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9月的某天，军情五处来了一位稀客：时任日本警察厅次长、警视监后藤田正晴。在经历战败投降以及由美国主导的政治社会改造后，日本国内的政治保卫、反颠覆以及反间谍等工作一般由警察厅、警视厅及各地警察总部的“公安课”、公安部来负责，也往往被外界认为是战前“特高课”[特高课即“特别高等警察课”，是1945年日本战败前的秘密警察机关，主要负责镇压、打击各类左翼社会运动并兼顾反间谍工作。]事实上的继承者。后藤田正晴之所以去军情五处拜访，主要是为了业务交流，希望在冷战背景下学习英国人的先进经验。而军情五处方面之所以答应接待，则是看中后藤田正晴从日本带来的见面礼。

对此，后藤田正晴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曾这样描述：

在我们去之前，英国方面曾提出过要求，要我们提供日本方面有关佐尔格事件的资料。战争结束之后，这种资料曾在神田的旧书铺出现过，不知是被谁卖出来的。因为既然有这方面的资料，那么我们就答应可以提供，并问日文版的可否，对方回答说可以，于是我们就把资料带去了。看来英方还在专门调查那件事情。[後藤田正晴．情と理-カミソリ参謀回顧録-上［M］．东京：講談社，1998：231.]

军情五处负责与日方交接资料的是一位40岁出头、腿脚有毛病行走不便的男子。资料交接后，后藤田正晴按捺不住好奇心询问对方：“为什么到现在还要了解这件事呢？那不是发生在二战当中的事吗？”

对方则回答道：“不，涉及的人员还在，可以追溯到上海。”[後藤田正晴．情と理-カミソリ参謀回顧録-上［M］．东京：講談社，1998：231.]

之后，这位负责人就再未向后藤田正晴透露更多内容，但此事给他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以至几十年后写回忆录时仍念念不忘。实际上，这个诡异的插曲或许与查普曼·平彻以及彼得·赖特在《抓间谍的人》中对罗杰·霍利斯的指控有关。而那位腿脚有毛病的男子应该就是当时正负责内部调查的彼得·赖特本人。

霍利斯来自圣公会地区的一个主教家庭。他曾在牛津大学伍斯特学院就读，但未拿到学位便选择退学。1926年，他在伦敦的渣打银行谋得一份差事，但仅一年后，他便辞职前往远东。1928年起，霍利斯在英美烟草公司工作，先后居住在上海、北平。返英后，他于1938年加入军情五处，二战期间曾从伦敦搬到牛津郡的布伦海姆庄园。在军情五处工作期间，霍利斯与“剑桥五人组”、古琴科、普罗富莫等重要人物和事件都产生过交集。1956年他被任命为军情五处局长，任职至1965年退休。长久以来，霍利斯一直被怀疑是潜伏在英国情报系统内部的超级“鼹鼠”，抑或是那个代号“埃利”的格鲁乌 间谍。英国政府先后对他进行过两次大规模内部调查，但结果都是“无法确认”。而军情五处则认为“对霍利斯的怀疑完全是阴谋论臆想的产物”，但这个结论仍受到广泛质疑。

不同于“剑桥五人组”来自英国上流社会的权贵背景，霍利斯的父亲终其一生只是圣公会一个普通教区的地区主教。1924—1926年，霍利斯曾在牛津大学伍斯特学院就读。1926年春，在没有毕业的情况下，霍利斯就选择去渣打银行就职，1927年远赴中国香港。次年，他又跳槽去了英美烟草公司，在北平、上海工作生活到1937年才返回英国。1938年，霍利斯加入军情五处，长期负责对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监视侦察工作。1953年他升任军情五处副局长，3年后接任局长。在1956—1965年他的局长任期内，除了发生金·菲尔比叛逃苏联的事件，还发生了涉及内阁大臣，且直接导致保守党政府下台的间谍丑闻，即“普罗富莫事件”。

1961年，陆军大臣约翰·普罗富莫（John Profumo）因为某次看似偶然的机会，结识了一位名叫克里斯蒂娜·基勒（Christine Keeler）的应召女郎，并与其发生短暂的婚外情。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基勒同时也与当时苏联驻英国大使馆高级武官叶夫根尼·伊万诺夫（Yevgeny Ivanov）有染。而伊万诺夫之所以能认识基勒，则是通过一位名叫斯蒂芬·沃德（Stephen Ward）的整骨师、肖像画家。当时伦敦的高级社交圈里有不少达官显贵都是沃德的客户。尽管军情五处方面曾注意到伊万诺夫与沃德有关，但在报告中指出他们的关系是纯粹的友谊；霍利斯则认为无论是基勒与伊万诺夫，还是伊万诺夫与沃德的关系，都没有安全上的重要性。

