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历来有重视读书的传统。

北宋著名学者汪洙曾写过一篇影响广泛的启蒙读物《神童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北宋真宗皇帝赵恒在著名的《励学篇》中更是写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的诗句，鼓励士人读书。这两首诗在后世广为流传，所讲的内容几乎渗入了每个中国人的骨髓之中。

在中国古代，一个人要想出人头地，实现人生理想，读书做官是为数不多的几条途径之一。正所谓“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读书的收益当然是巨大的。

但是，随着现代社会教育逐渐普及，甚至高等教育也不再那么稀缺，人们读书考入大学的机会较之以前大大提高。同时，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分配制度改革相对滞后，人们经常发现，许多有钱人虽然受教育程度并不是很高，却取得了惊人的财富，而有些人虽然大学毕业，甚至读到了博士，收入依然捉襟见肘，这就有了所谓“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说法。

在浙江等市场经济发达的地区，改革开放后崛起的许多富豪只有小学到初中文化水平，但经过自己的努力打拼，生意越做越大。而反观许多名牌大学毕业生，工作之后按部就班找到一份安稳工作，每月领取正常的工资，买房子还需要家里人帮衬，情况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一时间，“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

但是，这些观察很可能存在样本选取上的偏差。那些学历不高的富豪往往更容易吸引我们的眼球，但事实上，只有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的人何其多，这些富豪可能只是其中的幸运儿。而学历高的富豪同样有很多，尤其是进入21世纪，高学历富豪所占的比例也越来越大。

此外，人们对大学生的期待有时候仍然停留在过去的计划经济时代。那个时候大学生的比例很低，所以能考上大学就如同鲤鱼跃过了龙门，非常难得，但现在的情况早已今非昔比。

读书真的没有用吗？学历真的不值钱？当孩子以“读书无用”来反驳父母逼他们读书的时候，家长们一般都会告诉他们：高学历的人平均来说还是比低学历者挣得多，所以读书还是有用的。

我们以深圳市的数据为例来说明。深圳市人社局每年都会发布《深圳市人力资源市场工资指导价位》，我们来看2018年深圳市公布的学历工资指导价位：

◆研究生（含博士、硕士）学历工资指导价位平均值为12389元/月；

◆ 本科学历工资指导价位平均值为10122元/月；

◆ 专科学历工资指导价位平均值为8059元/月；

◆ 高中学历工资指导价位平均值为5620元/月；

◆ 初中及以下学历工资指导价位平均值为4501元/月。

从这个指导价里，我们可以看到，研究生的工资指导价几乎是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3倍，一个本科生的工资指导价是初中生的2倍。这时候，家长们似乎就可以用这个工资指导价来教育拿“读书无用”给自己找借口的孩子了：“你看看，读书还是有好处的吧，学历高就是挣得多。”

如果这个孩子足够聪明，他或许可以这样反驳：“那些取得了高学历的人，可能他们本身就比较聪明，而不是学历带给了他们更高的收入，是他们自身的聪明才智给他们带来了更多的收入。现在，我已经知道自己很聪明了，上不上更多的学又有什么用？”

我估计，许多家长如果真的遇到这样聪明的孩子，还真拿他没办法。这个聪明的孩子说的一点都没错。虽然我们观察到学历高的人平均而言挣得收入比较高，但这只是一种相关关系。学历这个变量有可能混杂了许多其他的因素，这些因素你没有观察到，但却把它们对收入所起的作用一并都算给了学历这个变量。这些混杂因素，就是我们一再提起的遗漏变量。

除了个人的聪明才智之外，还可能有其他的不可观察因素，它们都与学历这个因素相关，同时，也对收入水平有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该如何把学历对收入的因果效应单独估计出来呢？

经济学家把教育对收入产生的因果效应称为教育的回报。这个概念强调，教育乃是一项人力资本投资，它能为投资者取得一份与金融投资相似的货币收益。但由于教育与诸多其他不可观察的因素混杂在一起对收入起作用，所以，对教育的回报进行准确的估计，一直是一代又一代经济学大侦探们努力的目标。

芝加哥大学的著名经济学家雅各布·明塞尔（Jacob Mincer）在20世纪70年代是第一个使用回归方法对教育回报问题进行定量研究的人。他把一个人的受教育水平（以年为单位度量的学习时间）以及以年为单位度量的工作经验作为解释变量，来解释人们收入的变化。他估计出来的教育回报是11%，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受教育水平每提高一年，可以使平均收入提高11%。

但我们知道，那些受过很高程度教育的人，他们本身可能就比别人更聪明，工作也更努力，对人生怀有更为积极的追求态度，相比于那些在教育过程中未能坚持下来而中途辍学的人，这些因素本身就会对收入水平产生影响。这就使明塞尔的这个估计结果出现了偏误。我们可以认为，11%的教育回报估计结果可能高估了教育水平或学历带来的影响。当然，11%这个结果也可能低估了教育水平的影响，因为我们对那些不可观察的因素实在所知不多，但是，我们知道它们就在那里，并且通过某种隐秘的途径发挥着作用。

面对可能存在的个人能力因素对教育回报估计造成的污染，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尽可能寻找个人能力的代理变量，比如使用智商作为能力的代理变量，从而对个人能力这个因素加以控制。加入智商这个控制变量后，计量经济学家兹维·格瑞里奇斯（Zvi Griliches）使用与明塞尔相同的模型，估计出的教育回报率只剩下6.8%了。虽然这个办法看起来很有意思，也符合我们的预期，但使用智商做代理变量，还是会忽略个人能力的其他维度，而这些因素可能也都会既对教育水平的选择有影响，又对收入的变化有影响。因此，这个办法只是逼近了真相，但它还远没有发现真相。

最理想的办法，当然是做随机控制实验。假设我们现在可以不计成本，不管伦理审查，甚至不顾是否违法，来做一场实验。我们从全国随机选择一群孩子，通过抽签，让有些人只读1年书，有些人读2年书，然后以此类推。假设所有的孩子都按照实验要求完成了规定年限的学业，几十年后，我们再来计算他们的平均收入水平。这样，我们就可以计算教育水平每提高一年，教育回报平均来说大概是多少了。

但这个办法实在太不现实了。且不说这个实验耗时长久，代价高昂，我相信无论是哪一位家长，估计都不会同意让自己的孩子参加这样的人生实验。同时，这样做不但在伦理上说不过去，而且还可能会违犯相关法律。

那么，是不是在估计教育回报这个问题上，经济学大侦探们就束手无策，再也没有办法了呢？当然不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经济学大侦探可一直没有闲着，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他们是如何破解这个悬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