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万历二十一年三月停战算做壬辰战争结束，那么到万历二十五年二月丁酉再乱，恰好是四年的和平时期。

在这四年的战争间歇期，大明与日本你来我往地忙活着议和的事，那么朝鲜人到底都干了些什么？

他们没资格参加谈判，所以只好闷在国里，做点正经事——练兵备倭。

朝鲜官军在整个壬辰战争的表现实在是太差了，动辄一溃千里，差到连他们自己都看不过眼。因此早在万历二十一年二月二日、战争尚未结束的时候，柳成龙便已经明确地向军方提出了要练兵备倭的口号。

他的这个提议很快便得到了执行，没遇到什么大阻力。原因很简单，朝鲜官军在壬辰战争中几乎被消耗一空，从基层到高层都死的差不多了……一张白纸，才好做文章。柳成龙把各地义军重新整编，纳入官军范围之内。这些义军经过一年战争的洗礼，无论士气和战斗力都比原来的朝鲜军队高出一大截。截止到丁酉开战之前，朝鲜军的总兵力已经达到七万到八万左右，其中一半集中在釜山附近的前线，用来防备倭寇。

练兵分成了两个层面：一个是精神层面的，一个是物质层面的。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两手都要硬。

精神层面指的是军队的战法与战术手段。一支军队必须得有自己的一套核心作战理论和与之相配的战术，比如日军的铁炮战法，再比如辽东军的铁骑战法，而朝鲜陆军却极度缺乏这种理论支撑，基本上还处于“看见敌人抡着大刀一窝蜂就上“的初级阶段。壬辰战争中朝鲜军动辄崩溃，就是因为缺乏组织力的缘故。

在这方面，朝鲜人有一个现成的老师：明军——或者说的更准确一点，是南军。

南军出自戚家军，而戚家军是十六世纪乃至中国整个军事史上最讲究组织性和战术性的军队，尤其是对倭寇的战绩无出其右。请他们来当老师，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朝鲜人对南军的崇拜深入骨髓，简直就是奉若神明。当初李如松撤走，留下了吴惟忠的南兵守卫汉城，让朝鲜人欣喜若狂。

南军将领入朝，在壬辰战争中并不怎么重要。但在中朝两国交流史上，将领大多为武林高手的南军入朝，却是一件大事，因为这纠缠出了一起中朝交流史上长达百年的官司。自然，对朝鲜人来说，这是件必须要“辩诬”的大事。

吴惟忠出身于南方军系，而南方军系的两尊大神——抗倭名将戚继光和俞大猷，大家都知道。这两位名将是正经的武林高手，大家也知道，戚继光的《纪效新书》《练兵纪实》，俞大猷的《剑经》，不是随便什么武将都能写出来的。

然而，戚继光虽然在他的《纪效新书》里收录了中国很多种长短武艺，却惟独没收刀法，原因据他自己说，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刀法虽然很多，但“传其妙者绝寡”，所以不收，留待后人有发现者增补。而他在军中所传的“辛酉刀法”，则脱胎于他得到的日本刀法，因此在他修订的第二版《纪效新书》里，删去了他认为在军中用处不大的一些内容，譬如拳法，增加了日本刀谱等内容。

与此同时，明朝不少文武双全的文臣武将和军事理论家们，如何良臣、宋懋澄、茅元仪等人，都不约而同地在各自记叙及著作里说，中国唐宋时古军阵所用的实战刀剑法，到明已经式微，基本没人会了，或者干脆可以说就是失传了。

毫无疑问，来自戚家军的吴惟忠，必然精通脱胎于日本刀法的“辛酉刀法”，他们对上了日本武士，这也是件很有意思的事。从朝鲜战场上的表现看，似乎正宗的日本刀法并没占便宜，在白刃战中，很多时候日军敌不过明军，譬如碧蹄馆之战……

比之戚继光，南军的另一尊军神俞大猷身上的传奇色彩，要浓重得多。

俞大猷当年南下平倭时，曾路过少林寺，并与少林和尚们进行了亲切会谈，之后还教了少林和尚不少武艺——因为他认为当时的少林武艺有不少已经失传，有必要吸收新鲜血液。

再说他那本武学著作《剑经》，如果只看名字，是人都会认为这是讲剑法的，可惜它偏偏就不是。这本书主要讲的是棍法，或者说什么都讲了，就是没讲剑法。

写了一本名叫《剑经》的书，里面不讲剑法讲棍法，实在很没道理。

俞大猷不是没文化的人，他文化好得很，易学底子比一般文人都好，著作也很多，显然在这事上，有他自己的道理在。

那么，到底是什么道理呢，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没人知道。

这是俞大猷留下的一个谜。

最讨厌的是，他还不留标准答案，所以到现在也没个大家能一致认可的权威答案。

不过，线索还是有的，而且还不少，这事不算完全无解。

我们目前知道的资料是，俞大猷本人精通剑法，而且是一种古代双手剑法——荆楚长剑。这不是剑法的具体名称，而是指流传在一定区域里的一种剑法。他那位剑法师傅在他剑法大成后，曾说他日后天下无敌矣——这话当然不太好当真。不过从他和少林寺的渊源中，可知他确实武艺过人，是当时罕见的高手。