最终，这桩原本纯属私德的花边新闻变成了一桩有可能涉及国家安全的重大丑闻，并在1963年年初遭媒体曝光。同年3月，在议会作证时，普罗富莫宣称自己与基勒没有任何不当关系。但在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压力下，仅仅3个月后，他又被迫承认自己作了伪证，为此辞去了包括陆军大臣在内的一切公职。在古巴导弹危机刚刚平息、冷战热斗正酣之际，陆军大臣被曝与苏联武官拥有同一个情人，且不惜为此撒谎掩盖，这自然引发舆论哗然。这一丑闻重创了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的保守党政府的威信，甚至加剧了麦克米伦当时已经非常糟糕的健康情况，最终迫使其在1963年10月辞职下台。而在随后的大选中，保守党被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领导的工党击败，保守党长达13年的执政地位就此被终结。

在此事件后，军情五处被认为明明早已掌握了伊万诺夫长期从事刺探英国方面情报的线索，却没能在第一时间向麦克米伦通报该情况，几乎是坐视事发。再加上之前坐视金·菲尔比成功叛逃一事，霍利斯被冠上无能之名也就丝毫不令人奇怪了。而霍利斯对“普罗富莫事件”的辩护则是：“我不希望军情五处卷入一场耸人听闻的丑闻，其中的起诉必然要涉及某些臭名昭著且不可靠的证人。安全机构的工作不是调查部长们是否在说真话，也不是提供材料来进行对比、评估。”[NORTON-TAYLOR R.“What is MI5 Hiding in Its Secret 60 Year-Old Files?” [OL].(2022-10-11).[2024-12-30].https://www.declassifieduk.org/what-is-mi5-hiding-in-its-secret-60-year-old-files.]在面对刚上台的新首相威尔逊时，霍利斯还是向其强调，此事件中的政党因素才是军情五处未能及时采取措施的根本原因。不过，无论这个辩解是否成立，霍利斯的无能抑或是无所作为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

除了无能，霍利斯似乎对被挖出的卧底都非常仁慈。最典型的例子是当1964年安东尼·布伦特被发现是“剑桥五人组”的第四名成员时，霍利斯同意给予他豁免以换取他坦白认罪。此外，英国政府在军情五处的建议下，甚至将布伦特背叛的事实列为机密，并未对外公开。此事在1979年遭意外曝光，而在这之前，布伦特的生活几乎未受任何影响，甚至继续保有他的爵位。当时一本名为《叛国风云》（The Climate of Treason）的纪实作品首次向公众揭露了布伦特的间谍行为。

实际上，霍利斯对布伦特近乎特赦的安排，军情五处内部不乏批评与反对者，阿瑟·马丁与彼得·赖特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两位。由于分别亲自负责和参与对布伦特的调查，他们始终对霍利斯的纵容态度大感不满。美国中情局驻伦敦情报站原副站长、情报史专家克利夫兰·克拉姆亦曾如此评价：“即使你不相信霍利斯受制于苏联情报部门……那他肯定是多年来最不称职的管理者……他治下的军情五处管理不善，充斥着无法做对事而又缺乏想象力的木偶。”彼得·赖特与查普曼·平彻则都认为霍利斯刻意进行了隐瞒[DENNIGAN M.“Spy Scandals Rock Britain” [OL].(1981-03-28).[2024-12-30].https://www.upi.com/Archives/1981/03/28/Spy-scandals-rock-Britain/5681354603600.]。而霍斯利当时给出的理由是“这件事非同小可，如果要对布伦特提起公诉，那一定会导致风雨飘摇中的政府倒台”[阿尔德里奇，科马克．暗黑之门：历任首相主导下的英国情报史话［M］．李红娥，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9：271.]。

除了担任军情五处局长期间的“无能表现”，霍利斯的另一桩可疑行为则可以追溯到1945年二战刚落幕的时候。这一年的9月，苏联驻加拿大大使馆的密码员伊戈尔·古琴科（Igor Gouzenko）突然叛逃，而其真实身份是格鲁乌的工作人员。叛逃的古琴科不仅带走了大量苏联机密文件，还向西方各国指认了大量潜伏在美国、加拿大以及英国的卧底人员。当时在军情五处负责监视共产主义活动的霍利斯领命前往加拿大，负责侦讯古琴科。事后，古琴科曾向查普曼·平彻披露，他曾明确告诉霍利斯军情五处内部已被苏联方面渗透，格鲁乌有一个代号“埃利”的超级“鼹鼠”从军情五处内部长期向莫斯科递送情报：

（霍利斯）当时只有40岁左右，但他弯腰驼背地向我走来，好像很害怕别人看到他的脸。我被这个人吓了一跳。当我告诉他格鲁乌在英国军情五处内部有一个代号为“埃利”的间谍时，他好像几乎不敢和我说话，对我提的问题很少。我们用英语交谈，但时间很短，甚至都没坐下。他只做了很少的记录（如果有的话），而且表现得似乎想尽快离开我……[TYRER W.“The Unresolved Mystery of ELLI,” [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lligence and Counterintelligence, 2016, (29): 785-808, 792.]

