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二日（星期五）

“起来，洗脸！”一个粗暴的声音在我的耳边响着。我吃惊地睁开眼睛，我醒了。一个黑影在我面前晃了一下。电灯光刺痛我的眼睛。眼角的睫毛由于眼屎粘在一起了，痒得我难受。我伸手去揉眼睛。

条桌前电灯非常亮。病房里有一种好像可以触摸但是不大刺鼻的臭气。有一些起伏的鼾声。窗外一片蓝色（一部分的窗户是整夜开着的），天还没有亮，麻雀嘈杂地在外面叫起来。我看我四周的病床，第八床站在床前穿外面衣服。第三床已经坐起来，侧着身子，用两只手在绞千方木柜上脸盆里的一张脸帕。第六床正用他唯一可以活动的右手拿着一张带水的脸帕在自己的脸上乱擦（脸盆放在床沿上）。老李走过来，把这个脸盆拿走了。他转过头看我一眼，问道：“洗脸吗？”

“好，”我应了一声，接着打一个呵欠。

老李把脸水送来了。是一个画着花鸟的洋磁脸盆，可是洋磁快脱落尽了。一眼望去，仿佛一盆灰黑的水，其实水倒是干净的，温温的并不烫，对我正合适。我匆匆地洗了脸，又用我带来的茶杯，从茶壶里倒了昨晚剩下的凉开水，漱了口。屋里人声逐渐增多，这时好像整个病房都醒过来了。

窗外蓝色已经褪尽，天亮了。

“老李，大便盆！老李，脸水！”好像四面八方都有人在叫。

“就来，就来，我只有一双手啊！”老李大声答应着。

他虽然接连地这样答应，可是叫的人还是不停地在叫。也没确人干涉他们，或者伺候他们。就只有老李一个人在病房里乱跑。那个穿红毛线衫的看护小姐先前到外面去了，现在又同另一个穿蓝绒线衫的小姐说着话进来。她们在条桌前立了一会儿。蓝衣小姐出去了。红衣小姐拿着那个插满温度表的洋磁杯子向着我们的病床走来。

试表，验脉搏，问大便，——这是应有的早课。以后便是早餐的时刻。我看表，还不到六点钟，这么早！或者是我的表走得慢？

早餐只有稀饭，是由厨房里的工友端着木盘送来的。稀饭来了好几分钟，才有人端菜来：一碗煮豆子，除了咸外，别无滋味。我吃了一碗白稀饭，便不想再吃了。可是我惊奇地看见第六床一连吃了三碗，最后一碗是红衣小姐过来拿碗去给他添的。我看清楚了她的面貌。长长脸，高高的鼻子，有点儿像我的一个亲戚，但是看起来她比我那个亲戚和善些。

开过早饭后，静了好一会儿，忽然进来了五六个看护小姐，全是一个式样的滚蓝布边的白衣和白头布。红衣小姐办了交代，挟着一本书走了。

她们在条桌前低声谈笑一会儿，便把口罩戴上，我知道铺床的工作就要开始了。又有人在叫老李拿“大便盆”。但是老李的影子早已不见了。我想出去找寻厕所。我穿好衣服，下了床，向着门口走去。

我刚走到门前，看见一个工友模样的年轻麻脸人，拿了一把扫帚进来，我便请他给我指点去厕所的路。他告诉我：顺着窗下向右走，走过一道门，再走过“开刀房”旁边，就看得见厕所。它是在一棵大树脚下，和“太平房”是并排的。

我不需要他说得这样详细。可是他偏偏提到“开刀房”和“太平房”两个可怕的地方。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了什么缘故，我忽然打了一个冷噤。难道我到这个时候还想退缩吗？

这是一个阴天，早晨相当凉。但是空气扑到脸上，使人觉得新鲜，舒服。天井里芍药正开着花，还有一条石板路通向后院，我便沿着这条路走去。

我跨过门槛，发觉自己站在厨房门前了。那里静静的没有人。我探了头进去看，地方相当宽，很干净，灶上坐着两把铜壶，和一个大的铜器具（我不知道应该称它做什么）。我听见脚步声，便回转身，原来老郑进了厨房。他看我一眼，对我说：“要开水吗？就要开了。”

“不是，我顺便看看，”我勉强笑着说。我看见他又在望我，便客气地加一句：“现在你上班吗？”

“我是一至八，现在是老张的班，”他答道。我想，老张一定是那个对我提起“太平房”的工友。

“你们一天也够辛苦啊，”我用了同情的声调说。

“那不是！一个人每天八点钟伺候一个病房，倒屎倒尿都要来，还要上街买东西。有时候还要抬死人！这点工钱也不容易挣啊，”他对我发起牢骚来了。

“这倒是真的。不过仗打完，情形就不同了，”我安慰他说。

“都是这样说，不晓得将来是不是这样的，”他带一点儿疑惑的神情说。

“厕所在后面罢，”我不想同他再讲下去了，便短短地问这一句。

“转出去，就是，”他点点头说。就在这个时候第八床从我的身边走过，他一定也是到厕所去的。他穿着布衬衫，灰布背心，浅黄色短裤，衬衫的襟还露在外面。他一蹦一跳地走过去了。

我跟着他走去。走出这短短的过道，我见到一片空地，但是一些树木和房屋阻止了我的视线。我第一眼就看见开刀房。那是新盖的玻璃屋子。玻璃窗被白窗帷遮掩了，人看不到房内的情形。黄色的木门上挂着一块长方形的小牌子，上面写着“手术室”。我不由自主地望着那道紧闭的门，我想：有一天它会为我打开的。我为什么要望着它呢？我不能说。并且我也不能说我是不是希望那一天早些来。我只知道我盼望那样的一天早过去。