俞大猷南下路过少林寺的时候，进去是一个人，出来却变成了三个人。他从少林寺带走了和尚们推选出来的两个和尚精英宗擎、普从，跟随他南下学习剑法。在少林寺里的具体情况，据他自己说，有一千多号小和尚给他表演了少林武术，他看过之后，认为不少真功夫失传了，于是就跟少林大和尚说了，少林大和尚就让少林小和尚们选举了两个精英小和尚，跟随俞大猷学武去了。

这事很不对，里边肯定有问题。

俞大猷看完一千多少林和尚的表演后，张口就说少林功夫不是真功夫，是花架子，那一千多号少林和尚能服气？他俞大猷又不是佛祖，能舌灿莲花几句就把一千多彪悍的少林和尚全都镇住。所以我猜测中间过程被他故意略去了，至于具体过程是什么，他不说，我们没法知道。如果按武侠小说的套路，必然是俞大将军打遍少林无敌手之类，最后才能出现这个结局。

记载这事的，是俞大猷应少林寺和尚要求写的一篇纪少林寺修十方禅院的文章。这篇文章写好后，被少林和尚带回去，刻成石碑竖在少林寺。所以其中如果有被俞大猷故意略去的情节，也很容易理解……不能这样打人脸不是？

话说宗擎、普从两和尚，跟着俞大猷学了三年多，觉得技艺已成，要回少林寺，走前跟俞大猷请示：我们学了您的剑法，现在准备回少林去，选合适的僧人传授，以便把这门剑法流传下去，您看可以不？俞大猷慨然应允。

又过了十三年，忽然门丁来报，门外有一和尚求见。俞大猷请进来一看，却是宗擎和尚。两人唏嘘完，宗擎告诉俞大猷，那普从和尚已经物化西去，但俞大猷教授的剑法，少林寺中已经有百多僧人精通，可以放心不会失传了。

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两位和尚回少林前，特地向俞大猷请示了是否允许他们把剑法传给少林寺的其他和尚。

中国武术传承规矩甚多，什么传男不传女之类，两位大和尚这么做很正常。而俞大猷的那位剑法师傅李良钦，寿命特别长，一直到九十多岁才去世。俞大猷平倭成功后，还特地上书为他请功过，当然，李师傅以传统的武林高手姿态，没要。

这么一说，大约能理解俞大猷为什么把书名叫《剑经》，说的却是棍法了。

和尚要传给少林其他和尚，尚且要请示俞大猷征求他的同意，那如果俞大猷把这门剑法直接给印刷成书大肆贩卖公示天下，那岂非成了师门逆徒？要是按照武侠小说的套路，接下去多半就是师门追杀这个泄密分子等等曲折情节。

当代武术名家，马家刀法传人马明达先生的解读认为，《剑经》里的棍法和其他武术理论，其实隐含了很多双手剑法在内，因此很可能俞大猷以棍代剑，把他那门剑法给隐藏在《剑经》里了。

我觉得这是目前最合理的答案。大家如果有空，不妨多去考据、索隐一下《剑经》吧，这可是真正的武林秘籍，也许会练出一个不世高手来——这可不是开玩笑……

俞大猷除了把这剑法教给了少林和尚外，还曾选拔了一千多名能举两百多斤的精壮少年，传授这路剑法，用以平倭。而南军入朝的部队中，就有支福建兵，领兵的正是俞大猷的同乡、游击将军许国威。

吴惟忠、许国威、骆尚志这几个武林高手，入朝之后，对朝鲜军队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便开始帮着训练朝鲜军队，把从戚继光和俞大猷那里学来的武艺兵法等等，倾囊相授。

