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的釜山日军队伍中，除了日本人和朝鲜人以外，还有许多被掳掠到日本的明人。他们要么像苏八一样当最低级的足轻，要么像张大膳一样担任通事。

沈惟敬离开以后，李宗诚一直居住在釜山城内。四月二日，他见到了两个福建人。这两个人一个叫萧鹤鸣，一个叫王三畏，都在日军内部供职，特地前来禀报大明使节一个可怕的消息。

萧鹤鸣和王三畏告诉李宗诚：秀吉并无乞和之心，打算派兵把两位使节抓起来，向大明索取贿赂，再次开战。他们甚至打听出了“秀七条”的详细条款，合盘托出。

秀吉的强硬态度在日本不算秘密，军中传言已久，萧鹤鸣和王三畏知道不足为奇。只是不知道他们冒着偌大风险通报给明使，是出于爱国之心，还是希望立功赎罪，返回大明。

萧、王带来的这个消息把李宗诚吓得肝胆俱裂。他不过是一个纨绔子弟，吟诗作对还能勉强应付，现在忽然要面对刀兵，心态大变，草木皆兵。日军的每一个轻微举动，在李宗诚眼里都变得十分可疑，他惶惶不可终日，感觉随时会有凶悍的倭寇闯进营盘。

经过一夜的煎熬，李宗诚做了一个十分愚蠢的决定——出逃。

一位皇帝亲自委派的堂堂大明使节，居然临阵脱逃，这可真是外交上的大笑话。

四月三日的二更时分，李宗诚没有惊动杨方亨，偷偷叫了自己的几个亲信家丁，扛着包袱戴好面纱，打扮成普通官吏的模样。他告诉守釜山诚门的日本卫兵，说有紧急公文要送出去。卫兵信以为真，就把城门打开，放他们出去。

李宗诚离开釜山城，一路往着庆州方向走，结果因为天黑而迷路了，歪打误撞到了蔚山。蔚山是加藤清正的防区，李宗诚没敢多加停留，连跑带跳地一头扎进附近的深山，然后……然后又迷路了。他足足转悠了三天，也饿了三天，好不容易碰到朝鲜人的巡逻队，才算抵达庆州。

李宗诚离开以后，一直到第二天早上才被日本人发觉。当时小西行长回日本了，釜山兵事由宗义智代理。宗义智一听正使跑了，大惊失色，连忙派了重兵团团围住杨方亨的住所。

杨方亨是武举出身，胆气比李宗诚强多了，他一听正使逃了，十分镇定，继续在强兵环伺之下睡大头觉。宗义智一看这位副使如此沉得住气，便下令撤去守卫，自己亲自走进屋去，告诉杨方亨：“你家正使跑路了。”

杨方亨还是一副波澜不兴的表情：“那个傻瓜没见过什么世面，又在军营里呆的太久了，所以才跑路的。”他向宗义智提了两条要求：一，不得对使团动粗；二，不要去追击李宗诚。宗义智都答应了。杨方亨又把使团的人都叫过来，说现在我是使团的最高长官，以后都听我指挥。他的沉稳让混乱的使团恢复了正常。

处理完这一切以后，杨方亨前往李宗诚的住所，发现这位正使走得匆忙，最为重要的册封金印还扔在屋里。杨方亨把金印捧在怀里，展示给周围的日本人看。宗义智看到印信还在，这才松了一口气，对杨方亨处变不惊的态度佩服不已。

在另外一个版本里，李宗城在一次宴会里看到位美女，当场上前调戏，结果发现那位美女是宗义智的老婆、小西行长的女儿，这一下捅了大篓子，他也连夜潜逃。这个说法可信度太低，可是广大老百姓喜欢这个香艳故事，民间颇为流行，甚至还有以此为题材的春宫图……

再说李宗诚逃回汉城，把萧鹤鸣和王三畏传出来的“秀七条”一五一十地报告给了朝廷。万历听说以后，勃然大怒，既恼李宗诚的丢人现眼，又恨日本人出尔反尔。李宗诚直接被锦衣卫逮捕下狱，押回北京慢慢审问。

“秀七条”的公布，在北京引起了轩然大波。明廷百官一片哗然，争相上本弹劾，请停封事。弹劾的最高潮，是右佥都御史曹学程的上本。在这本奏折里，曹学程把矛头直接指向了石星和首辅赵志皋，把两位大臣骂得狗血淋头，要求他们负全责。

万历皇帝的反应出乎意料，他把曹学程下了狱，禁止继续谈论这件事。

万历皇帝这么做，有三个原因。

第一， 李宗诚证词里提供的“秀七条”要求太过荒谬，和“万历三条”之间天渊之别，万历皇帝不知道其中沈惟敬与小西行长搞的猫腻，还以为“万历三条”提出在先，“秀七条”变卦在后，觉得倭寇前后态度变化太大，肯定有问题。在弄清楚之前，不能定下结论，贸然开战。

