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1933年的大萧条是空前的经济危机，这是一场全球性的灾难，影响至为深远，世界上任何经济体若想避开这场严重的衰退似乎都不可能。华尔街的崩溃引起的金融危机，造成美国国内通货严重紧缩，经由国际金融链条，这种紧缩现象开始向全世界蔓延，世界各国的购买力也随之下降。低迷的国际贸易，促使美国和其他工业国家纷纷采取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这不仅阻碍了全球化的过程，而且还导致那些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生产国倍感压力。经济上的困境，加上收支平衡的恶化，使得拉丁美洲国家、中欧各国和德国无法偿付所欠的债务，这种情况反过来又使像美国、英国这样的债权国雪上加霜，遂令整个世界陷入日益深刻的危机之中。

有趣的是，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经济却成绩斐然，令人刮目相看。中国在1929—1932年间，不但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陷入衰退，反而经济发展一枝独秀，维持着相当繁荣的局面。即便是在1932年之后，中国经济的整体表现也颇为不俗。根据经济史学家的研究数据，中国经济1932—1936年的经济增长率分别是：3.68%、-0.72%、-8.64%、8.30%、5.87%，年均增长率为1.7% ，高于法国和美国在整个萧条时期的增长率，与德国和英国大体相当，仅次于日本。如果再考虑到1929—1933年的大萧条背景，那么，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可能还要更高[参阅管汉晖：《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中的中国宏观经济》，《经济研究》2007年第02期。]。因此，说中国经济比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表现要好，并不为过。

那么，当时的中国是如何渡过这场全球经济危机的呢？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在大萧条期间的经历尤为值得关注。

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史学家哈罗德·詹姆斯（Harold James）2002年出版了一本书《全球化的结束：来自大萧条的教训 》。在这本书中，他正确地论述了从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的经济危机是对经济全球化的第一个重要阶段的考验[Harold James. The End of Globalization: Lessons from the Great Depress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在第一阶段的全球化浪潮中，中国原本无法免于国际金融体制的脆弱以及其他国家以邻为壑的保护主义政策，但在当时的世界经济体系中，金本位制度占据着统治地位，而中国则是当时唯一的银本位国家，这就导致中国经济受到的外部冲击及影响大不同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

哈佛燕京学社毕业的日本著名中国史专家城山智子，在其所著的《大萧条时期的中国：市场国家与世界经济（1929—1937）》一书中研究了大萧条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考察了货币体系对中国国家与市场关系的转变产生的重要作用[参阅［日］城山智子：《大萧条时期的中国：市场国家与世界经济（1929-1937）》，孟凡礼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其实，早在1992年，20世纪最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之一米尔顿·弗里德曼就曾在经济学顶级期刊《政治经济学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富兰克林·罗斯福、白银与中国”的文章[Friedman, Milton. 1992.“Franklin D. Roosevelt, Silver, and China.”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00（February）: 62-83.]，为我们揭开了美国《购银法案》对中国经济和政治历史的深远影响。

从19世纪晚期到1931年，除了一战期间和20世纪20年代早期，金本位一直是国际货币关系的基本框架，世界各国的货币都与黄金保持一定的比价关系，以此为基础进行通货汇兑，形成跨国的贸易关系。但由于中国的黄金储备实在少得可怜，所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以白银为本位货币的国家，这就使它在当时的国际货币体系中独树一帜。当然，银本位并没有使中国与世界经济体系隔绝不通，但也使中国的汇率不可避免地受到国际银价的影响。在1929—1933年间，世界其他地方都在经历严重的通货紧缩，只有银本位的中国没有经历大规模的物价下跌，因为银价相对于金本位货币下降得很严重，这就使中国避免了大萧条最初两年的不利影响。所以，中国经济一直到1932年，增长都还不错。

但美国在1933年放弃了金本位制度，其他国家也都或早或晚地脱离了这一制度的束缚，开始使本国货币贬值，意图刺激本国经济。这就使处于银本位的中国经济大受影响。尤其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于1933年上台之后，开始推行新政。为了使新政能够在国会通过，罗斯福总统与西部产银各州达成了一项政治交易，推出《购银法案》，开始高价收购白银。再加上各国货币竞相贬值，国际银价开始暴涨，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当时的国民党要员出国都会走私白银出去，因为国外的白银价格比国内高出许多，连他们这样的高官都想从中捞一笔，足见其中的价格差有多大。汇率走高，银根缩紧，使得中国商品与外国商品在价格上处于下风，经济开始走低。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抵御国际银价波动对经济造成的影响，1935年11月4日，国民政府实行币制改革，规定只有中国、中央、交通三家银行发行的纸币为法定货币。同时，新法币不再由白银支撑，按照规定汇率兑换英镑或美元。就这样，流通中国几个世纪的通货——白银退出了历史舞台。随着法币与白银完全脱钩，中国的对外贸易开始复苏，通货紧缩形势逐渐逆转。1935年11月的法币改革，对当时的中国经济复苏非常重要。遗憾的是，仅仅不到两年时间，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中国的通货膨胀势头逐渐起来。1938年中国商品零售价格上涨率为49%、1939年为83%、1940年为124%、1941年为173%、1942年为235%、1943年为245 %、1944年为231%、1945年1—8月为251%。据民国时期著名银行家张嘉璈的著作《通胀螺旋》记载，单月通货膨胀的最高点出现在1945年6月，达到了302%[参阅张嘉璈：《通胀螺旋》，于杰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抗日战争给中国带来的恶性通货膨胀在胜利初期似乎一时平稳了下来，但1947年由于国民政府悍然发动内战，通胀死灰复燃。1948年8月起，国民政府又开始发行臭名昭著的金圆券，导致了超级恶性的通货膨胀，使城市中的中产阶级经济损失巨大。这就使中华民国政府失去了原来最重要的支持者，最终败走台湾。这真像蝴蝶效应，罗斯福总统通过的一项法案，对其他国家，尤其是给中国却会带来如许之多意想不到的影响。

正如弗里德曼所说：那些久远的原因就像老兵，它们从来不会死去，它们只是逐渐凋零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