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五人组”是苏联情报部门在英国本土招募、组织的一个间谍网络，自二战前就开始向莫斯科传递情报。他们分别是金·菲尔比（代号“桑尼”“斯坦利”）、唐纳德·麦克莱恩（代号“霍默”）、盖伊·伯吉斯（代号“希克斯”）、安东尼·布伦特（代号“约翰逊”）以及约翰·凯恩克罗斯（John Cairncross，代号“李斯特”）。这五位都是20世纪30年代在剑桥大学求学或工作期间被苏联方面秘密招募的，因此才有了“剑桥五人组”这个称呼。根据事后的调查和档案，苏联方面对上述五人的招募大概分为先后两个时期。1934年，依次招募了菲尔比、麦克莱恩和伯吉斯。之后，在1937年又招募了布伦特和凯恩克罗斯。这批人出身英国上流社会，为什么甘于充当苏联的“鼹鼠”？这显然不是出于简单的名利考虑，他们既不缺钱，也不指望间谍工作会带给他们荣誉，似乎只是出于一种单纯的理想主义冲动。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接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后，这批注定成为英国社会精英的人物便心甘情愿地为了一个人类新制度的可能性而充当了双面间谍。

在剑桥就读期间，菲尔比就已表现出对共产主义思想的向往。他父亲曾对金·菲尔比进入政府工作后能维持对英国的忠心感到怀疑。在大学导师的引荐下，菲尔比还曾加入支援受纳粹迫害的德国受害者的救济组织，并在1933年夏天毕业后前往奥地利参与对德国共产党员的营救工作。其间，他认识了奥地利共产党员、犹太女性利茨·弗里德曼（Litzi Friedmann）。多年后，弗里德曼曾这样回忆她对金·菲尔比的第一印象：

当我第一次见到金时，他刚从剑桥大学毕业，来维也纳学习德语。他作为寄宿的客人住在我父母家里，我们有时会一起出去。他持有非常左翼的观点，非常进步。我是共产党的成员，当时共产党是非法的，我们只能在地下工作。我们有过一段恋情，我很喜欢金。[Litzi Friedmann, Interview with Phillip Knightley (November, 1967) [OL].[2024-12-30].https://spartacus-educational.com/Litzi_Friedmann.htm.]

志同道合的两人在1934年2月结婚，并逃离了法西斯化的奥地利回到英国。与此同时，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阿诺德·多伊奇（Arnold Deutsch）也到了伦敦。他出生在捷克，成长于维也纳，曾在维也纳大学攻读心理学并获得博士学位，同时也是一名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资深特工。同年5月，他与利茨·弗里德曼建立了联系并开始酝酿正式招募菲尔比。一个月后，双方正式见了面。

某天晚上，利茨回家告诉我，她安排我去见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我追问，但她没有告诉我细节。碰头地点是摄政公园。那个男人自称奥托。很久以后，我从军情五处档案中的一张照片上发现，他的名字是阿诺德·多伊奇。我觉得他是捷克人，约5英尺7英寸（约等于1.7米），蓝眼睛、浅色鬈发。虽然他是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但他有着强烈的人文主义倾向。他厌恶伦敦，热爱巴黎，谈起巴黎时满怀深情，是一个很有文化的人。[Kim Philby, memorandum in Security Service Archives (1963) [OL].[2024-12-30].https://spartacus-educational.com/Arnold_Deutsch.htm.]

在这次谈话中，多伊奇直接询问菲尔比是否愿意为苏联从事间谍活动，并指出他有如此家庭背景和能力，完全可以比普通人为共产主义事业做得更多。菲尔比几乎是在第一时间就同意了。多伊奇在给上级的报告中如此评价菲尔比：“他的父亲是一个野心勃勃的暴君，想把儿子培养成伟人，却压抑他所有的欲望。他随时准备为我们做任何事，不问任何问题。”[Arnold Deutsch File 32826 (KGB Archives) [OL].[2024-12-30].https://spartacus-educational.com/Arnold_Deutsch.htm.]金·菲尔比就这样成为“剑桥五人组”中第一个被招募者。而多伊奇交给菲尔比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去物色、观察其他可招募的对象。菲尔比为此列了一份名单，其中排第一的就是唐纳德·麦克莱恩。

菲尔比的父辈是殖民地官员，唐纳德·麦克莱恩的父亲则是名副其实的本土精英：不仅拥有爵位，也曾以自由党的身份在下议院任反对党领袖。麦克莱恩从小浸润于家庭浓郁的政治氛围，在剑桥攻读现代语言学期间，对共产主义运动和苏联产生了浓厚兴趣，甚至在大二时去莫斯科旅行，进而成为校园内各类左翼活动的积极分子。1934年年底，在面对菲尔比的试探时，麦克莱恩只问了一个问题：他们服务的对象是苏联情报机关还是共产国际？菲尔比坦承，他也不确定。尽管如此，麦克莱恩最终还是同意了。之后，他去参加了英国外交部的面试，并在面试时表示：尽管他在剑桥时曾赞成共产主义，但现在已经对它失去了兴趣。1935年8月，麦克莱恩正式进入英国外交部。