第二， 赵志皋是万历面对群臣最好用的一块挡箭牌，这几年来替他挡了不少唾沫星子，万历一时半会儿还不愿意放弃这么好使的一块盾牌，赵志皋几次要告老还乡都没被批准。现在万历自然不会允许别人用日本做文章。

第三， 内藤如安是万历亲自接见的；册封秀吉是万历亲自做的决策。现在如果爆出日本拒绝册封的消息，丢的是大明的面子，抽的是万历的脸。这更是不允许的。

所以，无论万历心里有多不愿意，他必须要在明面里摆出姿态，维持和谈。

比万历还痛苦的是石星，他听到“秀七条”以后，隐约感觉到了一丝不妙，可他已经完全站在了和议的船上，下都下不来了。石星唯一能做的，就是硬着头皮继续为沈惟敬打包票。

这时候，一根救命稻草漂到了万历和石星面前。

在李宗诚跑回来以后，杨方亨很快也写了份报告回奏朝廷。在报告里，杨方亨认为李宗诚是误听谣言，不辩真伪，再加上加藤清正蓄意阻挠——这条是应沈惟敬和小西行长要求加上的——以致酿成出逃事件。他在报告里特意强调，据宗义智说，秀吉正在修建迎接明使的馆舍，马上就完工了——注意，杨方亨一直在釜山营中，他的消息来源都是日军将领，这其中真伪难辩。

可万历和石星已经顾不上分辨真伪。他们以杨方亨的报告为证据，认为所谓“秀七条”是未经查实的谣言，册封应该继续。于是，兵部向万历皇帝建议，另外派遣一名使者与杨方亨汇合，继续执行册封事宜，同时饬令驻朝鲜与辽东的明军做好战备工作。

可这时候从北京派人已经来不及了，石星索性把沈惟敬就地提拔为副使，杨方亨升为正使。这个举动，表明石星和沈惟敬已经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一损俱损，一荣……未必俱荣。石星心里已经把沈惟敬这个骂了几十万遍，一旦解套，他肯定第一个不放过这个老骗子。

北京的命令送到釜山的同时，沈惟敬恰好刚从日本返回。他这几个月在日本到底干了什么，有没有冒充大明使节，秀吉有没有排练好礼仪，谁也不知道。但沈惟敬一回釜山，日军立刻撤走了西生浦、竹岛的守军，说明他与小西行长又有了密议。

杨方亨此时也有点起急了，想赶紧去日本把这事了结。他不再执着于日本全部撤兵，一看到西生浦、竹岛的守军撤退，便表示尽快启程前往日本。

沈惟敬把明使这边搞定的同时，小西行长传来好消息，最后一个阻碍他们计划的加藤清正也完蛋了。

李宗诚的出逃，对日本人来说是个完全没准备的意外事件。但小西脑子太好使了，最擅长抓住突如其来的机会，出逃事件一发生，他便意识到这是一个扳倒加藤清正的绝好机会。

小西行长返回日本以后，通过石田三成向秀吉告了加藤清正一记黑状，罪名有三：一，当着朝鲜人的面对小西行长出言不逊，长他们志气灭自己威风；在跟刘珽的书信来往中自称丰臣清正，属于僭越；御下不力，纵容自己的部属去抢劫明使，以致李宗诚逃跑。

前两条罪名，属于可大可小的变量，单拿出来都不算大事，但如果跟别的罪名一结合，便会有翻倍的效果。所以真正利害的杀着，是第三条罪名。秀吉对于明朝投降一事十分关心，一听说清正这个兔崽子把明朝派来请安的使者吓跑了，大为恼怒，连带着连“自称丰臣”和“嘲笑小西”三罪并发，干脆一纸调令把他调回国，关在伏见城里听候发落。

加藤清正是秀吉一手看着长大的，感情十分深笃，这次惩罚如此之重，可见秀吉是真怒了。

搬走了最后一个障碍，六月十五日，大明正副二使加上朝鲜通信使黄慎离开釜山，经过半个月的长途跋涉，于七月初抵达伏见城。

伏见城位于京都附近的伏见山上，是秀吉常驻的大本营。使团抵达以后，却没有立刻得到接见，因为秀吉听说朝鲜只派了通信使，却没按照要求送来一位王子当人质，很不高兴，便吩咐安排使臣住在新修建的馆舍里，不着急安排见面，打算晾一晾他们再说，