我看见厕所了。它不是在大树的脚下，它倒在大树的后面，离大树有四五步光景。从我这一面看，应该说是在它的左边，有三间黑漆的木造平房，大门关得紧紧的，也看不见有窗户。它们和厕所之间还隔着一块草地。我不知道它们中间哪一间是“太平房”，或者全是。

厕所的门正对着我。我进去了。里面很干净，似乎比病房还少臭气。一条长长的宽沟和突起的一块一块的方的踏脚石。那不是真石头，却是用水门汀做的，数目大约在十六七八之间，我没有数过它们。在踏脚石中间的小坑里洒得有石灰。我在这些踏脚石中间拣了两块站定了蹲下来，凑巧就在第八床的旁边。他比我更靠里。靠外还蹲着三个人，好像都是大夫，但是很快地他们全出去了。只剩下我和第八床。他忽然问我：

“你带了草纸吗？”

我奇怪他为什么问我这句话。难道他向我讨草纸？不然……这不是一句陌生人交谈时的客套话！

我摸摸衣袋，只有一张草纸。我又摸另一个衣袋，再也没有了。我拿着唯一的一张草纸给他看，我没有用话回答。

“我不要。我怕你没有。这里头草纸也是要自备的，”他摇摇头说，古怪地笑起来。

“那么我没有买草纸又怎么办？可以向医院要罢？”我半奇怪半着急地问他。

“你自己出钱买。合作社有的是。合作社上午开两个钟头，下午开两个钟头，就在第四病室外面那个院子，走出第四病室外面那道门就看得见。你进来时候一定走过。”

“我没有看见。”

“那么一定是没有开门。你几点钟进来住院的，上午吗下午？”

“下午，大概一点钟光景罢，”我回答。

“你什么病，割盲肠吗？”

“不是，是割胆囊。”

“这种病倒没听见讲过。是大手术罢？”

“其实也普通。开起刀来，多半算大手术，”我停了一下，才答道。

“我是医眼睛，又说扁桃腺发炎，现在差不多全好罗。你开刀，不晓得是半身麻醉还是全部麻醉？我倒奇怪，割掉胆囊，人会不会变得胆小？”他不停地霎着眼睛说。

我不愿意别人向我提起开刀的话，我有点儿害怕。他这几句带玩笑的话听来，更叫人耽心。我只短短地回答一句，“不晓得，”就站起来，准备走了。

“啊，还没有请教贵姓？我姓沈，三点水的沈，”他好像害怕我马上走出门去，连忙用话来留住我。

“久仰，久仰。敝姓陆，”我从没有对人说过这种客套话。这次却很自然地说了出来，我是存心讽刺他的，他为什么要这样地打扰我呢？我逃出门外去了。

天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开朗了。灰云已经褪去大半，让蓝空露出脸来。阳光照在树梢。我立在树下，仰头一望，觉得眼睛非常舒适，我畅快地呼吸着新鲜空气。我不过在病室里躺了半天工夫，却仿佛和这样清新的空气分别了几个月似的。

我在大树四周踱了一会。我还不觉得怎么累。我又立在树下，望着开刀房，因为那间屋子的门打开了，一个护士从里面出来，随手关上门，转到后面去了。门仍然关得紧紧的，我什么也看不见。护士的白衣刚刚隐去，从屋后又转出一个女人来。她也穿白衣服，但那是外套似的大夫的工作衣，她没有扣上钮扣，让衣服敞开，当胸露出浅灰色的旗袍。

我第一眼就看出她是杨大夫。身子结实，不算矮，胸部发达，她走起路来一摇一晃的，颇像一个豪爽的男人，不同的是她的胸部随着她的身子微微颤摇着。

她向着我走来。她走到我的身边了，我还以为她不会认识我，我没有打算招呼她。可是她却对我微笑，大大方方地问了一句：“怎么，你起来了？”

“病室里空气不大好，我出来走走，”我带笑答道。

她站在我面前，两只大眼略带注意地望着我，温和地说。“早晨出来散散步也好，不过不要走多罗。昨晚上睡得好罢？”

“睡得好。可是天没有亮就给人喊醒了。我觉得病人不必起得这么早。应该让他们多睡一会儿……”

“这是医院里的规矩。其实病人整天躺在床上，随时都可以睡的。而且晚上查过病房就是睡眠时间，不会睡眠不够，”她笑着反驳道。她正要转身走开，我连忙用话留住她。

“杨大夫，你看我开刀不会有危险罢？”我问道，这个疑问并不是我当场随便找来，它先前还烦扰过我的心。

“不会，不会！”她说着把头用力摇了两摇，她那堆浓发在我的眼前晃了两晃。“上个月我们还医好一个，就是冯大夫开的刀。不会有危险的。你不要怕。”

“我不怕，我不怕，”我说着偷偷地望着她那对黑黑的、和善的大眼睛，我的疑惑被她的话一下子消除了。她不像是会说假话的，并且看相貌，她是一个直爽的人。

“明天星期六，你可以照X光，”她又说，“下星期就可以开刀。你早点进去罢。记住不要多动啊！”她笑着对我微微点一下头就走了。

我觉得心里很轻松，看了看地上摊开的阳光，又仰起头吸入了一大口空气，我也离开了这棵大树，我回到病室去了。

我踏上石阶，跨进门槛。靠着两边柱头放得有脸盆架，我便走到右边一个脸盆架前面洗了手。我回到第五号病床去。我经过第十一床的时候，我看了那个病人一眼。他正睡得昏昏沉沉的，头偏向右边，下巴靠着肩头，眼睛闭着，嘴半张开，急促地在吐气。一张圆圆脸，紫红的脸色，一脸健康相，完全不像一个病人。

