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四日（星期日）

今天是星期日，到病室来的大夫比往天少了些。上午查病房的时候也只有三个大夫来，并且匆匆地走过病床不问什么话就去了。我们这一个角的十一张病床（今天只有十一个病人）上没有一个重病的病人。第二床当然不算是重病患者。应该挖眼睛的人今天也坐起来讲笑话了。他不到半点钟的工夫就和第九床、第八床成了熟人，又和第三床、第六床谈过话。他说他姓冯，是第六床的同乡。又说他觉得左眼今天稍稍好一点，头也不痛了，他盼望可以保住那只眼睛。

第二床似乎睡得很好，现在听不见他那急促的鼾声了。他的儿子来的时候，这里正在开午饭，老人已经醒了，他要了一碗稀饭，放在方木柜上面，还没有吃。儿子拿着漱口盅进来。他放下漱口盅，对病人说：“我今天给你买了半只鸡，炖好汤，你趁热吃点罢。”

“我不想吃，”老人答道，他把头稍稍抬起一点，马上又睡下去了。

“你不吃，杨大夫又要来给你打针啊！”第三床插嘴说。

“大夫说，你不开荤，疮就收不了日。你还是吃点罢，”儿子顺着第三床的口气温和地劝道。

老人静了片刻，又把头抬起一下，然后说：“好，我吃！”

儿子拿起漱口盅来要喂他。他摇摇头说：“我自己起来。”

“你就睡着好啦，我来喂你，”儿子说。

“我要起来，”老人固执地说。他的身子本来侧着，这个时候就转动了一下，伏在床上，然后用两只手按住床单慢慢地撑起来，先是跪着，过后盘着腿坐，——这一切动作他做得极慢，而且他的头，他的手，他的身子，他的腿就一直在战抖。他的儿子好几次伸出手去给他帮忙（漱口盅已经放回到方木柜上面了），但是手刚刚挨到他的身上，立刻又缩回去了。

儿子也许是一个有洁癖的人，我常常看见他在大夫、护士们用的脸盆里洗手，还用搭在脸盆架上的脸帕揩干（我每天大便回来也在那里洗过手的）。他每次挨近父亲的身体，总要露出一种厌恶或者害怕的表情，这大约是他自己不能制止的，也许是他自己不知道的，因为他缩回手以后还是要把手伸过去，虽然他做出厌恶的样子，却仍然常常来照料他的父亲。可是他的父亲显得很倔强，很固执，不愿意受别人的照顾，不管身体怎样病弱，事事总要依靠自己。

老人要儿子把漱口盅给他，他不要用调羹，两手捧着漱口盅，放在嘴边，慢慢地喝着。我不知道他喝了多少。他的手，他的脸都抖得很厉害。他的儿子立在旁边，望着他，手一伸一缩，老是做出要帮忙又不要帮忙的样子。这种情形叫人看着很不舒服。我把眼睛掉开了。

第六床在和两个朋友谈话，一个穿军服，是上尉，年纪三十以内，另一个穿藏青色中山装，年纪稍稍大一点。

“……你不要讲我跌伤的话。我自家养好伤会写信回家去。医官讲我过两礼拜就可以好……我下半年定规要请假回去一趟……”第六床说，他始终忘不了两礼拜治好的话，不过这次他倒是心平气和地说的。他的眼光射在那只吊着的膀子上，他接着说：“现在这只手绑好了。这两天都不觉得难过。前几天真受不住。天晓得！”他没有发牢骚，这倒是我料不到的。

“那么你可以放心养病了，”中山装微笑说。

这时我又把头掉向右面，因为我听见了杨大夫的声音。

“老先生，你怎么又坐起来啦！”她带着不满意的调子大声说。

“他在吃鸡汤，”他的儿子立刻替他解释道。

“吃点鸡汤也犯不着坐起来嘛！老实说这点养料也不够他消耗。我连换药也不肯叫他坐起来，”她对他的儿子说。

“我也劝他不要坐起来，他不肯听，”他的儿子陪笑道，过后又加一句：“请大夫跟他说，他倒听大夫的话。”

杨大夫改变口气，像警告小孩似地对老人说：“老先生，你听见没有？你下回再要坐起来，我就要给你多打几瓶盐水啊。”