这下把朝鲜人感动坏了，天将传授的天朝兵法和武艺啊，朝鲜对此很重视，后来由官方组织，把天将所传之各种武艺兵法汇编成书，以便日后研究、学习、强国强兵。

这事本来到此为止了，没什么好闹的。

可在大明天启年的时候，茅元仪那本赫赫有名的巨著《武备志》出版了。在这本书里，茅元仪和戚继光等人的意见一样，认为中国古代用于军阵的刀剑法已经失传，然后又说他从一个好事者那里得了一本来自朝鲜的中国实战用双手剑谱，因此起名叫“朝鲜势法”，合共二十四势。这本来也没什么，要命的是他没说清楚那好事者是谁，也没说这“朝鲜势法”为什么就是在朝鲜的中国剑法。

这下麻烦大了，朝鲜人知道后不干了，又要辩诬了。

清朝乾隆年间，朝鲜官方汇编了一本《武艺通谱》，特地在序里开宗明义，对此事进行了严肃的辩诬：茅元仪在书里说中国古代实战剑法失传了，又说他从朝鲜找回了一本中国古代剑法秘籍，这事不对，我们朝鲜根本就没这东西。这剑谱其实就是他自己写的，图是他自己画的，这是他想让这本书成为畅销书的营销手段，故意制造神秘色彩，是赤裸裸的炒作。

别说，朝鲜选手的辩诬水准还是不错的，这事很有可能。再说了，茅元仪说是从朝鲜得来的，现在朝鲜人说他们那里压根就没这东西，还出示了官方汇编做证据，会有错么？

还真有错。问题就出在朝鲜这本《武艺通谱》上了。

这书里，确实没有和“朝鲜势法”一样的双手剑法，但却有本刀谱，叫《锐刀谱》，是门双手刀法，一共有二十八势。如果仔细看，会发现《锐刀谱》里有二十四势刀法，和茅元仪《武备志》里那二十四势“朝鲜势法”是一样的，只不过一个是双手刀，一个是双手剑，又多了四势而已。

如果《武艺通谱》里不录这套刀法，这段辩诬就没破绽了。

我估计是辩诬那位朝鲜选手又舍不得这套剑法，于是只好把剑改成刀，又加多了几势，起个大名叫《锐刀谱》混过去拉倒。这不是画蛇添足么？你这书比茅先生的晚了那么多年，打版权官司一定输的。如果要说茅先生抄了这刀法，回来改成剑法，剽窃版权，那么请朝鲜辩诬选手直说就是，只要说你居然把我们朝鲜刀法改头换面说成剑法，拿去忽悠自己同胞，然后把原版刀法拿出来示众，茅元仪肯定臭大街。

可惜朝鲜选手不但没有拿出原版刀法、剑法，偏要楞说朝鲜压根没这剑法。因为他自己知道，朝鲜根本就拿不出所谓的原版朝鲜双手刀法，不然早拿出来了，完全没必要一面说茅元仪造谣矢口否认朝鲜没有这东西，一面却放了一本与“朝鲜势法”一样的《锐刀谱》进去而不声张。因此我判朝鲜选手辩诬失败。

以我想来，这《锐刀谱》要么原本是中国传授过去，朝鲜选手为了辩诬，于是悄悄改头换面一番弄成刀法，以便证明茅元仪撒谎；要么是他们从茅元仪书里抄去后，改头换面放进书里——这种可能性有，但实在不太大。总之，不管怎么来回倒辙，这东西都肯定不是朝鲜的，无论选哪条，最后都只能判定茅元仪说的是真话，这“朝鲜势法”必然是中国传过去的。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应该是南军将领们留在朝鲜的俞大猷双手剑法——荆楚长剑，或者是其中一部分。这个结论，是有点不确定的，但我们认为这种可能比较大，或者说非常大。

除了软件层面，朝鲜军还着力进行了硬件层面的改进。硬件层面，当然就是武器系统了。

在开战之初，朝鲜军的装备极之落后，还停留在长矛大刀的冷兵器时代，对火器的运用十分有限，跟日本与大明根本无法相比。战争打了一年多，大明和日本在朝鲜战场对火器的运用，让朝鲜人大开眼界，因此他们也兴起了制造火器的心思。

学习火器有两个老师，一个是日本，一个是大明。

最初朝鲜是想学大明的火炮，因为李如松平壤一战给他们留下的深刻印象，“如果我们也装备这么多火炮，日本人一定会吓得再也不敢来吧”，一个朝鲜将领如此感叹道。

大明是朝鲜的宗主国，这点小要求是满口答应，一点不藏私，不搞技术封锁。朝鲜人一提出要求，时任副参谋长的刘黄裳很慷慨地应承下来，答应替朝鲜人培训几千名炮兵。

可惜朝鲜当时把所有的劳力都用来运输粮草了，根本拨不出人手，只得下令从义州附近的镇堡调集了四五百名士兵，前往大明学习操炮技术。不过从后来的情况来看，这些人的学习成绩恐怕很糟糕，因为明军在撤退的时候，便留下了许多火炮给朝鲜军队，可是却没人会操弄这玩意儿，只能弃置在库房里。

