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七日（星期三）

我想不到我还会活着。我想不到我还能够躺在床上安静地（虽然是虚弱无力地）看着、听着四周的一切。我觉得我已经死过一次了。其实我不过做了一场大梦，一场可怕的噩梦。

我还不知道我前昨两天是怎样度过的。我不敢回想那两天中的痛苦。

现在我似乎没有大的痛苦了。开刀的地方有时隐隐地痛一阵，然而这是很容易忍受的。不方便的倒是我不能转动身子，我必须安静地仰卧，而且我还很虚弱。我容易感到疲倦。我只能吃流质，我的胃口也不好。

上午冯大夫和杨大夫来看我，问我的肚子胀不胀，他们对我的状况相当满意。我着急地问他们我开刀的结果，他们只说经过良好，开刀时间不久，流血也不多，并没有找人输血。这似乎是个好消息。我听到也有点高兴。

杨大夫并没有离开病室。她在给第二床和新十一床的病人换药。新十一床那个孩子的伤口好多了，今天换药的时候他没有哭，不过轻轻地嘘了几声。第二床似乎还是那个样子。她换好药洗了手以后，又到我这边来。

“你今天好多了，我并不骗你，没有危险罢？”她笑着问道。

“杨大夫，谢谢你啊，”我只能这样回答。

“你还记得前天的情形罢，起先你两只眼睛老是望着我，后来……”她像一个长姊似地微笑道。“后来”下面的话她咽住了。

“电灯那么亮，睡在手术台上，绑住两只手，就像牛羊等人宰割一样，我有点害怕，”我慢慢地轻声回答。

“后来？”

“后来你们把帕子盖到我的脸上，我听见你在喊我嘘气，又喊我数一、二、三。我只觉得难过，透不过气来。难过到了极点，我就没有知觉了，”我仍旧慢慢地一边想一边回答。

“后来？……”

“我不晓得什么时候才醒过来。你在给我打盐水针，我只觉得两只腿又肿，又烫，又痛，说不出的难过。我心里又发呕。我伤口又痛。肚子又胀。我不晓得那天跟你讲了几句什么话。”

“你不肯打盐水针，你吵着要把针弄断。幸而你没有气力，我还给你打过一针葡萄糖，还给你放过气，”她带点哂笑地说。“好了，你休息罢。你还不能多讲话。”

她正要走开，我却把她唤住了。

“杨大夫，第二床的病怎么样？是不是好一点？”我问道。

她的笑容立刻消失了。她皱起眉毛摇摇头说：“恐怕好不了。我给他换药的时候，我真害怕。他生梅毒。”

“梅毒？你要当心啊！”我吃惊地说；接着我又问。“他不是吃长素吗？年纪又这么大，怎么会生梅毒？”

“哪个晓得他会生这种病！到第三期了，一身都烂了，臭得很。我真害怕……”她把下嘴唇咬了一下，便转身走开了。我知道她到对面那一角给病人换药去了。

我替她感到不快。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帮助她。对那个老人的命运，我并没有多大的关心。只是那个中年公务员的有苦无处诉的苍白脸孔却浮现在我的眼前。这个打击他应当用怎样的力量去忍受啊……

我倦，我头昏，大绷带（它另有一个正式名字，但是我却叫它做大绷带，这是专用来绑肚皮的）使我气闷，我的背压在大绷带的垫布上很不舒服，我的四肢酸痛。我不能再用思想了。

白天我的心境还好。我没有感到特别的不舒服。我只是虚弱，没有精神，没有力气，没有兴致。我想睡，也能睡；不过我容易惊醒，醒后更觉得疲倦。

夜给我带来了痛苦。电灯光，哪怕是从条桌的上空远远地射过来的，也会刺痛我的眼睛。病人的谈笑，哪怕就只是偶尔的几句，也像利爪似地搔着我的脑子。偏偏一到晚上，他们（第三床，第八床，第九床，还有那个等着挖眼睛的第十二床）就大声讲起种种的笑话。我烦躁，不安，伤口痛，肚子胀。我一闭眼就觉得那根细的橡皮管从我的鼻孔伸进来。我感到说不出的难过，说不出的厌恶。我的思想，我的记忆全破碎了。有时候我会觉得我的脑子里装了一堆渣滓，一堆碎玻璃。

昨晚比今晚更难熬，痛苦似乎就不会有终局。人世跟我离远了，我仿佛陷在地狱里受苦刑。这时候我多么需要安静，可是那些轻病的病人却带说带笑地吵个不停。他们快乐的声音就像许多木棒在敲打我的脑子。第三床用牙齿敲着拍子低声唱歌。第九床讲着笑话。第八床哼着小曲。这其间第十二床还插嘴进来，要第八床唱《十八摸》，第八床并没有理他，他自己却色情地唱起来：“伸——手摸在——姐姐的……”我真想打他一个嘴巴！我又想大声叫喊，可是我没有力气。我头痛，伤口痛，四肢痛。我怕我不能再忍下去。我以为我的末日已经近了。但是我听见了那个熟悉的声音：

“你们应该休息了。人家病重的，刚开过刀的，晚上需要安静，你们这样吵不是故意给人家添病吗？”

“是，是，”不知道是哪一个病人这样答了一声。病室里立刻静下来了。我看见杨大夫穿着白色工作衣立在我的床前。

“你觉得好点吗？”她关心地问道。

我无力地摇了摇头。

“你能睡罢？”她仿佛知道我的痛苦似的，再问一句。

我又摇摇头。我忽然想起她对我说过要我在痛苦的时候背诵唐诗，我以为她会再拿这句话劝我，我便用力说：“我的脑子完了。唐诗也完了。我全记不起来。”

她扑嗤一笑，声音小，而且马上就忍住。她哂笑道：“你不要管什么唐诗不唐诗。还是睡觉要紧。我给你再吃点睡药。明天你的脑子就不会‘完’了。”

今晚，她来得早，就是在查病房的时候。

“你觉得好点吗？”她还是关心地问。

我摇摇头。

“睡药给你开好了。你吃的时候，问小姐要罢。我看你今天好多了。你可以放心。”她和善地笑了笑。

听了她的话，我才觉得我的确好些了。我还可以听清楚并且强记住外科主任黄大夫和林大夫在第六床床前谈的话；

“他不应该有这样高的热度。四天都不退热，你看会不会是Malaria（疟疾——他们讲英语，讲得慢时，我可以听懂一些单字）？”黄大夫的声音。

“我在研究。我看又不像Malaria。”林大夫回答。以后他讲着很流利的英语，我抓不住他的意思。

黄大夫也讲了两句英语，我听懂几个单字，我猜想他是在说，要是转了别的病，膀子就有点麻烦了。

林大夫拿起方木柜上第六床的茶壶摇了摇，大声对病人说；“你要吃水嘛。你不吃水不会退烧啊。”

“我嘴巴淡，”第六床答道。

“这不是理由。你应该把开水当药来吃，不管嘴巴淡不淡都要吃！”林大夫的话总是用那种粗暴的声音说出来的，他什么时候都像在跟别人生气一样。他这几句话像起锈的锯子似地在我的头骨上迟钝地锯着。

我居然支持着听了这几句对话。但是现在我崩溃了。我的头像被什么东西打碎了一样。

我想到了我的救药，那唯一的可以给我带来睡眠的东西。我放弃了挣扎。我高声唤起“小姐”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