“我不坐啦，”老人害怕地说，他把漱口盅递给他的儿子，开始做起躺下的动作来。

“这就好。以后也要这样啊。我马上就来给你换药，”杨大夫把声音放温和了，她的脸上现出了笑意，像开花似地，整个脸上都有了笑的光辉。她一对大眼睛显得又黑又亮。我觉得她这个时候非常美。我的眼光一直跟着她。我以为她会到我这里来。可是她却朝着相反的方向走了。我知道在对面那个角里，她有更多的病人。在我们这一面，她的病人就只有我和第二床两个。我们是属于外科的。外科的病人多，所以实习大夫也不止一个；眼科、骨科、耳鼻喉科、皮肤科和泌尿科都只有一个实习大夫。不过实习大夫并不限定在某一科实习，他们应当轮流在每一科里实习。因此他们一个月换一次班，换一种科目。这是我从老资格第九床和新来的第十二床两人的谈话中知道的一些事。

（“一个月换一次班”这句话并没有给我带来不快。我相信我不会在医院里住到杨大夫换班的时候；我不会住那么久的。）

杨大夫不久就来给第二床换药。跟昨天一样，她不让病人坐起来，不过她的工作似乎进行得快一些。换好药，她在洗脸架前洗了手，又回到第二床床前，看看病人是不是静静地睡着了。

（在换药的时候，她问过病人好些话，大都是她已经问过了的，譬如其中的一句：“你在外面玩过没有？”她第一次问他的时候，经过几番解说，他才明白这个“玩”字的意思。现在他一听就可以回答了：“我吃长素啊。”他的儿子还怕她不懂他的意思，跟着加一句解释：“他是吃长素的，”这个回答使我发笑了。我看见杨大夫的脸上也露出一个有趣的笑容：她想忍住笑，却没有能完全忍住。）

“杨大夫，”我唤了一声。她立刻走过来了。

“昨天吃喜酒热闹吗？我希望你到得不算迟，”我带笑地说。

“我坐车去的。还好，没有迟到。这也是不得已的应酬，推不掉，只好去一趟。其实这里事情忙，我也没有心思进城去，”她温和地说，她没有笑，但是脸上罩着一种跟笑相近的表情。她对我说话不像大夫对病人，倒像是朋友对朋友，所以我敢随便地同她讲话。

“今天是礼拜，你可以休息罢？”

“可是礼拜天病人还是要照常换药啊。病这个东西，你不把它制服，它一天也不会休息的，不管是不是礼拜天。”她说着，自己也笑了，接着又添上一句：“所以我们做大夫的人是不该有礼拜天的。”她不等我接嘴，自己又说：“昨天拿给你的书读过吗？”

“读过了，”我答道。这是假话。一直到现在我连翻也没有翻过。

“你喜欢它吗？”她两眼发光地问。

“我喜欢，”这句话倒并不全是假的。我小时候，哥哥教过我读《唐诗三百首》，有十多首我到现在还背得出，我相当喜欢它们。

“那就好。我也喜欢读诗。我觉得诗可以使人变得善良，变得纯洁。我闷的时候，我总读诗。其实我也并不怎样懂诗。这就跟我喜欢听西洋音乐一样。我不懂，我只觉得它是这样，”她这些话并不是一口气说出来的。她有时似乎想用一两句更恰当的话来表达她的心意，便停顿一下，但是一时又找不到它，她只好随便用些她想到的字句匆忙地把谈话结束。她最后说：“你看，我这个做大夫的跟病人讲这种话，别人听见，又会笑我发神经了。”她大方地一转身就走了。她不给我答话的机会。可是她的话却使我思索了好一会儿，她说得这么亲切，这么真实，我不能不感激她。我的眼光一直跟着她，并且把她送出门去。

“这位女大夫脾气真好，”第四床忽然说了一句，这个姓孔的病人今天更好些了，脸和嘴唇都有了血色，眼睛也有了光，只是胡须长了些。

“是罢，”我心不在焉地答了一句，我朝他看了一眼。

“你以前跟她熟罢，”他又说。

“不，我进医院来才看见她的，”我答道。

“那更难得啊，”他赞叹般地说。

我敷衍地应了一声，就把脸掉到左面去。

第六床还在跟那两个朋友谈话。

“……我两天没有解大便，他们也不来灌肠，”第六床又在抱怨了。他刚才还说过几句类似满意的话。不知道怎样，他的朋友们又引出他的牢骚来了。但是奇怪的是，今天天亮后看护小姐来问他大便的次数，他为什么不向她要求灌肠呢？

“那么你发不发热？”上尉问道。

“一百零两度，怎么不发热！”第六床答道。

“医官怎么讲？”上尉又问。

“他叫我多吃开水，我嘴巴淡，不想吃。他看都不来看我，真是天晓得！”

