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政治经济学杂志》刊发了李宏彬教授及其合作者道格拉斯·阿尔芒德（Douglas Almond）、张爽写的一篇文章《土地改革与中国的性别选择》[Almond, Douglas, Hongbin Li and Shuang Zhang. 2019.“Land Reform and Sex Selection in China.”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27（2）: 560-85.]。这篇文章告诉我们，在中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随着农村土地承包制度的实施，男孩的出生比例随即出现了上升趋势。中国农村的一对夫妇如果头胎生育的是女孩，那么在改革之后的四年里，二胎是男孩的比例就从1.1∶1上升到了1.3∶1。他们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性别选择倾向，部分是因为在有些省会城市可以通过B超技术预先探知所怀孩子的性别；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政策对于这种性别失衡也起到了显著的作用。根据李宏彬他们的估计，总体而言，仅在1978—1986年，因中国农村性别比失衡而致的消失的女性人数就达到了大约100万人。

世界银行在2012年曾发布一份调查报告，该报告显示，经济发展在校正全球性别失衡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女性在受教育程度、预期寿命以及劳动参与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尽管如此，发展并没有同时消除这种失衡，李宏彬等人发现，中国在1980—2000年间的表现与全球的趋势并不一致。图6.1就给出了这种演化趋势，其中的图6.1a显示，虽然自1980年以来GDP增速非常之快，但男女出生性别比却从1978年的1.06扩大到了2000年的1.20。到2010年，中国人口中的性别比保持在1.19的高位，相比于正常的情况，中国每年出生的男孩人数要比女孩人数多出50万左右。而同一时期，中国人口的死亡率在不断下降，最后保持在相对稳定的低水平上。

中国这种与全世界的趋势反着来的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李宏彬及其合作者发现了一个新的因素，竟然还是1978—1984年发生在中国农村的土地承包责任制改革。要知道，这一改革覆盖了中国86%的人口，影响不可谓不深远。前文我们已经提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主要是土地的使用权交还给了农民，国家和集体保留了所有权。这项改革卓有成效，它使中国数以千万计的农村家庭摆脱了贫困。但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激起中国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同时，也使他们更加偏好在大多数农村地区表现出更高生产力的男性家庭成员。而且这种性别选择现象多集中发生在那些父母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家庭以及改革后收入增长更快的县市，这也能解释这些家庭和县市由于具有更高的生产力和更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所以反而对更具生产力的男孩比较偏好。这一结论不但与钱楠筠的分析不矛盾，而且还证实了钱楠筠的猜想，即当像B超之类能够提前查出孕妇所怀孩子的性别这类技术得到推广，又兼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政策推行到农村地区时，男女出生性别比很可能会出现较大的失衡现象。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这一层机制，可以称为收入效应。

如果只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导致的这种收入效应，尚不足以造成性别比例的严重失衡，毕竟在B超等产前鉴定性别的技术尚未得到应用的中国农村，杀婴和遗弃女婴的成本还是很高的。李宏彬教授及其合作者拿到了20世纪80年代B超在各省省会开始使用的时间上的数据，以及20世纪80年代的铁路网数据，他们发现，在通铁路到省会城市的县市，产妇更有可能做B超检查胎儿性别，那里的性别比失衡更严重。可以想见，经济发展速度越快、农村家庭经济条件越好的县市，往往也更容易使用B超检查，两种因素相结合，使得这些地方的人口失衡反而更加严重。

此外，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也加剧了这种偏好男孩的趋势，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使得中国农村改革对性别失衡造成的影响进一步放大。具体我们来看图6.2告诉我们的情况。

在图6.2a和图6.2b中，横轴表示的是当地推行土地改革前后的年份，纵轴表示的出生性别比。图6.2a表示的是头胎的情况，大家可以看到，无论是改革前还是改革后，头胎出生的孩子基本上没有出现性别失衡的现象。图6.2b表示的是头胎是男孩或女孩时改革前后的出生性别比。我们看到，如果头胎是女孩，那么二胎生男孩的概率就会大大提高。而且即便是头胎，改革之后性别比也开始出现失衡现象。

图6.2所示的情况与李宏彬及其合作者阐述的逻辑非常接近，基本上阐明了他们的逻辑：20世纪80年代初的农村土地改革，在提高农民收入和农村生产效率的同时，也增强了农户对具有更高生产力的男性劳动力的偏爱，从而引发出生性别比的失衡，这是基本动因。同时，B超等产前鉴定性别技术的推广以及一胎化的计划生育政策，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最终导致在1980年之后中国的性别比持续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