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深受器重的菲尔比结束了他在伊斯坦布尔的工作后，又被派往了美国。他名义上是英国大使馆的一等秘书，实际上是军情六处驻华盛顿的首席代表，负责与美国同行的情报交流工作。而与他对接的“美国同行”是中情局当时负责盟国合作事宜的詹姆斯·安格尔顿。实际上，这两人早在1944年就认识了。当时年轻的安格尔顿在英国接受业务培训，而菲尔比正是他的老师。在华盛顿期间，菲尔比与安格尔顿之间的合作极为密切，几乎每周都会见面，互通信息[爱泼斯坦．骗中骗：克格勃与中情局的无声战争［M］．杨哲，译．北京：金城出版社，2014：27.]。1949—1951年，菲尔比跟安格尔顿一起开过的正式会议多达36次，此外，他们每周还会在华盛顿的一家名叫哈维的餐厅共进午餐。

对于双方当时的关系，菲尔比曾如此评价：

我敢肯定，我们之间的密切联系出自双方真诚的友谊。但是，我们彼此都有各自的算盘。安格尔顿希望将中情局与军情六处的交流中心放在中情局驻伦敦的办公室（其规模是我在华盛顿办公室的十倍）。如此一来，安格尔顿就可以对军情六处施加最大的压力并减少军情六处与中情局的直接接触……对我而言，我更满意能跟他绑定在一起。我们之间的信任度越高，他就越不会起疑。在这场复杂的游戏中，谁是获益最多者并不好说。不过，我有一个巨大的优势：我清楚他在为中情局做什么，他也知道我在为军情六处做什么，但是他对我真正的意图一无所知。[PHILBY K.My Silent War: The Autobiography of a Spy [M].New York: Random House Publishing Group, 2002: 151.]

在华盛顿的第一年里，菲尔比的日子过得如鱼得水，除了安格尔顿，他还与时任中情局局长瓦尔特·B.史密斯（Walter B. Smith）、副局长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等高层十分熟络。菲尔比时常选择在傍晚去中情局高官的办公室串门聊天，因为他知道对方多半会提议去餐厅或酒吧再多聊聊。而他的美国同行之所以都愿意跟他畅聊，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都看中了菲尔比的仕途前景。英国方面一直有传闻称：军情六处的孟席斯局长正在考虑将菲尔比列为自己可能的接班人选。

1950年，“剑桥五人组”的另一位成员盖伊·伯吉斯也被派到英国驻美国大使馆，出任一等秘书。其间，伯吉斯经常出入菲尔比在华盛顿的家，有时甚至干脆住在菲尔比家。远离伦敦后，伯吉斯不靠谱的毛病在大洋彼岸似有愈演愈烈的趋势，经常酗酒惹出各种麻烦，以至菲尔比忙于为之善后。与此同时，一桩真正意义上的大麻烦马上就会威胁到“剑桥五人组”的安危。

1950年年底至1951年年初，美国国家安全局通过其主导的维诺那计划，发现在苏联驻纽约总领事馆的情报官员与莫斯科的通信电文中，曾提及有一名代号“霍默”的苏联卧底，自1944年起就在英国大使馆工作。维诺那计划是二战及冷战初期，美国军方及国家安全局负责的对苏联通信信息的拦截及破译计划。当时，该计划及其相关成果均属于高度机密，创建之初甚至连美国总统罗斯福都对其一无所知，联邦调查局、中情局的高官对其也仅仅略知一二。1951年4月，维诺那计划的破译小组再次取得重大突破，通过破译的电文基本确定“霍默”就是二战期间在英国驻美大使馆担任一等秘书的唐纳德·麦克莱恩。在此之前，维诺那计划的上一个贡献是确认了克劳斯·富克斯是苏联的核间谍。

作为英美之间的情报联络人，菲尔比在4月底就得知了这则消息。在经历过古琴科事件与沃尔科夫事件后，菲尔比似乎已经练就处变不惊的本事。何况现在还没有任何证据或线索能将麦克莱恩与他联系到一起，而他们两人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面了。此时，他最担心的人是伯吉斯。伯吉斯与麦克莱恩是英国外交部的同事，他们之间的私人关系也更为亲密。万一伯吉斯有什么异动，那么就有可能成为牵扯出整张剑桥间谍网的关键突破口。