其实林大夫昨天今天都来看过。还有黄大夫也到他的床前问过：“好不好？”他总是简单地回答：“好。”我都听见的。

“医官真没道理！想不到有名的医院也是这样。还是换个医院罢，”上尉说。

“我也想换地方。××哥，请你给我打听还有什么好医院，”第六床接着说。

“我看还是不要换罢。换个医院，你的手又要从头接过，更费时间了，”中山装迟疑地说。

“只要医官好，我情愿从头接过，”第六床固执地说。他挣红了脸，好像在跟谁赌气似的。

上尉同中山装彼此对望了一眼，我看见他们用眼光和脸色在谈话。过后中山装就说：“好，我去给你打听。”

第六床不讲话了。

这两个朋友一直到开午饭的时间才离开第六床。他们临走的时候，上尉还放了一卷钞票在第六床的枕边。那个年轻的军人红了脸，低声说了两句话。

“你拿去！你拿去！”第六床右手拿起钞票，向着他伸出去。

“我们走啦，我们走啦！”上尉和善地笑着，边说边走。中山装跟在他的后面。

第六床只好把手缩回。他望着他们出去了，然后收回眼光，数了数手里的钞票，把它们塞在枕头底下。他默默地想着什么。过了几分钟，他把眼光射到我的脸上来，看见我在看他，便对我说：“他们总要送钱来。”

“是啊，这也是朋友的好意，”我应酬地答了一句。

“我这次全靠他们，”他说，便伸手去揩眼睛。

我没有再说话，我有点妒忌他。我想着我的一些在远方的朋友。我在这里只是孤零零的一个年轻人。

老许端着菜来了。他那张瘦而不长、却点缀了几颗麻子的脸上堆着笑，今天笑得有点不自然。白布围裙黑黑地闪光，上面积的油垢更多了。一只苍蝇叮在他的胸前。他把菜先送给第九床和第八床。他们是他经常的主顾，他不会忘记他们的。我叫的一份猪肝汤他也送来了。我看见他那根黑黑的大拇指在菜碗口上留下的纹印，几乎要打起冷噤来。但是别人都若无其事地吃着，我也不好意思挑剔。我把心一横，居然连猪肝、连菠菜、连汤全吃下去了。我的肚子也实在饿了。在这里除了稀饭和鸡蛋（鸡蛋我不能多吃）外，我还有什么东西可吃呢？

收钱的时候，老许望着我，低声说：“陆先生（他倒容易记住别人的姓！），你晓得不晓得，这两天湖南很吃紧？”我昨天上午同他谈过一番闲话，他跟我一下子就熟了。

“我报也没有看，怎么晓得？你听见哪个说的？”我惊讶地问道。

“他们都这样说，说是报上也登得有。我们老板有个亲戚在桂林开工厂，说是要搬到这边来。我们老板着急得很。那个厂他有股子，”老许做出严重的表情低声说。

“我看，不会这样严重罢。即使仗打得不好，也不会一下子就打到广西，打到桂林的。”我不能够相信他的话，他也许听错了别人的传言，也许别人根本就没有弄清楚。我进医院的前两天，报上刚刚刊载敌人发动湘北战事的消息。这是一年一度的照例文章。不过今年发动得稍稍早一点。大概只是一种骚扰的性质罢。我是这样断定的，所以我摇着头坚决地否定了他的这种论调。

“我也不晓得。陆先生，你是读书人，当然比我们懂得多一点。我是想，要是他们厂搬过来，我就到他们厂里去做工。当茶房实在没有意思。”老许睁大两只眼睛恳切地望着我，他两只手接连在围裙上面擦着。

“要是有别的事，换换也好。最好能够学一门手艺。你今年多少岁？”

“二十一，”他带着惭愧的表情说。他似乎觉得自己这样大年纪，还没有学到一点本事，是一件可耻的事情。

“你还比我小，我今年二十三了，”我说。

“我哪里能跟你们先生比？你在哪个机关办公？”

“我原先在××银行做事情，现在赋闲了。我比你还不如。”

“你现在是在治病，应该休息。病好了，又会有大事情做，”老许笑着说。

第九床已经唤过老许两次了，我不想再留他，便换了语调，催他道：“你快到那边去罢。”

“我去，我去。他是老主顾，不能得罪的，”老许自语般地说，他好像还有许多话不曾说出来似的。

午饭后，应该是下午两点多钟罢，病房里相当热，我不能再穿绒线衫睡了，我坐起来，刚把它脱下，杨大夫忽然来了。

“我给你带来一个好消息，”她亲切地笑道。

什么好消息？我想不到。难道我不必开刀，便可以病愈出院？我望着她那黑而亮的大眼睛，微微张开嘴，半晌讲不出话来。

“你明天上午就开刀。已经决定了。好不好？”