大型火炮一是要求冶炼技术；二是要求火药技术；三是要求操炮理论。朝鲜如果要发展自己的火器部队，不能依赖进口，必须具备独立的铸造能力。朝鲜底子太弱，这方面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朝鲜国王李昖曾经有一次问李元翼：“大明的火炮铸造方式跟咱们大将军炮的造法是一样么？”李元翼无可奈何地回答道：“那个做法太复杂了，不可容易学得。”朝鲜在技术方面的窘境，可见一斑。

最后朝鲜从大明引进的大型火炮，只有一种山寨版佛郎机，而且是只适用于水军，陆军装备很少。

引进大型火炮的计划夭折以后，朝鲜只得退而求其次，寻求制造大明鸟铳之法。朝廷委派了一名叫李自海的官员，纠集工匠，在开城监造鸟铳。

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

李昖有一天心血来潮，叫大臣把鸟铳工匠叫过来，想检验一下研制成果。于是工匠们拿着新制成的鸟铳，噼里啪啦地乱放了一通，朝鲜君臣都是外行，听到声音震天，就纷纷拍手鼓掌叫好。李昖看完以后，忽然发现远处有一个人面露不屑神色，心中有些不爽，便派内官过去询问。

很快内官回报，原来那个人是大明的人，姓周，名字不详。周先生这天偶尔路过试射场，拿眼睛这么随便一扫，便发现朝鲜军的这些火铳大有问题。李昖一听，眼睛立刻圆睁，这是一位行家啊！他求贤若渴，赶紧派了几位高官盛情邀请周先生来当指导。

经过一番交谈，李昖发现自己挖到宝了。这位周先生对于火铳的设计、冶炼、装配、使用等环节无一不精，甚至连火药的制造与配比也十分熟稔，说得头头是道，绝对是一位专家级的人才。周先生告诉李昖，其实鸟铳的技术门槛不高，只要有像我这样的人监制，很容易就能造出来。

李昖乐得连滚带爬，马上召集全国手艺好的铁匠与火药工匠，送到周先生那里去学习，并约定如果他们学得好，以后朝廷的订单会滚滚而来。

这位周先生的来历颇为神秘，他自称是百姓，可李昖不傻，哪个百姓会对火器这么了解，绝对是有军方背景。他既然肯留在朝鲜监造火器，又不愿意表明身份，估计可能是在军中犯事逃出来的。

想到这里，李昖赶紧传令下去，对周先生的事全面封锁，绝不能让大明知道。

除了向大明学习，朝鲜还瞄准了日本的铁炮技术。日本的铁炮在十六世纪独步世界，比大明鸟铳的性能要强，如果能学会便是妙用无穷。

但日本官方是绝对不会把这等机密泄露给朝鲜人，于是朝鲜只有一个办法：偷学。

战争期间很多朝鲜人被日本人俘获，或被迫或自愿地为他们服务。李昖曾经发布过训令，如果有这些曾经被日本人抓走又逃回来的人，一定要仔细询问他们铁炮与火药的制造方法。

朝鲜对得到铁炮技术非常急切，甚至因此而赦免一些朝奸和日本俘虏。

比如有一个叫金德浍的朝奸，很早就投靠了日本人，主动为日军当向导，是个标准的朝奸。可他对日军底细了解甚多，所以当李昖听说他被抓起来以后，特意叮嘱推官要仔细询问“烟硝鸟铳造作之法”，并答应赦免他的通敌之罪。

还有一个最富传奇色彩的日军降人，是隶属于加藤清正麾下一名叫做沙也可的日军将领。

“沙也可”被认为是假名，他的真实姓名历来众说纷纭，有冈本越后守、阿苏宫越后守、原田信种等数种说法，出身源流则可能是纪州根来、杂贺众、阿苏家臣等——当然，这两种源流之间并不矛盾，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沙也可本属杂贺众，而杂贺众的铁炮技术在战国时期非常先进，他在这期间学到了铁炮、火药的生产工艺。

天正十三年，继承了信长势力的秀吉开始对杂贺众进行讨伐，首领杂贺孙市被迫投降，很快莫名其妙地去世。沙也可与其他杂贺余党在本州已无藏身之地，只得前往尚未臣服秀吉的九州地区。沙也可选择了肥后的阿苏家作为主君，继续反抗秀吉。