与此同时，从美国人那儿获知此事后，军情五处也并没有决定立即逮捕麦克莱恩。一来是因为维诺那计划提供的材料过于机密，无法作为法庭证据使用；二来则是希望放长线钓大鱼，通过对麦克莱恩的监视，发现更多证据以及其背后的间谍网。菲尔比则在第一时间向苏联方面转告了军情五处的意图和计划，要求尽快将麦克莱恩转移，否则潜伏在英国的整个苏联间谍网都有被破坏的可能。1951年5月7日，伯吉斯紧急返回伦敦。临行前，菲尔比一再告诫他：千万不要跟麦克莱恩一起逃走，因为这会直接导致菲尔比及其他人也被怀疑[MACINTYRE B.A Spy Among Friends: Kim Philby and the Great Betrayal [M].New York: Crown, 2015: 149.]。返英后，伯吉斯立即与安东尼·布伦特取得联系，后者将相关情报通报给了当时苏联方面的联络人尤里·莫丁。

在向上级请示转移计划后，莫丁被告知麦克莱恩将在5月28日被正式逮捕。这个消息让莫丁、伯吉斯以及麦克莱恩大为震惊，他们原以为军情五处的抓捕行动可能还要再等上一段时间。至于莫斯科方面是如何得知这则重要情报的，始终是一个谜。首先，当时远在华盛顿的金·菲尔比不太可能探知到军情五处具体的行动安排，而“剑桥五人组”的其他人也都处于不敢轻举妄动的状态。由此可见，苏联方面在英国国内的情报网远不止“剑桥五人组”，当时仍有其他潜伏在机要部门的间谍在高效工作。多年后，彼得·赖特在《抓间谍的人》中就怀疑是那个代号“埃利”的超级“鼹鼠”向莫斯科透露了逮捕计划，换言之，也就是罗杰·霍利斯本人。在彼得·赖特看来，在古琴科事件后菲尔比出手救过霍利斯一次，这次轮到霍利斯投桃报李了。17

在紧急安排麦克莱恩撤离的过程中，尤里·莫丁在对待伯吉斯的问题上采取了与菲尔比意见相左的立场——坚持伯吉斯应该与麦克莱恩一起被转移。他认为：“对我们来说，伯吉斯也已经失去了大部分可利用的价值……即使他能保住工作，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样向我们提供情报了。他已经完了。”18 5月25日，麦克莱恩与伯吉斯用假名租了车，买了车船票，从伦敦出发，辗转巴黎，抵达瑞士伯尔尼。接着，他们从苏联大使馆拿到了为他们准备好的假护照，去了苏黎世，并从那儿用假护照搭上了一架飞往斯德哥尔摩的航班，之后在布拉格中转停留时下了飞机。随即他们就被接走，并被安全送往莫斯科。

讽刺的是，也正是在伯吉斯、麦克莱恩事件后，军情五处才开始系统性地在牛津、剑桥内部安插人员，对大学内部的可疑人员进行监视和甄别。1952年，军情五处派了一位名叫大卫·康韦尔（David Cornwell）的年轻人去牛津大学肯特学院进修，负责监视左派学生团体，探察其中是否潜伏有苏联间谍。这位大卫·康韦尔的笔名便是约翰·勒卡雷，当时他刚开始构思自己的第一部小说《召唤死者》。在2017年的一次访谈中，86岁的勒卡雷曾谈及自己的这段牛津岁月：“当时我太嫩，被苏联大使馆的人耍得团团转。我现在对当年对那些学生撒的谎，感到很后悔……当间谍，确实需要你压抑自己的人性。”

伯吉斯和麦克莱恩叛逃去苏联后不久就获得了苏联公民身份。1956年2月，苏联政府为他们二人举办了一场记者发布会。会上，他们否认自己是间谍，来苏联是为了促进“西方与苏联的和解”。之后几年间，他们在苏联接待了不少英国访客，有亲属、记者，甚至还有工党的政客。由于长期酗酒，伯吉斯的身体状况在20世纪60年代迅速恶化，并于1963年病逝，当时金·菲尔比刚叛逃至莫斯科不久。而麦克莱恩则成为苏联国内研究西方经济政策和英国问题的专家。此外，晚年的麦克莱恩对苏联僵化的体制曾表达过不满和失望。伯吉斯与麦克莱恩去世后，骨灰均被送回英国重新安葬。

麦克莱恩与伯吉斯一同叛逃的消息被公开后，金·菲尔比果然成为最大的同盟嫌疑人，而对他最不利的证据便是与伯吉斯的私人关系。美国中情局及联邦调查局的反间谍部门都开始密集检视与菲尔比有关的资料和证据，且几乎都认定菲尔比就是苏联人的间谍。与之相对，安格尔顿起初仍选择相信他与菲尔比的友谊，坚信他的英国朋友最终会洗清嫌疑，甚至警告自己的上司——中情局局长贝尔特·史密斯：如果中情局对一名军情六处的高级官员提出缺乏根据的指控，这将严重损害美英关系。而菲尔比的英国同事中，也不乏这类对他无比信任的人。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军情六处驻伯尔尼时任负责人尼古拉斯·埃利奥特（Nicholas Elliott）。他与菲尔比同年加入军情六处，家庭出身类似，都来自英国上流社会。在共事的十余年间，他们一起聚餐，一起看板球，一起旅行，一起工作。埃利奥特根本无法想象，一个像自己这样背景的英国精英阶层的绅士会甘于充当苏联人的间谍。如果菲尔比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只能是他交友不慎，那只不过是一个不幸的错误，而绝不是叛国这样的罪行。