这的确是意外的消息。它使我激动，但是它并没有给我带来喜悦。我的心跳得厉害。我的安静被搅乱了。在这一瞬间，我周围的一切全改变了，也许我的脸色也变了，因为我看见她怔了一下，过后她又笑了。

“你害怕吗？”她说。“你说过你不怕的。你不是希望早开刀吗？”

我不好意思正面回答，便改口问她：“头等病房那个病人呢？”

“他明天不开刀了。我便趁这个机会请冯大夫提早给你开刀。照X光的结果也知道了，你没有问题，”她和善地答道，带了点满意的神情摇摇她的浓发。

看见她的亲切的微笑，触到她的柔和的眼光，我觉得我的勇气渐渐地恢复了。“杨大夫，谢谢你啊，”我说。

“那么你不要怕啊。你放心，我明天会在旁边守着。决不会有问题。冯大夫手术很好，”她鼓舞地说。

“杨大夫，我说过，你在旁边，我就不怕，”我感动地说。

“你心烦或者害怕的时候，你可以背几首唐诗，那会使你安心的。其实上过了麻药，你就什么也不知道了。这是全身麻醉，不会有一点痛苦，”她声音柔和地安慰我。我感谢她的好意，我相信她的话，但是我不能不奇怪她为什么这样喜欢唐诗呢？她是一个研究科学的人。

“我知道，”我点点头说。“明天早晨吗？几点钟？”

“八点钟。今天我们还有很多工作。总之，你放心，不会有问题。我等一阵再来。”她走了。

我似乎做了一个梦。但是我说不出这是怎样的梦，我的笔写不出我这时的心情。要我口述，我也不成。我的思想好像在跑马，来去很快。我不能说我害怕，但是我仍然很激动，我的心静不下来。我觉得不能等待了，我盼望一霎眼便是明天。奇怪我忽然变得性急了。我愿意马上就有一个决定。

“你明天开刀？”第四床姓孔的问，他多少带了点关心的样子。

我回答一个“是”字。

“大手术，全身麻醉，不晓得怎样啊？”第四床自语似地说，其实他是在问我。可是我拿什么话回答他呢？我没有作声。

“你明天开刀？很好！”第六床姓朱的问。他好像在羡慕我。“你会比我先出院的。就是这个女医官给你开刀吗？”

“不是她。是那个年纪大一点的冯大夫，”我答道。

“这个女医官姓什么？她待病人真好，”第六床又说。

“她姓杨，大家都喊她做杨大夫，”我故意加重语气说。他应当知道她的姓，记住她的姓的。他对于自己周围的事情太不注意了。

“我自家运道不好，碰不到好医官，”第六床自语道。他大概又要发牢骚了。

我不想再理他，便拿出《唐诗三百首》来翻看。我要依杨大夫的话，好好地读熟唐诗。

一首，一首，我慢慢地念着。我在读五言律诗的一部分。那些带有音乐性的句子把我引到另一个世界里去，我进入一个梦境，又一个梦境。我忘记了我周围的一切。我这被搅乱了的心渐渐地得到安宁了。

第十一床又被一个新病人占据了。想不到医院的生意会这样兴隆。杨大夫多了一个病人了。

新病人年纪不过十六七，大约是一个商店职员。他的两腿两手都在灌脓，说是骑自行车跌伤了，用冷水洗坏了的。杨大夫给他上药的时候，他孩子似地小声哭起来。

“不要紧，你忍一下。痛过这一阵就没有事了，”杨大夫温和地说，她小心地给他包扎，先包好了两腿，然后再包扎两手。这种上药的工作是相当花费时间的，中间还因为那个孩子几次的呼痛而稍停顿。但是她的脸上始终带着善良的笑容。最后她站起来，还叮嘱他：

“以后跌伤了不要再用冷水洗啊！”

她从第十一床又走到我的床前来，笑着对我说：“你不要出去啊。等一阵你还有许多事情。”

她到洗脸盆架那边去洗了手。但是盐水针架子已经放在第二床床前等候她了。

接着那个好像在沉睡中的老人开始叫起来。还是他那拖长的、小孩唱歌似的叫声。

“打不得啦……我要死啦……我以后吃荤啦……真的要死啦……我儿子到哪里去啦……我死啦……”