我的床已经铺好了，干净，整齐。我很满意，便脱去外面衣服，钻进被里去了。

胡小姐和一个戴眼镜的小姐正在铺第六号病床。那个小姐大概是广东人，讲不好普通话。她对第六床说：“你大小便要当心。你又把被单弄脏啦。你懂不懂我的话？”

“我不方便呀！”第六床着急地说。他的脸色一直是红黄的，但是他的眼角却显得更往上竖了。

“你讲什么？”那个戴眼镜的护士向他略略埋下头，问道。

“我说我不方便呀！”第六床显得更着急了，他伸出他那只光着的右膀。站在他右边的胡小姐连忙说“不要动！”，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刚刚叠好的被单又弄乱了。他把膀子从肘拐弯曲着，在脸上晃了两下，他用力说：“我一只手不方便呀！”

“手放回去！”胡小姐说，她拿着他的膀子放回到被里去了，然后又把被单拉平。

“不要再动啦，你再动，我就不管了，”胡小姐教训似地说。

“我晓得，”第六床短短地答道。

两个护士抱着换下来的旧被单，拿着刷子等等走开了。我听见那个戴眼镜的护士问胡小姐：“他是哪里的人？讲话好难懂！”

“他是浙江人。不过你的话也不大好懂，”胡小姐笑答道。

“张小姐讲的是广东官话，毛闷台（没问题）啊！”第九床插进来，开玩笑地说。两个护士也笑了。

“洪文全，你少调皮啊，等会儿打起针来，你又要叫苦的，”胡小姐转过头装出威胁的样子说。

“不叫，不叫，”第九床故意点头陪笑道。他好像还要讲话，但是忽然叫出了一声“哎呀！”便伸起手去摸头。

“哪样？哪样？”胡小姐连忙回转身跑到他面前去，吃惊地问。一只麻雀“扑——”的一声从第九床的头上飞到窗外去了。

第九床取下手来，一手的脏东西。“岂有此理！偏偏屙到我头上。”他又好气又好笑地骂道。他跳下床来侧着身子在方木柜里拿草纸。

“这是报应，洪文全，你以后还调皮嘛，”胡小姐高兴地笑道。

“在第四病室住久了，不调皮也学会调皮了，”第九床接嘴说。好几个病人都忍不住笑了。

胡小姐已经转身走了，听见这句话，又回来对第九床说：“洪文全，你不要这样说。讲老实话，这个医院就是第四病室里讲话可以随便点。汪小姐人很和平，脾气是很好的，只要吵得不太厉害，她不会来干涉……”

“是，是，我知道，”第九床要笑不笑地说。

“你不信，你到第三病室去看看，那里也是一样的外科病室啊，”胡小姐起劲地说。

“第三病室，那是女病室啊，”第九床笑着说。

“女病室不是一样吗？女人跟男人有什么不同？”胡小姐大声反驳道。众人笑了起来。

“胡小姐，胡小姐，”忽然有人大声叫起来。声音对我是陌生的。但是我看见了那个人。是第二床，他正坐在床上。脸孔长得像马脸，年纪大约四十岁。

“哪样？”胡小姐转过身，就隔着两张直放的床（十一床和十二床）问道。

“我今天出院了，请你给汪小姐讲一声，叫‘入院处’早点结账，”第二床说。

“好，你现在就走？”胡小姐再问。她马上加一句：“现在‘入院处’还没有办公。”

“我下午走，我屋里人要来接我，”他带笑地答道。

“好的，”胡小姐答道。

“老苏，听见没有？人家出院有屋里人来接。你出院怎么样？”第八床带笑对第三床说。他那张猴子脸有趣地摇来摆去。两只蝴蝶翅膀仍旧耸在他的头发上。

“有你作伴还不是一样，”第三床抬起头来，把半个身子靠在壁上，伸手摸了一下他那突出的嘴唇，笑道。

“你这简直是胡说。怎么会是一样？你就是跟我出院罢，进了城，来得及，找个茶馆，吃杯茶。来不及，说声：‘后会有期，’就各自东西了。各人还要去找各人的住处。哪里比得上有家室的人！”第八床说。

“你们不要多讲话，大夫就要来罗，”胡小姐过来警告地说。

第八床伸了伸舌头，做个滑稽的怪相，就不作声了。第九床轻轻地笑了两声。病室里稍稍安静了片刻。一只小鸟的扑翅声很清楚地送进我的耳里。一个黑黄的影子在空中一晃。接着那只麻雀就站在梁上吱吱喳喳地叫起来。

“胡小姐，请你叫麻雀不要吵嘛，”第九床开玩笑地说。胡小姐忍住笑，装作没有听见，却有几个病人响应地笑了。

“老郑！老郑！大便盆！”第十一床粗声哀叫起来。

起初没有人理他。第八床自语似地说：“又在放警报了。”第三床接着说：“你喊老郑，现在不是他当班，你喊他干什么？”然而这样的话是不会被那个病人听懂的，他仍旧叫着：“老郑！老郑！”他的声音永远是痛苦的，虽然我在他的脸上看不出一点病痛的痕迹。

“十一床，你不要叫啊，老张就来啦，”张小姐站在条桌前大声对他说，我不知道他听见没有。他现在不叫了，却开始呻唤起来。又是受伤野兽的哀号似的痛苦的呻吟。

这叫声和呻吟使我烦躁……为什么没有人给他帮一点忙，减轻他的痛苦？为什么大家听着，看着，笑着？我想，我或者可以去为他找到老张。我便下床来。站着，我不觉得吃力。我决定走出去。我刚走到门口，就碰见杨大夫踏上石阶来。我有点儿不好意思地站住了。