可惜的是时势不由人，秀吉统一日本的步伐没有这种小人物阻挠片刻。很快，整个九州都沦为秀吉的领土，阿苏家更被划归新兴家族加藤麾下。加藤清正为了准备侵略朝鲜，大肆征发臣从势力，沙也可大概就是在这时候被调入第二军团。

沙也可在朝鲜战场上表现的还不错，可好景不长。在壬辰年六月十五日，九州爆发了梅北国兼之乱，把岛津家、阿苏家都卷了进去，阿苏家主惟光甚至因此被杀。消息传到朝鲜，加藤清正势必对有阿苏家背景的沙也可及其麾下另眼相看。在这种猜疑重重的背景之下，沙也可别无选择，只好选择了投降朝鲜军。

沙也可投降以后，总算迎来了自己事业的春天。朝鲜军对这位级别不低的日军降人格外看重，把他调拨到金应瑞麾下。此后沙也可表现得异常活跃，与明军、朝鲜军并肩作战，在很多史料里都留下过痕迹，还曾跟随麻贵在密阳击溃过日本小队，参加过蔚山之战，作为联军代表跟加藤清正交涉过。在朝鲜国仿制日本铁炮的过程中，他也是贡献良多。

因为这诸多功绩，沙也可破例被朝鲜国王赐名，叫做金忠善。在朝鲜战争结束以后，金忠善被调拨往北方，继续抗击后金，在甲子适变、丁卯胡乱等一系列战事中表现卓越，最后以七十多岁高龄得以善终，也算是抗倭战争中的一朵奇葩。

在朝鲜引进日本铁炮的过程中，最大的动力来自于李舜臣。他是朝鲜最早注意到火器威力的将领，对火力的追求近乎狂热，麾下水师都是重装火器舰，让日本水军吃尽了苦头。

在停战之后，李舜臣成立了一个铁炮技术小组，专门琢磨日本铁炮的制造工艺，试图逆向反推，一窥铁炮之妙。在他和技术小组的努力下，在万历二十一年开发出一种叫做正铁铳筒的鸟铳。这种武器脱胎于日本铁炮，却又有朝鲜工匠的改进，性能相当精良，就连明军试用之后都啧啧称赞。

就这样，停战四年以来，朝鲜就像一块海面，不遗余力地吸纳着明、日两方的技术，暗暗积攒着自己的力量。可奇怪的是，到了丁酉再乱，朝鲜军队却始终未能真正拥有装备火炮与鸟铳的独立作战部队，为数不多的火器都用于守城或分散在诸军手中，完全发挥不出应有的作用，典型的雷声大，雨点小。

这可奇怪了。朝鲜对于火器表现的如此热衷，怎么最后会无疾而终了呢。

一方面，是朝鲜存在着客观困难：朝鲜的熟练工匠不够，从采矿到冶炼再到铸造的技术全面落后，像是正铁铳筒这种复杂、精密的武器，无法广泛装备于军队。

另外一方面，则是人的问题。

要知道，任何一项技术或者一种新战法的发展，都需要有一个内行人居中推动。在朝鲜，对火器真正懂行的，只有李舜臣一个。全靠了他的不懈努力，才让朝鲜真正开始从冷兵器向热兵器时代进化。

这个逻辑判断隐含着另外一个可能：假设李舜臣在朝中没有发言权了，朝鲜的火器进化必然会遭遇失败。

但这听起来实在有些荒谬，李舜臣怎么会在朝中没有发言权，他可是朝鲜复国第一大功臣啊。李舜臣一个人包圆了在壬辰战争期间朝鲜军80%的胜仗，如果没有他的奋战，朝鲜恐怕撑不到明军赴援就会亡国。

更何况，李舜臣还是柳成龙的亲密战友，背后站着整个东人党，谁敢动他？

没想到，坏事就坏在了柳成龙这个东人党党魁身上。

壬辰开战之前，李朝的东人党占据优势，西人党被压迫得喘不过气来。在王室流亡期间，西人党在尹斗寿的率领下，慢慢咸鱼翻身，又有了与东人党一战之力。而与此同时，从东人党分裂出去的北人党也逐渐开始崛起，在领袖李山海的带领下，与西人党逐渐合流，打算把从东人党变成南人党的柳成龙搞下台去。