我忍不住要笑了。

“他现在要吃荤啦！”第八床扑嗤地笑着说。

“你不要喊了，今天给你少打一点罢，”杨大夫走过来，把橡皮管子理顺，让盐水流得快些，然后一摇一晃地走出去了。

“打不得啦……打死啦……”老人仍旧闭了眼睛哼着。

“你再喊，也没有用，杨大夫已经走了，”第三床坐起来说，大概叫声使他感到不耐烦了。他这两天心里烦躁。他好像在等着什么人来看他，却始终见不到一个朋友的影子。

“她会来的，”老人忽然接嘴说，这一次他居然听到别人的话，而且马上回答了。

“哼，她会来！她来了，说不定还要叫你多打针嘞！”第三床厌烦地说。

杨大夫并没有来。但是老人的儿子来了。他后面跟着一个中年妇人，手里还牵了一个五六岁的孩子。我知道他们是老人的媳妇和孙儿。妇人矮小、瘦弱、苍白。孩子眼睛大，脸小，带一种病态的黄色。

“爹，他们来啦，”儿子走到床前俯向枕头说。病人含糊地说了一句话。我听不清楚他说的什么。他的脸也被儿子的背遮住了。后来儿子便走开，让媳妇和孙儿到老人面前去。

孙儿叫过了他，媳妇叫过了他。但是他们马上就退开了。他们远远地站着。现在我可以看见老人的脸了。老人睁开眼睛无力地看了看他们，两腮动了动，似乎想笑又笑不出来。他吐出一句：“你们来啦！”

“是，你好些罢？”

“我要死啦！我受不了啦！你喊人把针给我取出来！”老人喊道。

我看架子上那个玻璃瓶，里面还有半瓶盐水。水走得慢，他还得忍受一些时候。

那个媳妇似乎很老实，她真的就走到条桌前去找小姐了。我没有听明白她跟袁小姐和刘小姐（汪小姐今天没有来）讲了些什么话，她的声音很低。我只听见刘小姐答道：“不行。不能取。就要打完了。你要他多忍一阵。不要紧的。”那个女人红着脸走回来。她把刘小姐的话对她的公公转述了。过后她牵着孩子的手，仍旧站得远远的，望着病人受苦。

儿子从外面进来，手里拿着漱口盅，显然他又去煮了什么汤来了。看见他一步一步走着的衰弱样子，我注意到他的脸更瘦，脸色也更苍白了。女人在旁边用了同情的甚至哀愁的眼光默默地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不用说，在这里她更关心的还是这个伺候病人的人。

“要死啦！打不得啦！救救我啦！儿子嘞！”老人继续叫着。

儿子俯下头：“爹，就完了。我给你热鸡汤来了。打好针你吃点啊！”他说完，又走去洗手去了。我奇怪，他一天要洗多少次手？

眼科主任郭大夫来了。他的姓还是第九床告诉我的。他来检查第十二床那个司机的眼睛。他后面跟着一个矮矮的戴眼镜的女大夫。

“今天好一点没有？”他问道，一只手拨开病人的眼皮，另一只手用电筒光去照病人的左眼。

“还是一样。筋一股一股地蹦起痛。”

“我看还是要挖掉。左眼是救不转来的了。不挖掉，怕的是右眼又发病。理由我昨天就跟你说过了。你懂吗？”那个身材矮小、满颊须根、相貌和善的大夫严肃地说。

“我懂。请郭大夫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第十二床埋着头问。

“我看没有别的办法了，”郭大夫怜悯地摇摇头说。“不过挖眼睛不是一件小事。你先跟你朋友商量一下，将来开刀的时候，你还要找个朋友在证明书上盖个章。”

“郭大夫，是不是我上次害淋病，自己洗，没有弄干净，把脏东西弄到眼睛里头……”

郭大夫不等他说完就打断他的话：“不会罢。致病的原因，一时也难说。你现在多休息，少动，养几天再说。”

“右眼不会有问题罢？”

“你早点把左眼挖了，右眼就不会有问题的。”

“挖掉一只眼睛，脸上不晓得有多难看，”第十二床自语似地说。

“可以装假眼睛。”

“不过假眼睛看不见，又不能活动。近看起来很吓人！”第十二床耽心地说。

“可是，就目前的医学来说，除了装假眼睛，也没有别的办法，”郭大夫说，不禁怜悯地微微一笑。他用英语跟女大夫讲了几句，女大夫只是点头应着。

大夫们走后，第十二床呆呆地坐在床沿上，望着大门出神。过了一会儿他躺下来，两只手蒙住脸，头微微颤动。他好像在那里寂寞地哭着。

在他的右边，老人不再哼了。盐水已经打完，针取出来了。老人闭上眼睛，含糊地呻吟着。儿子、媳妇、孙儿全站在床前，不过并不太靠近，他们一直默默地望着他。连那个五六岁的孩子也很驯善地偎在母亲的身旁，只偶尔跟母亲低声讲一两句话。