“怎样？你又跑出去？少跑点啊！”她和蔼地笑了笑，像对孩子说话似地对我说。

“我到厕所去，”我惶惑中说出了一句假话，我本来用不着对她撒谎的。

她打量我一下，吩咐一句：“那么快点回来，冯大夫就要来罗。”她大步进了病室。

我在她后面应了一声，就走下石阶，顺着石板路，打算走到厨房里去。

老郑端了一个凳子坐在厨房门前。厨房里没有别人。我客气地问他：“老张在不在？”

“没有看见。你找他什么事？”老郑温和地说，他那张呆板的方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

“我请他给十一床拿大便盆，”我答道。

“又是十一床。他一天就喊拿大便盆。拿去他又屙不出来。不要理他！由他去喊！”老郑做出厌烦的样子说。

“不过听他那样喊着，心里也有点儿难过。请你帮忙把大便盆拿给他罢，”我带了点恳求的调子微微笑道。

我看见他的脸部表情在变化。温和的微笑在他的方脸上出现了。他站起来，说，“我就给他拿去。”我觉得对付这个人我的办法收效了。

我高兴地回到病室里去。冯大夫还没有来。杨大夫同张大夫立在条桌前，一边看文件，一边商谈什么事情。我走过第十一床跟前，那个病人还在呻唤。我站住看他一眼。他张开嘴吐气，好像在哼一支歌似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两个黑眼珠慢慢地在移动，它们似乎在寻找什么东西。但是我又觉得他的眼光是茫然的眼光。好些颗汗珠停留在他的红黄色的额上。

“大便盆就给你拿来罗，”我对他说，我想给他带来一点安慰。他不回答，却把眼珠朝我站的方向慢慢地移动了一下。我想，他这个时候也许不是很清醒的了。

我刚在床上躺下，老郑把大便盆拿来了。“拿去，大便盆来罗，”他一面说，一面把大便盆塞到被单下面去。病人含糊地说了一句话，我听不清楚他说的是什么。

“好啦，好啦！我看你也该灌肠啦。大夫喊你多吃水，你偏偏不吃。你明明是跟你自己的性命赌气。你要舒服，你就该喊你们公司给你多送点钱来，”老郑又在那里咕噜了。病人反而静了下来。

“老郑，你跟他多讲有什么意思？我看他这个已经不行了，”第九床插嘴说，他说到“这个”的时候，用手指敲了敲自己的头。“今天你给老张代班吗？”第九床不等老郑答话，又接着问一句。

“不是代班。陆先生喊我给十一床拿大便盆来的。听见他那样呻唤，我心里也不好过。真是前世造了孽。”

“你有空，请你去喊老许给我送一笼包饺来，”第九床客气地说。

“现在怕不行，大夫要来看病罗，”老郑说。

“那么你跟他说等一阵送来也好。我怕他又忘记罗。”

“好罢，”老郑答道。他又转过身子向着我们这一排病床问道：“还有没有人要买东西？我顺便一起带回来。”

我请他给我买半斤饼干和一包白糖，我拿了一百元的钞票给他。他告诉我，这两样东西，合作社都有，比在外面买便宜些。我看见别人托他买草纸，我记起了第八床的话，我也托他买了一刀。

我忽然想吐痰，连忙在方木柜上去找吐痰杯，吐痰杯不见了，只有那把绘着蓝色山水的茶壶。我再看别的病床的方木柜上面都没有吐痰杯。是谁拿了去倒呢？难道我为了这个又要出去找老张、老郑吗？我觉得我应该求助于护士了。但是胡小姐不在病室里。我看见一个瘦小身材瓜子脸的护士在脸盆架前洗手。我不知道她的姓，我就简单地喊道：“小姐！”我还含着一口痰。

“哪样？”小姐回过头来，问道。她擦干了手，向着我走来。

“吐痰杯，”我指着嘴说。

“拿去倒罗，消了毒就送回来的，”她匆匆地答道，还没有走到我的床前就转身走开了。

果然不到两分钟光景，一个相当高大的男护士便把吐痰杯拿回来了。他用一个木盘盛着它们，木盘不算小，上面放得下十几二十个大杯子。他端着木盘一路走来，到一张病床前，便放下一个杯子。他给我的杯子，柄已经断了。我记得昨天用的不是这一个。我拿起它来吐痰，心里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我想：要是没有好好消毒呢！这应该是过虑的想法。可是这么一想，我更不安了，我又联想到起身时候用的脸盆，脸盆并没有消过毒，甚至没有用水冲洗过，脏的倒出后接着就倒进新的来。要是我用的脸盆刚刚是那个害眼睛的病人用过的，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冯大夫、张大夫、杨大夫一块儿来了。他们站在我的床前，冯大夫在左，杨大夫在右，张大夫立在我的床脚边。

“今天觉得怎样？”冯大夫温和地问。

“很好，”我答道。

冯大夫翻看了一下手里拿的病历表，又说：“你还有点发烧？”

“不过我不觉得。”

“你爱动不大好。你最好整天躺着不要起来。我怕你发烧会耽误开刀，”杨大夫偏着头对我说，两只大眼圆圆的、黑黑的望着我，嘴角露出了笑意。

我偷偷地望着她的嘴。就是不说话的时候，她的嘴也是微微张开的。

“杨大夫的话你懂罢？你好好躺着，等明天照了X光再说。要是没有问题，下星期就给你开刀，”冯大夫接下去说。

“谢谢你们，”我说。张大夫没有说话。他们走开了。

一个矮胖的大夫站在第六床的左边，正在解开那只吊着的膀子上的绷带。“……我给你说过叫你不要乱动。明明包得好好的，都给你搞得一塌糊涂！真麻烦！你胶布够不够？拿出来！”

“没有罗，”病人回答。

“那么拿钱出来喊人去买，”大夫不耐烦地说。他把刚解开的绷带又草草地缠好了。

第六床用右手在被单下摸出一个纸包来。“要多少钱？”他自语似地问道。“一百块钱够不够？”

