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是个疯子。我从未在母亲那里感受过一星半点儿属于母亲特有的关爱。母亲用头梳子盘头，她总是在位于芝的娘家一边独坐着，一边用长烟管吧嗒吧嗒地抽着烟。她的脸庞不大，身体也比较娇小，而且不知为何，那张脸看起来总是灰突突的，一点儿生气也没有。记得有一次我读《西厢记》，看到那句“土气息，泥滋味”时，脑海里突然就浮现出母亲的脸——那瘦削的侧影。

这种情形下，我怎么可能得到母亲的照顾呢？记忆中有那么一回，我跟着养母一起去二楼专门向她请安。没想到，她却突然用手中的长烟管敲我的头。不过大体上来说，母亲还算是个温和的疯子。如果我和姐姐非缠着她，要她给我们画画，她也会在四开的毛边纸上画给我们。那画上，通常不仅仅是墨色，她还会用姐姐的水彩笔给那些嬉戏的女子衣衫上涂上好看的颜色，或是给草木的花涂上颜色。只是，那些画中的人物清一色的狐狸脸。

母亲是在我十一岁那年秋天死的。据说是死于体弱而不是疾病。有关她死去前后的一些事，我的记忆竟还清晰保存着。

好像是因为收到她病危的电报，我和养母当即在那个无风的深夜找了一辆人力车，从本所赶到了芝。迄今为止我都没怎么用过围巾，可是那天夜里，我却围了一条印满南画山水风格的薄丝巾。而且，那条丝巾上的“马兰”香水的味道至今还记忆犹新。

母亲躺在二楼正下方八畳[dié，日本用于计算榻榻米的量词，一畳相当于1.62平方米。——译者注]大小的厅堂里。我与年长四岁的姐姐守在母亲枕边，两人放声大哭不止。尤其每当有人在我身后说“临终、临终……”的时候，我内心更是悲伤不已。然而早已闭眼与死人无异的母亲却突然睁眼说了些什么。于是沉浸在悲痛之中的我们也忍不住偷偷笑出声来。

第二天晚上，我依然守在母亲枕边，几近天亮。但不知为何，我并没有像头一天晚上那样痛哭到难以自持。姐姐一刻也不停歇的哭泣声，让我觉得有些羞愧，于是也只好拼命装哭。同时我又觉得，既然我哭不出来，母亲就肯定不会死。

第三天晚上，母亲悄无声息地死了，几乎没怎么受苦。她临死前好像也短暂清醒过，看着我们的脸扑簌簌泪流不止。但还是像平常一样，什么也没有说。

母亲入殓以后，我常常情不自禁地掉起眼泪来。这时，一个被人称为“王子的婶婆”的远房老太太就会说：“真令人感动啊！”然而我却觉得，她倒真是会为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动感情。

出殡那天，姐姐捧着母亲的牌位，我抱着香炉跟在后面，两人一同上了人力车。我在车上时不时地打着盹儿，几次蓦地睁眼时差点失手把香炉给摔了。可是谷中总也不到。长长的送葬队伍在秋日晴朗的天空下，缓缓地在东京的街道上行进着。

母亲的忌日是十一月二十八日。戒名是归命院妙乘日进大姐。可是父亲的忌日和戒名，我却总也记不住。那或许是因为对于十一岁的我来说，把记住忌日和戒名当作一种骄傲的缘故吧。

我有一个姐姐。她虽然体弱多病，但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我想写进这篇《点鬼簿》的，当然不是这个姐姐，而是那个恰好我出生前突然夭折的姐姐。据说在我们三姐弟当中，就数那个姐姐最聪明。

也许因为是长女，那个姐姐被取名为初子。我家的佛坛上，那张署名“阿初”的照片至今还嵌在小小的镜框里。阿初看起来一点也不弱不禁风，她那带着小酒窝的脸颊就像熟透的杏子一样，圆圆的……

阿初自然是最受父母亲宠爱的孩子。为了让她接受良好的教育，父母亲还专门把她从芝的新钱座送到筑地的圣玛兹幼儿园。但是，周六、日两天是肯定要回母亲的家——本所的芥川家住的。阿初每次外出，几乎都要穿即使在明治二十年代也依然很时髦的洋装。记得我上小学时，还用阿初做和服剩下的碎布给塑胶娃娃做过衣服。那些碎布，就跟商量好了似的，全都是些印满小碎花和乐器图案的舶来品布料。

初春的一个周日下午，阿初一边在庭院里走来走去，一边与坐在内室的姨母聊天（在我的想象中，姐姐当时穿的肯定还是洋装）：

“姨母，这是什么树？”

“哪棵树？”

“就是长有花苞的这棵啊。”

母亲娘家的庭院里种了一棵矮矮的木瓜树，枝条直垂到下面的一口老井里去。我想，编着长辫子的阿初一定是睁大了眼睛瞧着那棵枝条嶙峋的木瓜树的。

“这树和你的名字一样啊。”

遗憾的是，阿初根本没听出来这是姨母故意说的俏皮话。

“哦，原来叫笨蛋树啊。”

时至今日，姨母每每提起阿初，就会重复这段对话。其实，关于阿初的事，除此之外，并无其他可说的。因为时隔不久，阿初就被收殓到棺材里了。我对刻在牌位上的“阿初”的戒名记得并不十分清楚，但是却意外地记清了她的忌日是四月五日。

