过简单回归之后发现，在县城周围50公里内，每增加10个秸秆焚烧点，PM2.5的浓度就会上升7.62%，即每立方米增加4.79微克，该县的死亡人数将会提高1.56%。但这个回归结果给出的只是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当我们观察到秸秆焚烧点增加了10个，就会观察到PM2.5的浓度和死亡人数会有相应的提高。

但读了我们这本《大侦探经济学》就知道，这还不是因果效应，因为中间也许存在其他的遗漏变量。我们随手举个假想的情况，秸秆焚烧的季节一般都是庄稼收获的季节，繁重的农业劳动或许也会造成死亡人数的上升，同时大型农业机械的使用，也可能会恶化空气质量，但这些变量大侦探们都观察不到。那怎么办呢？何国俊等人把秸秆焚烧作为工具变量，秸秆焚烧就像一把“手术刀”，它把空气质量恶化这个变量中与秸秆焚烧有关的那些成分给保留下来，把其他如大型农业机械的使用等不可观察的因素切除掉了。这样，他们就可以把死亡率中单纯由秸秆焚烧导致空气质量恶化造成的那部分给清晰地分辨出来。通过采用这样一个工具变量方法，几位大侦探发现，月度PM2.5数据中每增加10微克，就会导致死亡率提高3.25%。而且，他们还发现，秸秆焚烧造成的空气污染主要带来的心肺方面的疾病，对农村地区和贫穷地区40岁以上人口的影响尤其强烈，而对年轻人没有显著影响。

但是，对于这个使用工具变量回归方法得到的结果，我们还是会有一个担心，那就是：秸秆焚烧会不会通过空气污染以外的其他渠道影响人们的健康水平呢？比如，一个地区的人口健康状况可能会影响地方政府对待秸秆焚烧的态度，假如该地区原本人们的健康水平就相对较差，从而使地方政府更加担心秸秆焚烧造成的可怕后果，地方政府就可能更加积极地禁止农民焚烧秸秆。再比如，秸秆焚烧与一个地区的农业产值可能存在一定的关系，有可能一个地区的农业产值越高，庄稼收成越好，农民的收入水平也更高，从而对当地老百姓的死亡率产生正向的影响。这些都是所谓的“内生性”问题，所谓内生性问题就是使干预政策的分配显得不够随机化而带来的问题，内生性问题会造成我们的因果效应估计有偏差。为了尽可能地免除这样的担心，几位大侦探又采用了两个经过改进的工具变量识别策略，从而让我们对他们给出的结论更有信心。

他们采用的第一个经过改进的策略，是使用非当地的秸秆焚烧作为当地空气污染指数的工具变量。由于本地的政府执法部门对于非本地农民的秸秆焚烧行为是没有强制执行力的，所以，非当地的秸秆焚烧情况就可以作为当地空气污染指数的一个良好的工具变量，它可以帮我们把担心的那种内生性问题予以缓解。

第二个策略更有趣，几位大侦探拿秸秆焚烧时的风向来说事。按照风向的不同，他们把秸秆焚烧点分成上风口和下风口两个地区，然后观察处于上风口地区的秸秆焚烧点因秸秆焚烧引起的空气质量下降对死亡率造成的影响，以及处于下风口地区的秸秆焚烧点因秸秆焚烧引起的空气质量下降对死亡率造成的影响。由于风向是不会根据一个地区庄稼收成的好坏而定，所以它不会由当地的其他特征决定，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内生性问题对因果效应的估计所造成的危害。

通过这些策略的使用，让我们对几位大侦探前面给出的结论少了些质疑，多了不少信心。

几位大侦探根据这些结果，又对我国各地政府对秸秆焚烧实施的举措进行评估。他们发现，这些政策举措的确有效提高了空气质量，而且由此取得的健康上的收益超过了成本。他们使用双重差分方法[有关此一因果推断方法，我们等到第六章详细介绍，同时，读者可以跳到终章里“高老庄与流沙河——双重差分断奇案”一节了解详情。]对推行了相关举措的地区与没有推行这类举措的地区进行比较，发现这些政策举措使秸秆焚烧现象大幅下降，年平均PM2.5浓度下降了4.33微克/立方米。大侦探们估计，这类政策举措每年大约可以使我国18 900人免于因空气污染造成的死亡。

由此可见，我国各地政府推进秸秆焚烧综合治理和回收利用政策，对秸秆还田的各种方式进行卓有成效的研究，提高秸秆的再利用率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德政。但如果只是单纯以罚款和禁止焚烧了事，其效果可能就会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