“不够，你先买三百块钱再说，”大夫粗声说，他从病人手里接过了三张百元钞票，转过头，看见先前拿吐痰杯来的男护士正埋着头在用抹布揩十二床的方木柜，便唤道：“密斯脱周。”男护士答应着，马上走过来了。

“密斯脱周，请你喊老张拿去买胶布，等着要用的！”大夫把钱交给周先生，自己却离开这个病人走到对面那个角里去了。

“唉，他又走罗。就是这样不认真，怎样医得好啊！”第六床竖起眼睛着急地抱怨道。

“他就会来的，你不要急。治病要有耐心啊，”我这样安慰他。我说的是真话，我自己已经学会忍耐了。

“我晓得，我恐怕难好罗。这是我自己运道不好，”他绝望地微微摆着头。他因为左手被绑在那里，动一下头都不大方便，不然我相信他这个时候会坐起来的。他似乎在用眼光寻找医生。但是他这样躺着，怎么能够看见他呢？

杨大夫又来了，手里拿了一个木盒子。她把它放在我的床沿上，拿那条宽的橡皮带子缠住我的膀子。我的心跳得厉害。我掉开脸不看她。我不知道她在做什么。橡皮带子松了。我的膀子自由了，她要走了。我连忙回过脸去问道：“这是什么？”

“验血压的，”她答道，她转过身子和蔼地看我一眼。

“就要开刀吗？为什么要验血压？”我又问。

“你要这样着急，就不给你开刀罗，”她摇摇头，很大方地开玩笑说。

“那么，我就在医院里住一辈子，”我答道。

“欢迎，欢迎！”她笑道，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齿。过后她换过话题问我：“你今年多少岁？”

“二十三，牌子上写得有的，”我说。

“看样子你不过二十，其实我只大你两岁，”她姊姊似地微微一笑说。她捧着验血压器（我不知道它叫什么）走开了。

我望着她那宽大的身影，心里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我和她谈过话，感到愉快，甚至喜悦。

“拿去！胶布来罗！”我听见这个声音吃了一惊，但是立刻就知道这是周先生给第六床买了胶布回来了。他把一叠胶布放在被单上，就放在第六床的胸前。

“医官啦？他还不来？”第六床并不对周先生表示谢意，却先抱怨起大夫来。他的眉头皱得更紧了。周先生没有理他，便走开了，脸上露出一点扫兴的神气，好像不满意这个病人连一声“谢谢”也要吝惜。

“小姐，小姐！”第六床唤道，他声音不高，也不大清楚，没有被护士听见。也没有人理他。

“什么事情？”过了一会儿我忍不住了，便问他一句。

“我找小姐请医官来，”他答道。

“大夫自己会来的，”我说着，一面坐起来看对面，我看见那个胖大夫正在左边那个角里，似乎在给一个病人换药。我又说：“他在那边换药。”

“这边没有弄好，又到那边去弄，真是不负责！”他又在抱怨。

我无法再说话。不过我心里暗想：空抱怨又有什么用处？还不是只有等着大夫来换药。

大夫在十几分钟以后来了。他的红润的脸上现出愉快的微笑，顺口问着：“胶布买来了？”

“买来了，”第六床低声答道，他把胶布递给胖大夫。他这个人有点儿奇怪，不管他在背后怎样抱怨，他见了大夫的面却又像个温顺的孩子，连话也讲不出来。

“密斯李，密斯李，请过来一下，”林大夫转过头向条桌那面叫道。我看见先前跟我讲过话的那个小姐答应着，拿着一个洋磁碗走了过来。

于是林大夫动手解绷带。换药的工作开始了。我还没有看清楚那个大夫在做些什么（我没有敢正眼去看那只手上的伤痕），却听见一声低低的叫唤：“哎呀！”接着就是林大夫的平静的声音：

“碰都没有碰到，痛什么。好多了。就是你自己要乱搞……”

“我没有乱搞，”病人分辩说。

“你没有乱搞，我给你包得好好的，怎么会弄得一塌糊涂……”病人不再分辩。大夫停了一会儿又说下去：“我这次给你包好，你自己再乱搞，我下次就不管你了。听见没有？”最后四个字是他板起面孔说出来的。他的手动得极快，已经把那只受伤的手包好了。他拿了一根细带子穿过那块小小的方木板去（这木板是用来垫胶布的，手指便弯曲地半伸在胶布下面），接着又把这根细带拴在铁架上。这样膀子便吊起来了。他的工作完成了，严厉的表情被“自满”逐渐赶走了。

“现在舒服了罢，”大夫偏着头看了看他的成绩，得意地问道。

“舒服，”病人轻轻地回答，并且答得极快。可是等着大夫走到了洗脸架前面，他却把手指一伸一屈地动着，一面带哭相地说：“唉，天晓得，哪里说得上舒服？这只手一定要成残废的。”

他的这种脾气我实在无法了解。我带点儿不满意的口气问他：“你既然觉得不舒服，那么你为什么又对大夫说舒服呢？”

“给他说有什么用！他还是不管你，”他把眉头皱得更紧了，脸上只有一股怨气。我觉得这个人的自信心太强了，但是我还想说服他，至少我要使他知道他的错误。我又说：

“你是来治病的。你不相信大夫，为什么又让他看你的病？’”

“我想再换个医院，”他说。

我不再跟他说话。我心想：你已经换过一个医院了，还想换几个呢？

下午两点到三点钟之间第二床出院了。他的太太果然来接他。她是一个苍白脸的女人，年纪不到三十，脑后垂着两根细长的辫上，穿一件淡青色旗袍。她很会应酬。她温和地跟第十二床讲了几句话，又向汪小姐说了感谢的话，然后拿着丈夫的一个包袱，一只手还扶着他，两个人慢慢地走出了第四病室。他们夫妇跨出门槛之前，并没有忘记向某几个病人告别。两三个病人带着羡慕的眼光望着他们。