在战争期间，整个李朝朝廷为了大明的事忙得晕头转向，顾不上党争。一停战，这些朝鲜大臣的劣根性立刻便浮现上来，又开始掐得不亦乐乎。

要搞掉柳成龙很难，他圣眷正隆，没法直接下手。唯一的办法，是设法打击他的亲信或者同党，一点一点把他搞臭。

北人党和西人党最初的目标并不是李舜臣。李舜臣功勋卓著，有目共睹，搞掉他比搞掉柳成龙还难——除非有什么奇迹出现。

这个奇迹还就真的出现了。这个奇迹，叫做元均。

如果要在壬辰战争里选一个隐藏在正义阵营里坏人的话，元均当之无愧，他符合影视剧里反派的一切特点：懦弱、卑劣、愚蠢、贪婪、好色、嫉贤妒能等等……

元均早在开战之初因为畏惧日军，自沉了百余条战舰，亲手成就了壬辰战争第二大笑话，然后厚着脸皮去投奔李舜臣。在李舜臣接下来一系列杀敌的战役里，他永远扮演的是跟着主力部队抢功的角色。为此李舜臣与他多次交恶，甚至还出手呵斥过他。元均是个睚眦必报的小人，对李舜臣一直怀恨在心，到了停战之时，两个人关系已经是势同水火。

李舜臣因为屡次大胜，已升任三道水军统制使，是朝鲜水军名义上最高领导人，元均无法正面抗衡。可李舜臣也奈何不了元均，因为后者虽然各项参数都很低，唯独官场情商这一项非常高。他干了这么多下作的事情，朝廷恍若未闻，还不断加官进爵。

万历二十二年三月，李舜臣在唐项浦附近打过一场大战。这场仗从四号打到六号，李舜臣毫无意外地干掉了日军三十一条船，一场精彩的胜利。战斗结束以后，元均公然要抢夺战利品，与李舜臣彻底翻了脸。李舜臣毫不客气，在此后的第一次长门浦战斗、第二次长门浦战斗、永登浦、鼎严等战役里，他干脆不带元均玩了，把后者气得一佛涅槃，二佛升天。

可是元均没办法，人家李舜臣是三道统制使，是顶头上司。他没办法，只能玩玩小手段，试图去拉拢李亿祺一齐弹劾李舜臣，李亿祺什么人？那是李舜臣的最佳搭档，自然不会理睬他。

结果以这件事为导火索，李舜臣与元均的矛盾被公开化了。总算朝廷还知道水军不可缺少李舜臣，在柳成龙的建议下，元均被调去了忠清道兵使，含恨离开水军编制。

元均在朝中关系一向颇为深厚，很快就跟尹斗寿、李山海搭上了线。两位巨头知道元、李二人的矛盾，心想这是个好机会，便告诉元均咱们如此这般，必能干掉这个讨厌的李舜臣。

尹斗寿首先指使西人、北人两党的几位大臣上书朝廷，让李舜臣出海去打击日本舰队。

这是一个荒唐的要求。且不说此时大明正紧锣密鼓地议和，不会允许朝鲜军贸然行动；就算李舜臣出动，也没有任何用处。作战要有目的，在陆上军队按兵不动的情况下，水师单独出击毫无意义，总不能为了打仗而打仗吧？

可这又是一个政治正确的要求。朝鲜对大明与日本议和腹诽已久，整天盼望着出点什么事儿能把和谈给搅黄了——尹斗寿这次上书，准确地号住了李昖的脉。

如果换一个人的话，即使明知这个命令没有道理，还是会虚以委蛇一下，驾船出去随便转几圈，回来交差便是。

可李舜臣性子耿直，不太懂政治，不然也不会在基层混那么多年升不上去了。他根本看不出这道命令背后隐藏的真实意图，只在军事层面上进行了解读，认为这么干一点意思没有。

所以李舜臣直接拒绝了李昖的命令，不肯出海。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这句话理论上正确，只能骗骗刚毕业的大学生，历史上真正敢这么对君主说的人，死得都很惨——当权者最忌讳的事不是无能，而是不听话。你都不听我的话了，再厉害有个屁用？

李昖心里十分不爽，只是碍于柳成龙的面子和李舜臣的功绩，不好说什么。

尹斗寿成功地在君主心中埋下一颗不信任的种子，随即又走了第二步：元均从忠清道兵使调任全罗道右兵使。

这一步棋走得十分巧妙。李舜臣是三道水军统制使，元均是全罗道右兵使，两人军种不同，互不统属，表面上井水不犯河水，可实际上是让元均脱离了李舜臣的制约，而且两人又是在一个战区工作，易于平行调动。尹斗寿安排下一招伏笔，是为日后做准备。