这一晾，晾出个大麻烦，地震了……

万历二十四年七月，京都地区发生了一场大地震。这场地震的规模极大，几乎把京都附近夷为平地，方圆百里之内的房屋，几乎全都不存。就连坚固的伏见城也经受不住，轰然坍塌，压死了数百人——总算是秀吉运气好，当时不在城中，不然我们这个故事，在这里就可以结束了。

顺便一说，当时伏见城的牢房也震塌了，加藤清正趁机跑了出来，大叫大嚷要保护秀吉。这一举动博得了秀吉的好感，再加上清正是秀吉正室宁宁从小养大的，宁宁也站出来求情，于是秀吉便解除了他的禁足令，回到朝鲜前线。

大明使臣们也被这场天灾波及到了。地震发生的时候，他们正呆在新建的欢迎馆舍里。幸亏房子比较新，相对结实，给了一点缓冲时间。这些人一窝蜂地跑出屋子，惊魂未定，馆舍就在身后倒塌。清点人数，高级官员们都没事，只是被压死了一个千总、一个差官和四个家丁。

杨方亨大难不死，心里倒挺高兴。地震是不祥之兆，日本发动不义战争，合该由此报应。如果秀吉看到上天对他的恶行发怒，一定会乖乖地收起野心接受册封吧。

可惜秀吉没如杨方亨所愿那样改过自新，洗心革面，他唯一改变的，只有接见地点。

这场地震给日本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大灾之后诸事烦扰，秀吉一直忙碌到八月底，才对大明使臣团下了通知，决定在九月二日接见大明使臣，地点则从已经不存在的伏见城改到了大阪城，不过却拒绝了朝鲜通信使的陪同。

无论如何，秀吉总算是肯见大明使团了，这总是件好事。

杨方亨不知道，这时候沈惟敬与小西行长已经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他们计划的最后一步，也是最凶险的一步。

九月一日一早，五大老之一的毛利辉元亲自前往明使下榻之处，客客气气带着明使们前往大阪城正殿。在正殿里，五大老、五奉行等丰臣政权的有力大名们已经齐聚一堂，一起屏息宁气等着册封仪式开始。

在这之前，沈惟敬已经告诉杨方亨，日本国情不同，尽量简化大明仪，早点册封完早点回国。所以杨方亨没有走那么一套繁文缛节，手持节旄站在正中，沈惟敬手捧金印陪在一旁，还有一个护敕官徐登归拿着诰命、敕谕和冕服。

他们等了半天，远处的黄缦帘子徐徐拉开，一个瘦小干枯的老头拄着拐杖慢慢走出来。秀吉此时的身体健康已经堪忧，不得不让两个侍从左右扶着。可是关白老爷的官威犹在，他一出场，殿内侍卫一起呐喊，颇有些气势。

秀吉到了座位上，刚一坐定。沈惟敬忽然扑通跪倒在地，朝着日本的最高统治者匍匐叩头。这一举动让杨方亨惊呆了，他们手里拿的是万历皇帝的节旄，代表的是大明皇帝的意志，是不需要向任何人叩拜的，可，可这个沈惟敬怎么膝盖这么软？这是哪门子册封的礼节？

杨方亨想不通，沈惟敬心里却是明镜儿一般。他知道，在秀吉心目中，他们这些人是来册封“大明王”的降臣，叩头是份内的事。为了不让事情穿帮，他也只能这么做。沈惟敬不光自己叩头，还回头瞪杨方亨，让他也赶紧跪下。杨方亨没办法，勉为其难也行了个礼，却不肯叩头。

这个举动让秀吉很不高兴，嘴里嘀嘀咕咕，当场就要借朝鲜人不派王子做人质的事发脾气。小西行长见状不妙，赶紧对秀吉说这都是大明来送礼的人，看在那些礼品的份上，也得好好接待才是。”经过劝解，秀吉总算气消了点，但也没了继续接见的兴致，袖子一摆，让随从把金印、诰命、敕谕和冕服之类的东西收好，然后离席而去。小西行长告诉明使，今天先到这儿，明天继续。

第一天的接见，就这么莫明其妙地结束了。到了第二天，按照日程安排，应该是秀吉宴请大明使臣。这次更有意思，所有的大名都特意换上了明朝服饰，煞有其事地聚在一起，好像在金銮大殿上朝议一般。

前头吃吃喝喝，后头却很紧张。秀吉在别殿接见了沈惟敬和小西行长，这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说了半天才把秀吉劝住，说只要册封仪式完毕，朝鲜人一定会来乖乖过来输诚。从别殿离开之后，沈惟敬问小西行长：“还差最后一步，你靠谱不靠谱？”小西行长回答：“我都安排好了。”

