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5日傍晚，加拿大《渥太华日报》的晚班编辑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一个有浓厚俄国口音的年轻人。这位年轻人自称伊戈尔·古琴科，是一位来自苏联大使馆的密码员，他声称自己带着能够揭露潜伏的苏联间谍的机密文件，希望能够得到加拿大方面的政治庇护。听完这个骇人听闻的故事后，《渥太华日报》的晚班编辑却似乎没什么兴趣，转而建议他去找加拿大司法部门。实际上，古琴科来到《渥太华日报》之前已经去找过加拿大皇家骑警，但当值警官拒绝相信这个情节曲折的故事。古琴科转赴加拿大司法部时依旧吃了闭门羹，因为公务员们已早早下班了。

相较于加拿大方面的漫不经心，古琴科则为这次叛逃做足了准备。他先是花了两周的时间来挑选要提供给加拿大当局及其他西方国家的机密文件，甚至还特意做好标记——他把要偷偷带走的文件都提前做了标记，因此他在9月5日当天只花了几分钟就把多达109份文件及密码本迅速抽出带走了[古琴科晚年回忆时，提供了另一种说法：在叛逃前几周，他就开始悄悄通过夹带的方式将文件偷拿回家，以便不引起注意。]。6日上午，古琴科带着妻子、年幼的儿子，以及那些机密文件再次拜访了加拿大司法部。时任司法部长路易斯·圣劳伦特（Louis St. Laurent）起初对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变节者满腹狐疑，也不打算接纳他和他的家人。在这位加拿大高官看来，此时世界大战刚刚落幕，苏联仍普遍被视为一同对抗法西斯轴心国的盟友。而这一天离日本正式签署无条件投降书、宣告二战正式结束才过去3天。所以在圣劳伦特看来，他眼前的这位叛逃者，更像一位来历不明的不速之客。

那么，这位不速之客究竟是谁？

1943年6月，苏联驻加拿大大使馆的武官尼古拉·扎博京（Nikolai Zabotin）中校到任，古琴科正是他的随行人员，二人的真实身份都是苏联红军的军事情报机构——格鲁乌的工作人员。到任后，扎博京迅速拓展了苏联在当地的情报网，并尝试在加拿大政府内部建立自己的信息渠道。此外，他最重要的目标是搜集有关原子弹、“曼哈顿工程”的一切情报。至于古琴科本人，他是在苏联卫国战争初期才应征入伍的，他先是被安排在工兵部队，之后才被选调去格鲁乌。在经历长达一年的密码强化培训后，古琴科的第一个任务便是远赴加拿大。这一年他刚满24岁。

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时的苏联大使馆内，既有格鲁乌的情报人员，也有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马。前者是属于苏联红军的军事情报机构，主要负责对外的情报侦搜，苏联历史上最著名的间谍佐尔格便来自格鲁乌；后者则是一个规模更大、层级更高的政治机关，既负责对外情报搜集，也负责反间谍、对内肃反，以及政治保卫等多方面的工作，是冷战期间克格勃的前身。而早在20世纪20年代，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就开始在北美地区活动，主要依托当地的共产党组织。显而易见，格鲁乌与内务人民委员部之间必然会出现一种内部竞争的紧张关系，而这也是莫斯科方面实施部门间彼此监督的一种方式。

在使馆工作期间，古琴科与他的上司扎博京中校相处比较融洽，也看似能胜任密码员的工作。1944年夏天，时逢负责整个北美情报工作的米哈伊尔·米尔斯坦（Mikhail Milstein）上校在苏联大使馆巡视。米尔斯坦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却鲜为人知的格鲁乌情报官员。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就曾假扮拉美裔学生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甚至结识了时任纽约市长、有社会主义倾向的菲奥雷洛·拉瓜迪亚（Fiorello La Guardia），而被视为当时最了解美国的苏联情报人员。纳粹德国入侵苏联后，米尔斯坦安全返回苏联并成了朱可夫的情报参谋。在一次向斯大林大胆建言后，米尔斯坦获得了重用，全权负责苏联针对北美地区的情报作战和秘密行动，他甚至不必向格鲁乌总部汇报工作，而仅向苏联情报系统的最高负责人——贝利亚汇报。