此时的菲尔比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为了能更好地潜伏，他需要与过去支持左翼乃至共产主义的经历一刀两断。多伊奇告诫他应与英国国内一切左翼组织断绝联系，重新树立自己右翼的政治形象，甚至可以将自己塑造成纳粹的同情者。为此，他甚至为在《英德贸易公报》当编辑而参加英德联谊会。此外，菲尔比不得不与利茨·弗里德曼分居并最终离婚。毕竟一位犹太裔、前共产党员的太太，对他需要继续扮演的角色来说，只能是一个巨大障碍。西班牙内战期间，菲尔比曾作为记者前往当地，还写过几篇亲佛朗哥的文章，深受佛朗哥集团的赏识。

至于盖伊·伯吉斯的招募过程则有几分意外元素。在剑桥时，菲尔比、麦克莱恩都热衷于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活动。菲尔比、麦克莱恩被正式招募为苏联间谍后，都开始切断与左翼组织的联系，回避见左翼友人，这让伯吉斯非常困惑与不满，反而想方设法地接近麦克莱恩、菲尔比，非要讨个说法不可。实际上，菲尔比也曾将伯吉斯视为潜在的发展对象，但有两个顾忌：一是担心伯吉斯招摇和不靠谱的性格，二是伯吉斯的同性恋身份。而在多伊奇看来，伯吉斯的这两个问题未必是缺点，反而可能成为更好的掩护，并最终决定将他招募进剑桥间谍网。

事后的发展确实证实了多伊奇的判断。因为在对安东尼·布伦特的招募工作中，伯吉斯发挥了最大的作用。布伦特正是伯吉斯的同性恋人。在“剑桥五人组”中，最年长的布伦特其实并未受多少校园内左翼思潮的影响，正是因为伯吉斯对他的灌输和影响，才让他也走上了这条道路。而最后被招募的凯恩克罗斯，他的推荐人则是安东尼·布伦特。布伦特当时是他的艺术史老师。凯恩克罗斯也将在毕业后去英国外交部工作，这让他被视为一个理想人选——凯恩克罗斯是历史上第一个同时在英国内务部、外交部的选拔考试中拿到第一名的高才生。至此，“剑桥五人组”的间谍网络正式成形。

1939年，随着战争的爆发，布伦特加入英国军队并被军情五处招募，获得了少校军衔。整个二战期间是他向苏联提供情报的高峰。1945年后，他开始在王室图书馆工作并成为王室的艺术顾问，进而获得了爵位。1964年，他向军情五处承认了自己的间谍行为，通过完全的坦白而换得特赦待遇，其身份也不会对外公布。当时直接负责调查布伦特的正是彼得·赖特。其间，王室代表曾告诫赖特不要追究布伦特为王室效力的相关工作，因为“这些与国家安全无关”。1979年，英国时任首相撒切尔夫人才第一次对外公开布伦特的真实身份并褫夺他的爵位。

在之后几年间，这五人在各自的职业领域中崭露头角。其中，麦克莱恩、凯恩克罗斯在英国外交部迅速成为业务骨干，并参与了一系列重要的对德、对美的外交活动。而活跃且享受冒险的伯吉斯先是在BBC担任制片，二战爆发后加入军情六处，最终在1944年也转去了英国外交部。实际上，金·菲尔比是在伯吉斯的推荐下加入军情六处的。至于布伦特，他曾在1939年投笔从戎，在法国作战。经历敦刻尔克大撤退后，他被招募进军情五处。战争结束后，他当上了伦敦大学的艺术史教授，成为王室的艺术顾问和座上宾，甚至在1954年受封爵士。而凯恩克罗斯在加入英国外交部后不久就被借调至内阁办公室，还在负责密码破译的布莱切利庄园工作过一段时间。 

凯恩克罗斯起初在英国外交部工作，之后被调往财政部，最后又去了内阁办公室，成为兰开斯特公爵郡大臣[兰开斯特公爵郡大臣是英国政府内的部长级高官，在内阁办公室的总地位仅次于首相，一般负责某个专门领域的专门工作，类似其他内阁制国家的不管部长或日本的特命担当大臣。]的私人秘书。二战期间，他曾向苏联泄露英美对德军密码的破译情况、原子弹研发计划，以及大量涉及战争的其他军事情报，数量之大甚至一度让克格勃方面感到怀疑，担心这是英国方面“喂料”的结果。20世纪50年代初，伯吉斯、麦克莱恩叛逃后凯恩克罗斯曾被调查，但最终因缺少证据而涉险过关。1952年后他从政府辞职，搬去了美国。其间，他曾在美国多家院校任教，从事罗曼语言学的研究及法语翻译工作。1964年，在金·菲尔比叛逃后，他再次被军情五处调查并承认了自己的间谍身份，但未被起诉。1967年起，凯恩克罗斯在意大利罗马的联合国粮农组织工作。晚年避居在法国的普罗旺斯。