宴会结束后，该是宣读册封诏书的重头戏了。秀吉为了表示重视，把仪式现场移到了花畠山庄，德川家康等人也都跟了过去，要见证这激动人心的一刻。

按照流程，首先是杨方亨宣读诏书，再由通晓汉文的僧侣西笑承兑翻译成日文，当众转达给秀吉与诸位大名。这个西笑承兑，是小西行长安排的关键人物。小西行长事先已经跟他打好招呼了，说如果看到有让秀吉生气的句子，请略过不译。

换句话说，小西行长是欺负在场的没人懂中文与日文，打算玩一手瞒天过海的计策。杨方亨念的是册封日本国王，秀吉听的是册封大明王，这事就糊弄过去了。

可西笑承兑不知是紧张，还是压根没打算配合小西行长，在众目睽睽之下一字一句把万历皇帝的诏书忠实地译了出来。

至今在大阪博物馆里，仍旧保留着这封诏书的原件，其全文如下：“奉天承运，皇帝制曰：圣仁广运，凡天覆地载，莫不尊亲帝命。溥将暨海隅日出，罔不率俾。昔我皇祖，诞育多方。龟纽龙章，远赐扶桑之域；贞珉大篆，荣施镇国之山。嗣以海波之扬，偶致风占之隔。当兹盛际，宜讃彜章，咨尔丰臣平秀吉，崛起海邦，知尊中国。西驰一介之使，欣慕来同。北叩万里之关，肯求内附。情既坚于恭顺，恩可靳于柔怀。兹特封尔为日本国王，赐之诰命。于戏龙贲芝函，袭冠裳于海表，风行卉服，固藩卫于天朝，尔其念臣职之当修。恪循要束，感皇恩之已渥。无替款诚，祗服纶言，永尊声教。钦哉!”

秀吉不懂中文，但承兑翻译的太好了，用日文完美地表达出了中文的意思。别的客套话倒没什么，无非是华丽词藻，但其中有两句话是关键。

一句是“封尔为日本国王”；一句是“固藩卫于天朝”。万历皇帝连职称带职务都给秀吉安排好了——这对于狂妄地要侵占整个东亚的秀吉来说，是极其大的侮辱。何况还当着这么多大名的面，多丢人呐。

秀吉的怒气简直是无以复加，他把诏书惯在地上——在一些史料里，还提及他把诏书撕裂，把头顶的明冠摔碎——大声冲着杨方亨嚷道：“别扯淡了，老子本来就是日本的天下人，还用得着大明来封这个头衔？我要的是大明王！大明王！”（吾以武威治日本, 何须明之封吾为日本王? 吾欲灭明国, 大明国王求和, 说要奉吾为大明皇帝是以答应和谈。而今却以封日本王来欺吾。）

老头子气得浑身哆嗦，意识到自己可能上了当，而且还是大当。他想起这是小西一力撮合而成的事，便红着眼睛到处找小西。

小西行长在一旁吓得直哆嗦，承兑的临场不给力让他的全盘计划落空，现在他必须要承受秀吉的滔天怒火。秀吉看见小西行长，气不打一处来，嘴里嚷嚷着非斩了你丫的狗头不可！

小西行长连连叩头，说这些事都是石田、大谷几个人跟我商量着干的，不是我一个人独断专行啊。他唯恐秀吉不相信，还拿出一大堆来往文书——看来小西真是个精细性子，早做好了事情败露的准备，不然他参加宴会干吗随身揣那么多信啊？

西笑承兑心怀愧疚，心想是我害了小西君。他走上前去，劝秀吉不要动怒滥杀。石田、大谷等人也算讲义气，把这事认了下来，好说歹说，总算保住了小西行长的性命。这么一闹腾，宴会自然也开不成了，大家不欢而散。

杨方亨看到秀吉先扔诏书，后骂小西，他不懂日文，看的有些莫明其妙；沈惟敬在一旁哪敢多嘴解释，赶紧拽着杨方亨离开大阪城，回了馆驿。回去以后，杨方亨问沈惟敬到底怎么回事。沈惟敬不愧是个老骗子，面不改色地说秀吉是因为朝鲜人不派规格高的使臣来，所以生气了。杨方亨将信将疑，也未深究。

第二天一早，沈惟敬传话给通信使黄慎，撒了一大篇谎话，说昨天关白告诉我了，怪你们朝鲜人拖拖拉拉不肯配合议和，所以人家要再次发兵攻打你们。他紧接着又扮好人，说幸亏我当时喝止了秀吉，训了他一顿，日本既然受封藩国，就与朝鲜是兄弟之邦。兄弟之邦在那么能打架呢？

说到最后，沈惟敬拍着胸脯说你放心，我这次不把秀吉的事搞定，就不走了。

好个沈惟敬，这一通瞎话说出来，当真是气不涌出，面不更色。能看得出来，他是准备把册封失败的黑锅扣到朝鲜人头上，减轻自己归国以后的罪愆。黄慎听了，总觉得不对劲，但根本不敢宣诸于口，满腹心思都在担心朝鲜接下来的命运。