在巡视渥太华时，米尔斯坦注意到年轻的古琴科之所以被获准在使馆外居住，仅仅是因为扎博京中校的妻子不喜欢听到古琴科儿子的哭闹声。他还发现古琴科居然可以接触到保管机密文件的保险箱，其中有大量涉及暗藏在美国、加拿大及英国的情报网的资料。作为密码员，按理说古琴科并没有权限接触到这类机密信息。此外，米尔斯坦还了解到古琴科经常迟到，且还曾因未能及时销毁机密文件而受到上级训斥。起初，米尔斯坦直接要求把古琴科送回莫斯科，甚至将其列为有潜在叛逃风险的对象。然而，扎博京为古琴科说了不少好话，认为他是目前使馆内唯一训练有素的密码员，除非苏联能找到有能力的替代者，不然会对当地工作产生巨大影响。于是，直到1945年夏天，古琴科才接到了回国的调令。而他对米尔斯坦巡视报告中涉及自己的内容也有所耳闻，这让他深感恐慌，担心回国后可能会面临一连串惩罚，以致最后选择了叛逃之路。

在加拿大司法部碰壁后，无处可去的古琴科只好带着家人返回租住的公寓。返家时，古琴科敏锐地注意到自己公寓楼斜对面的街角处停着一辆小轿车，车上还有两个男人正在观察着什么。实际上，这两位是加拿大皇家骑警的便衣。圣劳伦特虽然并没有接纳古琴科，但还是将此事告知了负责外交事务的国务秘书诺曼·罗伯逊（Norman Robertson），而后者则将此事报告给了加拿大总理麦肯齐·金 （Mackenzie King）。金是一位非常谨慎的政治家，担心“古琴科叛逃事件”有可能扰乱盟国之间正在进行的战后协商与谈判，因此他起初拒绝采取积极而明确的行动，只是同意派骑警暗中监视古琴科的动向。在这位加拿大总理看来，古琴科是一个烫手山芋，甚至觉得如果他选择自杀，就能让各方都少个麻烦。皇家骑警的便衣便是出于这个目的才来监视古琴科的动向。与此同时，罗伯逊还代表加拿大政府向恰好在渥太华出差的英国军情六处局长斯图尔特·孟席斯（Stewart Menzies）通报了此事。不同于麦肯齐·金不愿惹麻烦的态度，孟席斯马上就意识到此事事关重大，竭力敦促加拿大政府迅速采取行动，并给予古琴科人身保护。

9月6日晚，在发现古琴科可能叛逃后，扎博京马上派出工作人员去古琴科一家的住处搜寻。在砸门许久未见反应后，工作人员便直接撬开了古琴科公寓的门，而此时的古琴科一家正躲在对门的邻居家中并报了警。本就在附近监视的骑警们很快就到了现场，与扎博京派出的工作人员爆发了激烈的言语冲突，但苏联人最终既未能带回他们的密码员，也未能取回被盗走的机密文件。次日凌晨，在英国人的建议下，罗伯逊指示将古琴科一家带走。同一天，苏联大使馆正式通知加拿大政府，称古琴科有盗窃行为，要求将其交给大使馆处置。加拿大政府则否认古琴科在自己手上，只是表示会协助搜寻此人。实际上，在收到最新指令后，皇家骑警很快就把古琴科及其家人秘密安置在位于安大略省的训练与通信中心的X军营。

当时的加拿大并没有专业的、独立运作的情报或反间谍部门，只在皇家骑警内部设有一个规模极小的情报侦察部门，因此英国的军情六处、军情五处很快就在第一时间事实上接管了审讯和调查工作。此外，美国的联邦调查局、战略情报局（中央情报局的前身）也参与其中。最早与古琴科接触的英国情报人员是来自军情六处的威廉·斯蒂芬森（William Stephenson）。当时，他是军情六处设在纽约市的英国安全协调办公室负责人。这个办公室主要负责维护英国在美洲地区的安全利益，并与美国战略情报局开展合作。古琴科事件发生后，斯蒂芬森作为西方盟国情报机构的代表被派往加拿大。与此同时，苏联潜伏在军情六处的卧底金·菲尔比在9月12日发出警报，而苏联方面很快就证实了他的情报。