他们一走，汪小姐就叫老郑来把第二床的被褥和草垫全拿走了，只剩下一副光光的木板。现在是老郑当班的时候，冲水和倒便壶的事已经做过了。

我看见这张床空出来，有点儿高兴。我想，少了一个人，房里空气应该好一点。其实这只是我的幼稚的想法。空气似乎并没有好一些。而且这个病床在一个钟点以后就被一位新的病人占去了。

新病人是一个老头子，他是给人用担架抬进来的。一个穿中山服的中年人在旁边照料他。他进来的时候，张大夫正在给第十一床打盐水针。同昨天一样，第十一床呻吟着，吵着不要打。同昨天一样，张大夫说。“喊你吃糖，你不吃。要你喝水，你不喝。你还不要打针！你是不是不要命啦？”

“我不打啊，我不打啊！”第十一床疯狂地喊着。他动了一下身子。

“你不要乱叫，不要动！”张大夫按住他的腿，命令般地说。“今天只给你打一千二百西西，你要乱叫乱动，我就给你多打一倍！”

“我难过呀！张大夫，不打啦！”第十一床仍旧在叫。

“不打罗，就要完罗，”胡小姐安慰他说。架子上那个大玻璃瓶里还有半瓶水，但是今天水走得相当快，我看见水在减少。

第九床在跟第一床讲话：“奇怪，他怎么偏偏不爱喝水？说他不喝白开水，给他买了茶叶放进去，买了白糖放进去，他还是不肯喝。他这个人真固执！”

“固执？他是跟自己的性命开玩笑！我看他不会久。人都糊涂了！”第八床摆出聪明人的神气回答道。

新病人躺在担架上面，等候看护小姐把床铺好，然后由抬担架的人抬他到病床上去。现在他应当被称为“第二床”了。他侧着身子躺在床上，脸向着我。颈项上缠着绷带，好像后颈生疮似的。他的脸色白得像纸一样，两颊完全陷进去，差不多只有皮包骨了。嘴唇的四周有一圈不曾修整过的花白的短须。他闭着嘴含糊地呻吟，偶尔也睁开眼睛，用他无力的眼光看他面前的景物，眼白带红色，眼角还留着半干的眼屎，连下眼睫毛也被眼屎粘成一片了。

“啊！啊！”他忽然大声叫道，那个中年公务员从条桌前面走到病床前来了，还把头俯到他的枕边去。

“××那边的钱你要还去啊，”老人用沙哑的声音吩咐道。

“我晓得。你老人家好好地养病，不要管那些事情，”中年公务员温和地答道。

老人含糊地应了两声，又静了一会儿。第十一床的叫声也停止了。

杨大夫迈着大步走了进来。她走到条桌前和坐在那里写字的张大夫讲了几句话，然后走过来看这个新来的老病人。她叫那个中年人扶着老人坐起来，她解开他的颈项上绷带的时候，我也在床上坐起，伸着颈项去望那个可怕的疮。是的，可怕的疮，整个后颈烂成了一个大坑，粉红的、深红的、黑的、白的粘在一块儿，分不出哪里是肉，哪里不是肉，看上去倒像一个腐烂的、虫蛀的桃子，连桃核也露出来了。

“啊哟，烂成了这样。为什么早不来医？”杨大夫吃惊地说。

“他不信西医，一定要找土方治，说是半个月包好。不晓得贴的是什么膏药，越贴越坏。到今天二十六天了。他受不住才答应到医院来。他本来身体很好，不像现在这样，”那个公务员说。

“自然罗，随便贴点膏药怎么行！要是早点送来医院，他也不会病到这样，”杨大夫带了点责备的口吻说。

“不要动啊，”她向病人吩咐了一句，便匆匆地走到条桌那面去，但是很快地又走了回来。胡小姐也跟着她来了。病人始终垂着头坐在床沿上，两只手按住两个膝头，嘴里哼哼唧唧就没有停过。

“老先生，你忍一下痛不要紧，我把腐肉给你弄干净，好上药，”杨大夫温和地叮嘱着，她的两只手开始忙碌地工作；胡小姐在旁边帮忙，这个女孩的脸上带了一点害怕的表情，她始终没有敢正眼看那个疮口。杨大夫的眼光却定在疮上面，她的脸上露出专注的神情。那个中年人仍旧站在病人旁边，我找不出适当的字形容他的脸色，他似乎比胡小姐更怕看那个疮口。他时常呆呆地望着窗外，好像他的心很寂寞。而且我觉得在他的脸上除了忧伤外，还有一种厌恶的表情。

“哎哟！”病人忽然大声叫起来，但只是这一声。中年公务员立刻把正向着窗外的眼光转到病人的脸上，轻轻地问了一句：“痛得厉害吗？”

“好啦，好啦！就完啦！”杨大夫安慰他道。她开始把新的纱布放到疮口上去。

“痛啊，”病人诉苦般地说。

“好罗，不会痛罗！”杨大夫又说，她几下就把绷带束好了。她嘘了一口气，脸上露出一丝笑意，对胡小姐说了一声：“密斯胡，谢谢你啊！”就让那个宽脸女孩把用具收拾起走了。她又对病人说：“老先生，你睡下罢。”她又对那个中年人说：“你扶他睡下罢。”然后她走到脸盆架前去洗手。

“你回去啊，”老人呻吟地说，声音不大清楚，但是我还可以听出来。

“我晓得，”公务员答应着，他用怜悯的眼光望着病人。

杨大夫又走回来。她对那个中年人说；“我给你说，他身体太差了。医院里伙食他不能吃。你每天给他炖点鸡汤，牛肉汤送来罢。”