他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九月九日，柳川调信跑来偷偷告诉黄慎，说秀吉昨天召见了加藤清正，加藤清正拍胸脯说“朝鲜人不送王子来也罢，我亲自去再抓两个来。”秀吉很高兴，让他二月渡海进攻朝鲜。

黄慎听了报信，吓得魂飞魄散，连忙告诉大明两位使节，却被沈惟敬好一通嘲弄，说他是杞人忧天。

又过了几天，使团又听到一个新消息：黑田长政在丰前，加藤清正在肥后，两员大将厉兵秣马，准备出征。这个时候沈惟敬仍旧强作镇定，安慰杨方亨说没事没事。

刚说完没事，事就来了……

秀吉派人给使团送来一封书信。信中秀吉把朝鲜人狠狠骂了一通，列数了三道罪状，声称一定要给他们个教训。

毫无疑问，这是一封宣战书。大明、朝鲜使团一听这个消息，知道这次出使是彻底失败了。他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趁着日本人还讲道理的时候赶紧离开。

小西行长还算讲义气，派柳川调信一路跟随，颇为照顾。十一月底十二月初，大明、朝鲜使团终于安全地返回了釜山港。小西行长命令宗义智好生招待，还备下不少礼物，图个买卖不成仁义在，没有多加为难，放归汉城。这时候，已经是万历二十五年的正月了，距离册封团成立之日的万历二十三年一月三十日，已经足足过去了两年……

人是回来了，可该怎么跟朝廷解释呢？

黄慎是个精明人，这一路上把原来没想通的事都打听的差不多了。他毫不客气，一五一十地把出使情况汇报给了朝鲜高层。虽然他因为出使失败而被贬官处罚，但这份报告却被保留下来，送到了北京。

而明使方面，则只有杨方亨先返回北京，副使沈惟敬却借口与日本和谈未完，暂时留在汉城——到了这时候，这位沈大官人，居然还在酝酿着这么蒙混过关！

沈惟敬知道杨方亨这个人是君子，沉稳有余而精明不足，说白了就是君子可欺之以方。他欺负杨方亨不懂日文，告诉他秀吉已经回心转意接受册封，您可以放心地告诉皇帝，咱们在九月二日在大阪城已经顺利册封了日本国王，教朝廷不必担心。

杨方亨一听急了，这是欺君之罪啊！再说了，按照规矩，册封完以后，秀吉应该要有一封谢表给万历，谢表哪儿弄去？

沈惟敬一拍胸脯：“我在这儿等着他们送过来，你先回去就是。”

杨方亨未必不明白沈惟敬在说瞎话，可他心里也明白，这次回北京如果说出实情，一顿板子是免不了的。人总是倾向于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话，于是杨方亨同意了沈惟敬的计划。

杨方亨先修书一封给北京，说金印、冕服什么的已经被日方接受，谢表稍后附上云云，然后留沈惟敬一个人在庆州，自己先回国了。

杨方亨不知道沈惟敬从头到尾没说过一句实话；他更不知道，沈惟敬曾经伪造过《关白降表》去欺骗朝廷。

连《关白降表》都敢伪造，再伪造一份《日本国王谢表》，算得了什么？

沈惟敬很快弄好了谢表，派人送归北京。自己却仍旧不肯回国，反而每天往返于釜山与宜宁之间。他打的旗号是与倭人联络沟通，其实是已经做好了流亡的准备。这事若是蒙混过去，还则罢了；若是蒙混不过去，他就拔腿投了日本人，当个正牌汉奸。

万历皇帝在北京先看到了杨方亨的报告，却没看到谢表，已经起了疑心；既而收到朝鲜方面的黄慎报告，更是疑窦大起。

恰好这时候沈惟敬伪造的谢表送到，诸臣一传阅，被一个小小的兵科给事中徐成楚看出了破绽。徐成楚指出，这谢表里又没有年月日，又没有丰臣秀吉的画押签注，粗制滥造，殊为可疑。万历看到言官的上书，叫来石星与杨方亨质问，两个人不明就里，只得辩解说日本粗鄙不堪尚未开化写的东西不符合中华体例云云。

又过了几天，万历中止了调查。

因为辽东军区传来了一个惊天的消息。在万历二十五的正月十四日，加藤清正带着两百条船气势汹汹地登陆机张，对朝鲜军控制的梁山一线发起了攻击。

战争，再度爆发！

日本人都打过来了，那么这份谢表的真伪也就不必研究了。

堂堂大明帝国几百个精英官僚，居然被几个宵小之辈欺骗了四年多！那些汗牛充栋的“封贡”大讨论，只是毫无意义的闹剧；册封使臣的行动，更是沦为一场笑话。自从土木堡之来，大明帝国还从来没如此颜面尽丧过。

