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乃至在整个亚洲地区，采茶主要都是由女性完成的。尽管成年女性在茶树的种植和看护方面并不比男性占有优势，然而，茶叶生产的主要劳动力投入在于采摘环节。成年女性在采茶环节比成年男性和儿童都更具有绝对优势，原因在于采茶需要小巧灵活的手指，茶芽越嫩越值钱，但儿童通常被认为更加粗心，容易损伤嫩芽，而茶树普遍不高，这使得身材更高的男性采摘较为不便。此外，采茶工作非常精细，这要求采茶人不能有任何偷懒和马虎，因此抑制了雇佣家庭外劳动力的可能——因为监督成本太高。这样一来，种植茶叶的家庭，由于茶叶价值的提高，不仅增加了家庭的总收入，也提高了成人女性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与之相对，由于身高和体力的不同，男性在果树种植上更有优势。种植果树的家庭，由于水果价值的提高，既增加了家庭的总收入，也相对提高了成年男性的相对价值。

在适宜种植茶叶的地区，男性通常从事完成国家收购任务的谷物种植，而女性则由于其茶叶生产上的生理优势而更多地转向茶叶生产。这样便导致改革后，在种茶的农户家庭内部形成了这样一个情况：茶叶价格的上升不但增加了家庭总收入，而且提高了女性劳动力的收入在家庭总收入中的比重，换言之，提高了女性劳动力相对于男性劳动力的经济价值。

由此，钱楠筠就可以根据种茶地区和非种茶地区农户家庭内部女性收入比重不一样的变化，来衡量女性经济地位是否会影响不同地区家庭的女孩存活率。但要想确定这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还需要排除其他的一些可能因素，比如种植茶叶的地区是否本来就有更加偏爱女孩的文化传统呢？如果真有这样的文化因素存在，那我们就和之前一样，无法分清是这种文化因素导致了该地区女孩的存活率提高，还是由于经济地位的提升带来的结果。

钱楠筠拿到的数据还包括这两项农村改革之前两种地区的男女出生比例的数据，通过比较发现，在改革之前，种茶地区的女性出生比例并没有更低，事实上那里的男性出生比例还要更高。但在这场改革之后，种茶地区男性出生比例就低于非种茶地区了。

接下来我们可能要问，茶叶价格的提高以及由此导致的成年女性相对收入的提高，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女孩的存活率呢？根据钱楠筠教授的研究，在成年男性对家庭的收入贡献相同的情况下，如果成年女性的收入增幅达到家庭总收入的10%，那就可以使女孩的存活率提高1.3个百分点。这个数据到底该怎么理解呢？钱楠筠进一步解释道，如果女性的收入增幅达到20%，那么，由此导致的女孩存活率的提高就可以完全消弭中国和西方国家在男女性别比例上的差异。换句话说，如果女性收入增幅达到20%，中国那数千万消失的女性在这种情形下就都能够“回来了”。

那么，如果男女经济地位不变，家庭总收入的提高会不会同样可以起到改善男女性别比例的效果呢？钱楠筠分析了那些种植对男女劳动力投入影响中性的经济作物地区的家庭收入数据，却没有发现这种效果。也就是说，简单地提高家庭总收入，并没有改变女性的收入地位，也不会对性别比例产生影响。此外，钱楠筠还分析了种植有利于男性经济地位的水果地区的数据，结果发现，男性经济地位的提高显著降低了女孩的存活率。

为什么茶叶价格的提高能够让更多女孩活下来呢？钱楠筠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茶叶价格的提高可能会影响女孩相对存活率的四种途径。第一种途径是，茶叶价格提高会使父母认为，相比于儿子，将来女儿的收入更可能得到改善，从而增加了拥有女儿的意愿；第二种途径是，如果女儿对于父母而言是一种奢侈品，那么家庭总收入的提高将增加拥有女儿的意愿；第三种途径是，增加偏向女性的收入会提高母亲在家庭中的谈判地位，假如相比于父亲，母亲可能更偏爱女孩的话，则女性谈判地位的提高也会改善女孩的存活率；第四种途径是，成年女性劳动力的价值提高后，会导致性别选择成本的提高，从而父母不愿意遗弃生下来的女儿。

随后，钱楠筠通过缜密的计量方法表明，第二种途径并没有受到经验数据的支持，而第一种途径和第三种途径似乎是更加合理的解释，第四种途径则由于数据缺乏的原因无法得到明确的检验。这意味着，女儿在父母心里并不是消费品，而是投资品，因为成年女性收入的提高会使父母对女儿未来的相对收入有一个更好的预期，因此父母更愿意把抚养女儿长大作为一种具有经济意义的投资行为。由于第二种途径被否定，所以茶叶价格提高改善了女性在家庭中谈判地位的假说，似乎得到了更强的经验支持。对于这一假说更进一步的经验支持还来自钱楠筠发现女性经济地位的提高，会同时改进女孩和男孩受教育年限的长度，男性经济地位的提高会减少女孩的受教育年限，而对男孩受教育的年限则没有影响。这也意味着，由于母亲和孩子待在一起的时间更长，并且母亲往往比父亲更重视教育，因此，一定是母亲的经济地位提高后，她利用自己谈判地位的提高为所有孩子争取到了更多的受教育机会。

钱楠筠的这项研究，其政策意义非常清楚：要想扭转发展中国家男女性别比例不合理的状况，提高成年女性的相对收入水平是可行的途径之一。但是，钱楠筠教授同时也提醒我们，在成年女性的相对收入水平不发生改变的前提下，产前性别鉴定技术的推广将会大大降低父母对孩子性别选择的成本，也许这会进一步加剧发展中国家男女性别比例失衡的状况。她的这个猜测在之后也得到了证实，而完成这一工作的是另外一位经济学大侦探——斯坦福大学的李宏彬教授及其合作者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