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平时几乎没有机会穿西装。一年里就算穿也不过两三回。之所以不穿西装，是因为几乎遇不到非穿成那样不可的场合。有时我也会视情况穿稍微正式些的外套，但不至于系领带，基本上也不会穿皮鞋。总之就结果而言，这就是我为自己选择的人生。

可是有时候，明明没有非穿不可的必要，我却会主动穿上西装，系好领带。这是为什么呢？打开衣橱，清点自己有什么样的衣服时（若不清点，慢慢就会忘记都有哪些衣服），看着那些买来后几乎没上过身的西装、原样套在洗衣店塑料包装里的正装衬衫，和连打过结的痕迹都没有的领带，不禁觉得对不住这些衣服，便将它们拿出来试穿。然后抱着看看自己还会不会系领带的念头，尝试几种领带系法，还会试着打出领带窝（Dimple）来。只有独自在家的时候我才会这样做。因为家里一有别人，我就得向他们大致解释自己这样做的理由。

而当整套行头穿戴完毕，我又会想：费了这么大劲穿上的西装，立刻脱掉也未免太无趣了，不如就穿着这身衣服去外面走一走。于是，西装革履的我独自走上了大街。那感觉还不坏，表情和走路姿势仿佛都和平时有了一点不同，给我一种脱离日常生活的新鲜感。可是，漫无目的地在大马路上溜达一小时左右，新鲜感便会慢慢减退。西装和领带令我疲惫，脖子周围也痒得慌，还有点儿喘不上气。穿皮鞋走在路上的声音又脆又响。回到家，我踢掉皮鞋，脱掉西装，松开领带，换上软塌塌的圆领卫衣和针织裤，倒在沙发上，享受舒缓和平静。这是一项仅耗费一小时左右的，无害的——起码不至于让我有罪恶感的——秘密仪式。

那天我独自在家，妻子出门去吃中国菜了。我一点儿中国菜也吃不了（好像对几种常用的中国菜调料过敏），所以她每次想吃中国菜，就约上关系亲密的女性朋友去吃。

我一个人吃过简单的晚饭，久违地听起琼尼·米切尔的老LP，坐在读书专用的椅子上读推理小说。这张专辑我很爱听，小说也是我喜欢的作家的新作。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静不下心来，无论听音乐还是读书，精力都难以集中。要不看看之前录下来的电影吧，我想。可又没有什么想看的。偶尔就是会有这样的日子，尽管有自由的时间，打算做些喜欢的事，却想不到究竟该做什么好。明明有不少想做的事来着……我无所事事地在房间里转悠着，忽然心生一念：对了，要不穿穿西装吧。

我将几年前买的保罗·史密斯的深蓝色西装（当时是有需要才买的，但只穿了两次）摊在床上，为它搭配好领带和衬衫。浅灰色的宽领衬衫，配上在罗马机场免税店买的埃尔梅内吉尔多·杰尼亚的佩斯利纹细款领带。来到全身镜前，打量穿戴完毕的自己。还不错，至少明面上挑不出什么毛病。

可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天站在镜子前，我的情绪却有些异样，其中似乎暗含着一丝负疚。负疚？该怎么形容好呢……也许和那些惯于给自己的履历添油加醋的人的罪恶感差不多。即使不和法律相悖，也是伦理道德上的欺诈。明知不该做这样的事，也清楚这么做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却还是忍不住做了——那种不好受的滋味正是如此而来的。容我擅自想象，瞒着大伙男扮女装的男人们，心里的感受也大抵如此。

不过，这想来也很不可思议。我迈入成年人的行列已久，每年都会申报税金，及时上交应缴的税额。迄今为止，除了违反交规没犯过别的法。算不上有十足的教养，但也说得过去，还凑巧知道巴托克和斯特拉文斯基谁先出生（知道的人一定不多）。如今穿在身上的衣服，也都是通过我每天合法的——至少不是非法的——劳动所得买来的。绝对没有任何会被人戳脊梁骨的把柄。既然如此，我又为了什么非要担负这种罪恶感，或说是伦理道德的违和感呢？