元均脱离了水军系统以后，在西人党和北人党的策动之下，开始对李舜臣大加诽谤，连连上书声称自己才是水军功臣，李舜臣不过是沽名钓誉，贪冒军功。这些谎话编的实在太过离谱儿，不光柳成龙等东人党大为恼怒，就连李元翼都认为不像话，简直是对功臣的最大侮辱。

柳成龙、李元翼等人轮番向李昖辩白，最终没有让元均的阴谋得逞。孰不知，这是尹斗寿埋下的第三根钉子。

早前李舜臣曾经拒绝出海，已经让李昖很不开心。现在偏偏又有人在他耳边称赞李舜臣，李昖表面上不得不妥协，心中的厌恶却因此而膨胀起来：“你们总说李舜臣多牛逼多正确，那么他拒绝我的命令，反倒证明我是白痴喽？”

这个逻辑看似混账，却很符合人性。李昖对李舜臣的态度，因此愈加恶劣起来。

这个消息经过西人党的刻意散布，很快传到了小西行长的耳朵里。

李舜臣在战争期间的赫赫威名，让日本人又敬又怕，如见鬼神。小西当初在平壤城吃尽后勤不继的苦头，因此对李舜臣所发挥的作用，认识最为深刻。他听说李朝开始猜忌李舜臣，不由大喜，如果能借机除掉这个可怕的家伙，那么日军将在洋面上再无任何忌惮。

于是他派遣了一个叫做“要时罗”的间谍前往庆尚右兵使金应瑞的营中，送去了一封密信。密信里说：现在明、日议和困难重重，都是因为加藤清正那个混蛋从中作梗。我听到消息他在某月某日前往某处，中途将在某岛宿营。朝鲜水师一贯善战，如果能派一支部队自海上拦截，必能成功。

金应瑞读完以后大惊失色，急忙把密信送去汉城朝廷。朝廷听到这个消息，顿时一片骚动。

加藤清正是朝鲜最痛恨的人物，他不光虏获了两位王子，而且还搞了好几次大屠杀，血债累累。清正又是日军阵营里最积极的主战派，整天叫嚣着要再次跟大明开战，搞得朝鲜一夕数惊。

如果能趁这个机会把他干掉，无论于公于私都有莫大的好处。

情报里说加藤清正夜宿海岛，肯定要出动水师才行。而朝鲜南部水师都归李舜臣统制，这个任务显然要由他来执行。

西人党极力撺掇李昖搞这么一下，哪怕要承受大明破坏和议的指责也要搞。李昖被他们说动了心，便派了刚刚出使日本返回的黄慎，以抚军的名义前往李舜臣水营，催促他尽快派人去偷袭加藤清正。

黄慎本人对这封密信是存有疑问的，小西和加藤不合是真，可那只是性格不合，不是原则性分歧。再说了，小西设这么一个毒局，完全便宜朝鲜人，他哪有那么好心？再说要时罗这个人，黄慎在出使日本期间曾经接触过，觉得这家伙生性狡诈，不可全信。

李昖很赞同黄慎的意见，可他总抱有侥幸心理，跟买彩票似的，总觉得不妨去试一试，万一要是成功了呢？

黄慎无可奈何，只能动身前往丽水。不出所料，李舜臣听了黄慎的要求，再次断然拒绝出兵。

李舜臣认为，这摆明了是一个圈套，敌人肯定在附近伏下了重兵。我如果带了大船去，很快就会被敌人发现；如果只带小船，碰上埋伏就完蛋了。

他又一次犯了军事正确、政治错误的忌讳。

李昖听说李舜臣又一次拒绝了他，这次终于忍不住发起怒来。这个李舜臣三番五次拒绝我的命令，实在是太目中无人了！李昖下令把李舜臣这个胆小的家伙抓起来，派了一名叫南以信的官员前往全罗道闲山岛去调查。

南以信去了以后，回来报告说加藤清正确实前往那个岛上宿营，而且一呆就是七天。南以信隶属南人党，柳成龙的嫡系，他都这么说，想来是真的。

李昖一听，气得差点摔烂了酒杯，七天！呆了七天！李舜臣你哪怕是派乌龟去，也能把加藤干掉了。如此良机你都错过，真是岂有此理！

这时小西行长唯恐天下不乱，又派了要时罗火上浇油，去质问朝鲜人：“加藤清正率领大军，是要登陆来打你们的。你们的水师不给力，不在中途拦截，现在他已经登陆了。”一副恨铁不成钢的口气。