过了一会儿，我看见儿子跟媳妇在谈话，媳妇忽然走到老人的枕头边，俯下头对老人说了两句话，就拿起漱口盅来，用调羹喂他喝汤。老人不拒绝了。他忍耐地喝着，她也忍耐地喂着。孩子要跟到母亲的身边去，却被父亲止住了。那个做儿子又做父亲的中年公务员仍旧保持他那过分的洁癖。他始终不敢多挨近老人，有时挨近了再离开的时候，他总是不由自主地要露出一点厌恶的表情，而且马上就去用药水肥皂把手擦洗干净。

这一次老人大概喝了不少的汤，因为我没有听见他说过“不要吃”，倒是媳妇自动地把漱口盅放回到方木柜上去。

“你们回去罢，”老人说。“四宝啦？”他问，头微微颤动一下。

“四宝，来！”女人向孩子招手唤道。孩子的父亲便让孩子跑到床前去。

“你喊一声，行个礼，我们就回去啊！”女人温和地吩咐孩子。

孩子听话地唤了祖父，行了礼，然后跟着母亲走了。

“快去洗手！”女人刚离开这张病床，她的丈夫就低声嘱咐道。他还把她领到洗脸瓮架前面去。

但是我没有工夫再管别人的事情。杨大夫来找我了。

验血压，扎耳朵，验小便……我看见她为我忙着，我非常感动。我想对她表示我的感激，却找不到一句适当的话。

“明天这个时候不晓得怎样啊，”我对自己说，其实我倒希望她给我一个回答。

“不要紧的，”她微笑道，“至多明天难过一天。不过别人都捱得过，你一定也捱得过。而且我明天也在场。我会好好地照料你。”

经她这么一说，我觉得可以放心了。我感谢地对她笑了笑。

她刚走出病室，我忽然听见第一床那个接腿骨的病人叫老郑抱他下床。这是一个不爱讲话的人。每天大清早他照例要叫老张给他拿大便盆。此外除了他必须和大夫问答的时候，便难得听见他讲一句话。前天外科主任黄大夫（他是骨科大夫）对他说过：“你可以起来走走试试看。你应该走走了。我打算过几天就给你取石膏。”昨天黄大夫又问过他：“你起来走过没有？你不起来走走怎么成？你不方便，可以找工友扶着你走。你一定要起来走走。”两天来他并没有动作，他似乎为这件事整整踌躇了两天。现在他决定起来试一试了。

老郑走过去抱他。我听见他着急地说：“你把被单给我裹住身子。”接着他被老郑抱起来了，就让他立在床前。一幅白被单像袈裟似地披在他的身上，只露出一只光光的右膀来。他的身子齐腰靠着床板，两只手向后压住床沿。一张白白的长脸，一头昨天刚剪过的短发，两只不住地霎着的眼睛。他觉得新奇而且带了一点歉意地微微笑着，好像在对谁讲话似地自语道：“不行。头昏。站不惯。”他把头略略移动，似乎想看看这个病室里四处的景象。可是他的眼睛霎得太厉害了，他一定不会看清楚什么。

“不行，不行，头还是昏，”他微笑着，抱歉似地说。

没有人陪他讲话。第六床一个人低声在抱怨：“他可以站起来了，我还是跟刚进来一样，动都不能动，真是天晓得！”

我看第六床一眼，他的脸通红，眼睛竖得更高了。

“他进来两个月了，你还不到两个星期，当然不同。你何必着急！”我说，我一半是安慰他，一半是反驳他。

“过两个月还是医不好。我晓得我是不会好的，所以我想换地方。昨天晚上我梦见我娘望着我哭，我怕我再看不见她啦！”

“不会的！你怎么能相信梦！你住医院就应该相信大夫！”我说着有点生气了。我想：怎样一个顽固的人啊！

“好医官，我们才信得过。我那个医官一天来一趟，也不管病人死活，脾气又大得很。他会治好病，真是天晓得！”他皱起眉头带着哭相说。

“那么他每天早晨来问你‘好不好’，你为什么总是说好呢？”我反问道。

“我说‘好’说‘不好’，还不是一样。他总是不管你，站一下就走开。”看他那神情，倒是我的固执和罗嗦使他着恼了。

我不敢再向他说话，便拿起《唐诗三百首》来，念了几页，我觉得疲倦，又放下了书。

“请你把书借给我看看，”他说。

我迟疑一下，我不愿意把杨大夫的书转借给他，而且我以为他不会喜欢这种书；但是我终于把书递过去了。

他翻开书。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并没有即刻阖上书，或者往后翻过去，他却用了近似唱山歌的声调从头读起来。他一首一首地读着，好像很感兴趣的样子。