好吧，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时候，我告诉自己。强哥·莱因哈特也有弹错和弦的夜晚，尼基·劳达[传奇赛车手。曾三度夺得一级方程式世界车手冠军。]也有换错挡的午后（我猜可能有）。因此，我决定不再多想此事，依然穿着那套西装，蹬上黑色马臀皮鞋，独自走上街头。如果我当时听从直觉，老老实实待在家里看个电影或许更好，但这自然只是马后炮罢了。

那是一个让人心情舒畅的春日夜晚，一轮明亮的满月浮在空中，马路两旁的树木开始萌出绿色的嫩芽，正是适合散步的绝好时节。我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走了一会儿，决定去酒吧喝杯鸡尾酒。我没去附近那家熟络的店，而是多走了些路，进了一家之前从没去过的酒吧。如果是常去的那一家，相熟的调酒师一定会问我：“今天是怎么了？西装革履的，很难得啊！”仔细向对方说明原因实在是太麻烦了（何况本就没什么原因）。

夜晚才刚刚开始，这家位于大楼地下的酒吧还没什么人，只有两位四十岁左右的男客在卡座区坐着。看样子像是刚下班的上班族，穿深色西服，领带也并不出挑。两人凑在一起，正小声说着些什么，桌上放着文件一类的东西。可能是在谈工务，也可能只是在预测赛马的结果。但无论是什么，都与我无关。我在离他们有一段距离的吧台边，尽可能选了一个光照充足的位置坐下（为了看书），向一位系着领结的中年调酒师点了一杯伏特加吉姆雷特。

少顷，一杯冰凉的饮品放在我眼前的纸质杯垫上，我从口袋里取出推理小说，沿之前停下的位置继续往下读。到结尾还有大概三分之一。前面说过，这是我还蛮喜欢的作家的新作，遗憾的是，这次的故事情节不太吸引我。而且读着读着，我就搞不清楚人物之间的关系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将这小说读了下去，一半是义务性的，一半是习惯使然。我一向是这样，一旦开始读一本书，就不愿意半途而废，想着也许到最后关头会突然有意思起来呢——尽管这种情况实际发生的概率非常低。

我慢慢啜着伏特加吉姆雷特，又往下读了二十页左右。奇怪的是，在这里和在自己家一样，都难以集中精神读书。并且似乎不仅仅是小说不太有趣的缘故，也不是酒吧的氛围让人平静不下来（这里没有多余的音乐，光线合适，从读书环境上来说无可挑剔）。这可能和我早先就感受到的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违和感有关。我能意识到一种微妙的偏差，好像此刻我的灵魂和它的载体不相契合；或是它们原有的契合在某个时间点被打破了一样。这样的事时有发生。

吧台对面的墙上，有一个摆着各式酒瓶的架子。架子背后是一面大镜子，正映着我的身影。我凝视着那影像，镜中的我自然也回眸凝望着现实中的我。此时，一种感受忽然击中了我——也许我在某一时刻选错了人生的路。当我凝视镜中穿西装打领带的自己时，这种感觉愈发强烈。我越看越觉得那不是我，而是一个没见过的旁人。可是，镜中映出的人——如果那不是我本人的话——究竟是谁呢？

迄今为止，我的人生有几个重要的分水岭——恐怕大部分人的人生都是如此。向左或向右，往哪边都可以走。面对这样的时刻，我有时选左，有时选右（有时存在让我坚定地选择某一边的理由，但没有十足理由的时候可能更多。并且也不总是我来选择，还有几次是对方选择的我），然后才有了如今的我。就这样，第一人称单数的我实实在在地出现在这里。要是我在其中任何一处选择了不同的方向，也许就没有今天的我了。但是，这面镜子里映出的人究竟是谁呢？

我暂且合上书，将视线从镜子上移开，接着做了几个深呼吸。

回过神时，店里的客人已经多了起来。一个女人隔着两个空位坐在我右手边，喝一杯我不知道名字的浅绿色鸡尾酒。她似乎没有同伴，也可能正在等熟人。我假装看书，暗中观察镜子里的她。她并不年轻，五十岁上下。并且据我观察，她几乎没下任何工夫让自己看上去比实际年轻，恐怕对自己有相当的信心。她身材娇小，体格苗条，一头短发修剪得恰到好处。穿着相当时尚，条纹连衣裙看上去质地柔软，外面套着一件米白色的羊绒针织开衫。虽然相貌并非格外出众，但有一抹完美收官的从容氤氲其中。她年轻时一定是位招眼的女子，想必有许多男人向她套过近乎。从她若无其事的举止之间，我能感到这些往事的气息。