毋庸讳言，每个外交机构都肩负搜集驻在国各类信息和舆情的任务。然而，根据古琴科及其所携带文件披露的内容，二战期间苏联驻加、英、美的大使馆完全是以谍报为主要任务，甚至还经营着一张遍布西方主要国家的间谍网，其渗透之深、范围之广远远超乎西方国家的想象。由于与纳粹德国的战争，西方各国转而给予苏联外交承认，并进一步视之为盟友；由此，苏联终于能够合法地在西方国家开设使馆，派遣外交人员，进而以使馆为节点，将散布在西方各国的情报网连成一片。

古琴科向斯蒂芬森以及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人员披露了在加拿大政府、美国政府，以及英国驻加拿大的高级专员公署的内部存在一张向苏联泄露消息的情报网，并指出苏联方面还通过其间谍活动获取了加拿大、英国和美国在原子弹研发项目中的机密情报。根据斯蒂芬森的初步调查，至少有20名美国人、加拿大人、英国人被认为有苏联间谍的嫌疑，且分布在两国的政府、军队及学术界不同级别的职位上。例如美国国务院的助理国务卿阿尔杰·希斯（Alger Hiss）、加拿大国会议员弗雷德·罗斯（Fred Rose）、参与曼哈顿计划的德裔英籍科学家克劳斯·富克斯（Klaus Fuchs）与艾伦·纳恩·梅（Alan Nunn May）等。在这些为苏联传递情报的间谍中，克劳斯·富克斯和艾伦·纳恩·梅与英国方面直接相关[海因斯，克莱尔．维诺那计划：前苏联间谍揭秘［M］．吴妍妍，吴锡林，译．北京：群众出版社，2004：355—356.]。实际上，正是军情五处的罗杰·霍利斯批准了克劳斯·富克斯去美国直接参加原子弹研制项目，为他的背景审查开了绿灯。 

富克斯来自德国的一个路德宗牧师家庭，毕业于莱比锡大学。他不仅是一名理论物理学家，还对政治运动非常投入，先后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纳粹上台后，富克斯移民到英国并在布里斯托大学、爱丁堡大学拿到两个博士学位。二战爆发后，他参与了英国的原子弹项目研发，并于 1943 年前往美国并加入了奥本海默领导的曼哈顿计划。自1942年起，他开始向苏联方面传递有关英美原子弹研发的绝密情报。由于古琴科事件以及之后的维诺那计划引发一系列调查，富克斯在1950年被正式逮捕并承认了自己的间谍行为，被判处14年有期徒刑。他在服刑9年后获释并移居民主德国。在民主德国，富克斯被选为科学院院士，还曾担任德累斯顿中央核物理所副所长，直至1978年退休。

出生于德国吕瑟尔斯海姆的富克斯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曾加入德国共产党，移居英国后依旧信奉左翼思想，并一直在寻找为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贡献力量的机会。1941年秋，他开始通过德国共产党原成员、后移居英国、代号为“索尼娅”的格鲁乌成员乌尔苏拉·库琴斯基（Ursula Kuczynski）向莫斯科传递有关原子弹研究的一系列情报。1942—1943年，在牛津郡乡间小路上，库琴斯基常会与富克斯假扮成一对情侣，一边漫不经心地散步，一边交换情报。库琴斯基后来这样回忆：

克劳斯和我在一起的时间从未超过半个小时。其实我们传递情报两分钟就足够了。但除了见面的愉快，如果我们立刻分开而不是一起散会儿步，那反而更容易让人起疑。没有在如此孤立的环境中生活过的人很难理解遇到另一位德国同志的机会是多么珍贵。

每次与富克斯散完步，库琴斯基便会从自己花园里的隐蔽角落里取出一台巧妙伪装的发报机，向苏联发去电报。之后，富克斯被派往美国直接参与曼哈顿计划，更是为苏联方面提供了大量更有价值的核武器情报，大大加快了苏联的原子弹研发进程。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为富克斯传递情报的乌尔苏拉·库琴斯基曾于1930—1935年在中国生活，其间结识了格鲁乌的传奇间谍理查德·佐尔格，正是佐尔格将她正式招募进格鲁乌的队伍的。

