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大侦探们的工作其实非常具有挑战性，摆在他们面前的有三座大山。第一座，就是“上天入地找数据”时的艰辛；第二座，是在因果关系识别上存在的各种障碍；第三座，则是探查因果关系背后的作用机制。这每一座大山都不容易搬，但经济学大侦探们却个个都是搬山的好手。

我们继续回到大侦探纳恩教授的工作，他已经搬掉了前两座大山，现在希望继续探究的是，奴隶贸易影响经济发展的渠道到底是什么。根据既有的理论以及其他研究，这中间的渠道或作用机制大概有这么几种：第一，奴隶贸易的一个重要后果是弱化了村落之间的关系，这就不利于形成更大的社群和更为广泛的族群认同。纳恩教授通过数据也发现，奴隶出口与族群分散度之间存在正向关系，而族群越是分散的地区，经济往往也越不发达。第二，奴隶贸易的另一个后果是造成了国家能力不足，从而使国家陷入欠发达状态。国家能力是否为经济发展的一种重要决定因素，一直是近年来研究的重要主题。纳恩教授发现奴隶贸易的确使许多非洲国家陷入了国家能力不足的境地，或许这也是造成这些国家经济欠发达的原因之一。但是，这些发现虽然可以提供一些猜测，却都不是这些机制存在的铁证，毕竟，现有的这些数据还不能让纳恩教授得出令人信服的因果性结论。这一切还需要纳恩教授继续探索，终于，又努力了三年之后，他给出了一个更令人信服的因果效应的中间机制：奴隶贸易使非洲大陆信任缺失，从而导致了今天经济上的糟糕表现。

2011年，纳恩教授及其合作者伦纳德·旺奇康（Leonard Wantchekon）在经济学顶级杂志《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奴隶贸易和非洲信任丧失的起源”的文章[Nunn, Nathan, Leonard Wantchekon. 2011.“The Slave Trade and the Origins of Mistrust in Africa.”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1（7）：3221-52.]，终于为我们搬掉了这第三座大山。

非洲大陆刚开始奴隶贸易的时候，奴隶主要是通过国家有组织的劫掠和战争行为而获得。但随着奴隶贸易的进一步加剧，无所不在的不安全感使每个人都把魔爪伸向了身边的人，包括自己的朋友和家庭成员，绑架、诱骗，无所不用其极地把这些身边人送到了贩奴船上。就这样，非洲大陆人际间的信任被破坏了，而这种信任关系一旦被破坏，往往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到修复，因此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此外，纳恩教授还从文化人类学中得到了灵感。在文化人类学中有一种说法：在传统社会中，信息获得不像现代社会这样便捷，总是面临不菲的成本或不够完美的局面，因此传统社会往往选择相对简单的人际交往模式，相互之间彼此信任，从自己社会的人际网络中获得必要的信息，就显得非常重要。而卷入奴隶贸易的那些地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受到破坏之后，那种降低人际交往成本从而扩大信息获取的渠道就大大受到了阻塞，这就使这些地区的经济很难得到充分的发展，始终面临较高的交易成本而无法建立完善的市场机制。

为了检验这个假说，纳恩教授及其合作者使用了2005年的一个有关信任的调查数据，他们发现，在那些更多地卷入奴隶贸易的族群中，成员们对亲人、邻居、族人和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都处于更低的水平。这一发现与奴隶贸易的后期非洲人经常被自己的邻居、朋友和亲人贩卖为奴的历史事实颇为相符。

但只有这个证据，尚不足以说明信任缺失这个结果就是由奴隶贸易造成的，也许越是原来信任度不高的地区，越是容易从事奴隶贸易呢！信任缺失可能是奴隶贸易的原因而非结果，所以，要想确证纳恩教授的假说，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证据。