我叫来调酒师，点了第二杯伏特加吉姆雷特，嚼了几颗腰果小食，又开始读书。手不时放在领带结上，确认它是否系得完好如初。

大概十五分钟后，她坐到我旁边的凳子上。吧台的座位越来越挤，好像是新来的客人涌进来了，于是她挪到我这边。看来她没有同伴。我在筒灯下将书读到只剩最后几页，故事的走向依旧无趣。

“不好意思——”她突然向我打招呼。

我抬起脸看着她。

“我看你在很专注地看书，可否容我打搅片刻？”女人身材娇小，嗓音却意外地低沉粗重。虽然不至于冷若冰霜，但至少从中听不出一丁点儿善意，也感受不到一丝魅惑。

“好啊。反正这书也没什么意思。”我把书签夹好，合上书。

“干这种事，好玩吗？”她问。

我不太理解她到底想说什么，于是把身体扭向侧面，看着她的正脸。我对这张脸没有印象。我固然不擅长记住别人的长相，但有相当的把握确信自己之前没有见过这女子。如果曾经见过，我一定会有印象。她就是那类会让人记住的女人。

“这种事？”我反问。

“打扮得仪表堂堂，独自坐在酒吧的吧台上，喝着吉姆雷特，沉默地埋头读书。”

我依然无法理解她到底想说什么，唯一能够感知的是，她的话中多少带有恶意，或者是类似敌对意识的东西。我看着她的脸，默不作声地等着她接下来的话。她脸上的表情少得出奇，仿佛打定主意不让对方——也就是我——看穿她此时任何的情绪。她也定定地沉默了许久。我想有一分多钟。

“伏特加吉姆雷特。”我打破沉默。

“你说什么？”

“不是吉姆雷特，而是伏特加吉姆雷特。”也许这话说了也是白说，但这两种酒之间有绝对的区别。[吉姆雷特多以金酒为基酒调制。伏特加吉姆雷特则是以伏特加替换了原本配料中的金酒。伏特加相比金酒少了一些复杂的香气，更接近酒精原本的味道。]

她干练地轻轻摇头，像要赶走飞到眼前捣乱的小虫。

“管它是什么呢，你觉得这样很帅？显得你时尚又机灵？”

也许我应该直接结账，尽快离开这里。我很清楚，这是处理眼下这种状况的最佳方式。这个女人因为某种缘由在无理取闹，多半是在向我挑衅。我不明白她为什么非这样做不可。可能只是单纯心情不好，或者是我身上特定的某个地方戳到了她敏感的神经，让她烦躁。但无论怎样，和这样一个人扯上关系，最后皆大欢喜的可能性无限接近于零。说一句“失陪”，微笑着离席（微笑并不是必选项），迅速结完账，有多远躲多远——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况且当时没有任何理由阻止我这样做。我本就不争强好胜，不喜欢在非原则问题上争论。相比之下，倒是更擅长沉默寡言的撤退战。

可这一次，我却不知为何没有这样做。有某种东西阻止了我，那大概就是所谓的好奇心。

“不好意思，请问我们认识吗？”我下定决心，向她发问。

她一下子眯起眼来看我，仿佛我脸上有什么不可思议的东西，眼角的皱纹深了几分。“认识吗？”她说着将自己那只鸡尾酒杯拿到手里（在我印象中那可能是她的第三杯），啜了一口杯中成分不明的液体，继续问：“认识吗？这算什么话？”

我再次搜寻自己的记忆。我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女人吗？答案依然是否定的。就算想破脑袋，今天都毫无疑问是我和她的第一次见面。

“你是不是把我认成其他人了？”我说。可是我的嗓音不可思议地干涩，语调难分高低，竟不像是自己发出来的。

她冷冷地轻笑道：“你肯定特希望是这样吧？”继而将巴卡拉的薄鸡尾酒杯放在面前的杯垫上。

“这件西装不错嘛，”她说，“虽然不适合你，就像借别人的衣服来穿似的。领带配那西装也差点意思，它们俩有点互相看不顺眼。领带是意大利品牌，西装估计是英系的吧。”

“你对西装挺在行啊。”