在1943年富克斯被派往美国加入曼哈顿计划后，他的联络关系也随之被转移到美国。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档案中的一份文件曾这样记录道：

克劳斯·富克斯自1941年8月以来一直是我们的信息来源，当时他是通过乌尔苏拉·库琴斯基（一名流亡在英国的德国共产党员）的推荐而被招募的。随着实验室转移到美国，富克斯也将离开。我们已经采取措施在美国与富克斯建立联系。

乌尔苏拉·库琴斯基，又名鲁特·维尔纳（Ruth Werner），出身于一个富裕的德国犹太家庭，父亲是一名经济学家。19岁时她加入德国共产党。1930年她随工程师丈夫去了上海，并在那儿结识理查德·佐尔格，随即成为格鲁乌的情报员，也是佐尔格小组的成员之一，代号“索尼娅”。1935年，库琴斯基离开上海，先后在波兰、瑞士从事情报工作。1940年离婚，其第二任丈夫也是格鲁乌成员。在搬去英国后，她建立起自己的情报网络，负责与大量潜伏在各行各业的线人接头，富克斯也是其中之一。富克斯被捕后，库琴斯基离开英国，返回民主德国，先后两次被授予红旗勋章。晚年她转型为一名青少年及儿童文学作家，她回忆自己间谍岁月的自传一度成为畅销书。在书中，她将佐尔格称为“我的老师和我的榜样”。不少情报史研究者认为库琴斯基可能是二战前后苏联在英国最重要、贡献最大的间谍，也是苏联历史上最顶尖的间谍之一。甚至有格鲁乌的官员认为，“如果我们在英国有五个‘索尼娅’，那么战争会更早结束”。对此，库琴斯基认为自己只是扮演了一个信使的角色。

土生土长的英国科学家艾伦·纳恩·梅被格鲁乌方面招募的时间比富克斯更早。他还在剑桥大学物理实验室工作时，就已经开始向苏联提供有关剑桥实验室、铀钚元素分离获取方式等方面的情报。1943年，艾伦·纳恩·梅被派往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实验室。1945年年初，扎博京成功地与他重新建立了联系。艾伦·纳恩·梅除了向扎博京转交了大量涉及曼哈顿计划的情报，甚至还提供了162毫克氧化铀233和浓缩铀235的样品[张泽宇．核间谍与苏联原子弹研制——基于苏联解密档案的研究［J］．军事历史研究，2014，28（01）：67—75.]。而且这一切除了扎博京，身为密码员的古琴科也同样知晓。

艾伦·纳恩·梅毕业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与“剑桥五人组”之一的麦克莱恩是同学，曾加入英国共产党。获得博士学位后，他在伦敦国王学院任教。他早年从事雷达的研究工作，之后转向重水反应堆项目。1943年，梅被调往蒙特利尔的重水反应堆实验室。在加拿大期间，他向苏联方面提供大量涉及原子弹研发的情报。古琴科事件后，艾伦·纳恩·梅成为最早一批被定罪的核间谍。1946年5月，他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于关押6年后获释。之后，由于在英国国内无法谋得教职，他不得不远赴非洲的加纳大学任教，直到1978年退休。2003年梅去世前曾发表声明称，之所以将核研发的机密告诉苏联方面，完全是出于自己的道德责任。

古琴科叛逃后，随着这些卧底的曝光，当时的英国政府及其情报部门陷入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诺曼·罗伯逊就曾向英国驻加拿大高级专员马尔科姆·麦克唐纳（Malcolm MacDonald）抱怨：战争期间，英国负责对派往加拿大从事核武器研究的英国科学家进行安全审查，那么如今出现了如艾伦·纳恩·梅这样的间谍丑闻，英国政府理应负最大责任。而相较加拿大人的抱怨，当时的英国人更担心美国人的态度。如何避免美国方面对英国情报安全审查失职的批判乃至追责，并将美国引向共同对抗苏联的政策，这将是英国方面最紧迫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