中年人迟疑着还没有回答，病人却在床上插嘴说：“我吃素啊！”

杨大夫没有听懂他的话，公务员接着解释道：“他是吃长素，不粘荤的。”

“病到这样，还管这种事情！他不多吃营养东西，是不会好的，”杨大夫笑着说。

“不过他很固执，不见得就肯吃荤，我想先买点鸡蛋给他冲蛋花吃也好，”公务员低声陪笑道。看他的脸色，我知道他此刻心里很焦灼。

“在医院里跟在家里不同，住进来就得听大夫的话。大夫办的，总是对病人有益的事，”杨大夫说到这里，忽然一个面孔陌生的护士从外面进来把她叫出去了。

那个中年公务员呆呆地立在原处，他似乎在想什么事情，过了几分钟，他埋下头来，靠近病人的脸说：“大夫的话你听见罢。你以后不要再固执啊。你是晓得的，我已经负了一万多块钱的债了。大夫喊我炖鸡汤，我哪里来的钱？你这场病下来，我们一家人都完了。你要好好听大夫的话啊……”

“我晓得，”病人痛苦地呻唤道。他接着还说了一句话，但是我听不出是什么意思。他似乎想分辩，然而痛苦或者别的原因使他讲不下去。

“你这个时候跟他讲这种话有什么用处？”第三床应该是一个更细心的旁观者，他一直把颈项伸得那么长。现在他忍不住出来讲话了。

中年公务员吃惊地掉过头看说话的人，他的忧愁的眼光落在第三床的突出的嘴上，他无可奈何地微微一笑，向着第三床走了两步，客气地说声：“还没有请教贵姓。”

“敝姓苏。你贵姓——”

“敝姓陈。我们是从南京逃难出来的。”

“那位是令亲吗？怎么病到这样，才来住院？”

“他是我父亲，”中年人的脸上露出了一点不自然的表情。“其实原先只有个很小的疮，他不肯医，后来大了，他又要找土方治，贴膏药，后来才越烂越大。我早就说送他到医院来，他一定不肯。其实住在家里很不方便。家里房间小，人又多，我们又没有医学知识。我劝了他多少次，昨天他才答应来门诊部看看。就是刚才这位女大夫看的。”（第三床插嘴说：“这是杨大夫，人倒很好。”）“她签了字要他住院。昨天没有病床，今天有空我才找人把他抬进来，我还请了一天假。”

“也亏他受得住，烂得连骨头都看得见了。他今年高寿——我看总过了六十罢。”

“今年六十六了。就是这个月的生日。他身体本来很好，并不像现在这样。不到一个月肉都光了。在家里看他病到这样也很可怜。这几天他嘴里又烂了。吃东西也不方便。”

“这样大年纪，害这种病，真是运气不好。不过我看你也够苦罗，”第三床同情地说。

“还不是！这是自己的父亲，又有什么话说！四五千块钱的薪水要养活一家六口人，哪里够！今天进医院缴的两千块钱还是换掉我女人一个金戒指才凑够的。大夫还要我给他炖鸡汤。可是钱从哪里来？他真要害死我！”

我起初还以为他只是病人的侄儿或外甥，觉得这倒是一个难得的人。现在听见一个儿子向着陌生人抱怨他父亲的病，却有点听不进去。

“这也难怪他，得了病也没有办法。只怪生活太高，大家都吃苦，”第三床安慰他说。

“是，要不是生活这样高，他也不会病到这样；起先他图省钱，不肯医，后来也是想省钱没有找好医生……”说到这里他的声音哑了，他马上把脸转开。

第三床也不讲话了，他躺下去休息。那个儿子掉转身，回到他父亲的床前去。第九床仍旧在对第八床讲故事。两个人不时低声笑着。第十一床好像在昏睡，他不动，也不叫了。连我旁边的第六床也睡着了。

我坐久了，感到一点倦意，便躺下去。一种舒适的感觉在我的四肢散布。我想睡，但是我迷迷糊糊地过了一会儿，又惊醒了，我以为我跌了一跤，却发见自己安稳地睡在床上。我不知道我睡去了若干时间。病室里不太闹，和我先前闭上眼睛的时候差不多。第九床同第八床的谈话还没有完，现在是第八床在讲故事了。我奇怪他们怎么会有那么多讲不完的故事！第六床把一只光赤的右膀露在外面，手里拿了一本书低声念着。第四床今天好些了，脸上痛苦的表情淡了不少。他闭着眼在睡，他现在可以睡枕头了。

老人仍旧侧着身子睡在床上，嘴里不停地哼唧。他的儿子已经走了。吃晚饭的时候，厨房里的人端了一碗稀饭给他。他坐起来，用他那瘦得见骨的手捧着碗，用调羹舀着稀饭，慢慢地送到口里。他的手抖得厉害，他常常把嘴俯下去将就手；喝完一碗稀饭，在他是一件很艰难的工作。他差不多每喝一口，就要哼一两声。我望着他，我的心都紧了。

他还没有放下饭碗，杨大夫匆忙地进来了。她好像是进来拿东西的。但是她转身出去的时候，看见老人坐在床上，便走到他的床前，大声嘱咐道：

“老先生，你不要坐起来嘛。你要吃饭，你请小姐喂你。你身体太弱，你不能多动啊！”

老人抬起头看她一眼，呻吟般地应了一声。

“那么，你现在就睡下去，你不要坐起来嘛，”杨大夫又说。她站在旁边望着他，似乎要看见他睡下去才走开。他只好把碗放下，虽然动作很慢，但是他终于睡下去了。

“杨大夫！杨大夫！”对面那个角里有病人在叫她。她答应着走到对面去了。

“做个大夫也不容易。病人找你，你就得去，不管你怎样忙，”第三床自语道。没有人搭腔。过了半晌，他又提高声音对第八床说：“老沈，你出去看看老许好不好？”