是可忍，孰不可忍！

万历和诸多臣僚都怒极发狂，各路弹劾奏章如滔天巨浪朝着石星、杨方亨和沈惟敬扑来。其中骂的最具代表性的，是工部都水司郎中岳元声，他把矛头直指石星，总结出石星的三辱四耻五难七事：

哪三辱？祖承训在平壤全军覆没；李如松碧蹄馆丧师退兵；宋应昌密谋受和。

哪四耻？内藤如安到北京过阙不下马；石星卑辞厚赠；沈惟敬主盟赴约；李宗城夤夜逃走。

哪五难？石星偷偷派人给秀吉置办了一套蟒衣金币；沈惟敬带了三百匹马过海去讨好倭寇；杨方亨捏造军情；刘綎的驻朝部队被裁撤；诸龙光被杀，南兵被杀，凶手王保却继续高官厚爵。

哪七事？不用赘叙了，就是秀吉的秀七条。

这些罪状里有些是石星的责任，有些不是，不过谁也不会在乎这些细枝末节：你是兵部尚书，出了这么大娄子，不怪你怪谁？

石星面对汹汹的弹劾浪潮，想死的心都有，干脆自请亲自赶赴日本去阻止开战——这种话都说得出来，说明石星已经是方寸大乱了——万历皇帝理所当然地驳回了这个请求，因为马上会有一个大活动，他身为主角不能出席。

万历二十五年三月，万历皇帝命令刑部尚书萧大亨会聚九卿科道诸官，搞一个大会审，彻底查查是怎么回事。

这次会审大概是有明以来审得最认真最仔细的一次。刑部把这些年来所有的往来文书和都翻腾出来，一封一封地对质，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抠，一个人接一个人地提审。小西行长和沈惟敬的计划本来就是漏洞百出，经不起认真推敲，经过这么仔细地彻查，他们前后欺上瞒下的种种劣迹终于真相大白。

会审的结果是：杨方亨革职，永不叙用；石星推荐的辽东经略孙矿革职，回职听勘。

至于石星，他级别太高，萧大亨不敢自做主张，批了一个革职候旨，请皇上定夺。不过萧大亨有心替同僚说些好话，在上奏里认为石星只是轻听误国。可是到了首辅赵志皋那里，味道就变了。

石星的议和活动都是在赵志皋支持下搞起来的，如果要追究责任，赵志皋也脱不了干系。许多官员早就看不惯这个老东西，弹劾的时候不忘捎带着骂赵志皋一顿。

赵志皋为了自保，上疏说这些事我都不知道，全是石星一个人偷偷摸摸搞起来的。石星明知道赵志皋落井下石，可是他不敢随便攀咬。这是官场的潜规则，你自己把责任扛了，妻子家人还能有人罩着；你如果胡乱把别人扯下水，便是个一拍两散的局。

群臣对石星意见汹涌，首辅落井下石，而皇帝的态度更加坚决。

万历皇帝对石星的不满到了极点。办事不力，这是能力问题；撒谎撩屁，这就是人品问题了。皇帝不恨无能，不恨贪渎，最恨的是不忠。本来在开战之初，石星与万历配合的十分默契，第一次援朝时也办得尽心竭力，怎么你这浓眉大眼的，也叛变革命了呢？

恰好这时候南原战败的消息传到京城，朝野震动。于是万历痛恨交加，给石星罪加一等，说他“谄贼酿患，欺君误国。”直接下狱论死，家人发配到广西柳州卫所。那会儿广西还是遍地土司的蛮荒之所，移居过去对孤儿寡母来说是九死一生。

石星枯坐在京城的监狱里，自己四十余年的宦海生涯居然就这么结束。当年他在北京的旮旯里翻出沈惟敬的时候，可没想到这老东西会惹出如此之大的麻烦。石星是个读书人，不希望被押出去在众目睽睽之下被砍掉脑袋。他决定体面地结束自己的一生，开始绝食——他这次成功了。

数年前还风光不可一世的兵部尚书，就这么活活饿死在了监狱之中。

很多人对石星在战争前后大相径庭的表现而惊讶，一个力排众议坚决开战的抗日名臣，为何会沦落成一个一味屈意媚日的主和派呢？

他们既高估了石星，也低估了石星。石星对日开战不是出于高尚的民族觉悟，对日和谈也不是出于天生的汉奸贱骨头，他这一切所作所为看似矛盾，实际都是有一个动机一而贯之——好官我自为之。

石星年轻时候以直言而著名，经过嘉靖、隆庆、万历三朝的磨砺，棱角已被磨去，他变成大明朝众多碌碌官僚中的一员。这些官僚最显著的特点，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最好什么风险都不出，一直到告老乞归，衣锦还乡。