之后，霍利斯虽然在给军情五处的报告中提及了“埃利”一事，但他认为古琴科只是道听途说，并不了解详情：“我曾试图进一步了解‘埃利’传递情报的性质和范围，例如是否提供过关于对德作战的与政治事务相关的情报。但他拒绝回答这些问题。我认为，显而易见，除了前文提及的有限信息，他其实对‘埃利’一无所知。”[Ibid.]

20年后，霍利斯在报告中的这段话引起了不少人的怀疑，被认为可能是在通过诋毁古琴科证词的可信度来掩护“埃利”的真实身份，而“埃利”可能正是霍利斯自己。

实际上，早在二战期间，军情五处内部就有人担心自己的机构已遭到苏联方面的渗透。1964年罗杰·霍利斯退休前不久，在英国政府的授意下，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建立了一个进行内部调查的秘密委员会，代号“FLUENCY”，由彼得·赖特担任主席，阿瑟·马丁是成员之一。

在检视霍利斯的履历时，最容易让人心生疑窦的一段经历便是1927—1937年他在中国的10年。彼得·赖特、阿瑟·马丁都怀疑霍利斯可能就是在此期间与在华活动的格鲁乌情报人员理查德·佐尔格（Richard Sorge）建立了联系，进而被苏联方面招募。[進藤翔大郎．冷戦期情報戦の一背景としての1930年代上海 ［J］．社会システム研究，2015，3（18） .]

这似乎能解释当年后藤田正晴的困惑：为什么在1966年军情五处还有人对几十年前佐尔格的资料感兴趣，甚至要求日方协助？

资料来源：https://en.wikipedia.org/wiki/Richard_Sorge#/media/File:Bundesarchiv_Bild_183-1985-1003-020,_Richard_Sorge.jpg

佐尔格出生于俄罗斯石油重镇巴库，父亲是在当地工作的德国工程师，母亲则是俄国人。他幼时随父亲回到德国，在柏林长大，以德军身份参加过一战。战后，他的思想开始左倾并加入德国共产党。1924年，佐尔格加入共产国际联络部并获得苏联公民身份，正式开始自己的情报生涯。1929年，他加入格鲁乌，开始以德国记者的身份活动。1930年，他被派往上海，负责重建在20世纪20年代被破坏的苏联在华情报网。

这项围绕霍利斯的调查持续进行了很多年，甚至在1970年曾传召过霍利斯本人来接受面对面的质询调查。不过，随着1973年霍利斯因病去世，这个调查委员会在还没得出最终结论的情况下就被解散了。对此耿耿于怀且不依不饶想继续追查的彼得·赖特成了当时军情五处负责人眼中的麻烦人物，以致他退休时因“技术原因”而拿不到足额的退休金。

直到查普曼·平彻先后出版的两本书《他们的工作即背叛》《秘而不宣》大卖，才第一次向公众披露了罗杰·霍利斯可能是卧底的传闻，随之而来的政治风波迫使英国政府必须公开应对。1981年4月，撒切尔夫人曾在议会发表了一段极为含糊的回应：

霍利斯不是内奸。尽管很难证明他的清白，但政府的调查也没能证明他有罪。为安全起见，我将要求审查所有的相关安全流程，并对平彻书中提到的情况进行另一次新的调查。[“Sir Roger Hollis: A Mole in MI5?” [J/OL].Time, (1981-04-06).[2024-12-30].https://content.time.com/time/subscriber/article/0,33009,951626,00.html.]

.除了对霍利斯的“指控”，《抓间谍的人》也披露了“剑桥五人组”的诸多细节。此外，还提及军情六处在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曾计划暗杀纳赛尔，而军情五处某些高级官员曾密谋策划推翻哈罗德·威尔逊政府，希望由蒙巴顿勋爵领导的联合政府取而代之。 不出意料，之后所谓的重新调查同样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结果。而在司法诉讼中屡战屡败的撒切尔夫人则等来了彼得·赖特回忆录的正式出版。在《抓间谍的人》一书中，彼得·赖特试图从内部人的角度来讲述霍利斯一案，以及冷战期间英国情报系统的种种失败与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