我迷迷糊糊地睡了好一会儿。我再睁开眼睛，第六床还继续在读唐诗。我觉得奇怪，我偷偷地看他。他的眼睛似乎松弛地放平了一些。脸色也不怎么红了。他专心在念书。他的眼光就在字句上移动。我发觉他的嘴角带着笑意，我有点高兴，杨大夫的书居然使这个从来不笑的人笑了！

可是我马上就知道自己的错误了。泪珠从他的眼角慢慢地滚出来。他不是在笑，他哭了。他读到什么人的诗句呢？我注意地听着。他好像是在读“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的句子。那么他又在想念家乡罢。我那一团高兴不知道消失到哪里去了。我不敢再看他一眼，也不敢再注意他的事情。我害怕我自己也会像他那样地哭起来。我也是孤零零地在他乡作客的啊！

晚上，刚查过病房以后，第八床回来了。他是这天午饭后出去的，说是到他的妹夫的茶馆里去玩。第三床托他买一盒藕粉，第九床托他买一些食物，我也顺便请他代买胶布和药皂，他全带回来了。我还得补他十块钱，我感谢地拿给他了。他含笑地接受了我的谢意。他身上穿着整齐的灰布中山装，一张脸仍然让白手帕镶着边，白蝴蝶又从旧草帽下面露出来了（他刚刚揭下草帽来）。他夸耀似地站在第三床面前。

“十多天没进城，东西又涨罗，药皂小块的也涨到一百五，本来大的也只卖两百，”第八床得意地说。

“你在城里玩得好罢，”第三床羡慕地说。

“还不错，看了一场马戏。在我妹夫的茶馆里吃了一顿饭。他们茶馆里生意真好！客人川流不息，一天好几万的进账！”他眉飞色舞地说。他的头一摇一摆的，头发上那只蝴蝶仿佛要飞起来一样。

“他的茶馆地点适中，又宽敞，所以生意好，我也去过两次，”第三床接着说。“你在外面听见什么消息没有？”

“还不是战事的消息。有人说湖南的仗打得不好；也有人说，不要紧，日本人不过来骚扰一下就要退兵的，”第八床满不在意地说。

“老许今天来说，湖南战事打得很不好，不晓得他从哪里听来的？”第三床压低声音说。

“不会的，”第八床摇摇头说。“老许不晓得在哪里听来这种谣言。我可以断定不到半个月日本人就会退回去。”他又改换了语调：“你要不要冲藕粉吃？我给你拿去冲。我也要冲一碗。”

“好罢，谢谢你，糖在这里，还拿个鸡蛋去，”第三床感谢地赔笑道。

第八床去了片刻又回来了。他满意地微笑着对第三床说：“我碰到胡小姐，拿给她去冲罗。”

不久，胡小姐端了两碗藕粉进来。她一边走，一边低声笑着。她把碗递了一个给第三床，抱歉似地笑道：“冲得不好，太干罗。我不会冲。”

“很好，我就要吃干的，”第八床跑过来接着另外一个碗，笑着抢先说。

“烫啊，你当心点，我去把藕粉盒子拿回来，”胡小姐转身去了。

第八床就站在第三床的床脚边，埋下头把藕粉一调羹一调羹地送进嘴里，满意地咂着嘴。

“老苏，我今天看马戏碰到汪小姐，她居然给我打了招呼，”第八床忽然抬起头来说，他匆匆忙忙地几下就把藕粉吃光了。

“她一个人吗？”第三床问道，他一面吃着藕粉。

“还有一个男人，年纪比她大一点，头顶有一点秃罗，衣服倒很漂亮。她正挽住他的膀子走路，看见我，连忙把手松开。汪小姐今天打扮得很摩登，嘴擦得通红，衣服也换了一身崭新的，不像在医院里穿的那样，”第八床得意地说。

“那是她的未婚夫，上个月才订婚的，是××银行的会计主任，好像上海还有一个家，不然就是续弦。听说这是廖大夫介绍的。汪小姐命不好，从前订过婚，刚要结婚，新郎坐飞机出事死了，所以三十二岁了才订婚，”第九床忽然坐起来兴奋地插嘴说。