六大部委之中，要属兵部尚书最难做。兵部负责的是打仗，只要一打仗，就一定会存在风险。当初石星被委任为兵部尚书，打心眼里不愿意干，好几次请辞都没被批准。如何规避风险，成了石星在任上的主要课题。

初期石星对日力主开战，不是出自自己的判断，而是因为万历皇帝力主开战——紧跟皇帝的决策当然是最安全。当时的石星，其实没把日本当成多大的麻烦，不然也不会漫不经心地找一个市井无赖沈惟敬去负责和谈。在他的想象里，这不过是一次中等规模的军事行动，只消明军入朝打上几场胜仗，记下几笔功勋，就足够了。

可是日军的顽强远远超出了石星的预计。宋应昌、李如松在朝鲜战场表现不错，可每一场仗都打得危机四伏。作为兵部最高决策者，石星深知其中凶险，他不想冒着崩盘的危险继续打下去，胜了固然好，若是败了，他难辞其咎，风险太大。

惩于这种保守心态，和谈成了他必然的、也是必须的选择。所以他的一切矛盾行为——对宋应昌态度的变化，对南军态度的变化，对沈惟敬态度的变化等等——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同一个目的：风险规避。因此即使沈惟敬的谎言漏洞百出，石星也不愿意或不敢去多想，只得这么一条道儿陪着沈惟敬走到了黑……

石星不是个坏人，甚至不是无能之人，作为萧规曹随的守成之臣他表现得很出色。如果生逢盛世，石星也许可以安稳地做完兵部尚书，甚至进一步入阁。他落得这么一个结局，除了要归咎于性格上的弱点以外，大概也只能说是生不逢时吧。

现在石星死了，杨方亨、李宗诚等人受了惩处，孙矿、谢用梓、徐一贯等相关人员也各有处理。而这起“封贡”闹剧的始作俑者沈惟敬呢？

早在万历把石星革职的同时，他重新调整了人事布局，由萧大亨暂时代理兵部事务，兵部左侍郎郉玠接替孙矿担当经略一职，辽东布政使杨鎬担任经略朝鲜事务，与李如松起名的回族名将麻贵担任御倭总兵官，各地调集人马，准备二次援朝。

而邢玠走马上任的第一件工作，便是捉拿沈惟敬。

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沈惟敬一直呆在釜山附近，有点风吹草动，便能立刻逃入倭营中。一旦让他投靠了日本人，朝廷最后一点脸面可就挂不住了。当时明军在朝鲜兵力不多，只有驻守南原的辽东军杨元和驻守忠州的南兵吴惟忠，其中杨元和沈惟敬比较接近你。郉玠为免打草惊蛇，叮嘱杨元要秘密逮捕之。

杨元接了任务，表面上若无其事，暗地里开始暗暗跟踪沈惟敬的行止。他发现沈惟敬带着一个三百多人的小营，只在宜宁、庆州附近活动。

杨元决定先解除他的武装，假借驻军将领的名义，偷偷以移营、换防为借口，把他身边的人更换一空。其实沈惟敬在军中毫无根基，杨元这么做只是为了预防万一。捉拿沈惟敬是头等大事，不能有一丝疏忽。

日军此时已登陆半岛，开始展开作战。沈惟敬虽不知杨元到来，但多少听到些北京巨变的风声。骗子天生敏感的嗅觉让他惶惶不安，开始琢磨着投奔小西行长。

小西行长绝对是个讲义气的好哥们儿，他听说沈惟敬在大明混不下去了，立刻派了柳川调信和五百名士兵，分坐九条船去接应。沈惟敬看到日军有接应，大喜过望，收拾收拾行李，悄悄离开宜宁驻地，朝着釜山逃亡而去。

这个动向立刻被杨元的眼线侦知。杨元二话不说，率领六名辽东骑兵风驰电掣地追击而去。辽东军别的不行，若比起速度，在东亚根本没有敌手。他们从南原星夜疾驰，一路追过宜宁十里路的丹溪境内，正看到沈惟敬带着细软赶着马车正慢慢溜达着呢。

沈惟敬这几年可赚得不少，装了足足一马车，严重影响了逃亡的速度。杨元一见大喜，追赶上去，还有心情弄一出猫玩老鼠的游戏，假装问他倭寇情形如何？沈惟敬带着一丝侥幸回答：“成不得了。”杨元说既然成不得了，干嘛不到我那儿去回报？

沈惟敬到了这时候还想骗，说加藤清正派了人去庆州谈判，我得赶去办事，怎么也得呆一个半月吧。杨元玩够了，面色一变，六名辽东骑兵如狼似虎地扑了上去，沈惟敬一个风烛残年的老头子，哪里抵挡得住，直接被抓了一个正着。