这一下子，彻底把李舜臣推下了火坑。李昖原本忌惮的是他的功劳太大，又没犯什么错，现在有了“贻误战机”这么好的一个理由，那就新仇旧恨一齐算吧！

北人党和西人党哪里肯放过这个时机，在尹斗寿的指挥下，开始疯狂地弹劾李舜臣，大有不把他斩首誓不罢休的势力。而南人党自柳成龙以下，都噤若寒蝉，不敢施以援手，因为“放过加藤清正”这个罪名实在太严重了，没人敢在这个关节上出言抗辩。

而在攻击李舜臣的同时，北人党和西人党也不失时机地推出了继任者——元均。这时候就能看出尹斗寿和李山海的深谋远虑了，当初他把元均放到全罗道，正是为了今日做伏笔。同道平调，顺理成章，而且元均又有做水军使的经验，实在是再好不过的人选了。

结果对李舜臣的判决是，念在之前的功劳上，免去死罪，但剥夺一切职务，以白身随权慄军中作战。这已经是柳成龙能够做到的极限了。朝鲜军人听到这个消息，从都元帅权慄以下无不叹息。

李舜臣的母亲在牙山听说自己儿子出了事，惊吓过度病逝，连儿子最后一眼都没有看到。李舜臣在前往权慄军中途中本来就很抑郁，忽然那又听说这个消息，顿觉天旋地转，悲痛欲绝，不禁嚎啕大哭起来，几次哭晕过去。若不是权慄从中劝解，这位朝鲜第一名将恐怕要以自杀来收场。

元均“不孚众望”地坐到了三道水军统制使的宝座，他第一个命令，就是废除李舜臣的一切规矩，把三道水军搞了一个大换血。在汉城的西人党也弹冠相庆，庆祝赢得了一场关键性的胜利。他们给李昖上书，说之前李舜臣总是窃取元均的功劳，现在无人掣肘，元大统帅必能带领无敌水师纵横洋上，令敌人心惊胆寒。

一个无比荒谬也无比讽刺的壬辰战争第一大笑话，就此诞生。

关于小西行长这封密信到底是真是假，历来争议很多——笔者认为这是小西行长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

小西行长写密信的时候是在万历二十五年一月。在那时，小西行长与沈惟敬的惊天谎言已经败露，小西虽然借着与淀君的关系得以活命，但政治地位一落千丈，秀吉对他已不复从前信任；而加藤清正在伏见城勇救秀吉，大得宠爱，地位已经回升。两人一升一降，小西处于极端的劣势。

在这种敏感时期，小西与加藤的矛盾已经退居次要地位，他最重要的工作是如何恢复秀吉的信任。在这时陷害加藤，即便成功了，对他仍是一点好处也没有；失败了，却可能是万劫不复的局面。小西是商人性格，这种损人不利己还有无限风险的事情，他不会干。

更何况，在小西送出密信的同时，加藤清正已经完成了渡海动作，屯兵在西生浦。在这个紧要关头，加藤清正一个陆军将领，能有什么要紧事需要绕个大圈子，远远地去闲山岛海域的小岛一住就是七天呢？道理上说不通。

但他确实去了，这一点已经被朝鲜人所证实。

那么只有一个可能，整起事件根本就是小西、加藤两个人合谋。面对李舜臣这个日本克星，小西和加藤这两个仇敌联手，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

可这时候问题来了。

这次阴谋如同一枚智能炸弹，定向极准，无比精确地将目标李舜臣炸得粉身碎骨。

可无论小西还是加藤，收拾朝鲜人没问题，但他们都不了解朝鲜，尤其是不了解朝鲜政局。如果不对朝鲜政局与运作规律有深刻认识的话，绝不可能设计出如此精确打击的布局。能够设计出这个局面的，惟有深谙党争之妙的朝鲜人自己。

从西人党在李舜臣事发前后搞的一连串小动作，我们能感觉得到，这些都不是独立的偶然事情，而是一个完整计划的一部分。它们绵密精致，陈陈相因，一步步改变李舜臣在李昖心目中的地位，让这位复国大英雄慢慢变成一个桀骜不驯的节度使。小西密信只是一个引信，真正让李舜臣失势的，是李昖本身的猜忌。

因此，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很可能是西人党或者北人党中的某个人主动与小西行长暗通款曲，指点他按照方略行事。日本人需要李舜臣死，西人党也需要李舜臣死，于是两边一拍即合，炮制出这么一个截击加藤的阴谋来。

日本人要李舜臣死，这完全可以理解；而党人在日军大军压境的时候，仍旧乐此不疲地自毁长城，不能不让人感慨，这朝鲜政局已经糜烂到了何等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