埃利奥特来自一个典型的英国上流阶层家族，其父亲曾担任伊顿公学校长近十年。他毕业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二战期间加入军情六处。战后，历任军情六处驻伯尔尼、维也纳、贝鲁特等情报站站长。1963年后，由于菲尔比叛逃等事件的影响，埃利奥特提前从军情六处退休，曾在知名的隆罗集团担任执行董事。

1951年6月，菲尔比被召回伦敦，接受军情五处时任反间谍部门负责人迪克·怀特（Dick White）与阿瑟·马丁的侦讯。菲尔比的辩解策略倒是与他朋友们的说法如出一辙，即一再表示自己无法想象伯吉斯这样爱出风头、生活不检点的纨绔子弟会当苏联人的间谍；至于麦克莱恩，他则坚决否认与之有任何联系。尽管这些辩解在迪克·怀特眼里并没有什么说服力，但他也只是写信给军情六处的孟席斯局长建议军情六处采取措施。换言之，将处置菲尔比的权力交还给了孟席斯。

另一方面，除了安格尔顿，美国人几乎咬定菲尔比就是苏联人的卧底。中情局局长史密斯为此专门致信孟席斯，明确表示他认为菲尔比就是苏联间谍，绝对不允许他重回华盛顿，敦促英国方面尽早“清理门户，无论会伤害到谁”，甚至不顾安格尔顿的建议，直接威胁：“要么开除菲尔比，要么我们就终止情报合作。”19美国方面的强烈反应，导致英国首相丘吉尔亲自过问此事。军情五处、军情六处不得不重启调查并对菲尔比进行了长时间的审讯。面对严厉的指责和审讯，菲尔比显得非常冷静，对一切指控都予以否认，但也不会进行激烈的抗辩。

https://en.wikipedia.org/wiki/Dick_White#/media/File:Dick_Goldsmith_White_-_1928.jpg

与大部分同僚的经历不同，迪克·怀特早年在美国加州大学就读。1935 年返回英国后被军情五处招募，主要负责针对纳粹德国的反间谍工作。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他先后负责调查克劳斯·富克斯、金·菲尔比等要案。1953年他被任命为军情五处局长，1956年，转8年退休后，他成为首任内阁情报协调官。

他之所以能如此淡定，主要有两方面原因。首先，军情五处方面没有掌握直接的证据，只是通过麦克莱恩、伯吉斯的叛逃，以及沃尔科夫事件前后莫斯科与伦敦、伊斯坦布尔之间通信量剧增等间接线索来对他进行指控。在英国情报界高层看来，最好还是通过敲山震虎的方式来逼迫菲尔比自行坦白认罪。其次，对菲尔比的调查审讯依旧是非常体面的。在外人看来，这场景与其说是审讯，还不如说是改革俱乐部里会员们的聊天。菲尔比根本不必担心遭受皮肉之苦，甚至连粗暴的呵斥都不会有，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

更重要的是，因为我出身于英国的统治阶层，所以我认识很多有影响力的大人物。我知道他们绝不会对我来硬的。他们从没打算殴打我或者把我踢来踢去，因为一旦之后他们被证明是搞错了，那么我肯定会让他们陷入天大的丑闻。20

尽管孟席斯在经过两轮调查后，仍然拒绝相信菲尔比是苏联的间谍，但他明白此时不得不让菲尔比离开军情六处。为此，孟席斯同意给菲尔比支付一笔超过3万英镑的退职金。而埃利奥特同样坚信：菲尔比遭到不公平的对待，沦为了阴谋论的受害者。在被迫离开军情六处后，金·菲尔比曾在一位朋友的进出口贸易公司谋得一份差事。虽然薪水和社会地位大不如前，但至少免于牢狱之灾，甚至压根就没有被正式起诉。事实上，站在当时英国情报圈的角度，把菲尔比踢出军情六处并不是因为他被证明是苏联间谍，而只是因为他的档案中存在疑点，以及他与伯吉斯的亲密关系，才不得不避嫌，至少需要借此来安抚美国人。因此，他在军情六处、军情五处的朋友们始终认为“菲尔比是一场阴谋论的牺牲品”。