不知何故，我对这个姐姐——这个从来未曾见过的姐姐就是有一种亲近感。如果阿初现在还活着，差不多也有四十多岁了吧？年过四十的阿初，说不定与在芝的娘家二楼茫然抽着烟的母亲有着相似的面容。我时常梦幻般地感觉到，一个不知道是母亲或是姐姐的四十岁左右的女人，好像一直在某个地方守望着我的一生。这是因为深受咖啡和香烟所累，以致我的神经出现幻觉的缘故？还是在某种机缘下，有可能在现实世界中显形的超自然作用呢？

因为母亲的疯病，我一出生便被送到了养父母家（养父是母亲的哥哥，即我的舅舅），因此我对自己的亲生父亲并没有太多感情。父亲开一间乳品店，好像经营得还不错。父亲经常会给我买一些时兴的水果和饮料。除了香蕉、冰激凌、菠萝、朗姆酒之外，或许还有其他的玩意儿。记忆里最深刻的，就是当时在新宿牧场外的橡树荫下喝朗姆酒。朗姆酒是一种酒精含量很低，呈橙黄色的饮料。

父亲之所以给当时年幼的我买这些昂贵的东西，是想把我从养父母那里要回来。记得有一天的晚上，就在大森的鱼荣店里，父亲一边给我吃冰激凌，一边毫不掩饰地劝我逃回自己家。父亲说这些话时，真是巧舌如簧。遗憾的是，无论他怎么游说我，我都不为所动。因为，我特别爱我的养父母——尤其是养母。

父亲是个急脾气的人，经常跟人吵起来。我上初三那年，有一次和父亲一起玩相扑，我用拿手的右外摔潇洒地将父亲摔倒在地。父亲一爬起来，就叫着“再来一次”向我扑来。我再次轻松地将他摔倒。父亲第三次说“再来一次”时，脸色都变了，一如既往地向我扑过来。一直在旁边观战的我的小姨——即我母亲的妹妹，当时她已经是父亲的第二任妻子，看我们斗得如火如荼，就朝我使了两三回眼色。所以，我和父亲扭打了一阵子后，故意仰面朝天倒了下去。看当时那情形，如果我不败给他的话，父亲是一定不会放过我的。

二十八岁那年，当时还在当教师的我有一天突然接到“父亲住院”的电报，仓皇从镰仓赶到东京。父亲是因为患上流行性感冒被送进东京医院的。我、养母，还有小姨三个人衣不解带地在病房的角落里陪侍了差不多三天。在这期间，我渐渐觉得有些无聊。非常凑巧的是，一位与我颇有交情的冰岛记者打电话来问我要不要在筑地见面吃个饭。于是，我便以那位记者最近要去美国为由，抛下垂死的父亲，出门赴筑地的约会去了。

或许因为有四五个艺伎陪侍在一旁，我们这顿日式料理吃得很愉快。用完餐已经是晚上十点钟，我向那位记者告辞，独自一人走下狭窄的楼梯。就在这时，突然听到身后有人喊了一声：“芥川先生！”我在楼梯中间停下脚步，回头往楼上望去。适才一起吃饭的艺伎正站在楼梯口，低着头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我默默地看了她一眼，并没有回话，转身下了楼梯，上了一辆玄关外的出租车。出租车立即出发了。然而，我满脑子都是刚才那位梳着西式发辫面容水润柔嫩的女孩子的脸——尤其是那双眼睛，而不是在担忧父亲。

回到医院时，父亲已经等得不耐烦。他让其他人都退到两折的屏风后面，然后紧握着我的手，一边抚摸着，一边说起我不知道的往事——当年与我母亲结婚时的情形。虽然不过是一些和我母亲一起购置衣柜、吃寿司之类的琐碎小事，但我听他说起的当下还是情不自禁地湿了眼眶。父亲日益瘦削的脸上也流下了泪水。

第二天早上，父亲没有遭受太多痛苦地死去了。临死前，脑子也陷入了混乱，嘴里一直含糊不清地说着：“那艘竖着旗的军舰来了，大家快高呼万岁！万岁！”有关父亲葬礼的情形，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只记得父亲的尸骸从医院运回家里时，一轮很大的春日的月亮照在父亲的灵柩上。

今年三月中旬，怀里还揣着小暖炉的我和妻子一起去了许久没去的墓地。尽管许久没去——坟墓还是那个小小的坟墓，就连那株把枝条伸到墓上的赤松也没有什么变化。《点鬼簿》里所写的三个人全都埋骨于这谷中墓地的一隅——并且在同一座石塔之下。我想起母亲的灵柩被静静放入墓穴时的情形。想必阿初下葬时也是一样的吧。只有我父亲——我记得父亲细碎的骨灰里，还散落着他的金牙……

我一点儿也不喜欢扫墓。如果可以遗忘，我倒愿意忘掉我的父母和姐姐。然而，或是我那天的身体格外地虚弱，我眺望着早春午后的阳光里发黑的石塔，不禁思忖道：他们三人之中，到底谁比较幸福呢？

蜉蝣啊，也欲离冢宿外间

我从未像此刻这般，感受到丈草的心境直逼而至。

---大正十五年（1926）九月