“怎么样？你要叫面吗？”第八床问道。

“叫面还是其次的事。第一是去把老许骂一顿，问他为什么今天一天都不来，”第三床带笑地大声说。关于老许不来的事，他们今天已经讨论了好几次，而且已经发过不少的怨言了。他们昨天有过一点小小的得意，还定下一个对付老许的计划，原以为今天还可以得到一个笑乐的机会。可是老许不来，这样就把他们的计划破坏了。今天两顿饭的时候，他们对着那碗只能说是“煮熟”的素菜发脾气、着急。但是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他又可以带笑地讲起这件事了。

“好，我就去，我也要吃点东西。我去给你叫碗大卤面来，老洪也要叫面，”第八床说着，就掀开被单坐起来穿鞋子。

“我也要碗大卤面。不吃点好的睡不着觉。我住医院花的钱还是给馆子拿去的多，至少总有七八千罢，”第九床屈着腿坐在床上，两只肘拐平平地压着耸起的膝头。他的态度相当安闲。

“这样说，嘴比命更要紧啊，”第八床接嘴说了一句，便一跳一蹦地走出去了。

我无目的地把眼光掉向窗外。我右面第二床和第三床头上的两扇窗全撑了起来，左边只开了第八床头上的一扇。右边的窗较低，窗外现出一段芭蕉的绿叶。左边的窗较高，银杏的树梢像图画似地绘在窗外的蓝天上，从那不太繁密的枝叶间露出来一角洋楼和黑漆的栏杆，一个白衣的影子在廊上闪过。

但是窗外的蓝天渐渐在变色，时而淡，时而深，有时像灰色，有时又像亮蓝。树影也渐次模糊。突然楼窗里开起电灯来。

我收回眼光。条桌前的电灯亮了。一个人站在第十一床的左侧。他穿着短装，是一个工人模样的人。我看不清楚他的面貌。

“你好点吗？”他问。

“唉，”第十一床叹了一口气。“我心里难过。”

“还在吃药罢？医官怎么说？”

“我没有钱，哪里有药吃？医官天天打针，痛死我啦！他们都不来看我，”他呻吟地说，声音粗，吐字不清楚，不过我可以懂他的意思，猜出他的话来。

“他们都没有空，路又远。我向秦股长报告，秦股长不理会，我有什么办法？”那个朋友诉苦一般地解释道。

“你没有跟他讲，医官说我的病很重，要钱医治……”

“我向秦股长报告，×××（第十一床的姓名）病势很重，要求公司添发医药费。秦股长把我骂一顿，说是我说假话。他还说×××受伤是他自己不小心，公司并没有责任，上次给的医药费已经很够。现在一个钱也不肯多给……”

没有钱，我的伤怎么好得了？心里烧得难过。天天打针受罪。我身上一个钱也没有。他们就让我死在医院里不来管我！第十一床叫号般地说，声音里掺杂着哭声，好像一只垂死的猛兽的哀号。

那个朋友停了一会儿，然后安慰他说：“你好好地养伤罢。不要着急。我们慢慢给你设法，再向公司办交涉。”他从衣袋里掏出几张钞票，放在病人的枕头边，又说：“这里八十块钱，你先拿去用。”

第十一床没有回答，也没有拒绝的表示。

“我走罗，你好好养病，不要着急啊，”那个朋友站了两三分钟后又说，于是掉转身子往外面走了。病人转动着头，他似乎在用目光送他的朋友出去。过后我看见他把朋友留下的钞票收起来放在枕头下面。

这个时候老郑进来了。他向我们这面走来，问道：“买不买东西？我好一起买回来。”

“我买，我买！”第十一床大声说。老郑便在他的床前站住了。他伸手在枕头下面摸索。

“你买东西，快拿钱来！”老郑等得不耐烦了，不客气地催他道。

“白糖，白糖，四十块钱！”第十一床用力说，他把钱交给老郑。

“盐水针打怕了，他现在要吃糖了！”第三床在旁边含笑道。我听着，心里很不好过。我觉得寂寞。我又有点害怕。真的，那个人就在我的脚下，和我隔得这么近。要是我处在他的境地呢？……我不敢往下想了。

白糖买回来的时候，我听见那个病人吩咐老郑：“多放些在茶壶里。”

“我拿茶壶给你，你自己放罢，”老郑回答道，把茶壶和糖都放在床沿上，他捧着代别人买的东西走开了。

第十一床默默地、吃力地动着手把糖放在茶壶里面。过后他似乎大大地喝了几口。我不知道他究竟喝了多少。

但是老郑下班前提了开水壶来冲水的时候，他走到第十一床床前，我听见他在说：“还是大半壶开水！大夫喊你多吃，买了糖来又不吃，看你这个病怎么得好啊！”

“我吞不下去，”第十一床声音含糊地答了一句。

“吞不下也要吞啊！你没有钱吃药，只好将就点！”老郑又说。病人不作声了。

这天晚上第十一床就没有再叫过。我们这一面一共是十二张床。在这些病人中，就只有第二床偶尔低声呻吟，但是后来他也落进昏睡里去了。病室里充满了一起一伏的打鼾声，一种混合着西药味的臭气重重地压在我的心上。我睡不着。

护士小姐很早就关了我们这面的电灯。也没有人讲话了。第九床和第八床似乎比别的病人睡得更熟。

第四床今天可以吃东西了。他吃“半流”（半流质，医院里的用语，就是汤里面还有一点煮得软软的容易消化的食物，像番薯片、猪肝等等），并且没有吐过一次。他的病的确有了起色。下半天我午睡醒来，偏过头去看他，他还对我微笑。他似乎想和我讲话。可是他没有开口，我也什么都不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