沈惟敬落到明军手里以后，杨元没敢多留，立刻打造囚车，派了重兵保护送这位大骗子回辽东。这时候已经是万历二十五年七月，朝鲜半岛很快就要迎来丁酉再乱的第一次高潮。

令人佩服的是，沈惟敬一直到了这时候，仍旧表现出极佳的心理素质。他没有像石星一样失魂落魄，一蹶不振，居然仍旧在积极求生——他不知走了什么门路，搭上了山东按察使萧应宫的线，重金贿赂，希望他能给自己说说好话。

萧应宫和沈惟敬是大乡，是个见钱眼开的货，也不问这事有多严重，收了沈惟敬的好处以后，便派了一个叫丁应泰的幕僚——这人后来在丁酉再乱里也掀动起轩然大波，此是后话，暂且不表——到邢玠那里去求情。邢玠一看，愣住了，见过蠢官，可没见过这么蠢的。沈惟敬是朝廷指名要抓的钦犯，这种高压线他都敢说好话，是嫌命长了么？

邢玠没客气，把求情书信直接上交朝廷。很快御史们就用口水把这个要钱不要命的萧应宫参倒，削去职衔，滚回家去了。

沈惟敬被押送回北京以后，直接下了锦衣卫的诏狱。所有人都认为，这个骗子死定了。可是沈惟敬在监狱里，仍旧表现出坚韧的求生意志，他不像石星为了名节宁可饿死，该吃就吃，该喝就喝，只要一天不死，就要挣扎着活下去。

奇怪的是，万历一直没有下达处死他的命令，于是沈惟敬在诏狱里一呆就是两年。

这种平静生活一直持续到了万历二十七年四月。取得全面胜利的大明军队班师回朝，万历皇帝除了祭告郊庙、大赏功臣以外，还搞了一次公开处决，处决对象包括日本俘虏、通倭汉奸和作战不利的明军将兵。

沈惟敬赫然列在通倭汉奸名单之首，被判弃市。这位大骗子终于结束了自己的奇妙一生。

讽刺的是，跟沈惟敬同时问斩的，居然还有亲手捉拿到他的杨元。而他倒大霉的其中一个关键因素，正是因为沈惟敬。

原来沈惟敬被捕之后，对杨元极为痛恨，他偷偷派遣娄国安潜入日军阵营，告诉小西行长，杨元驻扎在南原城内，总兵不过三千辽东兵马，附近还有全州两千明军，可一鼓而下。这间接促成了丁酉再乱时日军首先把矛头指向南原，杨元不能抵挡，被迫撤军，结果以“弃师”的罪名被枭首示众，与沈惟敬同时处刑——老沈也算是报了一箭之仇。

如果说沈惟敬之前的遭遇，尚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这一次密报南原的举动，把他彻底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是不折不扣的汉奸行为。

沈惟敬是整个抗日援朝战争中最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以一介卑微布衣之身，游走于战争之间，依仗三寸不烂之舌把三个国家都忽悠得晕头转向，从秀吉、万历到小西行长、石星、宋应昌、柳成龙，当世的顶尖人物都被这个小老头挖了个大坑唬弄过，不愧是明朝——不，是东亚第一巨骗、十六世纪东亚外交史上的一个奇葩。

公平来说，在一开始，沈惟敬自己也没想到最后会走到这一步。他当初被石星从北京城里挖出来的时候，确实是尽心竭力，披肝沥胆，相比起大明其他外交人员的颟顸表现，他已经算得上很敬业了。别的不说，单说单骑闯进平壤城的壮举，便非常人所能做到。他的努力为李如松的进军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这份功绩不容抹煞。

真正悲剧的根源，在于他的身份。市井无赖的烙印，注定了他只是一枚用过即弃的棋子，庙堂之上的人压根看不起这个低贱的家伙，沈惟敬只能拼命证明自己有用，才能活下去；而也正因为骗子的身份，让沈惟敬一次又一次选择用欺骗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这两种作用力相互作用，最终让他走上了一条汉奸卖国的绝路。

当沈惟敬在大阪城向秀吉那屈膝一跪时，他这个人在历史中的形象，便已经凝固了。可怜，可悲，亦是可恨。

秦相李斯在被腰斩之前，对儿子感慨说忽然很怀念当年在老家上蔡的东门溜黄狗的美好生活。不知沈惟敬在死之前，是否也会怀念起自己当初在京城跟人炼丹胡闹的日子？

或许沈惟敬一点也不后悔。他死的时候，年纪已经超过七十，已比同时代大多数人活得长。而且他人生最后七年的经历，远比此前几十年的人生，以及大部分人一辈子加起来都要精彩曲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