1955年10月7日，军情五处正式通知菲尔比：对他的调查已正式结束，一致认定其无罪。这个决定在让菲尔比长舒一口气的同时，惹恼了大洋彼岸的美国人。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甚至主动向媒体透露消息，称“菲尔比肯定是苏联间谍”，借此对英国政府施压。在胡佛看来，英国人的固执近乎不可理喻，居然视如此多的线索、证据如无物。10月底，时任外交大臣、之后出任首相的哈罗德·麦克米伦为此发表正式声明：“并没有理由可以断定菲尔比先生在任何时候曾背叛过他祖国的利益，也没有理由将他与所谓的第三人（如果真有第三人的话）联系起来。”21

11月8日，得到英国政府官方无罪认证的菲尔比在自己的家里召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新闻发布会。面对来自欧美各大媒体的记者，菲尔比魅力四射、侃侃而谈，将自己打扮成了又一个麦卡锡主义的受害者，只是因为恰好认识一些左翼或共产党朋友就受到无端指责乃至政治迫害，而指控他是苏联间谍的唯一证据仅仅是他曾让伯吉斯在自己家借宿。事后，菲尔比的苏联联络人尤里·莫丁在收看了这场发布会的电视新闻后，赞叹其演技令人叹为观止。 

事后复盘时，菲尔比认为自己之所以能够“逍遥法外”，首先应归功于英国严格的阶级制度及其传统。菲尔比这样的人物之所以能够存在，同样也是因为军情六处独特的组织文化以及普遍存在的办公室政治。英国统治阶层无法接受这个圈子里的自己人竟然是叛徒。此外，如果他被证明是间谍，那么军情六处中会有许多人必须为此负责。实际上，无论是军情五处，还是军情六处，又或是外交部，在这些机构创立之初就不难发现其组织文化的排他性、偏见以及特权意识。无论是菲尔比、伯吉斯还是麦克莱恩，之所以能在各自的岗位上连续多年扮演双重间谍的角色，正是因为他们因自己的阶级出身、血统而被视为“我们的人”，压根就不会被怀疑。正如勒卡雷在《锅匠，裁缝，士兵，间谍》一书中所描绘的那样：“鼹鼠”是谁其实并不重要，甚至已经成为圆场高层圈子里不能说的秘密；小说的主人公史迈利面对的最大挑战并不来自莫斯科，而恰恰来自圆场内部。 

1956年，非常同情菲尔比遭遇的老同事埃利奥特主动找到了他，提出希望其能再次为军情六处工作。不过，鉴于之前的事件，以及顾及美国方面的考虑，菲尔比将无法以正式情报官员的身份重返军情六处，而是作为编外特工前往中东出外勤。他将以《观察家报》和《经济学人》记者的身份常驻贝鲁特，每年可以从军情六处的贝鲁特情报站领取3000英镑的津贴。此外，托这位老同事的安排，金·菲尔比还能在贝鲁特与多年未见的父亲、当时定居在利雅得为沙特阿拉伯王室效力的哈利·菲尔比重聚。22

资料来源：John le Carré at the “Zeit Forum Kultur” in Hamburg on November 10th 2008,https://en.wikipedia.org/wiki/John_le_Carré#/media/File:John_le_Carre.jpg

约翰·勒卡雷生于英国多塞特郡的普尔。在成为职业小说家前，曾先后在军情五处、军情六处工作过，也曾以外交官的身份，在波恩和汉堡负责搜集民主德国方面的情报。1963年金·菲尔比叛逃苏联，导致包括勒卡雷在内的大量英国特工的真实身份被曝光，不得不撤回英国。一年后，勒卡雷从军情六处辞职，转而成为专职作家。之后数十年间，约翰·勒卡雷的间谍小说风靡全球，《柏林谍影》《锅匠，裁缝，士兵，间谍》等代表作多次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并大获成功。1987年，勒卡雷受苏联作协邀请首次访问苏联。在这次访问期间，金·菲尔比曾希望与勒卡雷见面，但遭到拒绝。相较于詹姆斯·邦德之类的故事里天马行空的浪漫想象，勒卡雷笔下的间谍世界则是阴暗、冷酷和压抑的。在他的小说中，铁幕两侧的各色人等并没有所谓正邪对错之分，肮脏、牺牲与理想主义可能出现在双方阵营的任何一个人身上，同时也都各自承载着悲剧的命运。他的文字在相当程度上形塑了当代人对冷战历史、对间谍世界的认知与印象。

在军情六处工作期间，约翰·勒卡雷对埃利奥特印象很深：

尼古拉斯·埃利奥特是我见过的最迷人、最机智、最优雅、最彬彬有礼、最令人忍俊不禁的间谍……他是一个老派的成功人士。我从未见过像他身上那样剪裁得体的深色三件套西装。有着完美的伊顿风度……23

对这样一位老派的成功人士来说，照顾好“我们的人”自然也是完美的伊顿风度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