“对西装挺在行？”她似乎有些吃惊，微张开嘴，再次目不转睛地盯起我，“说到这份儿上了你还装傻？这不是理所应当的吗？”

理所应当？

我试着在脑海中搜索服装行业的人。我认识的做服装的人只有几个，而且都是男人。她这句话怎么想也不合逻辑。

为什么那是理所应当的？

我起初想告诉她自己今晚穿西装打领带的原因，可后来又改变了主意。因为即使我向她解释了这一切，她对我的攻击性大概也不会减弱，恐怕反而是在愤怒的火焰（或和它相近的东西）上浇油。

我将杯中剩下的一点伏特加吉姆雷特喝完，安静地下了吧台凳。不管怎样，这是结束对话的好时候。

“我想你大概不认识我。”她说。

我默默点头。对，这是当然的。

“不直接认识。”她说，“我们以前只在某个地方见过一次面，但没有深聊，所以你可能不认识我。而且那时候你好像忙于其他事，分身乏术——一如既往的。”

一如既往的？

“不过，我是你朋友的朋友。”女人继续说着，声音平静却干脆，“你那位亲近的朋友，或者应该说，曾经亲近的朋友，现在对你很反感，我也和她一样反感你。你肯定心里有数。仔细想想，三年前，在一处水边发生的事。想想你自己做得多过分，多让人讨厌。简直没脸没皮！”

够了。我几乎是条件反射地抓起只剩几页就读完的书，塞进外套口袋。尽管我早已不想把它读完了。

我迅速用现金结账，离开酒吧。女人什么也没有再说，只是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离开。我一次也没有回头，但背后一直能感受到她炽烈的目光，仿佛一根又细又长的针，穿透保罗·史密斯西装的高档面料，在我背后留下深深的伤痕。

我一面沿狭窄的台阶往地面走，一面试图稍事整理思绪。

我刚才应该当面反驳她些什么吗？应该要她解释清楚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吗？毕竟在我看来，她的那些谴责实在有失公允，令人毫无头绪。

可不知为何，我没能这样做。为什么呢？也许是我害怕吧。害怕看清楚那个不是自己的自己，究竟曾在三年前，在“一处水边”，对某个女人——多半是我不认识的某个人——做过怎样令人讨厌的事。我身体里的某些有别于自我的东西，恐怕也会被她拽到看得见的明面上来。与其承受这些，我甘愿选择一言不发地从吧台凳上下来，顶着莫名其妙的（我只能这样以为）严厉责难，从那里离开。

我这样做合适吗？如果同样的事情再发生一次，我还会做出相同的选择吗？

不过，“水边”到底是指的哪儿呢？这个词读来有一种奇妙的余韵。它究竟指的是海，是湖，是河，还是更为特殊的水的集合体？三年前，我曾经在哪个称得上水边的地方待过吗？记忆无从探寻。就连三年前指的究竟是什么时候，我都没有确切的把握。她的话都很具体，同时又极为抽象。一字一句都令人印象深刻，同时又失焦而模糊。这种割裂感以一种奇妙的角度绷紧了我的神经。

总之，有种口感令人厌恶至极的东西留在了我嘴里。想咽却怎么也咽不下去，想吐也怎么都吐不出来。可以的话，我只想单纯地愤怒一下——凭什么让我遭遇这般荒唐和郁闷？并且她对我的态度怎么也不能算是公平。不管怎么说，直到她和我打招呼之前，今夜都是令人心情极为舒畅的、岁月静好的春宵。但奇怪的是，我并不感到愤怒。迷茫与困惑的浪潮将一切其他的情感和思绪冲刷得不知所终——至少暂时如此。

我爬完台阶来到建筑物外面的时候，季节已经不是春天了。天空中的月亮也已消失，眼前不再是往日那条我熟悉的街道。两旁的树木也很陌生，每棵树的树干上都装饰着活生生、滑腻腻的大蛇，它们稳稳地缠在树上，蠢蠢欲动。耳边传来大蛇鳞片摩擦出的咔嚓声。人行道上的灰堆到脚踝，白花花的。路上的男人和女人全都没有脸，嘴巴里面直接哈出硫黄色的气体来。空气像冻住了似的，冷到彻骨。我竖起了西装上衣的领子。

“简直没脸没皮！”那个女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