“原来这样，难怪汪小姐脸上总带苦相，”第三床笑道。

“你们不要乱讲啊，汪小姐是个好人，待人也厚道，你们嘴少刻薄点，不要乱讲人家的私事，”胡小姐拿着藕粉盒进来，听见了第九床和第三床的谈话，便噘起嘴干涉道。

“你胡小姐倒是一个好人，我就没有听见你讲过一句别人的坏话，我们哪里可以跟你相比？”第九床大声笑着说。

十一点的光景，老李来给我灌肠。另一个我没有见过的中年人来剃去我的胸前的柔毛。这些奇怪的经验。它们叫人觉得多不舒服。

“那个剃毛的人，你给他钱没有？”第四床没有睡，他忽然问我道，剃毛的人已经拿着剃刀和肥皂水碗走了。

“什么钱？”我奇怪地问。

“小费，你要给的，多则五十，少则三十，”第四床微笑地说。

“他并没有要就走罗，”我答道。

“他会来的。要钱的事他们哪里会放过！这个医院就是这点不好：处处要钱，尽花在小地方，而且要现钱。其实医院也没有得到好处。这大概是什么‘抗战作风’罢。我从前在南京、上海住医院，都不是这样的。你要是多争论一两句，他们就会拿什么物质条件不够的话来堵你的嘴。其实呢，在我们后方，只要你有钱，什么条件都够。”他好像故意不睡觉等着这个机会来对我发一通议论似的。他这两天静静地躺着，难得讲几句话。他现在大概憋不住了。不过他是不应该抱怨的，他的病一天天地好起来，今天张大夫对他说，再过两天就要给他抽线了。

“是啊，你的意思不错，”我同意他的话。但是我掉过身子把背向着他。我这个时候最需要的是安静，是沉默。我应该先好好地休息一会儿，然后把过去的事情仔细回想一番。不管生和死，不管怕与不怕，从明天起我得开始一个新的经验了。

我的微闭着的眼睛忽然睁开了，因为我觉得一个黑黑的人影立在我面前。我吃了一惊。但是马上我就看出来是那个剃毛的人。他来做什么呢？他不说话，却带着笑容（多么勉强的笑容）望着我。他在等候我的吩咐。我明白了。第四床没有说假话。我拿出一张五十元的钞票递给他。他带笑地接着，说了一声“谢谢”，就走了。

我不由自主地笑了一声。我奇怪我的笑。我为什么要笑呢？我说不出。我觉得我周围的一切都改变了。我和这些人、这些东西好像隔得很远似的。我觉得许多事情都可笑。我奇怪为什么人们的眼光会那样地窄小！

病室里就只开着条桌前面的那盏电灯。林小姐穿着红绒线衫在那里读书。病人似乎全睡了。痛苦的鼾声仿佛变成了一些有形体的小鸟，它们飞不出屋去，只是盲目地四处撞扑。它们向着我这边扑过来。

我在什么地方？我忽然怀疑地问着自己。我越想睡，越不能睡。我的思潮汹涌起来。过去二十三年的生活对我变成十分可以留恋的了。心境的安宁扰乱了。我感到心慌。为什么？难道我的生命到了末日？

我看见了我那个在沦陷区的老父的面颜。他和善而带悲哀地望着我。我后悔两年多没有写信给他，六年没有回去见他一面。他不知道我生病，更不知道我明天要剖肚皮。他是我在人世上唯一的亲人。我因为他续弦的事跟他起了冲突，甚至断绝了信函的来往。难道我就这样静悄悄地永远离开他吗？

“哎哟！哎哟！”忽然从第三病室里传过来这个可怕的叫痛声。真是可以撕碎人心的尖声叫喊！一个女人的声音。为什么偏偏在今天晚上！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

明天我会被人当作一架机器剖开肚皮取去胆囊。在冯大夫的眼里我也许是一架没有生命的机器。可是我自己呢，我真的就会没有一点感觉么？

“不要怕！”我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浓发大眼，厚嘴唇和无拘束的和善的微笑。杨大夫！救救我！我只是一个二十三岁的孩子。

没有用。女病人的叫声毁了一切。我不知道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可是我仿佛看见她在病床上痛苦地滚动，牢牢地抓紧被单，疯狂地叫喊。

我在思想中找不到出路。我的心得不到安宁。我在床上辗转反侧。我低声呻吟。

然而出乎我的意外，杨大夫来了。她没有穿工作衣，只穿了一件灰布旗袍。我没有注意到她来。可是她轻轻地唤我的名字。

“杨大夫，你还没有睡？”我惊喜地说，我从枕上抬起头来。“现在有十二点罢？”我感激得淌下泪来。

“你没有什么不舒服罢，睡得好吗？”她亲切地问。

“我睡不着，心里烦，”我像一个孩子似地诉苦道。

“不要紧，我喊小姐给你吃点睡药，你会睡得很好的，”她和善地安慰我。

我看见她在条桌前和林小姐谈了几句话。她走了。林小姐却端了一个小小的药杯过来。“吃罢，”林小姐说，把药杯递到我的手里。

我一口喝光了睡药。药是咸的，而且带着怪味。林小姐就用这个药杯从我的茶壶里斟了两杯冷开水给我喝。

我的心温暖了，我的心安宁了。我相信我可以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