当然，苏联当时在英国以各种方式招募的间谍卧底人员，远不止“剑桥五人组”。实际上，仅多伊奇就招募了至少20人。但在这些人中，最成功的无疑是“剑桥五人组”。他们都是意识形态间谍，即动机主要是源自对共产主义理想的信仰以及对资本主义制度和帝国主义政治的叛逆。他们利用各自拥有的独特身份和职位，向苏联方面传递了海量文件。仅1941—1945年，苏联就从他们那里收到了大量秘密情报：1771份文件来自布伦特，4605份文件来自伯吉斯，4593份文件来自麦克莱恩，5832份文件来自凯恩克罗斯。而金·菲尔比曾向苏联方面透露了“巴巴罗萨行动”即将发动的情报以及日本打算实施“南进”的战略计划。前者被莫斯科方面忽略，后者则得到了潜伏在东京的格鲁乌间谍佐尔格的证实。此外，菲尔比甚至还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画过一张军情六处的建筑物草图，并标注了各部门的科室分布，而这张草图在若干年后还发挥了其他的重要作用。

1981年，在某次民主德国情报及政治保卫机构斯塔西的培训讲座上，当时已经叛逃至苏联多年的金·菲尔比曾这样回忆自己在军情六处当卧底时的日常操作：“每天晚上我离开办公室，都带着装满文件的提包，里面有我写的报告，也有档案里面的文件，晚上我把这些交给我的苏联联络人。次日上午我把文件放回原处，文件都已经被拍照了，我年复一年都这么做。”[“Kim Philby, British double agent, reveals all in secret video” [OL].(2016-04-01).[2024-12-30].https://www.bbc.com/news/uk-35943428.]

整个过程似乎简单到匪夷所思，以至苏联人起初都难以置信。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负责官员甚至一度怀疑菲尔比是双重间谍，实际上他还在为英国工作。毕竟，对远在苏联的苏联情报官员来说，要理解英国上流社会与官僚体系这套潜规则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事实上，军情六处在正式招募金·菲尔比前，并非对他早年的经历一无所知。当时，军情六处副局长、V部门[军情六处第二任局长辛克莱爵士在20世纪20年代曾希望合并军情五处。在这个设想落空后，他就在军情六处内部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反间谍部门——V部门。]的负责人瓦伦丁·维维安（Valentine Vivian）曾为此专门找到金·菲尔比的父亲哈利·菲尔比核实情况。维维安跟哈利·菲尔比都曾在英印政府工作，曾担任德里省高级警监以及西姆拉的中央情报处副主管。他选择在伦敦的一家高级俱乐部里与哈利·菲尔比共进午餐。

席间，他问道：“他（金·菲尔比）在剑桥时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对吧？”

老菲尔比回答道：“啊，那只是学生时代的恶作剧罢了。他现在已经长大了。”

金·菲尔比的父亲哈利·圣约翰·菲尔比早年算是一个典型的大英帝国殖民地精英，先后在印度、中东为帝国基业开疆拓土，还曾当过伊本·沙特的顾问并定居在利雅得。他作为冒险家的名声不亚于“阿拉伯的劳伦斯”。1956年后，当金·菲尔比以记者身份待在贝鲁特时，哈利·菲尔比曾前往此地与他团聚。双方一起生活过一段时间。哈利·菲尔比利用自己在中东广泛的人脉网络协助过儿子的工作。1960年，他病逝于贝鲁特。在人生的最后时刻，他曾向金·菲尔比喃喃道：“我好无聊。”晚年的哈利·菲尔比站在阿拉伯立场，成为一名坚定的反犹太复国主义者，为此不惜违背英国的政策。例如，他曾秘密与美国合作，确保美国在沙特阿拉伯的石油特权并向伊本·沙特透露英国的机密情报。曾有研究者认为金·菲尔比的背叛行为或许是受他父亲经历的影响，甚至是父子默默联手的结果。

就这样，两位老绅士愉快地结束了这个话题。金·菲尔比的背景调查就这么轻松通过了。 

在整个20世纪40年代，金·菲尔比一直被视为军情六处内部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由于是剑桥的高才生且从事过多年记者、编辑工作，菲尔比写得一手好文章，还能流利地讲法语、德语和西班牙语，并因此获得了局长孟席斯的赏识。

事后看来，“剑桥五人组”虽然不足以直接影响英国的重大决策和政策，但他们所泄露的情报足以让苏联了解英国政府的政策趋势及白厅的氛围，这为斯大林以及其他苏联领导人提供了一个了解英国最高决策层动向的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