对此，纳恩及其合作者采用了三个策略，并采集了一系列其他的旁证，来坐实奴隶贸易对非洲地区信任缺失的因果性影响。

第一个策略，是尽可能控制其他的影响因素，尤其是殖民文化的影响。

根据非洲的历史环境，最重要的潜在影响因素就是殖民文化。如果受奴隶贸易影响至深的那些非洲地区也同样受殖民文化影响至深，那么，不控制殖民文化这个因素，就会导致我们把原本应由殖民文化来解释的影响都错误地归之于奴隶贸易。因此，纳恩教授首先控制了决定殖民文化的两个主要因素：早期欧洲殖民者在非洲殖民地环境中的死亡率，以及该地区被殖民之前的繁荣程度。关于前一个因素，即早期欧洲殖民者在非洲殖民地的死亡率，我们在“白人殖民者的意外死亡”一章中还会详细讨论，这个因素可以充分说明该地区的殖民文化的强弱。试想，如果欧洲殖民者到了一个非洲定居点，死亡率很高，那么这个地方的殖民者幸存下来的比例就非常低，该地区的殖民文化就不会很强盛。至于后一个因素，即一个地区被殖民之前的繁荣程度，则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该地区没有受到殖民文化影响之前的一些特征，这些特征可能也会影响殖民者是否到该地区进行殖民，这些因素当然都要控制。通过这样的策略，纳恩教授就捕捉到了排除奴隶贸易因素之外，欧洲人对非洲地区长期信任程度的潜在影响。将这些潜在的影响控制住之后，纳恩教授发现，奴隶贸易对非洲地区信任缺失的影响仍然是负面的，且统计上高度显著。

第二个策略，通过可以观察的因素而对那些不可观察的因素造成的估计效应偏差进行评估，尽可能减少估计上的偏误。

虽然纳恩教授控制了像殖民文化这类可以编码的可观察因素，但他们估计出来的奴隶贸易对信任缺失的影响结果，仍然可能会受到其他不可观察的因素污染，从而出现估计上的偏差。这第二个策略做起来似乎很复杂，但理解起来其实很简单，纳恩与其合作者把可以观察到的全部影响因素做成一个全集，然后再取这个集合中的一部分因素组成一个子集，做完这些之后，分别把全集中的因素控制起来和把子集中的因素控制起来，看两种情况下奴隶贸易对信任缺失的估计效应有多少偏差。这就仿佛是一个猜测，也就是说，先故意把有些可以观察到的因素拿掉，估计出一个效应，然后再把所有的因素都放进去，再估计出一个效应。根据这两个估计出来的效应之间的比较，大侦探们按照一定的规则大体推测那些遗漏的变量对估计效应造成的偏差会有多大。这当然不是一种非常准确的做法，但至少可以让我们对大侦探的估计结果多一些信心。这样一番操作之后，纳恩发现，奴隶贸易对信任缺失的估计效应中受不可观察因素的影响并不太大。

第三个策略，用的还是工具变量。

一个好的工具变量，就是一把好的手术刀。它既和一个族群的奴隶输出数量有关，又与该族群的其他任何特征都没有关系，只有这样，它才能清晰地把奴隶贸易与该族群的其他特征切割开来。纳恩与他的合作者这次选择的工具变量，是一个族群在奴隶贸易过程中居住地离海岸的距离。一方面，住得离海岸越近，一个族群中的成员被贩卖为奴的可能性就越大，这满足了好工具变量的第一个条件；另一方面，一个族群住得离海岸是远是近，和这个族群本身的其他特征似乎扯不上什么关系。而且，为了验证这两个条件，纳恩教授及其合作者还不辞辛苦地查阅大量历史研究资料，证实了这个工具变量确实符合要求。使用了工具变量这个“手术刀”，把其他因素切割出去之后，纳恩发现，奴隶贸易依然在统计上非常显著地影响了非洲地区间的信任差异。

纳恩教授对非洲奴隶贸易的历史阴影所做的研究，让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文化、历史遗产以及人们的信念是如何影响一个社会的经济决策的。一般来说，人们已然认识到，文化上的差异确实会带来经济上的影响，但对于文化差异得以形成的原因，尚且缺乏了解，纳恩教授的工作从他对历史精细入微的研究中提供了部分答案。

历史对于今天的我们非常重要。它通过文化规范的演化，对今天我们的经济发展依然有着深刻的影响。幸运的是，有了我们的经济学大侦探，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认清这其中的因果关系以及作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