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9年，英国诗人吉卜林[约瑟夫·鲁德亚德·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1865—1936），英国作家、诗人。相比于同时代作家把文学创作与个人政治观点区别开来的做法，吉卜林则多次公开宣称自己为大英帝国服务的决心，这对吉卜林来说不仅是一种政治观点，更是他对理想世界的表达方式。正是在这种帝国主义中，吉卜林看到了世界统一而有序的希望，并且把文明的传承和发扬的重担放在了其肩上。]为了纪念当时英国维多利亚女王80岁生日，写下了一首名为“白人的负担”（The White Man’s Burden）的诗歌。在这首诗里，他这样写道：

在当时那个殖民主义盛行的时代，吉卜林这首诗甫一问世，就广受世人关注。对于这首诗的意境，大家也有着不同乃至相反的理解。表面上看，这首诗是呼吁白人为了所有人的利益去征服和殖民野蛮国家，这就成了欧洲中心主义、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象征之一。一种观点认为，吉卜林在这首诗中表达了一种对落后文化和经济居高临下的倨傲姿态；也有人认为，作者是在说明，富人有义务帮助穷人，白人理应对消除世界上的贫困肩负起自己的责任。

1885年，在欧洲殖民者瓜分非洲的柏林会议上，列强像孩子们抢糖果一样抢占非洲殖民地。但是，即便如此，柏林会议仍然充满着无私和利他的言论，他们声称，殖民者的行为旨在指引原住民，给他们带去文明的福佑。19世纪，欧洲的白人认为他们就是上帝的选民，有责任和义务去拯救世界其他地方。而西方社会经历的崇尚自由、平等、博爱的启蒙运动更是让他们相信，除了西方以外的世界就像一块白板，没有任何有意义的制度基础，正好可以让西方在这上面实践先进的理念，画出最优美的现代画卷。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法国著名博物学家布封曾言：“文明降临到欧洲，恰恰是因为它的优越，文明人应该承担起责任，去改造这个世界。”法国著名哲学家孔多塞更为直接：“这片荒芜的土地，只需要我们的援助，就能变得文明开化。”[这里引用的话都转引自下面这本书的相关段落：《白人的负担》，[美]威廉·伊斯特利著，崔新珏译，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在看待这个世界上其他未经启蒙的地区和国家的人民时，总是带有这样的文化优越感和改造世界的欲望。

当然，不能不承认，西方在这些方面的确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改革，其中最为重要的成果，莫过于废奴运动。英国保守党领袖罗伯特·皮尔爵士（Sir Robert Peel）1840年在英国议会的一次演讲中称，除非白人停止奴隶贸易，否则他们永远不会使非洲人相信欧洲同胞们的优越性。废奴运动的另一位领袖人物威廉·威尔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更是呼吁白人能够努力让可怜的黑奴摆脱那种悲惨的境地。也正是在这样的思潮下，林肯总统宣布解放黑人奴隶，由此引发的美国南北战争，更是从制度上摧毁了美国南方各州的蓄奴制度，从法律和制度上解放了美国的黑奴。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的舆论氛围发生了改变。种族优越论、落后民族需要托管论、人民无法自治论，都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自治和反殖民成了一项全球通行的准则，“欠文明”摇身一变成了“欠发达”，“原始民族”也变成了“第三世界”。摒弃种族主义，提倡人人平等，尤其是民族之间的平等，这是人类历史朝向文明的一大转变。但是，欠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不管改成什么样的名字，其贫穷落后却是不争的事实。一如大侦探纳恩教授的工作向我们表明的那样，这些国家和地区之所以有今天贫穷落后的局面，西方殖民者对其历史进程的破坏，难辞其咎。

不管出于白人的雄心、人道主义，还是出于对历史负债的偿还心理，二战之后，美国总统杜鲁门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就是对外援助，尤其是对欠发达的非洲地区的援助。1949年1月20日，他在总统就职演说中说道：“全世界一半以上的人民生活条件极端困苦……有史以来第一次，我们用人性支配着知识和技能，去为这些人解除痛苦。”世界银行前行长詹姆斯·沃尔芬森（James Wolfensohn）更是把“我们的梦想是一个没有贫穷的世界”的字样挂在世界银行总部大厅的墙上。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以“休克疗法”闻名于世的著名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rey Sachs）曾在他所著的《贫穷的终结》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大推进”计划。他认为，全世界的贫困问题是糟糕的健康、落后的教育、匮乏的基础设施建设相互作用，形成了恶性循环，掉进了“贫困陷阱”所致。只要推行大规模的政府援助，将这些贫困地区推离“贫困陷阱”，它们就大有希望走上富裕的道路。[参阅［美］杰弗里·萨克斯：《贫穷的终结》，邹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西方国家的很多左派人士认为，非洲的贫困是西方富裕国家缺乏同情心，没有给予足够援助的结果，甚至认为，七大工业国应该各自拿出其国民收入的0.7%援助非洲，这才算公平。这些左派人士不知道是用了什么样的理论，把这个数字计算得如此精确，真是难为了他们。事实上，近50年西方富裕国家对非洲的援助，高达2万亿美元，不可谓不高。但结果呢？非洲不仅仍然是全球最贫困的大洲，而且很多国家比20年前还要贫穷。非洲女学者丹碧莎·莫友（Dambisa Moyo）曾出版过一本轰动一时的评价对非援助政策的著作——《无用的援助》（Dead Aid），在这本书里，她毫不客气地指出，西方援助害了非洲。此书更引发人们对“援非”的讨论和争议。莫友出生于非洲，曾在哈佛大学接受教育，担任过世界银行的非洲专家。在她的这本书中，她以大量实例指出，西方对非洲的援助，不仅无法解决非洲的经济问题，反而会使非洲一直贫困下去，援助把非洲推进了火坑。[Dambisa Moyo. Dead Aid：Why Aid Is Not Working and How There Is a Better Way for Africa.Farrar, Straus and Giroux，2010.]

与二战之后美国对欧洲的援助不同，欧洲虽然屡经战乱，可民主体制和文化传统并没有被摧毁，但非洲国家多数并无健全的民主制度，所以西方的援助多半都被政府官僚贪污挪用。许多非洲国家的部长们开的都是世界上最好的车，住的也是最豪华的房屋，但非洲人民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西方国家对非洲的援助究竟是否带给了非洲更多的灾难？非洲内部的战争与冲突到底是不是因国外的援助而加剧了呢？白人的雄心或者人类的善良愿望，给非洲人带来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结果？这中间的因果性关系，还需要经济学大侦探们来释疑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